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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用来给枕木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受铁轨同样的压力。

这里懂得铺路技术的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这位老同志虽然五十四岁了,却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黑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干第四班了。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饥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党组织每次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出席,请他坐在荣誉席上。为此,他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有人照看,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和蔼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劳动的人群跟前时,累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两个大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脸也没有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人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就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向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讲讲,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整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这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做声的码头工人。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们缴他的枪,是跟他商量好的,他自己要我们这么干的。这小伙子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把情况如实跟他一摆,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把门窗卸走。捷尔任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儿的站长跟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要是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一定会上告,我就要到革命法庭受审。最好你们先下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运走。站长不上告,就算没事了。’于是我们照他说的办了。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拉!”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又补充说:“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处分我们吧!您可千万别难为那个小伙子。”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后再这样干可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完全有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事吧。”于是朱赫来把匪徒袭击的详情询问了一遍。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筑路的人们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劈开挡在面前的小山包,修出一条路来。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他们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筑路队的全部武器都在这里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本子上记着数字。工地上只剩下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他的助手瓦库连科怕被土匪打死,宁可受法办,也不在这里干,一清早开小差溜回城里去了。

“挖开这个山包,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地都冻了。”帕托什金低声对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动作迟缓、总皱着眉头、不大爱讲话的人。他一听这话,生气地用嘴咬着胡子梢,回答说:“全部工程限我们二十五天完成,光挖山包您就计划用十五天,这怎么成!”

“这个期限定得不切合实际。”帕托什金说。“不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条件下筑过路,也没同这样的筑路工人共过事。因此,我也可能估计错,以前就错过两回了。”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发现了他们。

“瞧!谁来了?”铁路工厂的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一个斜眼的小伙子,用露在破绒衣外面的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刚来的人说。保尔连铁锹也没有顾得放下,立刻向坡下跑去。他的两只眼睛在帽檐下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握的时间比谁都长。

“你好啊,保尔!瞧你这身衣服,大的大,小的小,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

“你没看他那五个脚趾头,行动有多一致,全在外面露着。

这还不算,开小差的人还把他的大衣偷走了。亏得奥库涅夫是他们同一个公社的,把自己的破上衣给了他。不过不要紧,保夫鲁沙是个热血青年,他还可以在水泥地板上躺上一个星期,铺不铺干草都行,然后再进棺材。”码头工人怏怏不乐地对阿基姆说。

黑眉毛、鼻子微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起眼睛,反驳说:“我们才不让保夫鲁沙完蛋呢。我们可以推举他到厨房去,给奥达尔卡当后备火头军。他要不是傻瓜,那儿吃的也有,暖和地方也有——靠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可以。”

一阵哄笑淹没了奥库涅夫的话。

这是今天他们发出的第一阵笑声。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转了回来。斜坡上的人还在坚持不懈地挖土。朱赫来望着飞舞的铁锹,望着弯腰紧张劳动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群众大会用不着开了,这儿谁也不需要进一步动员。托卡列夫,你说得对,这些人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看着这些挖土的人,眼神里充满了喜悦、疼爱和庄严的自豪。就在不久以前,在那次革命叛乱的前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扛起钢枪,投入战斗。现在,他们又胸怀一个共同目标,要把钢铁动脉铺到堆放着大量木柴的宝地去,全城的人都在急切地盼望着这些木柴给他们带来温暖和生命。

帕托什金工程师有礼貌地,但又不容置疑地向朱赫来证明:要在这个小山包上开出一条路来,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赫来一面听他计算,一面心里打着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这个小山包咱们另想办法。”

朱赫来在车站的电话机旁待了很长时间。霍利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见朱赫来在屋里粗声粗气地说:“用我的名义马上给军区参谋长挂个电话,请他立刻把普济列夫斯基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一带来。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匪徒肃清。另外,再从部队派一列装甲车和几名爆破手来。其他事情我自己安排。我夜里回去。让利特克在十二点以前把车开到车站来。”

在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讲过几句话以后,朱赫来接着讲起来。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着,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大家,原定的计划不能变,第一期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完工。

“从现在起,筑路队要按战时状态组织起来。所有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中队长由杜巴瓦同志担任。六个筑路小队都接受固定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队承担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结束。提前完成任务的小队可以回城休息。另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最优秀的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队的队长都派定了:第一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筑路工程队队长、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结束发言时说。“仍然是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这是非他莫属的。”

仿佛一群鸟突然振翅起飞一样,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阵掌声。一张张刚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朱赫来一向很严肃,他最后这句话却说得既亲切又风趣,一直在注意听他讲话的人全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二十几个人簇拥着阿基姆和朱赫来,一直把他们送上轧道车。

朱赫来同保尔道别的时候,望着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对他说:“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冻坏吧?”

“好像是冻坏了,已经肿起来了。”保尔说到这里,想起了很久以前提出过的请求,抓住朱赫来的袖子,央求说:“我跟你要过几发手子弹,现在你能给我吗?我这儿能用的只有三发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但是他看到保尔一脸失望的神情,就毅然决然地解下了自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保尔开头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得到一件盼望了这么久的贵重礼物,可是朱赫来已经把枪带挂在他的肩膀上。

“拿着吧,拿着吧!我知道你早就眼红了。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可不许打自己人。这支枪还有满满三夹子弹,也给你。”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立刻射到保尔身上。不知是谁喊着说:“保尔,咱俩换吧,我给你一双靴子,外带一件短大衣。”

潘克拉托夫在保尔背上推了一下,打趣地说:“鬼东西,换毡靴穿吧。要是再穿你那只套鞋,连圣诞节也活不到!”

这时候,朱赫来一只脚踏着轧道车的踏板,正在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清晨,一列装甲车轰隆轰隆驶过道岔,开进了车站。一团团天鹅绒般的白色蒸汽,像盛开的绣球花一样喷发出来,又立即消失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气里。从装甲车厢里走出来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以后,装甲车送来的三个爆破手在斜坡上深深地埋下了两个深蓝色的大南瓜,接上了长长的导火线。

放了信号枪之后,人们便纷纷离开现在已经变成险地的小山包,四散隐蔽。火柴触到了导火线,磷光闪了一下。

刹那间,几百个人的心都提了起来。一分钟,两分钟,等待是那样难熬——终于……大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力量炸开了小山包,把巨大的土块抛向天空。接着,第二炮又响了,比第一炮还要厉害。可怕的轰鸣响彻密林,山崩地裂的隆隆声在林间回荡。

刚才还是小山包的那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张着大口的深坑,方圆几十米内,在像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撒满了爆破出来的土块。

人们拿着镐和锹一齐向炸开的深坑冲去。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展开了争取首先完成任务的异常激烈的竞赛。

离天亮还很早,保尔谁也没有惊动,就悄悄地起来了。他独自艰难地迈着在水泥地上冻僵了的双脚,到厨房去了。烧开了一桶沏茶水,才回去叫醒他那个小队的队员。

等到其他各队的人醒来,外面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伙伴的桌子跟前,激愤地对他说:“看见了没有,德米特里,天蒙蒙亮,保尔就把他那伙人叫了起来。现在他们大概已经铺了十俄丈了。听大伙说,他们铁路工厂的人,弦都让他给绷得紧紧的,他们决心在二十五号以前铺完自己分担的地段。他这是想给咱们点颜色看哪。但是,对不起,咱们走着瞧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非常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行动,会使这位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如此激动。就连他杜巴瓦也挨了好朋友保尔一闷棍:保尔竟连招呼也不打,就向各队挑战了。

“真是朋友归朋友,有烟各自抽——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快到中午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这是站在步枪垛旁边的哨兵,发现树林里来了一队骑兵,在鸣枪示警。

“拿枪,弟兄们!土匪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下铁锹,朝一棵大树跑去,树上挂着他的毛瑟枪。

全队马上拿起武器,贴着路边直接卧倒在雪地上。走在前面的几个骑兵挥着帽子,其中有个人喊道:“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五十来个骑兵顺着大路跑了过来,他们都戴着缀红星的布琼尼帽。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前来探望筑路人员。

排长的坐骑少一只耳朵,这引起了保尔的注意。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一块白斑,它在骑者身下“跳着舞”,不肯老实站着。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把抓住笼头绳,马吓得直往后退。

“小斑秃,你这个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你!你没让子弹打死啊,我的缺只耳朵的美人。”

他亲切地搂住马的细长脖子,抚摸着它那翕动的鼻子。排长仔细地端详着保尔,一下认出来了,他惊奇地喊道:“啊,这不是保尔吗!……马你认出来了,老朋友谢列达反倒不认识啦。你好,兄弟!”

城里各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筑路工程。这立刻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扎尔基把还在城里的人都派到了博亚尔卡,团区委的人走个精光。整个索络缅卡区只剩下一些女团员了。扎尔基又到铁路专科学校去动员,结果他们又派了一批学生到工地去。

他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只剩下我和女无产者了。我想让拉古京娜替我,门口换上‘妇女部’的牌子,我就上博亚尔卡去。要知道,我一个男子汉在人家女人堆里转悠,实在不像话。姑娘们都怀疑地瞧着我。这帮喜鹊私下里准在嘁嘁喳喳议论我:‘他把别人都撵走了,自己却泡在城里,这个大滑头。’说不定还有比这更难听的。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一批一批的人不断到博亚尔卡来,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调了四节客车到博亚尔卡,给新到的工人住宿。

杜巴瓦小队从工地撤了下来,派到普夏—沃季察去。他们的任务是把供轻便铁路用的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到工地来。这项工作顶替他们在工地上承担的一部分任务。

杜巴瓦出发前向托卡列夫建议,把克拉维切克调回来,叫他领导新成立的一个小队。托卡列夫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达了命令,根本没有去想他的真实动机。而杜巴瓦这个时候会想起那个捷克人,却是安娜托索洛缅卡来的人带来的一张便条引起的。便条上这样写着: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了一大批书报。我们向你和博亚尔卡的全体突击手们致以热烈的敬礼。你们都是好样的!祝你们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昨天,各木柴场的最后一批存货都配售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致意。他真是个好小伙子。他亲自给你们烤面包。他对面包房里的人,谁也信不过。他自己动手筛面粉,自己用机器和面。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好面粉,面包做得好极了,跟我领到的简直没法比。晚上咱们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有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扎尔基有时也来。我们也搞点学习,但主要是议论我们所知道的人和事,无所不谈,而谈得最多的还是你们。姑娘们对托卡列夫不让她们去工地意见可大了。她们说保证能和你们大家一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换上一身爸爸的衣服,一下子跑到那老爷子跟前,看他能把我撵回来!”

说不定她真会这样做。替我向你那个黑眼睛的朋友问好。

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移动着,布满了天空。大雪纷纷飘落下来。晚上,刮起了大风,烟筒发出了呜呜的怒吼。风追逐着在树林中飞速盘旋、左躲右闪的雪花,凄厉地呼啸着,搅得整个森林惊惶不安。

暴风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车站上那间破房子根本存不住热气,虽然通宵生着火,大家还是从里到外都冻透了。

第二天清晨上工,雪深得使人迈不开步,而树梢上却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柯察金的小队在清除自己地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严寒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那件旧上衣一点也不保暖,脚上那只旧套鞋老往里灌雪,好几次掉在雪里找不到。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随时有掉底的危险。由于睡在水泥地上,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做了围巾。

瘦骨嶙峋的保尔两眼熬得通红,他猛烈地挥动大木锨铲雪。

这时,一列客车爬进了车站,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勉勉强强把它拖到了这里。煤水车上一块木柴也没有,炉里的余火也快要熄灭了。

“给我们木柴,就开走;不给,就趁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侧线上去!”司机向站长喊道。

列车开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停车的原因通知了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响起了一片叫嚷和咒骂。

“你们去跟那个老头讲讲,就是在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的负责人。工地上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可以下令用雪橇给火车头运点来。”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个主意。乘务员们立刻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要木柴可以,但是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现在工地让雪封住了。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小孩可以留在车里,其他人都得拿起锨来铲雪,干到晚上,就给你们木柴。要是不愿意干,那就让他们等到新年再说。”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同志们,来了这么多人!看,还有女的呢!”保尔背后有人惊奇地说。

保尔回过头去。

托卡列夫走到跟前,对他说:“给你一百人,分配他们干活吧。看着点,别叫他们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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