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这就是千古美文《醉翁亭记》的开篇，写下他的人叫欧阳修，也是因“乱伦案”被贬滁州写下的。
一千年前，货币之流通，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另外，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城市相比而无逊色。”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专著中如是说。欧阳修就生于这样的盛世年代。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100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但命运就如《笑傲江湖》中那句台词：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鸿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在官场江湖中的欧阳修，也是仕途坎坷，几度沉浮，还先后两次被政治对手以“乱伦”之事发起弹劾，他也是因此被贬。
01
“乱伦”的帽子
不到二十岁的欧阳修首次在湖北随州应举就失败。
又过了两年，欧阳修再次应举，又被黜落。
两度“高考失败”有点点背的欧阳修，不免沮丧。在“高考指挥棒”下，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韩愈倡导的西昆体诗和“时文”上来。在个人充分发展之前，先向社会妥协，欧阳修还算识时务。21岁的欧阳修以自己新写的《上胥学士偃启》为贽，去拜会汉阳军长官胥偃，这篇并不高明的“时文”，让胥偃“一见而奇之”，不久后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宋仁宗天圣七年，欧阳修随未来岳父来到京师汴梁。在开封三试第一，荣选为进士，被特授洛阳留守推官。欧阳修忘不了这人生极荣耀的一刻，欧阳修等从崇政殿出东华门，前有引导，后有侍从，在东京街头傲然走过。当时正值春三月，开封满城飞絮，举子们鲜衣驽马。中了进士，23岁就步入了帝国的最高人才层，就代表着官运来了。
欧阳修与好友范仲淹是朝中的革新派，也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因为范仲淹和朝中对手在斗争中失败被贬，也殃及了欧阳修，他被贬谪到峡州夷陵。
后来，范仲淹又被朝廷起用了，欧阳修也被皇帝找了回来，奉命出使契丹。
守旧派为了“降维打击”政治对手，在精心策划下给欧阳修伪造了“张甥案”，说欧阳修与外甥女有不正当关系。
看来，拿男女关系问题搞倒政治对手，古已有之，并且是流传至今的惯用手法。
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却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后，由开封府进行审理。张氏为了开脱自己，反咬舅父一口，说未嫁时就与欧阳修有私情。这件事一直闹到朝中，欧阳修上疏为自己辩护，说他妹妹携孤女来投奔自己的时候，张氏才十岁。而中书舍人钱勰素来跟欧阳修有仇隙，这时举出欧阳修所作的一首《望江南》词为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首艳词于是成了欧阳修生活作风问题的铁证。
因张氏案件牵连，欧阳修被贬出任滁州。滁州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山高水清，地僻事简，民俗淳厚，欧阳修很喜欢这儿。滁州西南，有琅琊山，欧阳修常携酒前往，在美酒和水光山色中，他忘记被谤遭贬的羞辱，忘了自己的太守身份，忘了刚满四十的年龄，自称“醉翁”。
欧阳修的背运又来了。这一次，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还是与绯闻有关，让“文章太守”在朝野上下陷入无比的难堪。
公公与儿媳“扒灰”，无论古今都属不伦之恋，所以，政敌攻击他的一个最阴险的手段，就是玷污他的私生活。
当时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受到弹劾，薛宗孺本来希望欧阳修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为他开脱，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及时处理。薛宗孺大为光火，就造谣说欧阳修与其大儿媳吴氏有染。和欧阳修有宿怨的朝廷官员蒋之奇，拿这事儿做起文章，证据又是欧阳修的一首名为《醉蓬莱》的轻薄艳词“见羞容敛翠”，欧阳修气得几乎吐血。
在张邦炜所做《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中，对这起“乱伦案”也有记载。欧阳修被第二次诬告后，采取了“躺平”的办法，“杜门不出，躺倒不干”，并接连上了三道奏疏。他在奏疏中说：此乃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臣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恶；无之，是负天下之之冤。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则上累圣政，其体不细。乞选公正之臣，为臣办理。
诸大臣为他辩护，连刚做皇帝的宋神宗都写信给他，对他的品德毫不怀疑。他大病一场，病愈心灰意懒。尽管蒋之奇遭黜，可他实在不想在京城待下去了。年近六十岁的欧阳修也心灰意懒，一再告退，终老于颍州。
仅仅一年之后，这位“六一居士”即撒手辞世，期盼了二十年的退隐颍滨之乐享受了还不到一年。
02
刑法的严惩
在张邦炜所做《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中写明了宋代对于“异辈婚”包括乱伦的惩治措施：
在宋代，辈分不可混淆这一伦理观念在婚姻制度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防止“尊卑混乱，人伦失序”，《宋刑统》对于异辈为婚禁止的相当严厉，反复申明此禁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名例律》、《户婚律》、《杂律》。《名例律》把“奸小功以上亲”称为“内乱”。所谓小功以上亲包括“外孙女于外祖父及外甥于舅之类”，而所谓内乱则是最为严重的“十恶”大罪之一。
在美国社会学家尹佩霞所著《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一书中，用了一个章节来阐述宋代对于“通奸乱伦”法律态度。
根据当时的律法《宋刑统》中“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规定，也就是说这两人至少要强制服一年半的劳役。
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宋朝创设“折杖法”，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将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
如此，“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
对通奸罪，宋政府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
尹佩霞研究后认为：针对亲属之间的非法性关系也就是“乱伦”的惩罚甚至比通奸罪更严重，惩罚的轻重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决定。
《宋刑统》规定：与父亲或祖父的妾、叔伯的妻、自己或父亲的姐妹、儿媳、孙媳通奸，将会被判处死刑；与母亲的姐妹、兄弟的妻子、兄弟的儿媳通奸，“流二千里，强者绞”；与继女（妻子前夫的女儿）或同母异父的姐妹通奸，“徒三年，强者流二千里，折伤者绞”。在所有的乱伦案中，如果男方使用了暴力，那么他将罪加一等，女方则可以免受刑罚。与母亲、同父同母的姐妹或亲生女儿，显然不可思议，因而法律没做规定；但是如果发现有这种事，可按照十恶不赦之罪处理。
在所有可能犯乱伦罪的人当中，宋代史料经常提到的只有两类，多半因为他们是最可能招来嫌疑的男人与父亲的妾或与儿子的妻。
从法律上看，这两种都是最严重的罪，如果男方没有强迫女方的嫌疑，双方都判死刑，如果使用了暴力，男的判死刑，女方免罪。从我们已知的中国家庭生活的安排看，陷入这类猜疑之中是不奇怪的。
《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一书中记录：因为男人经常弄来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女人做妾，外人肯定会猜想这些女人可能更喜欢儿子而不是老子。又由于四五十岁的男人对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姑娘往往格外具有吸引力，邻居们无疑会猜测为儿子娶进家门的新娘会怎样想。与父亲的妾乱伦，在法律上和与儿媳一样重，但是显然不会像后者那样激起强烈的愤恨。苏辙甚至提出官员应该回避调查这种事，因为经常发生，如有人因此获罪而另一些人没有，那就很不公平。
可见，在宋代的司法制度中，已经有严苛的法律条文在防微杜渐避免“通奸乱伦”的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