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浅较个真儿，聊一下关于汉代到两晋的朝服颜色问题。
常在汉服复原爱好者朋友们那里见到一身黑的东汉文官，或者一身红（红纱袍+黑里）的东汉武官，甚至包括我自己过去在画画或者脑补场景时候，也会理所当然似乎觉得就该是文黑武红这样子的。
最近码字理文献，突然意识到似乎没有什么过于直接的证据指向这种分类，以至于一度怀疑是不是老三国的服道化导致产生了这种错觉（不过后来发现，坚定我这个认识的其实还包括孙机老师写过一小小段在论文中的文字），所以干脆把汉代延伸到两晋六朝的文武官员朝服颜色的问题梳理一下。
1.
汉代人颇为相信阴阳五行的学说，以五色对应五时来解释四季变化，于是一年四季、特别是在重要的祭祀场合的礼服上，格外强调依照时令着衣：春季着青色，孟夏穿赤色，盛夏穿黄色，秋季为白而冬季为黑，被称为“五时服”。这样的一种五时五色的搭配，其实应当是完整的一套“五色袍、皂缘领袖中衣”——这里好像就又有了一个需要校准的地方，黑边中衣是不是通身黑色的，而似乎应当是黑边白衣——是明确出现在《后汉书·舆服志》之中作为君主朝服搭配通天冠记录的。但实际上在汉代，“以冠统服”作为身份区分更为重要，而深衣袍服多半是君臣通用的，这在《后汉书·舆服志》的对进贤冠的注中也指出了。
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五时五色这种情况应该并没有在朝服中严格执行，继承自秦代的黑色大部分时间还是汉代官员朝服（至少是西汉）的主流，汉宣帝-元帝时张敞就自称“敞备皂衣二十余年”，这句话用来指代自己做了很久的官，而三国时期的如淳作注也指出“虽有五时服，至朝皆着皂衣”。
那么红色的朝服何时大范围进入到朝堂呢，抛开武将身份限制，可以看到的记录是在新莽-东汉时期对五德终始关系的讨论之中，火德和其代表的红色成为最重要的颜色，在壁画中可以看到的大量神人或者主要人物——相较于次要人物，更多地开始被绘制成红色。
而红色和武将的挂钩，《后汉书·段颎传》有记载，平定羌乱的段颎除了被赏赐金钱外，还特有“七尺绛襜褕一具”、“赤帻大冠一具”。绛襜褕是红色宽大的袍子，这恐怕还不能等同于红色朝服，而是东汉时期逐渐可登大雅之堂的一种直裾。
2.
那么文黑武红在孙机老师那里是从何而来的呢，怹提过一条间接的文字，“少年群辈杀吏，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这是一条西汉的成帝时的记录，以红代表武而以黑代表文，孙老师认为这是和他们的朝服颜色有关系的。我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但是还是觉得证据比较弱，讨论两个问题，一来我理解中似乎“武吏/文吏“在汉代语境中似乎不能等于武官/文官【当然这句还希望请教做汉史的人来回应，我对这个只能说是我的感觉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二来其实这句话也不能完全排除二者映射关系是随机的可能性。
当然，我还是说我不完全否认孙老师的观点，因为是有很多图像可以支撑文黑武红的穿法，比如图一是陕西省旬邑县白子村东汉墓的宴饮图就画了很明显头戴进贤冠/武弁的二人，而其余也有大量文官着黑袍、武官着红袍的壁画。
但再看这两例情况呢，图二和图三出自河南省偃师市杏园村首阳山电厂汉墓，图二是很典型的武弁+红衣，但是出自同一墓的图三似乎就并非如此了。对图三进行图像阅读其实我自己觉得和图二还有一点儿差异的点在于三中平上帻也并非武弁规定的红色，所以也许此骑吏另有他身份。
那么图四则是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白人阿又的图，山东省梁山县后银山东汉墓，拥盾人像头戴明显为武弁，但身着黑袍。那么是否至少可以说明文黑武红的服色制度在不见于《后汉书·舆服志》的明确规定下，虽然在当时存在这种倾向，但并非固定规制呢？
3.
再往后看一看两晋的情况做个补充。
《晋书·舆服志》中“朝服：通天冠，绛纱袍，皂缘中衣”，君主朝服已经明确转向了红色单色，而不再是五时五色。但是又提及“魏已来名为五时朝服，又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随官受给。百官虽服五时朝服，据今止给四时朝服，阙秋服。三年一易。”一句，似乎在官员这里不按身份而是按时令更改服色——这样的描述在南朝宋的《宋书·礼志》中得到了延续。
杨懿博士2014年有一篇论文对于《宋书》中谁获得何种颜色的朝服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1.身份越高的人获得朝服颜色越多，优先级为先内后外、先中央后地方 2.有特殊情况的几类人会有专门颜色的使用：（1）博士和释奠于太学的太子及其属官为黑色（2）东晋由于偏安江左，导致部分郡国太守、相、内史地位下降只穿单衣和戴帻而无袍
而到了南齐，则“黑介帻，金博山颜，绛纱袍，皂缘中衣……臣下皆同”才成为实际上的单种颜色被固定了下来。
常在汉服复原爱好者朋友们那里见到一身黑的东汉文官，或者一身红（红纱袍+黑里）的东汉武官，甚至包括我自己过去在画画或者脑补场景时候，也会理所当然似乎觉得就该是文黑武红这样子的。
最近码字理文献，突然意识到似乎没有什么过于直接的证据指向这种分类，以至于一度怀疑是不是老三国的服道化导致产生了这种错觉（不过后来发现，坚定我这个认识的其实还包括孙机老师写过一小小段在论文中的文字），所以干脆把汉代延伸到两晋六朝的文武官员朝服颜色的问题梳理一下。
1.
汉代人颇为相信阴阳五行的学说，以五色对应五时来解释四季变化，于是一年四季、特别是在重要的祭祀场合的礼服上，格外强调依照时令着衣：春季着青色，孟夏穿赤色，盛夏穿黄色，秋季为白而冬季为黑，被称为“五时服”。这样的一种五时五色的搭配，其实应当是完整的一套“五色袍、皂缘领袖中衣”——这里好像就又有了一个需要校准的地方，黑边中衣是不是通身黑色的，而似乎应当是黑边白衣——是明确出现在《后汉书·舆服志》之中作为君主朝服搭配通天冠记录的。但实际上在汉代，“以冠统服”作为身份区分更为重要，而深衣袍服多半是君臣通用的，这在《后汉书·舆服志》的对进贤冠的注中也指出了。
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五时五色这种情况应该并没有在朝服中严格执行，继承自秦代的黑色大部分时间还是汉代官员朝服（至少是西汉）的主流，汉宣帝-元帝时张敞就自称“敞备皂衣二十余年”，这句话用来指代自己做了很久的官，而三国时期的如淳作注也指出“虽有五时服，至朝皆着皂衣”。
那么红色的朝服何时大范围进入到朝堂呢，抛开武将身份限制，可以看到的记录是在新莽-东汉时期对五德终始关系的讨论之中，火德和其代表的红色成为最重要的颜色，在壁画中可以看到的大量神人或者主要人物——相较于次要人物，更多地开始被绘制成红色。
而红色和武将的挂钩，《后汉书·段颎传》有记载，平定羌乱的段颎除了被赏赐金钱外，还特有“七尺绛襜褕一具”、“赤帻大冠一具”。绛襜褕是红色宽大的袍子，这恐怕还不能等同于红色朝服，而是东汉时期逐渐可登大雅之堂的一种直裾。
2.
那么文黑武红在孙机老师那里是从何而来的呢，怹提过一条间接的文字，“少年群辈杀吏，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这是一条西汉的成帝时的记录，以红代表武而以黑代表文，孙老师认为这是和他们的朝服颜色有关系的。我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但是还是觉得证据比较弱，讨论两个问题，一来我理解中似乎“武吏/文吏“在汉代语境中似乎不能等于武官/文官【当然这句还希望请教做汉史的人来回应，我对这个只能说是我的感觉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二来其实这句话也不能完全排除二者映射关系是随机的可能性。
当然，我还是说我不完全否认孙老师的观点，因为是有很多图像可以支撑文黑武红的穿法，比如图一是陕西省旬邑县白子村东汉墓的宴饮图就画了很明显头戴进贤冠/武弁的二人，而其余也有大量文官着黑袍、武官着红袍的壁画。
但再看这两例情况呢，图二和图三出自河南省偃师市杏园村首阳山电厂汉墓，图二是很典型的武弁+红衣，但是出自同一墓的图三似乎就并非如此了。对图三进行图像阅读其实我自己觉得和图二还有一点儿差异的点在于三中平上帻也并非武弁规定的红色，所以也许此骑吏另有他身份。
那么图四则是一个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白人阿又的图，山东省梁山县后银山东汉墓，拥盾人像头戴明显为武弁，但身着黑袍。那么是否至少可以说明文黑武红的服色制度在不见于《后汉书·舆服志》的明确规定下，虽然在当时存在这种倾向，但并非固定规制呢？
3.
再往后看一看两晋的情况做个补充。
《晋书·舆服志》中“朝服：通天冠，绛纱袍，皂缘中衣”，君主朝服已经明确转向了红色单色，而不再是五时五色。但是又提及“魏已来名为五时朝服，又有四时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以下随官受给。百官虽服五时朝服，据今止给四时朝服，阙秋服。三年一易。”一句，似乎在官员这里不按身份而是按时令更改服色——这样的描述在南朝宋的《宋书·礼志》中得到了延续。
杨懿博士2014年有一篇论文对于《宋书》中谁获得何种颜色的朝服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1.身份越高的人获得朝服颜色越多，优先级为先内后外、先中央后地方 2.有特殊情况的几类人会有专门颜色的使用：（1）博士和释奠于太学的太子及其属官为黑色（2）东晋由于偏安江左，导致部分郡国太守、相、内史地位下降只穿单衣和戴帻而无袍
而到了南齐，则“黑介帻，金博山颜，绛纱袍，皂缘中衣……臣下皆同”才成为实际上的单种颜色被固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