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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房间里,靠窗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摞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书,一沓报纸和几本写得满满的笔记。还有一张从房东那里借来的床,两把椅子;有一扇门通达雅的房间,门上挂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上面插着许多红色和黑色的小旗。保尔取得了当地党委的同意,可以利用党委资料室的书刊,党委还指定本城最大的港口图书馆主任当他的读书指导。

不久他就陆续借来了大批书籍。廖莉娅看着他,觉得很惊奇,他从清早到晚上一直埋头读书,做笔记,只在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会儿。每天晚上,他们三个人都在廖莉娅房间里谈天,保尔把读到的东西讲给姐妹俩听。

老头子后半夜到院子里,总是看到那个不受欢迎的房客的窗户里透出一线灯光。老头子踮起脚,悄悄走到窗前,从窗板缝里看到了伏在桌子上读书的保尔的头。

“别人都睡了,可这位呢,点着灯整宿不睡。大模大样,像是他当家一样。两个丫头也敢跟我顶嘴了。”老头子闷闷不乐地想着,走开了。

八年来,保尔第一次不担任任何工作,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他像一个刚刚入门的学生,如饥似渴地读着书,每天读十八个小时。长此以往,他的健康会受到多大的危害,就难说了。幸好有一天,达雅像是随便告诉他:“我把柜子搬开了,通你房间的门已经可以打开。你有什么事要找我谈,可以走这个门,不用再穿过廖莉娅的房间了。”

保尔的脸上露出了光彩。达雅高兴地浅浅一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从此,老头子半夜里再也看不到厢房的窗户透出灯光,母亲开始发现达雅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欢乐。她的两只眼睛被内心的火烧得亮晶晶的,眼睛下面隐约现出两块暗影——这是不眠之夜的结果。这座不大的住宅里,经常可以听到吉他的琴声和达雅的歌声了。

这个获得了欢乐的女人也常常感到苦恼,她觉得自己的爱情好像是偷来的。有一点响动,她就要哆嗦一下,总觉得是母亲的脚步声。她老是担心,万一有人问她为什么每天晚上要把房门扣上,她该怎么回答呢。保尔看出了她的心情,温柔地安慰她说:“你怕什么呢?仔细分析起来,你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放心睡吧。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咱们的生活。”

达雅脸贴着爱人的胸脯,搂着他,安心地睡着了。保尔久久地听着她的呼吸,一动也不动,生怕惊醒她的甜梦。他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少女,充满了深切的柔情。

达雅的眼睛近来总是那样明亮,第一个知道这个原因的,是廖莉娅,从此,姐妹俩就疏远了。不久,母亲也知道了,确切些说,是猜到了。她警觉起来,没有想到保尔会这样。有一次,她对廖莉娅说:“达尤莎配不上他。这么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她忧心忡忡,却又没有勇气同保尔谈谈。

青年们开始来找保尔。小房间有时挤得满满的。蜂群一样的嗡嗡声不时传到老头子耳朵里。他们常常齐声歌唱:

我们的大海一片荒凉,

日日夜夜不停地喧嚷……

有时候唱保尔喜爱的歌: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小组在集会,保尔写信要求担负一点宣传工作,党委就把这个小组交给了他。保尔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保尔双手重新把住了舵轮,生活的巨轮几经周折,又朝着新的目的地驶去。他的目标是通过学习,通过文学,重返战斗行列。

但是,生活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每次遇到波折,他都不安地想:这回对他达到目的地,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

突然,那个考大学不走运的乔治带着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革命前当过律师的岳父家里,不断回来刮他母亲的钱。

乔治一回来,家庭关系更加恶化了。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并且同那个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串通一气,施展阴谋诡计,一心要把保尔从家里轰出去,把达雅夺回来。

乔治回来以后两个星期,廖莉娅在邻区找到了工作,带着母亲和儿子搬走了。保尔和达雅也搬到很远的一个滨海小城去了。

半年过去了。国家开始进行伟大的工程。社会主义已经到了现实生活的门槛前面,正由理想变成人类智慧和双手创造的庞然巨物。这座空前宏伟壮观的大厦正在奠定它的钢筋混凝土的地基。

“钢、铁、煤”这三个有魔力的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进行伟大建设的国家的报纸上。

“要么我们跑完这段距离,赶上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最短的时间,也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工业,使我们在技术方面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要么我们就被踩死,因为没有钢、铁、煤,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保住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也是办不到的。”党通过领袖之口这样告诉全国人民,于是全国出现了为钢铁而战的空前热潮,人们迸发出来的巨大激情世所未见。“速度”这个词也发出了热烈的行动号召。

在久远的古代,为抵抗贵族波兰以及当时还强盛的土耳其的入侵,哥萨克分队曾驰骋在扎波罗什营地上,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如今在昔日的营地上,在霍尔季扎岛近旁,另有一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是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他们决定拦腰截断古老的第聂伯河,驾驭它那狂暴的原始力量,去开动钢铁的涡轮机,让这条古老的河流像生活本身一样为社会主义工作。人向自然界发动了进攻,在汹涌的第聂伯河的急流处,给它桀骜不驯的力量戴上钢筋水泥的枷锁。

在三万名向第聂伯河开战的大军中,在这支大军的指挥员中,有过去的基辅码头工人、现今的建筑工段段长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大军从两岸向河流夹击,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两岸之间就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这是工人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潘克拉托夫那硕大的身躯轻快地在跳板上、小桥上跑来跑去,一会儿在搅拌机旁跟弟兄们说两句俏皮话,一会儿消失在土壕沟里,一会儿又突然在卸水泥和钢梁的站台上露面。

一大清早,他那佝偻的身子出现在“吃紧的”工区,直到深夜他才把终于疲乏了的巨大躯体放倒在行军床上。

有一次,他面对晨雾笼罩的河面,面对河岸上一望无际的建筑材料,看得出了神,不禁回想起森林中小小的博亚尔卡。当时似乎是一个大工程,同目前的情景相比,不过是一件儿童玩具罢了。

“瞧咱们这气派,发展得多快,伊格纳特好兄弟。第聂伯河这匹烈马让咱们给套住了。老爷子们再也不用在这急流险滩上折腾吃苦头啦。给你一百万度电,没说的!这才是咱们真正生活的开端,伊格纳特。”一股热流从他胸中涌起,仿佛他贪婪地喝下了一杯烈酒似的。“博亚尔卡那些弟兄们在哪儿呢?把保尔,还有扎尔基两口子都叫来多好,咳!那我们就把左岸的人给盖啦。”想到博亚尔卡,他又不由得想起了朋友们。

那些跟他一起在隆冬季节大战博亚尔卡的人,还有那些共同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从热火朝天的新建筑工地到辽阔无边的祖国的偏僻角落,都在重建新生活。过去,他们那批早期共青团员,大约有一万五千人。有时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真是亲如手足。现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共青团已成为巨人。原先只有一个团员的地方,如今能拉出整整一个营。

“冲我们来吧,小鬼头们。前不久还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呢。我们已经在前线干开了,他们还要妈妈用衣襟替他们擦鼻涕。一转眼的工夫,都蹿起来了,在工地上还拼命想把你撵到乌龟壳里去。对不起,这一招可不行。咱们还得走着瞧。”

潘克拉托夫饱吸了一口河边清新的空气,深深感受到一种满足。二十岁的共青团员安德留沙·小托卡列夫在左岸第七工段当支部书记,今天晚上潘克拉托夫要把那个工段“挂到自己拖轮的钩子上”,到那时他肯定也会有这种满足感的。

至于刚才他回忆起的那位朋友和战友保夫鲁沙·柯察金,他现在被抛弃在偏僻遥远的滨海小城,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着顽强艰苦的斗争,既有失败的悲哀,也有胜利的欢乐。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弟弟的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灰色信封和那有棱有角的熟悉的字体,他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现在,他一面撕开信封,一面深情地想:“唉,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们要是住在一起该多好。

你经常给我出出主意,对我一定很有用,弟弟!”

保尔信上说:

阿尔焦姆:

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的。你了解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话。我在争取恢复健康的战场上,继续遭到生活的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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