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你会发现，日常用语中，人们好像分不清“神经病”和“精神病”。其实，从病理角度讲，同为疾病，本质无差。只是真要不罹患疾病，寻医求诊，有所区别，前者挂神经科，后者是挂精神科。毕竟，一个生理病灶，一个心理障碍。
可在民间俚语，总有人将之有意无意混淆，前者甚至异化为骂人粗口。后者，生活中也有一高频用法，比如“我是精神病我怕谁”“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等等。从这种坊间使用习惯，也可看出“精神病患，犯法免责”，似乎是一个共识。
这个说法，笼统得看，似也不能完全算错，但这事也需要细究。毕竟，很多刑事案件，只要涉及司法精神鉴定，根据嫌疑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可能会有三种结论：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所谓“精神病杀人不犯法”，仅指犯案时完全病发，对行为毫无辨认和自控能力的状态。而哪怕是间歇性精神病，在精神状态良好时作案，也是要负刑责的。更不要说，那些本来无病，犯法后动歪脑筋，装傻充愣，妄图蒙混过关，逃脱刑责的了。
一个识别真病还是装疯的简单偏方，凡是把“我有病我怕啥”，“精神病杀人无罪”挂嘴边，当免责金牌的，准是浑水摸鱼的“假精神病”。哪怕不是专业精神鉴定专家，依据常识也可推断，能如此“知法懂法”、“活学活用”，咋可能是毫无辨识和控制能力的完全病态？就算间歇性的，至少说这话时绝对清醒，如果此时作奸犯科，绝对要算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为何，必须厘清这其中关节，是因为这些年，钻这个“精神鉴定”司法空子的，不在少数。每每发生一些超出常理的，极端恶性案件，关于嫌疑人的精神状态的争议，就难以平息。比如，前几年南京“6?20宝马肇事案”，当公布驾驶员“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时，不但未能定分止争，反招致“惯性普遍性信任危机”。
就因为之前疑点重重，在公信危机下，这个精神鉴定意见，也同样面临信任尴尬。此后还有一些各类案件，也是启动司法精神鉴定后，未能立时受到舆论认可。精神鉴定不等于司法裁决，甚至刑诉法修订时，都曾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这不是无关痛痒的文字游戏，而是代表一种司法态度。
日前，“最高检：坚决防止和纠正‘假精神病’‘被精神病’”（2月26日最高检网站）的消息，显然是对这一态度的延续。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坚决防止和纠正犯罪嫌疑人“假冒精神病人”逃脱法律制裁和普通人“被精神病”而错误强制医疗。
明确要求，办理强制医疗案件，可会见涉案精神病人，询问办案人、鉴定人，听取代理人意见，向主治医生、近亲属、邻居、知情人员或基层组织了解情况，就技术问题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开展调查。
看到这，有人惊呼，这不应该是基本程序吗，难道以前都不问不查，默认“说啥是啥”的吗？这也许是多虑了。不信你查查近乎二三十年前，“两高”联合公安、司法、卫生多部门颁发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就能了解，早在那时关于这一套“资质审查、专业鉴定、 补充复核、层层监督”，甚至关于“鉴定中徇私舞弊、故意作假，应当究责”等都有规定。
从不缺制度。现在更是细化到对“假病”和“被病”的专门区分。“假装”其实比“被迫”为害更甚。能装病作假逃脱刑罚的，背后都有系列违规操作，属链条性责任溃败，是水源性司法污染危机。对司法公信的戕害，不容小觑。而那些“被精神病”的，从前些年看，除个别私人矛盾外，则多是功利思维下的地方“维稳”工具。当然作恶不分系统内外，都得一视同仁，依法究责。
这毕竟是个检察机关内部工作规定，对列出的十六种违规违法，也多是“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发现和纠正”。但是，规范司法精神鉴定显然不能只检方使劲，从公安移送前的强制医疗执行，到后期法院裁判及整个过程中的规范监督和违规惩处，需要公检法司法链条有机联动，每一环都置于严苛而透明的公共监督之下，无暧昧灰色利益地带，可见可查，才可信服。这说的当然远超“精神鉴定”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