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们，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从死忠天皇冥顽不化，到将心比心学会感恩，其间到底是什么使这些日本战犯寻回久违的天良……
1950年7月18日，一趟闷罐列车在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疾驶，每个车厢里满满当当挤满了人，他们就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982名日本战犯。这些人在二战结束后，被苏联红军俘获，已经在西伯利亚接受了5年的强制劳动。启程前，苏联方面并没有告知他们要去哪里，日本战犯们都认为是要送他们回国，在列车行驶了两天停下时，他们看到了火车站名--绥芬河。“怎么到了满洲？”当他们还没有想明白，就换乘了另一列列车，迅速转移。这次不是闷罐车，而是有座位的客运列车，但是车窗都用报纸糊上了。透过缝隙，可以看见押送他们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将被送往何方呢？
1950年7月21日，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些睡得昏天黑地的日本战犯，一个激灵都醒了，其中一个大声说：“我们死定了！”这个地方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前身是日本关东军修建的抚顺典狱，抚顺典狱是日本侵略军关押残害抗日志士的地方，说话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抚顺典狱典狱长---大村忍，他在这里担任了10年的典狱长。根据大村忍的笔供：“1945年8月，我曾亲自审问、拷问，方法是戴手铐脚镣、用竹刀打等。1945年6至8月，病死5至6名，处理尸体时，部下失职，埋的很浅，尸体被狗拉出。”根据这位典狱长的话，关进这个监狱的人，不但会死，而且会不得好死。但是让这些战犯没有想到的是，迎接他们的不是手铐脚镣，更没有凶恶的看守，而是香喷喷的米饭、白面馒头和猪肉炖粉条。战犯们看到这些，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可是一旁的管理所工作人员，心里却异常难受，一边切肉一边暗念：“这样好的东西，乡亲们吃不到，怎么喂了这些兔崽子！”
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部分日本战犯：
斋藤美夫 伪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将处长 疯狂清剿中共东北地下组织的指挥官
田井久二郎 伪满洲国齐齐哈尔警察局特务科科长 刑讯残害赵一曼烈士的刽子手
富永顺太郎 前北支那交通团交通地质课主事 特务头子当时，管理所会计赵英顺说：“还给他们吃细粮，我们困难时期吃得是什么！”给战犯们花钱，她最清楚最心疼。根据东北军区公安司令部颁布的战犯伙食标准：“尉级以下军官，吃大灶，每天伙食费旧东北币4200元，合人民币0.42元。校官及与校官相当的文职人员，每天伙食费合人民币1.04元。将官以及将官简任二等以上，每天伙食费人民币1.54元。”这样的标准什么概念，当时最好的东北大米，一毛钱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一斤，也就是说，即使是大灶，每天也都能吃上细粮和肉。有时，护士们值夜班，能吃上剩下的面条，都会让别人羡慕。 至于1.54元的标准，相当于东北行政委员会副部级的待遇。还不只这些，根据当时东北公安委员会提交给公安部的报告，除了伙食、被褥、衣物、卫生用品等，还有一条：“军队将领，以及伪满省长部长以上战犯，每月下等纸烟一条，一下的每月半斤黄烟。”不但吃得好，还给烟抽，太舒服了吧。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递交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写到：我们同意东北意见，请您批示。不久，批示下达：“同意，所需款项由国家财政部划拨20万元。”
这是坐牢还是住店？管理所很多人都想不通。当时的炊事班长叫刘胜青，战士们每天缠着他，发牢骚，说：“班长，这小鬼子，杀咱们人，烧咱们房，凭什么给他们做吃的！”这个道理，老刘也不明白，他说：“这都不明白，把他们养肥了，枪毙才带劲！”
1950年7月21日，982名日本战犯和包括溥仪在内的71名伪满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回中国。收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此之前，财政部划拨旧东北币366亿，相当于370万人民币，对这座占地4万平方米的监狱进行彻底修缮和改造。5米高的围墙，四面架设的机枪岗哨，和其他监狱没有区别，但在内部新建的设施和之前已经大相径庭。运动场、锅炉房、医务室、理发店、图书馆、面包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个俱乐部。穿过走廊，进入监室，虽然最多的是16人一间，但是绝不拥挤，宽敞的大通铺上，被褥枕头一样不少，桌子上整齐的摆着口杯毛巾，牙刷牙粉，暖壶肥皂。要不是因为门窗上的钢条，谁能看出这是个牢房。昨天是暗无天日的恐怖炼狱，如今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改造空间，让战犯们有些不适应。中国有句俗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些战犯真是这样，看到锅炉房就想到焚尸炉，到医务室打针就想到病毒试验，为何？因为这些事，他们当时就对中国人干过！
西伯利亚砸了5年石头，丝毫没有把战犯顽固的思想砸碎，反而让有些人变得如石头一般，自打到了抚顺，他们就没想活着出去。一进去，没过多久，就闹事了：1950年7月22日，当管理人员把监房规则贴到墙上，就被战犯撕碎了， 带头白头发老头子跳出来喊道：“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叫你们长官出来说话！”这个人是谁，正是藤田茂，日本关东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是这些战犯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为何他看到战犯二字，就如针扎一般？根据《日内瓦公约》、《波茨坦公告》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战俘是享有人道待遇的，战犯却是可以杀头的。”藤田茂不是要和长官理论吗，好，所长亲自出马。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孙明斋和日本人面对面拼过刺刀，这时，在办公室，他的话比刺刀还要尖锐：“藤田茂，你是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据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战犯？”藤田茂不说话了，他不用想，他在中国干了什么，他最清楚。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些战犯，没有一个不是身上背负血债，管理所内，对立情绪很快爆发了：管理员王兴，抗战时家中8口被日军杀害，亲姐姐更是在眼前被日军奸杀，愤怒的小王看到当时的凶手，操起菜刀追赶。其他人连忙下去，夺下了刀。他本人受到了严厉批评。上级告诉小王，战犯的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命安全、保障身体健康。这是命令，必须服从！”小王回到宿舍，蒙头痛哭。当时担任看押任务的是东北公安第18师3营10连11连，此外，由于工作特殊性，还从全国各战线抽调了几十名人员。
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合影这个时候，正值朝鲜战争爆发，那些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的日本人，反而兴高采烈闹了起来：“美国人那样厉害，朝鲜人根本不是对手，你们中国人也不行，美国人打过来，我们就解放了！”做着被解放的美梦，战犯气焰更加嚣张，1950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战犯管理所给战犯发月饼，月饼包装袋上的图案类似于日本皇室的标志--菊花，战犯们有的把它贴到墙上，叩拜起来，高喊：“天皇万岁！”有的咬破手指把它涂红，丝毫不顾及上面还有五仁、芝麻的字样。给月饼吃，还这样，真是给脸不要脸！管理人员是又好气又好笑，冲进去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烧掉。
这件事让所长孙明斋陷入沉思：中央指示，战犯要一个不跑一个不死。一个不跑好办，一个不死，就有难度了。他去了北京，通过公安部领导，把报告递交给中央高层，收到基层建议，中央表示理解，但是，请他们思考这样的问题：要杀掉这些人，十分容易，但是足以平民愤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改造他们，才是对于后世的造福!孙明斋回来了，还带回来了一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队，这是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把战犯改造过程纪录下来，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送给世界和平的一份礼物！在接下来5年中，3位摄影师用80卷胶片，纪录了管理所内发生的点点滴滴。后来被剪辑成片，在国外发行，名字叫《人道的宽待》，在国外引发巨大影响。
理发师为战犯理发这是不需要解说的纪录片，画面说明了一切。每个日本战犯的生活都得到切实保障，除了吃的好，玩的欢，生病有人治疗，战犯不穿囚服，而是穿着当时流行的列宁装。在日后回忆录中，很多战犯都用到了惭愧这个词，认为自己根本不配受到如此待遇。 有个战犯腿部残疾，管理所花重金给他安装假肢，之前，他的检查都是温久达医生负责背他检查，一天，当温医生背着他上楼时，突然感到脖子湿了，温医生以为战犯是因为病痛，战犯说：“不是，我如此罪恶，中国人民还对我如此，我心里有愧！”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武部六藏 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刚进入管理所就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可是没有一次褥疮，这样的人，在伪满时期，早就被扔出去活埋了。但是在管理所，他得到了良好的照顾，这都靠特别护理员焦桂珍，武部六藏有时会情不自禁大哭。在管理所留下的照片中，都没有焦桂珍的正脸。她都是这样。
特别护理员焦桂珍为武部六藏喂饭唱歌跳舞作诗奏乐，都是战犯们喜欢的活动，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就是话剧，战犯们自导自演了话剧《原子爆》，演出时台上台下哭声一片，一个战犯说：“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所宣扬的王道乐土吗?无知的我们，手持杀人武器。把中国变成了跟广岛一样血的海洋，我们是受害者，更是害人者！”
1954年，在押战犯名单由中国红十字会送到了日本，战犯们的亲属终于知道，亲人还活着，他们上书吉田茂政府，要求改善对华关系，反思罪行！
抚顺人民政府礼堂庭审现场1956年6月21日，抚顺人民政府礼堂戒备森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军法少将王之平走上讲台，台下站了300名日本战犯，今天，他们将要接受处理！王之平宣布：“念在改造期间，悔罪良好。免于起诉！立即释放！”台下的战犯哭声四起。根据中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分子决定》，决定将关押于抚顺、太原的共1062名战犯，罪行较轻的1017人免于起诉！立即释放！剩下的45人，怎样呢？
军法少将王之平宣读判决结果1956年6月9日上午8点半，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 对包括铃木启九在内的8名战犯提起诉讼。审判持续11天，159名证人出庭作证。此后，相继又在太原等地进行审判，战犯们纷纷低头谢罪，希望以死来洗刷罪恶。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庭审现场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全体工作人员庭前合影
溥仪在法庭上作证但是，这些人一个都没有被处以极刑，而是分别判处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刑期从苏联开始计算，当他们刑期满时，管理所为他们提供了皮鞋、皮箱等物品，很多管理人员和战犯成了朋友，还说：“记得，穿新鞋走新路啊！
刑满释放的战犯走出管理所战犯回国后，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便是藤田茂。 1972年，藤田茂作为日本友好团体代表访问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接待，藤田茂去世时，根据遗嘱，身穿当时的列宁装下葬。
1972年 周恩来总理会见藤田茂
1972年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成员随着会员的相继去世，联络会由“抚顺奇迹继承团”接替，他们自费在管理所树立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碑文用中日文字书写。内容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我们参加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绝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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