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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对外汇进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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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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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只是外汇这一方面。(回答有点长,可以收藏慢慢看,欢迎一起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政府对金融体系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的干预。具体表现为:通过人为压低实际利率,将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央行在汇率市场贬值太多或升值太多时会进行一些干预;政府对跨境资本流动有比较严厉的管制等等。

麦金农教授将这种政府对利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等领域的干预和管制定义为“金融抑制”。数据显示,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下降了约40%,但仍处在较高的水平。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下,中国仍然存在较多的金融抑制?

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可能是最直接的诱因

与前苏联、东欧等转型经济体采取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是“双轨制”改革策略。

休克疗法意味着立刻全部取消计划体制,并对所有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改造。这种做法简单高效,但在实践中有很多困难。比如,改革初期经济很容易崩盘,而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需要相当长时间,经济恢复也需要很长时间。

“双轨制”改革则是,一方面支持国有企业继续运行;另一方面为非国有部门创造更宽松的成长空间。这种改革的优势是可以避免改革初期经济与社会的大震荡,特别是大规模的失业和严重的经济衰退,缺点是国有企业通常效率比较低,需要外部支持才能够持续生存。

而政府支持国有企业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财政补贴,但在改革期间特别是在前二十年间,财政一直捉襟见肘。政府只好借助于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变相地补贴国有企业。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为压低要素的价格,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政府干预要素配置决策,把大量的生产资源分配给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大企业。而在金融领域,则进一步体现为压低实际利率,将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在包括信贷和非金融企业债券的整个债务融资市场中,国有企业的份额占到75%左右。这也就导致了很多非国企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得到满足,只好转向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等非正规部门。实际上,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是变相的利率市场化过程,这里我们不展开描述,在之后的文章中会详细解释。

除了利率外,中国始终还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资本项目管制,这也是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资本项目管制一定程度上防止资本大进大出,对维持金融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金融改革的确需要循序渐进。

应该如何看待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究竟是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成功,还是说没有妨碍经济成功?抑或是经济本可以更成功呢?

从理论研究来看,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两种影响。

正面影响被称为“斯蒂格利茨效应”,其理论基础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及其合作者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负面效应则被称为“麦金农效应”,其理论基础则是罗纳德·麦金农教授(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 Shaw)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

麦金农和肖是最早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的学者。他们发现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人为压低实际利率、采取信贷配给的方式分配稀缺的信贷资金、实行资本管制等方面。他们认为,人为压低名义利率,造成真实利率不能反映储蓄的稀缺程度,扭曲了资本配置,也削弱了储蓄激励,同时导致银行和货币体系的规模很小,加剧了银行信贷的配给。结果是导致金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阻碍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主张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不过,上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80年代的菲律宾和土耳其,90年代末的泰国等国家都采取了上述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却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对此,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与麦金农不一样的观点,即在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的经济中,政府应当在宏观经济稳定、尤其通货膨胀率较低等前提条件下,通过存贷款利率控制、市场准入限制等一组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获取剩余的机会,以缓解金融机构和企业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问题。不过,斯蒂格利茨并不是完全支持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他认为,政府选择性干预应当是动态的,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政府应当逐步放松上述金融约束,以促进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从实际来看,金融抑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由正转负

实际上,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效果的确不同。中国改革历程就是生动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金融抑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发挥了正面影响。从两方面来看:

一是大多数银行都由国家控制的情况下,提高了储蓄转化成投资的效率。只要有储蓄存到银行,很快就能转化成投资,直接支持经济增长。

二是政府干预金融体系,对金融稳定有支持作用。最好的例子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虽然很高,却没有出现挤兑。原因就在于政府以国家信用背书,为金融风险兜底。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斯蒂格利茨效应”是超过“麦金农效应”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金融抑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已经从正转负。金融抑制的成本在显著增加。尤其是金融效率下降和金融风险上升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一是过去的金融体系难以支持新经济的增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低技术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但是创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中国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银行通常不能参与风险很高的业务,分析技术与市场风险的能力也不强,对创新的支持也就显得“力不从心”。

二是政府长期兜底的做法,已经造成政府信用的透支。无论是政府的负债,还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杠杆,甚至国有企业的借贷,背后的主要支撑就是政府信用。如果经济、金融形势平稳,高杠杆率也许可以持续。但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政府信用很可能兜不住。

三是长期的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源配置。正规市场的贷款利率被人为压低,导致资金供不应求,这些资金被优先配置给国有企业或其他的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作为创新孵化器、社会稳定器的中小企业,却很难在正规金融市场上获取融资。被挤出去的民企由于需要融资发展,只能去非正规部门以更高的成本获取融资。此外,非正规部门的融资需求催生了不少“金融创新”,比如影子银行、数字金融。有些创新能够提高金融效率,另一些则纯粹是监管套利。这些创新业务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也导致了新的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在放开产品市场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要素市场的管制,实际上造成了农业部门补贴工业部门,家庭部门补贴企业和政府部门。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会导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拉大;金融体系中对信贷资源定价和配置的管制,则会导致不同性质的企业利润差距拉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整体来看,在改革开放前期,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抑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进入21世纪以后,金融抑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

如果用数据进行估算的话,假如没有金融抑制政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速会下降0.8个百分点,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在21世纪的前十年,经济增速反而会提高0.1个百分点。

新发展阶段呼唤金融模式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经济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过去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是支持固定资本投资,但是目前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金融体系也应该从支持固定的有形投资转向支持无形的研发投资

不过,矛盾的是,经济创新的本质是周期长、不确定大、失败率高,但是大多数的金融投资却要求短期化的低风险、高回报,难以支持创新融资。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从两方面发力:一是支持金融创新,二是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具体来看:

要多发展资本市场。一般来说,股权市场可能比信贷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创新型企业一般规模小、可抵押的有形资产少、成立时间短且记录的财务数据短,现金流通常不稳定,研发投资不确定性较大,所以很难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但是股权市场在融资方面没有抵押品要求,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

对此,可以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来提高市场效率;尽可能地在创新周期长、失败率高的特点与投资回报短期性的要求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具体的做法包括减少政府的管制,提高市场的开放度;增加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减少不理性的市场行为,在明晰责任的同时培养“容忍失败”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大力发展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与衍生品市场,让更多的有耐心的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入市等。

尽管资本市场对创新的支持力度更大,但日本德国等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国家,其创新水平也位于世界前列。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创新分为根本性的创新和渐进式的创新。根本性的创新一般指发明颠覆性的技术,渐进式的创新则是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善。企业在根本性创新方面适合在股权市场获得支持,在渐进式创新方面则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对此,商业银行也应作出改善,其中国外有一些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

比如,银行要建立与企业长期稳定的关系,注重加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应用能力。我们之前在德国系列读书笔记中曾描述过德国特色的“管家银行制度”。企业会选择1家银行作为主要的结算行、贷款行、金融服务主办银行。这家银行既是主要融资提供者,同时也会参与企业公司治理。在长期互动中,银行可以获取许多企业的“软信息”,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有深入了解,有效降低了银企信息的不对称性。即使企业出现暂时的流动性危机时,银行也可以基于“软信息”继续为企业提供贷款。

日本情况类似,日本“主办银行制”的核心是鼓励和倡导企业和一家主办银行保持合作,以便增加银行对企业的信任,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放贷时不再拘泥于抵押和担保,从而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应该说,这种关系型融资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与此同时,还可以用科技手段革新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专业能力。欧盟大力推进开放银行的实践,要求商业银行对第三方支付服务商开放用户账户信息权限,提供全部必要的接口权限。美国商业银行则更多地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人与系统的配合,不断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的业务开发与风控。

此外,政府要努力改善创新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很多企业不能很好地获得商业银行的融资服务,是因为它们无法达到商业银行信用评估与风险控制的基本门槛,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弥补这些企业的不足,改善它们的融资环境。比如,美国于 1953 年成立了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小企业管理局,主要提供担保帮助小企业获得商业贷款。政府还出台了许多市场化的激励手段,引导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近些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也陆续推出了支小再贷款、科技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但由于央行资金的价格与银行自身资金的成本相差并不多,分到每个银行的量也有限,同时对贷款的利率做出了或多或少的限制,直接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自身的激励较难实质性地改变银行的行为,创新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仍有较大改善空间。

内容来源:黄益平、王勋,《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这是我在博客上面看到的一篇文章,讲的很透,希望对你有帮助,找了一下链接,没找到,就复制过来了。

中国为什要实行外汇管制

美国和日本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外汇自由,要求中国实行浮动汇率,放开资本管制。而中国则坚定或者委婉地予以拒绝。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首先从黄金谈起。大家知道,人类最初的货币是黄金和白银。黄金和白银由于不易变质,产量又不是很多,易于切割,成为了所有国家都接受的财富符号。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对黄金产生狂热的迷恋,他们寻找新大陆的重要目的就是寻找黄金。后来的不少文献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大都指责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掠夺财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本性。事实上,如果把当时的欧洲看作是相对孤立的整体的话,也就是说,假如掠夺来的黄金主要只在欧洲内部使用,那么这些黄金对于欧洲来说,谈不上什么原始资本积累,而只是相当于货币扩张而已。简单地说,欧洲黄金的增多,就跟今天的多印钞票一样,轻度的黄金扩张可以刺激经济,而过分的黄金扩张只会让经济发疯。

当然,黄金总量如果不增长,就跟今天的中央银行停止发行钞票一样,经济也会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而停滞萧条。黄金就其质地来说,非常适合作为货币。但是它并不是具备货币的所有要求。这体现在它的供应上。黄金的供应是自然决定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而国家经济的发展往往需要稳定的货币供应。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总量时,黄金就再也跟不上经济的增长,而成为经济的制约因素。

在货币的进化过程中,开始出现纸钞。最开始的纸钞就是借条。银庄(相当于今天的私人银行)发出纸钞,拿着纸钞的人可以在银庄的各个分庄换取银子或者黄金。由于发出去的钞票随时都可能换成黄金或者银子,所以各个银庄必须在有等量的黄金或者银子时,才敢发钞票。这就是大家常常听说的:发放钞票要以黄金外汇等储备为基础。当然,这种说法反映的是当时的现实。有些学经济的还用这句话来解释当今的货币政策,就是胡扯了。

在银庄发放钞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可以比黄金或者银子拥有量更多的发钞票??因为钞票不可能立刻要兑换成黄金。特别是对于那些大银庄,他们的钞票因为信誉好,甚至可以直接像黄金白银那样来买东西,人们也就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兑换成黄金白银了。这样,银庄发出的钞票远远超过了其黄金白银拥有量。这就是信誉货币的始端。它意味着,货币可以凭空的印刷出来。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扩张都是通过信贷完成的。因此不少经济学者坚持:即便货币可以凭空创造,但是也只能以信贷的方式进行扩张。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理论依据,我可以预言,如果说货币财政政策要进行改革,那么首先将会在货币的发行方式上对传统理论的突破。

由于银庄发放钞票可以超过它实际拥有的财富,只要不发生挤兑,它就实质上是占有了这些多余的财富。这就类似于现代国家发行钞票的货币税。同时钞票由私人发行,也不利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所以在货币的演化过程中,国家开始集中发钞权。国家发行钞票,最初也是以黄金作为本位,也就是国家要拥有多少黄金才发多少钞票,钞票可以自由兑换黄金。但是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总量需求增大,黄金开始紧缺,国家不得不在黄金储量之外发行过量的钞票。此时金本位崩溃。再后来黄金成为国际间的重要支付手段,国家感觉有必要自己进行掌握,所以国家就开始终止钞票和黄金的自由兑换,而把有限的黄金用于国家控制。这样就进入彻底的信用货币时代,黄金作为一国内的支付手段退出流通领域。国家发行钞票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并获取发行钞票的巨大利润。因为他们付出的是纸,印出的却是钱。

基于同样的原理,国际外汇市场也走在同样的演化路径上。

二战过后,各国把黄金交放到美国央行,美国按照与黄金的一定比例投放美元。各国都接受美元为世界通用的货币。这个过程相对是比较公平的,因为美国要严格按照其黄金储备发放美元,而且各国凭借美元可以自由提取美国的黄金,因此不存在剥削他国财富之说。但是很快,由于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不要说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是世界的黄金总产量都跟不上经济的发展,美国要满足各国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以及世界货币的需要,不得不开始超出黄金储量来印刷美元。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要纠正一个错误,就是美国大量印刷美元,来解决它的外汇逆差,并不一定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衰退造成的。即便美国的经济不衰退,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将促使它在黄金储备以外发行美元。特别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越快,就越有多印美元的需求。如果美国的经济长期处于顺差,则美元就无法发到世界上去,也就成为不了世界货币。

由于美元发行的总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美元相对黄金就再也无法维持以前的比率,美元不得不进行贬值。此时世界掀起抛售美元,提取黄金的热潮,如果放任下去,美国央行的黄金可能被耗尽,于是美国政府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美元与黄金脱钩。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不是由于哪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引起的,而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凭借其历史惯例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而且这个时候美元的霸权开始显现出来,美元开始作为美国攫取其他国家财富的重要手段而存在。

形象一些说,此时美国类似世界央行。美国发行的美元已经成为信用本位的货币。它可以凭空印刷美元,用于购买它国生产的实物财富。也就是说,美国可以用白纸来换取它国的原材料、以及其它实物产品。有人会说,当美国用美元购买它国产品时,其它国家也就获得了美元,其它国家可以持美元反过来购买美国产品,因此不存在说美国霸权不霸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与目前美元贬值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个在后面我会阐述。这里我谈它的第一方面,就是美元的货币税问题。

虽然拥有美元的国家可以向美国购买产品,从而使得与美国的交换成为等价交换,但是一方面它是各个国家的重要外汇储备手段,随着经济的增长,储备也会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它必定要在世界其他各国流通,而且世界经济发展越快,在各国流通的总量也就增长越快。因此从局部看,不断有美元流出或者流进美国,但总体上,还是以美国向外输出美元,向内输入实物财富为主。这就是大家看到为什么往往都是美国逆差的真正原因。这长期停滞在美国之外的美元,就是美国向各国收取的货币税。美国凭借货币税的特权,直接无偿掠夺别国财富。因此大家再看到美国对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援助时,应当知道它可能仅仅归还了从这些国家掠夺过来的部分财富而已。同时大家再看到美国逆差,而且美国拼命指责其他国家造成它的逆差时,千万不要轻易得出美国真的吃亏的结论,它是在贼喊捉贼,流血的说不定恰好是你自己。

的确,如果美国美元输出过多,这些输出的美元如果反过来购买美国的产品,无疑是美国财富的损失,其收的货币税就少了。所以,美国采取了另外一个措施:贬值。我个人相信,美元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然后贬值,然后再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然后再贬值,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既定战略而不是什么突发危机使然。当其他国家都储存太多的美元储备后,例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吃不喝勒紧裤腰带的积累了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就开始考虑贬值了。美国贬值货币主要通过降低利率,扩张财政支出,以及央行干预来完成。通过这些措施,使得美元供应量增大,美元贬值。美国的降低利率和扩张财政支出,对本国经济也要造成影响,譬如经济可能过热。但是美国对于国内经济,虽然我并不能断定它是有意为之还是对经济运行还不是太熟悉,总之在它执行美元贬值手段时,严格的控制了国内的需求,也就是说通过供需失衡,使得美元利率下调,美元贬值,同时美国的经济还不过热。我已经声明,不排除是美国对经济还不熟悉的原因导致其供需失衡。但是,如果换上是我,如果对经济比较了解的话,不排除不采取某些相似手段。特别是美国刚刚完成一场战争,也给贬值造成了有利条件。

假使美元贬值10%,则中国外汇储备硬生生损失300-350亿美元。放之世界,各国又要损失多少?美国又要掠夺多少?

当然,美国虽然容许一定的逆差,但是逆差太大,给它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利的。美国一方面通过贬值减少逆差,另一方面,特别是小布什执政,削弱福利,经济萎缩,失业增加,因此增加出口外贸需求就成为拉动经济的重点。美国出口产品多是附加值高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再多,对于美国的实物财富减少也影响很小。所以增加出口,并以出口获取的财富用来进口低附加值的实物财富,也是美国经济的重点。而美元贬值,降低了其出口价格,增加了出口。

以美国和中国两国而言,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对于今后的进出口影响自不必说,最狠的一招还在后面。

美国和日本指责中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其要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要升值,一个是资本市场管制要放开,也就是说资本可以自由兑换。这两个要求足以对中国经济构成致命的杀伤力。

一种货币的贬值可以有多种手段。例如美国,是通过调节美元利率等国内经济政策手段来实现。但是这种方法运用不当的话,往往会伤人一千,自伤八百,因为这些国内经济政策不但影响外汇市场,还威胁本国国内经济。坦率的说,这也是西方经济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的。而中国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通过央行的买进卖出,来保证外汇市场人民币的汇率。同时中国还采取资本管制,资本并不能自由进出中国市场。因此中国可以在相对屏蔽本国经济的情况下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但无论如何,货币是否贬值,大多都是由政府政策决定的。无论美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其货币的贬值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他们口口声声说的市场、自由。日本有官员说虽然利率由政府决定,但是汇率应当由市场决定的说法简直是搞笑,这是典型的话语霸权。都是干预手段,都导致货币贬值的后果,难道惟独你那种干预是市场经济,我这种干预就是政府干预?说句实话,目前西方通行的外汇体系本身就有很多缺陷,难道弥补这些缺陷,不跟你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政府干预?

他们的真正目的,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在于一个更加阴险的措施。

在他们要求人民币升值之时或者之前,美国或者日本的金融投机家开始把大量资金暗地流入中国。如果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这种流入就更加容易。资金流入中国后,兑换成人民币,等着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后,这些金融大鳄就开始抛出人民币,购买美元。中国央行不可能也跟着抛出人民币购买美元,如果那样的话人民币的汇率就会下跌。中国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必须购买人民币,抛出美元等外汇储备。本来中国的人民币之所以表面上看要升值,是因为中国经济失衡,需求不足,物价低迷,大量人民币游移于市场之外的结果,特别是近年来大量资金外逃,据统计外逃资金达3万亿之巨,并不是人民币真的就该升值了。

如果那时资本市场开放,外逃资金加上中国本土藏于地下的人民币倾巢而出,再加上金融大鳄利用金融杠杆,以一元资金调动十元的比率,来冲击人民币,可能最终有两个结果。比较乐观的结果是中国央行外汇储备足够,最终咬牙撑住了人民币汇率,但是此时由于已经大量的抛出美元,所以外汇储备也是损失殆尽,国家经济倒退几年乃至十多年。第二个结果更为恐怖,就是央行发现无法支撑,最终放任人民币汇率变化。此时人民币汇率将一路下跌,人民币越下跌,人们越是抛出人民币,越抛出人民币,人民币汇率越下跌,直到最后崩溃为止。这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翻版。到那个时候,中国彻底萎靡不振。

这是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即便中国仍然在资本管制,但目前各种投机资本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200多亿美元就是迹象。

那么,可不可以人民币不升值,但资本放开管制呢?如张五常主张的那样?相形而言,我宁愿人民币浮动一下汇率,同时不开放资本兑换,也不愿意固定人民币汇率下开放资本市场。因为浮动汇率,游资要来冲击人民币,至少我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加强管制,而开放资本市场,在目前人民币总体上看可能反而是贬值的情况下看,如果国外金融大鳄连同地下人民币狙击中国,即便人民币不升值,也可能耗去大量外汇储备,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从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禁要问,即便美国不耍手腕来抢夺中国手中的外汇,外汇对于中国就有什么意义吗?

长期以来,中国由于教育、社保福利等政策上的失误,以及中西部经济差距、城乡经济差距的进一步增大,致使内需严重不足。内需的不足又导致工资进一步降低,反过来又致使内需进一步下降。所以中国把经济的发展寄托于外需,希求通过外贸把产品卖出去。但是中国的产品多是低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是靠廉价。而这种廉价又主要依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长久的压低劳动力的工资,则国内内需将没有启动的可能,中国会进一步依赖外需;而依赖外需又需要再压低劳动力的工资,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而压低劳动力工资又将继续压抑内需。

现在抽出身来回看我们的国内经济,当真是一幅奇观:

我们不断的生产大量产品源源不断的输往国外,换回大量的外币,国内人民却无法消费。换回的大量外币又被国家通过购买美国等外国的国债等方式,流回美国等国家。这样,中国以纸币标志的GDP不断增加,但是用于国内消费的财富却不见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又由于内需不振,外需就占了总需求的相当比重,所以人们就以为外需更加重要,进一步不惜抑制内需来扩张外需,于是国家经济进一步走向歧形。其表现形式是外汇出现大量顺差,国内需求萎靡不振。

一国经济,根本应依赖于物质财富的消费,此种消费是下一轮物质财富再生产的源泉,怎么能守着几张花花绿绿的废纸来富强邦国。美国常年保持外汇逆差,却成为了经济超级大国,非常重要的一点便在此。中国外贸所得外汇,不用于购买国外相应物质财富以供国内发展,别说4千亿美元储备,就算有4万亿美元又与废纸何异?可叹了枉自紧缩了国内需求,却是与他人作嫁衣裳。

外贸之输赢,不在你逆差还是顺差,而在你产品的附加值是否高。倘若产品的附加值低,你顺差越多,国力便越是衰退。不过此经济分析,不是此文内容,放作以后分析。目前中国央行正竭力抑制人民币升值,其采取的干预方式乃是标准的西方宏观货币政策,即买进美元,抛出人民币。为防止抛出人民币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紧缩银根,削弱正常途径的货币投放数量,以求达到一国货币总量的稳定。这种方法非常危险,因为虽然好象总量上货币稳定,但是加强了经济的不均衡,正常的商业运作被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限制,抛出的人民币却大量的游移于市场之外。结果中国的经济将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经济继续紧缩,需求继续疲惫,而大量人民币成为地上悬河,随时可能崩溃。因此正常经济一旦稍有起色,央行就不得不担惊受怕,怕这悬河垮了,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收紧钱口袋。而收紧钱口袋,经济便没有起色。所以两派经济学家吵架,一派说中国经济要通货膨胀,一派说中国还在通货紧缩,都有道理又都没有道理。关键怕的就是这道悬河,是悬在头顶上的一柄剑。如果没有这道悬河,中国经济究竟是紧缩还是膨胀,局势就会明朗,争论就会少得多。

中国经济要正常运转,必须削掉这道悬河。加强对垄断利润的税收,加强打击资金外逃,实行财产登记制度,增设遗产税。加大教育投入,加大社保医疗等公共福利设施投入。切实保障工人权利,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不要老是以廉价劳动力为荣。把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以上措施,可以相当于中央银行紧缩银根给投资造成的影响一样,但是却可以刺激投资的积极性和增加消费,削去悬河,因此与仅仅紧缩银根不可同日而语。对于目前的外汇储备,除了保留必要的用来稳定市场的部分外,应当用以购买战略资源或者技术,通过这种方式把美元抛出去,以绝国际社会之话柄,并同时让外汇切切实实地用来建设中国,而非像守财奴一般抱着外汇压箱底。要是中国以后被迫抛出美元之时,是通过吸纳人民币来抛出美元,中国央行还自以为是执行外汇调控政策,则中国数十年之积累,转眼便灰飞烟灭,一场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