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每个人的人生起跑线都是一样的，差距就出在面对困难与挫折时的心态与选择。有的人，面对困难和挫折不灰心，不气馁，沉着冷静，通过努力奋斗，逐渐改变了际遇，最后成为人生的赢家，而有的人则萎靡不振，心浮气躁，匆忙间做出错误选择，把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傅索安就是这样一个"把一副好牌打得稀烂"的典型。作为全国第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她的头上本来可以罩上非常灿烂的光环，却因一时的糊涂而逃到苏联，加入了克格勃。虽然傅索安没干多少直接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但终究再也不能回到生她养她的祖国，落得个因病而被克格勃抛弃，最后客死在异国他乡的悲惨下场。
1949年6月5日，傅索安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医生，母亲做英语翻译。傅索安从小就漂亮、可爱。傅索安童年的照片多次在天津河北路的中国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生长在良好的条件和优越的环境中，傅索安不仅成绩好，而且性格比较开朗，社会活动能力强，是那种特别能"来事"的人。因此在班级里很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信赖，担任了班里的团支部副书记和英语课代表的职务，养成了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观察分析能力。和许多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一样，傅索安也有争强好胜，受不得委屈的个性。这一性格特征，既让她显得"能力强"，在同龄人中鹤立鸡群，最后也让她吃了大亏。 傅索安高中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但天津的运动哪能和北京同日而语？生性活跃，爱热闹的傅索安便来到了北京，经朋友介绍，跟着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西纠）的人到处贴大字报，揪人、抄家、造反。1966年8月18日，以"天津代表"之一的名义，傅索安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第一次检阅。
毛泽东总共分8次接见了一千万红卫兵。但对8月18日的首次接见更为重视。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最先起来"造反"的，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最坚决，所以对他们寄予了"厚望"，而这些首批被接见的红卫兵也都自诩为"火种"，接见结束后，他们就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很多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就是他们点起来的。虽然，他们事实上给各地带去了很多灾难，但对于他们本人来说，很多都觉得十分"神圣光荣"。
傅索安在新疆、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串联了三个月，不但去过城市，也下过农村，甚至还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一个叫奇玛村的地方认了一位"干娘"。这里距中、苏边界不到二十公里。
1966年底，由于北国边疆天寒地冻，傅索安回到了天津。这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高潮时期，傅索安所在的学校也已山头林立，全校总共有二十多个各类造反组织。性格争强好胜，爱出风头的傅索安自然不甘寄人篱下，便"另立山头"，发起组织了"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其它一些"老红卫兵"不同，不问出生，不看成分，只要志趣相投，接受其纲领者，一律欢迎。所以，"横空出世"受到了很多此前受排挤，受打压的师生们的欢迎，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但同时，"横空出世"的内部关系也因此远较其它组织更为复杂。
果然，"横空出世"内部很快就发生了"宫廷政变"。"创始人"傅索安大权旁落，被架空。傅索安不甘心，便带了几个"忠实信徒"和对手进行斗争，但是，毕竟对手是各方认可的"正统"，动辄以组织的名义出手，而傅索安一方则只能以个人名义，或"民间"的名义开展活动，当然很难和对手对抗。不知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还是被人挖了陷阱，就在傅索安为此苦闷之际，有人给她出主意，为什么不能自己私刻一个公章呢？你家胡同口不就有一个刻章的吗？傅索安大腿一拍，对啊！立即带人来到刻章的人家里。可是，刻章是要公安机关证明的，傅索安拿不出来，那刻章的人就坚决不肯冒"私刻公章"的风险。一向强势的傅索安哪受得了这个，便恶向胆边生，顺手一巴掌挥了过去，把人家给打休克了。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刻章的小贩正是当时正在进行专案审查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的重要线索人物。怎么这么巧？刚刚要向他取证，他却不能说话了！中央文革小组便怀疑有人在红卫兵的后面"借刀杀人"！于是，便责成公安部门立即将傅索安逮捕归案，将事情调查清楚。本来，这也不过是一件小事，即使被抓住了也不过拘留几天就会放出来的。但傅索安却不知哪根筋搭错了，选择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
往哪里去呢？当然是越远越好。傅索安毫无疑问地就选择了奔向内蒙古"干妈"家。当时，各个经过认可的红卫兵组织都有自己的公章、介绍信。外出串联或外调时，这些介绍信和单位介绍信一样有效。傅索安在当红卫兵组织头头时，便私自拿了一叠盖了公章的介绍信，离开时也没有还回去。现在，这叠介绍信终于派上了大用场。凭着介绍信，傅索安成功地在"干爹"当队长的奇玛村插队落户。
当时，有很多自愿放弃城市生活，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知青代表"，如邢燕子、董家耕、侯隽……，但他们都不属于"插队落户"。彻底完成身份转变，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傅索安是第一个。如果傅索安能安分守己、踏实苦干，凭着这个"第一"和她的能力，不排除也能干出一定的名堂来。
但是，傅索安天生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奇玛村这么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又有"干爹"队长罩着，傅索安很快就成为当地的一个"知名人物"，人们有什么疑难困苦，都愿意来找这位从大城市来的，见多识广的小姑娘唠嗑。
奇玛村与黑龙江省的鲍家庄接壤。1958年，为解决长期困扰生产的水利问题，两村村民利用原先的一块天然低洼地合建了一座小水库。水库修成后，给两村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正常情况下，两村的土地灌溉问题基本能得到解决，但是，在干旱年头，由于蓄水量有限，不能同时满足两个生产队的用水需要。这时，矛盾就出来了，双方常常为用水比例和维修养护的劳力费用分摊等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傅索安觉得这是一个树立自己威信的好时机，便亲自策划、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对鲍家庄的"偷袭"。一天夜里，她带领一队知青和农民，摸到鲍家庄里，突然一顿棍棒，打伤了5个社员，其中三人骨折，另有一人被打瞎一只眼。鲍家庄人当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在几个青年人的带领下，组织了几百人向奇玛村回扫过来。一场牵涉上千人的大械斗发生了。
大规模的武斗。事情闹得很大，上级立即派来了一个连的部队将双方隔开，并收缴了武器，同时派来了一个工作组进行调查处理。经过几天紧张的调查摸排，工作组终于查清了这场几乎惊动全国的械斗事件，竟是几位知识青年，尤其是傅索安造成的。于是，傅索安被定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
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傅索安罪行揭发、批斗会"。会上，鲍家庄的社员在情急之中不顾劝阻，对傅索安等人大打出手。要不是押解民警的尽力阻止，傅索安等人能否站着走下台都很难说。傅索安是首犯，接受的教训也最为深刻，她的半边脸肿得像发面，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拉掉了一束。
气急败坏的傅索安此时已失去了正常的分析能力，认为这是工作组要拿她开刀了。她决定出逃。几天后，借着熟悉地形，傅索安避开了巡逻队和岗哨，越过额尔古纳河，进入了苏联境内。傅索安没想到，一上岸，她就被克格勃边防管理局36号地区的巡逻队逮捕了。傅索安早就想好了说辞。受审时，她什么也不说，一口咬定，自己越境的目的就是为了"投奔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时，中国是苏联仅次于美国的谍报对象，需要大量的中国人做谍报工作。在进行了大量调查，弄清了傅索安没有其它背景和意图后，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决定，把这个中国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
傅索安果然不负克格勃的期望，以十分优异的成绩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了。短短的几年内，她干了几件"大事"：1970年4月，她只身潜入东京，刺杀了叛逃到日本的苏联兵器专家尤里·巴甫伦夫，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东京谋杀"案；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傅索安亲临现场查勘，目睹了苏联专家将林彪和叶群的尸体从土坑中刨出，将头颅割下，在沸水里煮过，清除了肉和结缔组织后，将骷髅用箱子带走……
但是，可能是长期精神压抑，而且酗烈性酒的原因，正当傅索安在"事业上"风生水起时，却被检查出患了肝癌。克格勃没有对傅索安进行充分的救治，只是将她调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图书馆工作，不再让她执行任务了。
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图书馆后，心灰意冷的傅索安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对工作几乎放任不管，任其自由运转，自己整天就是看书、饮茶、喝酒。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后就感到肝区隐痛，她按了按肝区，也没放在心上，早饭也没吃，就上班去了。
这天是一个难得好天气。在图书馆处理了几份公文后，傅索安和图书馆里的另一个中国人胡国瑛拿着一瓶伏特加又在阳台上喝了起来。但是，今天却不对劲。傅索安看见东西就恶心，老想呕吐。她吃了一片平时很喜欢的牛肉后，咀嚼了好一阵方才勉强咽下去。可刚咽下去，就觉得有些恶心，连忙喝一口酒想压住，但没达到目的，终于"哇"的一声呕吐了出来。几乎是同时，她感到肝脏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狠命地捏了一下，痛得撕心裂肺，眼前一黑，身子一歪便从椅子上栽了下来。
傅索安再次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医院，可为时已晚。身为谍报人员的傅索安，从医生、护士们的神态和支支吾吾的语气中早就明白了一切。她在病床上对自己来苏联后的经历和遭遇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内心充满悔恨。可一切又都悔之晚矣。1974年4月13日，傅索安支开护理人员，割破自己腕部静脉，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墙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字：悔！ 然后，用将被单撕成条后搓成的布绳，将自己悬挂在了窗棂上。一代艳蝶傅索安就这样香消玉殒，还不满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