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人，不能像对待容器一样去对待孩子”

谈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高考话题，孙惠玲首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电视台采访一个刚刚高考完的考生，问他估了多少分，回答说估了600多分。记者再问：“这么高的分，你想上哪所大学，想报考什么专业？”男孩子想也没想就回答说：“这个事我没想过，得问我妈。”

孩子的这个回答不一定敲痛了他妈妈，但是深深敲痛了孙惠玲： “600多分上哪个大学自己没有任何想法，要问妈妈。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

孙惠玲认为目前基础教育领域让人看到的最为遗憾的事情，就是孩子在18年的成长历程中没有学会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成长路径，有的连一个懵懵懂懂的意识都没有，有些孩子只会一次一次的考试。

孙惠玲认为，家庭教育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家长的作用非常关键，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家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孩子都是一种浸染，都是言传身教，现在家长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更多是停留在成绩上，关注的是每次考试考多少分？对于孩子成绩的关心远远胜过对孩子身心成长的关照。孩子今天身体舒服不舒服？情绪好不好？最近有什么想不开、看不懂的事情？很少有家长细心去问、去关注。

“孩子作为人，他不是一个容器，不能像对待容器一样去对待孩子！他需要情感关怀、人格健全方面的培养。一个孩子的成才不仅仅在于他在纵向上能向高层次长多高，更关键的是在于他在横向上能够发展得多全面，孩子需要的是，是更丰满的成长。所以只关注一个孩子考了多少分，是远远不够的。”

“学生眼里，老师是太重要的字眼”

学校的教育方式，尤其是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对孩子的成长和成才所起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孙惠玲给我们讲了一段她自己的经历。中学时代的孙惠玲，经历了一次从普通初中到重点高中的经历，普通学校里成绩拔尖的尖子生，在一个更加优秀的群体里，被淹没成一个很不起眼的普通生，心里落差很大，一度想转学。在一次家长会后她的英语老师对她爸爸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孙惠玲这个学生不错，她可以学师范，应该能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老师。”就是老师的这么一句话，一个细心的关照、一句适时的鼓励和肯定，让一个一度失落的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孙惠玲最终坚持了下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多年后又回到当时的母校，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说到这里，孙惠玲的表情中仍是装着满满的感动，她很清晰、很深刻地记着这位老师的名字——王树凯。

孙惠玲说：“在一个学生眼里，老师是一个太重要的字眼，作为老师，对学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都是承载了太多意义，老师不是在生产产品，而是在培养一个人。老师一定不能仅仅关注学生的成绩，更要懂得关照学生内心的成长。”

“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和‘育人’这两个应该是平行的，老师不能只教书不育人，我站讲台十八年，没敢在一堂课里只教书不育人的。”曾经在天津市实验中学担任高中英语教师18年，期间带了6届毕业班，被评为天津市特级教师，令孙惠玲欣慰的不是她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地走进名牌大学，而是她的学生对她说：“孙老师，是你改变了我对英语的态度。”

“应设立‘18岁成人节’ 让孩子有成人意识”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谈到教育，孙惠玲总觉得自己肩上扛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教育关系千秋万代，涉及千家万户。我是来自基础教育领域的代表，我有责任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鼓与呼。”孙惠玲说。

针对近年来一些青年人公民意识、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淡漠、家庭责任感缺失，出现了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自食其力、啃老族和月光族人数剧增，青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孙惠玲建议，设置“成人节”或“成人宣誓日”。

通过立法形式设立一个统一的日期，通过这种形式，一是将成人与非成人区别开来，使这种意识时间化、具体化，促使年青人从生理成熟转向心理和文化上的成熟，强化成人意识。二是明确成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及时弥补角色转换过程中的缺环，将一般的生存知识与社会文化相衔接，从而明确成人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强化公民意识。三是使年青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确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责任担当，强化责任意识。四是将成人宣誓活动法定化，将会增加成人宣誓活动的法律权威感，更有效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法律意识。

“硬挤本科‘独木桥’ 不如选适合自己的职业学校”

谈到高考报考，孙惠玲认为，对于那些成绩不能够上一个很好的本科大学的学生来说，选择一个符合自己兴趣和特长的职业学校，去踏踏实实地学习一种技术，有一技之长，毕业了能够马上找到工作，能够谋生，能够解决他的生计问题，这是非常现实也非常合理的选择。现在很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出来找工作都很难，学了四年的专业，走入社会之后，找不到可用武之地，这种毕业即待业，给年轻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会很大。

孙惠玲一直非常关注职业教育，她认为，中国加入WTO以后，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职业教育所起的作业非常关键，高级技术工人需求量加大。但是入世这么多年，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涌现出很多问题，比如社会认可度一直不高、生源有限、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为社会所用等等。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大家都在一窝蜂地去寻求大学本科学历，这是人才和教育资源的双重浪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做强职业教育，让职业教育学生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能够在社会上有尊严地生活、工作。

孙惠玲认为，教育部适时提出的“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决策，职业教育不是低层次教育，而是自成系统的类别教育，这其中包含了科学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整个社会也要改变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不应该歧视职业教育，我们不该简单地认为上了大学，成为专家学者才是人才，数以万计的技术劳动者也同样是人才。

“孩子太小出国留学，得不偿失”

孙惠玲坦言，自己对“留学热”持冷静态度，认为“留学低龄化”极不可取。

孙惠玲认为：首先一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需要父母的监护。所谓监护，其实是一种监督和保护。一个孩子在如果尚不很懂是非善恶，还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没有学会更多的学习方法，就离开家庭，离开父母的非常必要的监护，是不可取的，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第二点，孙惠玲认为，中国的孩子至少应该在18岁以前，首先接受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熏陶，才会有一种民族的归属感。一个孩子首先要有对自己的祖国有认同，知道“中国是什么”、“我是什么人”。“现在国家开放，孩子一出生就在很国际化的环境中成长，喝“洋奶”、吃麦当劳、穿外国牌子的衣服、听外国歌曲……这些其实不简单是一种食品和衣服，而是一种文化。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孩子们很容易就接受这种文化，如果孩子很早又被送出国了，那么中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他不懂，他也不在乎。因此他对自己、对国家的认同他都会很模糊。”孙惠玲委员认为，我们不应该排斥外国文化，也很赞成孩子们在一种更加宽广的国际环境中去交流学习，这对于一个孩子视野的开阔、学习能力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提高，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这种成长一定要建立在一个稳固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得到一个得不偿失的结果。

孙惠玲认为，一个孩子至少应该在中国读完本科，能够自立、能够自制的时候再出去。同时，作为父母来讲，不应该想当然地去安排孩子的未来，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