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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赫来一边思考,一边从嘴里取下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经灭了。

屋子里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下面,在省委书记坐椅的上方缭绕。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雾中。

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委书记旁边的是托卡列夫老头。他气愤地捻着小胡子,偶尔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这家伙嗓子又尖又细,一直在罗里罗嗦地兜圈子,说些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看见了这个老钳工斜视的目光,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时候他们家里有一只爱斗的公鸡,叫“专啄眼”。每当它准备进攻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眼打量对手的。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用敏捷的手指翻动文件,一边滔滔不绝地说:“……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原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无法实现。我再说一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能够提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头在挑选字眼,“乌托邦!”说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着是一阵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指甲敲着烟斗,想把烟灰磕出来。托卡列夫说话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了沉默:“这没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柴,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吗?”

秃头耸了耸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马车往外运……”小矮个子哽住了。他用方格手绢擦了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手绢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运送木柴呢?原来领导这项工作的那些专家搞了鬼,可是他们给抓起来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朝他转过身来,说:“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说没有运输工具就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我们早就听说了,”老钳工轻蔑地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了秃头一眼。“拿我们当傻瓜还是怎么的?”

这一问,吓得秃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对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秃头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伐木,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问。

“听说过,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别人辖区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级报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理事会主席向秃头提了一个问题。

“大约二百人。”

“这帮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劲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头等口粮,我们让城里的工人把口粮节约下来给你们,可你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四面八方都向秃头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些问题却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对付逼债的债主一样。

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却不停地东张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逼近了。他又心虚,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读保罗·德·科克[保罗·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译者]的小说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饭。

朱赫来一面注意听秃头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当对这个人做更深入的审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接到的纸条,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秃头本来以为不会这么便宜他。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撤了他的职,说明对他是不是可靠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终究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担心的,又不是他辖区里的事。“呸,真见鬼,我还以为他们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来了,一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边说:“也好,反正我是一个非党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没有做到,那只是因为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房间,急急忙忙跑下楼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拉开了临街的大门。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公民,您贵姓?”

秃头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说:“切尔……温斯基……”

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那个“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个人全把脑袋紧紧地凑到大桌子上面来了。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这就至少需要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一个月,而且每天要运两趟。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一带活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帮坏蛋反而把伐木队往森林里引。他们的算盘打得倒挺如意:这样一来,咱们就不能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也是这样,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的!……这一招跟搞暴动没有什么两样。”

朱赫来紧握着的拳头沉重地落在打了蜡的地图上。

对于日益逼近的威胁,朱赫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座的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已经到了大门口。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听任严寒的摆布。车站挤满了人,像一窝蚂蚁,而火车却只能每星期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全长是七俄里。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就把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这件事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要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焦干的嗓子变得沙哑了。

“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季察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共青团员们在那儿的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想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所破房子,过去是林业学校。工人只好分批派去,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长了受不了。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样?”

他没有等回答,接着说:“共青团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和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

“这么干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吧。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七俄里长的铁路,又赶上现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冻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连头也没有回,不客气地说:“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没这些事了,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铁路支线一定要建成。总不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

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两天多了。

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整个都派去。团省委委员去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中的。我和阿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说,这项工程极其艰苦,如果失败,那就要大难临头。后天有一列专车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开了去工地的党团员会议,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省党委把领导这项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这个人选太恰当了。总共有四百人要去,其中共青团员一百名,党员二十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员学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图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廖沙常常谈起的那个保尔。图夫塔因为挟嫌泄私愤,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的处分。就是在常委会上,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图夫塔突然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他的理由让我们全都感到吃惊。图夫塔说,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加之过去参加过反对派,因此,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

我看着保尔。当图夫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明,进行解释的时候,保尔的目光由惊奇变成了愤怒。图夫塔说的是:粉碎革命阴谋那次,图夫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里,他们到一个教授家去搜查。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图夫塔偷听到她和保尔的谈话,她问保尔:“真的是您让人来搜查我家的吗,柯察金同志?要真是这样,对我便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回答说,如果在你们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来,分队会离开的。图夫塔要求保尔说清楚,他跟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这么亲近熟悉。

保尔表现得不错。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这样回敬图夫塔的:“同志们,如果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我是会很恼火的。现在是图夫塔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却在那里乱咬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们,我当然是要解释清楚的,不过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大家。事情很简单,一九二○年,我在这个教授家中寄住过一阵子,这就相互认识了呗。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至于我过去犯的政治错误,我一直牢记心间。没有一位同志再翻过老帐。图夫塔现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等到了工地,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

保尔的话给打断了,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图夫塔受到申斥的处分。我想在保尔去博亚尔卡之前同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闹哄哄的一片,各年级的头头在召集学生开全体会议。有人拽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尔,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他戴着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来一绺波浪形的鬈发。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同年,是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尔焦姆工作的机车库当钳工。科汉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伙子也不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又到基辅来上学。阿廖沙长话短说,向保尔讲了讲他上学的经过和波折:“咱们城里来了六个人。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有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小滑头,独眼龙,记得吧?还有萨什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们几个,一路上吃的东西,家里全给准备得好好的,又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再也没有别的可带的。这几个中学生,一路上一个劲儿耍笑我。把我气得要命,恨不得狠狠揍这几个坏蛋一顿。别看他们有五个狗东西,我兴许要吃亏,可捞到一个我算够本。实在叫人受不了。听他们说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哪?傻瓜,呆家里抠土豆去吧。’唉,算了。总算到了基辅。

他们全都带着介绍信,去找这个长那个长。我一口气跑到军区参谋部。我想当飞行员。睡觉做梦我都能梦见在半空中打转转。”

保尔微微一笑,开玩笑地问阿廖沙:“地下就挤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参谋部的人也这么说:‘你干吗非要穿云破雾呢?还是地下保险。’他们都取笑我。我连县团委的介绍信都带着呢,请他们帮助我进空军。我们家还住过一个搞军需供应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绍信背面写了几句。一字不差,这么写的:‘本人认为科汉斯基同志有觉悟。总的说是个棒小伙子。脑袋瓜也挺灵。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开飞机,那就让他去学嘛,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嘛。’下面的签名是:‘第一三○博贡师军需队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尔打心眼里乐开了。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帮学生围拢过来。阿廖沙边笑边继续说:“是啊,飞行员的事没办成。参谋部里的人向我解释说,眼下没有飞机让我开。要是先学点技术,倒可以,飞机嘛,啥时候开都不晚。我就跑这里来了,递了申请书。结果呢,入学要考试。那五个家伙也在这里。考试两个礼拜之后进行。我一看——大事不妙。一个名额八个人争,来的还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来一遍模拟考试,有的像我们这几位,都是中学七年级毕业。我赶紧翻书,恢复恢复记忆。还要去打工,卸一车皮木柴,够两天吃的。后来木柴没有卸的了,只好勒裤腰带。而我们那几位呢,成天忙着跑剧院,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本来冷冷清清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可只要这几个家伙一回来,就甭想再看书:叫啊,闹啊,笑啊。扎利瓦诺夫领他们去轻歌剧院,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女演员。三天工夫,她们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了个精光。等到没东西下肚了,这帮混蛋就来个顺手牵羊,牵走了一个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鸡蛋,又趁我不在,一顿嚼光了我剩下的一点面包干。

“考试的一天终于到了。第一门考的是几何。发的试卷上都盖了图章,三十五分钟解习题。我看看黑板上的试题,全会做。再瞧瞧那几个中学生,一个个傻了眼,都在绞脑汁呢。

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又好像他们椅子上有人钉了几只尖木桩,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沙拉蓬那个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脸,一只独眼溜东溜西的。我心里寻思,狗娘养的,这可不像你拧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接着说下去:“我解完了题,站起来,准备交给教授。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老鼠似的吱吱叫唤:‘递张小抄过来。’“我径直朝桌子走去,路过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声咒骂我,骂得可难听了。两天下来,他们各得了四个两分,退出了考试。我沉住气继续考。他们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苏哈里科来找我,说:‘别在这里泡啦。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你有两个两分。反正考不取。跟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那里容易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信了他的话,不过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考完再说。结果呢,他们是糊弄我。我考取了,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入学没有要他们考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如今哪条铁路线上都少不了他们。跑单帮,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经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闹事,酗酒,让人家撵出来。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他进了建筑专科学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人不断往大教室去。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来,说:“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尤林也凑热闹,没想到赢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还狠揍了一顿,又赶出了门。这真叫活该。”

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次破坏了投票。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学生中三分之二又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那里的头是阿廖沙。机械系一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这两个年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修铁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天下着蒙蒙细雨。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上面滚下来。

丽达在送别托卡列夫,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眼睛从灰白的长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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