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精神所受到这苦役生活的影响，比他的肉体更甚。悲观主义侵蚀他。这于他是一种遗传玻青年时，他费尽心机去安慰他的父亲，因为他有时为狂乱的苦痛纠缠着。在他致父亲的信中，时时说：“你不要自苦……”（一五○九年春）——“你在这种悲痛的情操中生活真使我非常难过；我祈求你不要再去想这个了。”（一五○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你不要惊惶，不要愁苦。”（一五○九年九月十五日）他的父亲博纳罗蒂和他一样时时要发神经玻一五二一年，他突然从他自己家里逃出来，大声疾呼地说他的儿子把他赶出了。可是米开朗琪罗的病比他所照顾的人感染更深。这没有休止的活动，累人的疲劳，使他多疑的精神陷入种种迷乱状态。他猜疑他的敌人，他猜疑他的朋友。“在完满的友谊中，往往藏着毁损名誉与生命的阴谋。”（见他致他的朋友卢伊吉·德尔·里乔——把他从一五四六年那场重病中救出来的朋友——的十四行诗）参看一五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他的忠实的朋友卡瓦列里为他褊枉的猜忌之后给他的声辩信：“我敢确言我从没得罪过你；但你太轻信那般你最不应该相信的人……"他猜疑他的家族、他的兄弟、他的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
一切使他不安；“我在继续的不信任中过生活……不要相信任何人，张开了眼睛睡觉……”他的家族也嘲笑这永远的不安。一五一五年九月与十月致他的兄弟博纳罗托信中有言：“……不要嘲笑我所写的一切……一个人不应当嘲笑任何人；在这个时代，为了他的肉体与灵魂而在恐惧与不安中过活是并无害处的……在一切时代，不安是好的……"他如自己所说的一般，在“一种悲哀的或竟是癫狂的状态”中过生活。在他的信中，他常自称为“忧愁的与疯狂的人”，“老悖”，“疯子与恶人”——但他为这疯狂辩白，说道只对于他个人有影响。痛苦久了，他竟嗜好有痛苦，他在其中觅得一种悲苦的乐趣：“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欢喜。”诗集卷一百五十二。
对于他，一切都成为痛苦的题目，——甚至爱，十四行诗卷一百九十第四十八首：“些少的幸福对于恋爱中人是一种丰满的享乐，但它会使欲念绝灭，不若灾患会使希望长大。”甚至善。“一切事物使我悲哀，”他写道，“……即是善，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故给予我心灵的苦楚不减于恶。”
“我的欢乐是悲哀。”诗集卷八十一。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接近欢乐而更倾向于痛苦的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所见到的所感到的只有它。世界上全部的悲观主义都包含在这绝望的呼声，这极端褊枉的语句中。
“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他的猛烈的力量，”孔迪维说，“把他和人群几乎完全隔离了。"孔迪维（ＡｓｃａｎｏＣｏｎｄｉｖｉ，？—1574），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和作家。米开朗琪罗的学生和好友。一五五三年出版了《米开朗琪罗传记》。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发生一种宗教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那时，他稍微镇静了些。他从高处看人，人们从低处看他。他从没有休息，也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的爱抚中睡眠。妇人的爱情于他是无缘的。在这荒漠的天空，只有维多利亚·科隆娜的冷静而纯洁的友谊，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维多利亚·科隆娜（ＶｉｔｔｏｒｉａＣｏｌｏｎ－ Bｎａ，1492—1547），意大利女诗人。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剧烈旋转，他的意念与幻梦在其中回荡。贝多芬却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心中。贝多芬的忧郁是人类的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米开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懦怯。
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关于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建筑、圣洛伦佐的屋面、梅迪契的墓等等的历史都足以证明他这种犹豫。他开始，开始，却不能有何结果。他要，他又不要。他才选定，他已开始怀疑。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光，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他厌弃一切。人家说他的工作是强迫的；人家把朝三暮四、计划无定之责，加在他的委托人身上。其实如果他决定拒绝的话，他的主使人正无法强迫他呢。可是他不敢拒绝。
他是弱者。他在种种方面都是弱者，为了德性和为了胆怯。他是心地怯弱的。他为种种思虑而苦闷，在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这一切思虑全都可以丢开的。因为他把责任心夸大之故，便自以为不得不去干那最平庸的工作，为任何匠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的工作。他雕塑圣洛伦佐的墓像时，在塞拉韦扎石厂中过了几年。他既不能履行他的义务，也不能把它忘掉。他一五一四年承受下来的米涅瓦寺中的基督像，到一五一八年还未动工。“我痛苦死了……我做了如窃贼一般的行为……”一五○一年，他和锡耶纳的皮科洛米尼寺签订契约，订明三年以后交出作品。可是六十年后，一五六一年，他还为了没有履行契约而苦恼。
他为了谨慎与恐惧而变得怯弱。为尤利乌斯二世所称为“可怕的人”，同样可被瓦萨里称做“谨慎者”，——“使任何人，甚至使教皇也害怕的”人会害怕一切。塞巴斯蒂阿诺·德尔·皮翁博信中语。（一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皮翁博（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ｏｄｅｌＰｉｏｍ B·143·ｂｏ，1485—1547）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他在亲王权贵面前是怯弱的，——可是他又最瞧不起在亲王权贵面前显得怯弱的人，他把他们叫做“亲王们的荷重的驴子”。和瓦萨里谈话时所言。——他要躲避教皇；他却留着，他服从教皇。一五三四年，他要逃避教皇保罗三世，结果仍是听凭工作把他系祝他容忍他的主人们的蛮横无理的信，他恭敬地答复他们。一五一八年二月二日，大主教尤利乌斯·梅迪契猜疑他被卡拉伊人收买，送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他。米开朗琪罗屈服地接受了，回信中说他“在世界上除了专心取悦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事务了”。有时，他反抗起来，他骄傲地说话；——但他永远让步。直到死，他努力挣扎，可没有力量奋斗。教皇克雷芒七世——和一般的意见相反——在所有的教皇中是对他最慈和的人，他认识他的弱点；他也怜悯他。参看在翡冷翠陷落之后，他和塞巴斯蒂阿诺·德尔·皮翁博的通信。他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苦闷抱着不安。
他的全部的尊严会在爱情面前丧失。他在坏蛋面前显得十分卑怯。他把一个可爱的但是平庸的人，如托马索·卡瓦列里当做一个了不得的天才。“……我不能和你相比。你在一切学问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一五三三年正月一日米开朗琪罗致托马索·卡瓦列里书）卡瓦列里（ＴｏｍｍａｓｏｄｅＣａｖａｌｉｅｒｉ），意大利贵族，米氏挚友之一。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米氏离世。
至少，爱情使他这些弱点显得动人。当他为了恐惧之故而显得怯弱时，这怯弱只是——人们不敢说是可耻的——痛苦得可怜的表现。他突然陷入神志错乱的恐怖中。于是他逃了，他被恐怖逼得在意大利各处奔窜。一四九四年，为了某种幻象，吓得逃出翡冷翠。一五二九年，翡冷翠被围，负有守城之责的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要逃到法国去。以后他对于这件事情觉得可耻，他重新回到被围的城里，尽他的责任，直到围城终了。但当翡冷翠陷落，严行流戍放逐，雷厉风行之时，他又是多么怯弱而发抖！他甚至去恭维法官瓦洛里，那个把他的朋友、高贵的巴蒂斯塔·德拉·帕拉处死的法官。可怜啊！他甚至弃绝他的友人，翡冷翠的流戍者。“……一向我留神着不和被判流戍的人谈话，不和他们有何来往；将来我将更加留意……我不和任何人谈话；尤其是翡冷翠人。如果有人在路上向我行礼，在理我不得不友善地和他们招呼，但我竟不理睬。如果我知道谁是流戍的翡冷翠人，我简直不回答他……”这是他的侄儿通知他被人告发与翡冷翠的流戍者私自交通后，他自罗马发的复信（一五四八年）中语——更甚于此的，他还做了忘恩负义的事情；他否认他病剧时受过斯特罗齐一家的照拂：“至于人家责备我曾于病中受斯特罗齐家的照拂，那么，我并不认为我是在斯特罗齐家中而是在卢伊吉·德尔·里乔的卧室中，他是和我极友善的。”（卢伊吉·德尔·里乔是在斯特罗齐邸中服役）米开朗琪罗曾在斯特罗齐家中作客是毫无疑义的事，他自己在两年以前即送给罗伯托·斯特罗齐一座《奴隶》（现存法国卢浮宫），表示对于他的盛情的感谢。
他怕。他对于他的恐怖感到极度的羞耻。他瞧不起自己。他憎厌自己以致病倒了。他要死。人家也以为他快死了。那是一五三一年，在翡冷翠陷落后，他屈服于教皇克雷芒七世和谄媚法官瓦洛里之后。
但他不能死。他内心有一种癫狂的求生的力量，这力量每天会苏醒，求生，为的要继续受苦。——他如果能不活动呢？但他不能如此。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行动。他应得要行动。——他自己行动么？——他是被动！他是卷入他的癫痫的热情与矛盾中，好似但丁的狱囚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