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只是外汇这一方面。（回答有点长，可以收藏慢慢看，欢迎一起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政府对金融体系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干预。具体表现为：通过人为压低实际利率，将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央行在汇率市场贬值太多或升值太多时会进行一些干预；政府对跨境资本流动有比较严厉的管制等等。
麦金农教授将这种政府对利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等领域的干预和管制定义为“金融抑制”。数据显示，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下降了约40%，但仍处在较高的水平。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下，中国仍然存在较多的金融抑制？
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可能是最直接的诱因。
与前苏联、东欧等转型经济体采取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是“双轨制”改革策略。
休克疗法意味着立刻全部取消计划体制，并对所有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造。这种做法简单高效，但在实践中有很多困难。比如，改革初期经济很容易崩盘，而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需要相当长时间，经济恢复也需要很长时间。
“双轨制”改革则是，一方面支持国有企业继续运行；另一方面为非国有部门创造更宽松的成长空间。这种改革的优势是可以避免改革初期经济与社会的大震荡，特别是大规模的失业和严重的经济衰退，缺点是国有企业通常效率比较低，需要外部支持才能够持续生存。
而政府支持国有企业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财政补贴，但在改革期间特别是在前二十年间，财政一直捉襟见肘。政府只好借助于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变相地补贴国有企业。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为压低要素的价格，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政府干预要素配置决策，把大量的生产资源分配给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大企业。而在金融领域，则进一步体现为压低实际利率，将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在包括信贷和非金融企业债券的整个债务融资市场中，国有企业的份额占到75%左右。这也就导致了很多非国企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得到满足，只好转向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等非正规部门。实际上，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是变相的利率市场化过程，这里我们不展开描述，在之后的文章中会详细解释。
除了利率外，中国始终还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资本项目管制，这也是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资本项目管制一定程度上防止资本大进大出，对维持金融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金融改革的确需要循序渐进。
应该如何看待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究竟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成功，还是说没有妨碍经济成功？抑或是经济本可以更成功呢？
从理论研究来看，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两种影响。
正面影响被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其理论基础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及其合作者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负面效应则被称为“麦金农效应”，其理论基础则是罗纳德·麦金农教授（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 Shaw）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
麦金农和肖是最早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的学者。他们发现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人为压低实际利率、采取信贷配给的方式分配稀缺的信贷资金、实行资本管制等方面。他们认为，人为压低名义利率，造成真实利率不能反映储蓄的稀缺程度，扭曲了资本配置，也削弱了储蓄激励，同时导致银行和货币体系的规模很小，加剧了银行信贷的配给。结果是导致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阻碍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主张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不过，上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80年代的菲律宾和土耳其，90年代末的泰国等国家都采取了上述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却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对此，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与麦金农不一样的观点，即在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的经济中，政府应当在宏观经济稳定、尤其通货膨胀率较低等前提条件下，通过存贷款利率控制、市场准入限制等一组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获取剩余的机会，以缓解金融机构和企业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问题。不过，斯蒂格利茨并不是完全支持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他认为，政府选择性干预应当是动态的，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政府应当逐步放松上述金融约束，以促进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从实际来看，金融抑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由正转负
实际上，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效果的确不同。中国改革历程就是生动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金融抑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发挥了正面影响。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大多数银行都由国家控制的情况下，提高了储蓄转化成投资的效率。只要有储蓄存到银行，很快就能转化成投资，直接支持经济增长。
二是政府干预金融体系，对金融稳定有支持作用。最好的例子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虽然很高，却没有出现挤兑。原因就在于政府以国家信用背书，为金融风险兜底。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斯蒂格利茨效应”是超过“麦金农效应”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金融抑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已经从正转负。金融抑制的成本在显著增加。尤其是金融效率下降和金融风险上升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一是过去的金融体系难以支持新经济的增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低技术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但是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银行通常不能参与风险很高的业务，分析技术与市场风险的能力也不强，对创新的支持也就显得“力不从心”。
二是政府长期兜底的做法，已经造成政府信用的透支。无论是政府的负债，还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杠杆，甚至国有企业的借贷，背后的主要支撑就是政府信用。如果经济、金融形势平稳，高杠杆率也许可以持续。但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政府信用很可能兜不住。
三是长期的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源配置。正规市场的贷款利率被人为压低，导致资金供不应求，这些资金被优先配置给国有企业或其他的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作为创新孵化器、社会稳定器的中小企业，却很难在正规金融市场上获取融资。被挤出去的民企由于需要融资发展，只能去非正规部门以更高的成本获取融资。此外，非正规部门的融资需求催生了不少“金融创新”，比如影子银行、数字金融。有些创新能够提高金融效率，另一些则纯粹是监管套利。这些创新业务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也导致了新的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在放开产品市场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要素市场的管制，实际上造成了农业部门补贴工业部门，家庭部门补贴企业和政府部门。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会导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拉大；金融体系中对信贷资源定价和配置的管制，则会导致不同性质的企业利润差距拉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整体来看，在改革开放前期，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抑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进入21世纪以后，金融抑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
如果用数据进行估算的话，假如没有金融抑制政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速会下降0.8个百分点，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经济增速反而会提高0.1个百分点。
新发展阶段呼唤金融模式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经济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过去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是支持固定资本投资，但是目前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金融体系也应该从支持固定的有形投资转向支持无形的研发投资。
不过，矛盾的是，经济创新的本质是周期长、不确定大、失败率高，但是大多数的金融投资却要求短期化的低风险、高回报，难以支持创新融资。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从两方面发力：一是支持金融创新，二是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具体来看：
要多发展资本市场。一般来说，股权市场可能比信贷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创新型企业一般规模小、可抵押的有形资产少、成立时间短且记录的财务数据短，现金流通常不稳定，研发投资不确定性较大，所以很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但是股权市场在融资方面没有抵押品要求，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
对此，可以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来提高市场效率；尽可能地在创新周期长、失败率高的特点与投资回报短期性的要求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具体的做法包括减少政府的管制，提高市场的开放度；增加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减少不理性的市场行为，在明晰责任的同时培养“容忍失败”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大力发展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与衍生品市场，让更多的有耐心的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入市等。
尽管资本市场对创新的支持力度更大，但日本德国等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国家，其创新水平也位于世界前列。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创新分为根本性的创新和渐进式的创新。根本性的创新一般指发明颠覆性的技术，渐进式的创新则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善。企业在根本性创新方面适合在股权市场获得支持，在渐进式创新方面则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对此，商业银行也应作出改善，其中国外有一些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
比如，银行要建立与企业长期稳定的关系，注重加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应用能力。我们之前在德国系列读书笔记中曾描述过德国特色的“管家银行制度”。企业会选择1家银行作为主要的结算行、贷款行、金融服务主办银行。这家银行既是主要融资提供者，同时也会参与企业公司治理。在长期互动中，银行可以获取许多企业的“软信息”，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深入了解，有效降低了银企信息的不对称性。即使企业出现暂时的流动性危机时，银行也可以基于“软信息”继续为企业提供贷款。
日本情况类似，日本“主办银行制”的核心是鼓励和倡导企业和一家主办银行保持合作，以便增加银行对企业的信任，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放贷时不再拘泥于抵押和担保，从而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应该说，这种关系型融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与此同时，还可以用科技手段革新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专业能力。欧盟大力推进开放银行的实践，要求商业银行对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开放用户账户信息权限，提供全部必要的接口权限。美国商业银行则更多地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人与系统的配合，不断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的业务开发与风控。
此外，政府要努力改善创新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很多企业不能很好地获得商业银行的融资服务，是因为它们无法达到商业银行信用评估与风险控制的基本门槛，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弥补这些企业的不足，改善它们的融资环境。比如，美国于 1953 年成立了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小企业管理局，主要提供担保帮助小企业获得商业贷款。政府还出台了许多市场化的激励手段，引导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近些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也陆续推出了支小再贷款、科技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但由于央行资金的价格与银行自身资金的成本相差并不多，分到每个银行的量也有限，同时对贷款的利率做出了或多或少的限制，直接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自身的激励较难实质性地改变银行的行为，创新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内容来源：黄益平、王勋，《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