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丈夫婚内向“第三者”赠与财产，离婚后前妻要求返还还能追回吗？法院会支持吗？基本案情妻子小廖（化名）与丈夫小钟（化名）于2004年12月登记结婚，于2020年9月办理离婚手续。2017年9月，小钟在婚姻存续期间与陶某（化名）开始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小钟通过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微信转款给陶某累计279047元；陶某通过信用卡、支付宝、微信向小钟转款，合计195288元。2019年下半年，小钟与陶某分手。2022年10月，小钟将陶某诉至钟山法院，要求陶某返还同居期间转给其的相关款项。2023年4月，小廖也将陶某诉至法院，要求陶某对其取得的赠与财产进行返还，并将小钟列为诉讼第三人。法院审理小钟在与小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另与陶某同居生活，是违背忠实义务、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小钟将夫妻共有财产赠与给与其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陶某，事后亦未取得小廖的追认，既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了小廖的合法权益，亦有违公序良俗，其赠与行为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陶某应当全部退还所有的受赠与的财产。夫妻财产共有的法律基础为婚姻关系，婚姻关系解除后，夫妻财产共有的法律基础消灭。在诉讼时，小廖和小钟已经离婚，双方已丧失夫妻财产的共同共有的基础关系，因此在确定陶某对小廖的返还责任时，不宜全额返还，宜对该部分财产予以分割。故小廖仅可主张属于自己的财产份额，即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半份额。在扣除陶某向小钟转款的195288元、此前返还给小钟的10000元以及两人同居期间小钟的日常生活开支25000元后，法院依法判决陶某向小廖返还24379.5元，同时驳回小廖的其他诉讼请求。后小廖不服，上诉至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贺州中院维持原判，驳回其上诉请求。法官说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权利，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一方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擅自将财产赠与“第三者”的，因该种赠与行为的目的是与“第三者”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既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权益，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三者”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法官提醒无论男女都应该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这既是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道德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第三者”介入他人家庭不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最终势必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编辑：石慧【版权声明】本文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彩礼引起的保管合同纠纷案，女儿起诉父母返还彩礼18万元，法院判决由被告张某、王某返还其女张小某10万元。面对张小某的起诉，被告张某、王某在庭审中答辩称：原告以返还聘礼为由起诉被告，诉讼主体不符。被告收取了聘金18万元属实。按传统习俗，聘礼是男、女结婚时男方或男方家庭支付给女方家庭，并由女方父母支配的钱物，并不是给女方个人的。被告收取的聘礼是原告丈夫的家庭赠送给被告的，并不是赠送给原告的，因此所收受的聘礼归被告所有，原、被告亦不存在保管关系。被告之所以至今未为原告举办婚宴、置办嫁妆，是因为有特殊原因，且被告认为男方定的日子不好，需要重新选定，还准备拿出几万元还礼给男方及原告，但男方后面未再与被告重新商定婚宴日期。原告在登记结婚不久即向被告讨要彩礼，还对被告进行辱骂，并损坏被告家中财物，被告曾报警处理。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没有依据，请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实质在于彩礼的归属之争。确定彩礼的归属，既要寻根溯源，尊重彩礼形成的历史传统脉络，也要与时俱进，吸收彩礼演进的时代合理因素。从传统习俗来看，婚约多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彩礼承载着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尊重、感谢和补偿，体现了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珍视，将彩礼视为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的赠与，是符合传统社会情境的。从彩礼的时代演进来看，彩礼的经济补偿功能趋于弱化，彩礼正在更多地具有祝福新人、支持新人组建家庭、奔赴美好生活的功能。子女也更加具有独立意识，不再是传统家长制下父母的附庸，其独立的经济诉求也应予以尊重。因此，结合彩礼的传统习俗因素及时代变化，将彩礼理解为男方家庭以结婚为目的对于包括出嫁女儿在内的女方家庭的赠与，父母及出嫁女儿共同对受赠财产享有利益，无疑更为合理，更能兼顾中华传统文化伦理和新时代、新社会的要求，也更易为社会公众的情感所普遍接受。法官说法在进行彩礼分割时，应当遵循合情合理的原则，以提高社会可接受度。一方面，应当考虑彩礼的支出情况。按照传统习俗，父母收取彩礼后往往需要为女儿筹办婚宴和嫁妆。如父母已为女儿举办了婚宴并置办了嫁妆，除非彩礼数额巨大且不予分割对女儿造成严重不公，原则上不应再支持女儿对彩礼的分割要求。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需要。如女儿出嫁后生活陷入困境，则在分割彩礼时应适当向她倾斜；若父母年事已高且缺乏生活来源，则应为他们保留较多的份额。此外，还需要酌情考虑父母为抚育女儿所付出的辛劳等因素，以实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作者：丁毅诚【版权声明】本文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案情简介原告张某与被告王某系多年好友，2022年，张某因生意需要周转资金向王某借款200000元，借期一年，并为王某出具借条一份。由于是多年好友，王某并未要求张某支付利息。2023年借款到期后，张某向王某偿还借款并自愿支付利息10000元，王某推脱不过，便收下了利息。后来，张某与王某因琐事发生争吵，双方之间有了嫌隙，张某遂要求王某返还多支付的10000元利息。王某不同意返还，张某遂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王某退还10000元。法院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原被告因系多年好友，因此借款之初并未约定利息，涉案10000元利息系借款人张某自愿支付，其支付该利息是基于其与被告王某之间借款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履行，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即被告王某收取涉案利息不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原告张某自愿支付利息的行为可视为对双方前期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变更，至于其增加利息支付的相关内容可以视为其对被告王某的新要约，被告王某无异议并接受，则是对该新要约进行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由此完成对借款合同的变更，而该新合同也已因原告张某完成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而履行完毕，张某要求返还利息的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作出后，原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这一规则，不当得利有4个构成要件：一方获有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没有合法根据，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这是不当得利的关键。本案中，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的行为是基于借款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履行，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具体而言，借款合同未约定利息，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可能有过口头的约定，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并不少见，借款人是依据约定支付利息，系正常履行借款合同的行为，不得再要求返还；另一种是双方确实没有以书面或口头约定过利息，此种情况下，借款人主动支付利息的行为可视为改订借款合同、为其增加利息支付的相关内容的新要约，出借人无异议并接受，则为对该要约进行承诺的意思表示，双方由此完成借款合同的改订，而该新合同也已因借款人完成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而履行完毕，借款人要求返还利息的请求自不应得到支持。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五百四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