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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对建州女真各部展开了兼并战争，统一了建州各部。[104]先后兼并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统一了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国号金，建元天命，群臣上尊号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106]自尊为天命皇帝。[107]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祭告天地，起兵反明。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死，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迫使朝鲜称弟纳贡。[1]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征服漠南蒙古。同时皇太极针对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继续完善和扩大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史称“天聪新政”。并改族名为“满洲”。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后金建国之初，疆域东起日本海，西至辽东边墙，南达鸭绿江，北接嫩江，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2]改国号前夕，其疆域已经扩展到南达长城沿线，东北到外兴安岭，西北到贝加尔湖，西达青海，[118][119]东至库页岛之间的广阔区域。
概述图片来源：《中国古代史地图集》[3]
- 中文名
- 后金
- 外文名
- The Later Jin Dynasty
- 别 名
- 金、大金
- 时间范围
- 1616年 至 1635年
- 可 汗
-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皇太极
- 主要城市
- 开原、铁岭、广宁、盖州、复州
- 语 种
- 汉语、满语、蒙语
- 主要民族
- 女真族、汉族、蒙古族
- 开国帝王
-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07]
目录
天命元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只和犁建国，号“覆育列国英明皇帝”，[106]关于后金国号，近代首位撰文探讨先清时期国号议题者是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他运用朝鲜几叠弃院与金国往来文书、崇谟阁稿簿、金国汗致皮岛将领函，并辅以《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论证先清国号为“金”。[109]其后的1914年，稻叶戒体凝岩吉添补抚近门门额、辽阳喇嘛坟、大石桥娘娘庙等刻有“大金”字样之文物，进一步印证“金国说”。[110]继而，萧一山1923年指出《内阁大库档》中多白您的《皇太极谕军民人等知悉》亦以“金”为国号，再度支持“金国说”。[111]
黄彰健于1966年始倡“混合说”。其文的主要佐证有三：一是朝鲜光海君十一年（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己未年）之《朝鲜实录》曾载努尔哈赤国书上有“后金天命皇帝”印文；二是《原档》或《老档》中皆记载的“amaga aisin（后金）”孤证；三是《朝鲜实录》《明实录》及诸文集中的“后金”称谓。黄氏认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七年将国号从“建州”改为“后金”，天启元年（1621年）左右再改成“金”。[112]稍汽几舟后，李学智1973年发现被黄彰健视为主要证据之一的努尔哈赤印玺，其实为一老满文印，且屡钤盖于内阁大库的档案上，实应读作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汉译“天命金国凳放充汗之印”，也就是说，《朝鲜实录》中的记载并非直译，而是意译。[113]蔡美彪认为，“后金”既不是努尔哈赤自建的国号，也非出于后世史家的追称。它初见朝鲜，又由朝鲜传到了明朝。金国草拟文书的汉人也不无可能偶用“后金”之称，但并非正式的国名。依据名从主人的通例，把努尔哈赤的国家称为金国，当更符合历史的实状。[4]
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雄驼改元崇德，“金”为国号首尾趋仔20年。[5]
- 建州三卫起源
一直居住在东北地区，后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最为强大，该部明代时称为建州女真。明朝后期，建州女真族在长白山西麓，松花江和辽河流域一带兴盛起来。明太祖时，明为包抄和压制北元残余势力，在辽宁一带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开始着手控制女真部。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明廷遣钦差王可仁到图们江，正式设立建州卫。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廷正式设建州左卫于凤州，委任猛哥帖木儿专管建州左卫事宜。宣德八年（1433年），猛哥帖木儿因协助明廷招抚杨木答兀，刷还被他虏去的明人，反被杨木答兀杀害。幸存的凡察继猛哥帖木儿后被明廷封为都督金事。[6]
正统三年（1438年），建州卫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以今赫图阿拉为中心住牧。正统五年（1440年），建州左卫亦迁至此地，居佛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镇）。正统七年（1442年），明廷从建州左卫中析出建州右卫，委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掌右卫，委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掌左卫，以马尔墩岭为界，建州三卫由此形成。[6]
- 统一建州三卫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塔克世同其父觉昌安试图赴古勒山城（今辽宁抚顺上夹河乡）劝降叛明的内弟阿台，不料尼堪外兰同李成梁破城后纵兵屠城，父子均在混乱之中丧生。[7]五月，努尔哈赤为报祖、父之仇，以塔克世“遗甲十三副”起兵，向引导明军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发动进攻，是役，努尔哈赤攻克图伦城（今辽宁抚顺汤图乡），尼堪外兰逃至甲版城（今辽宁抚顺东甲邦）。这次战役揭开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序幕。八月，努尔哈赤攻打甲版城，尼堪外兰闻风辗转逃往抚顺附近的鹅尔浑城（今辽宁抚顺东浑河畔）。努尔哈赤再度扑空，遂收尼堪外兰部众后而还。[8]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李岱驻守的兆佳城（今辽宁新宾赵家村）发动攻击，并生擒李岱。[9]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努尔哈赤在对苏克苏浒部、董鄂部取得胜利之后，又剑指苏克苏浒部左邻之哲陈部。[10]万历十四年（1586年）七月，明廷见努尔哈赤势大，而尼堪外兰已毫无利用价值，决定不再对其进行庇护。努尔哈赤命斋萨等杀尼堪外兰。[11]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佛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镇）“自中称王”、“始定国政”，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政权。
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月，苏完部长索尔果、董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部长扈尔汉率三部军民归附努尔哈赤，使其声势大震。努尔哈赤厚待来投之诸部首领，以索尔果之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将长女许配给何和礼、并收扈尔汉为养子，赐姓觉罗。六月，努尔哈赤正式颁定国政，自称“淑勒贝勒”。九月，努尔哈赤攻克完颜部王甲城（今辽宁新宾老城镇）。[12]
- 统一建州女真
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努尔哈赤再战兆佳城（今辽宁新宾赵家村），斩城主宁古亲章京。十月，明廷以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13]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布寨联合乌拉部、辉发部、哈达部及蒙古科尔沁部等九部向建州发动进攻。双方战于古勒山（今辽宁新宾上夹乡古楼村西北）。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败九部联军，阵斩布寨，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从而为其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15]由于海西女真势力强大，难以迅速征服，努尔哈赤遂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在与明廷深示臣服，与朝鲜、蒙古表示友善的同时，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努尔哈赤送回布占泰，支持布占泰为乌拉部首领，又娶其妹为妻。[16]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努尔哈赤又与叶赫部首领叶赫那拉·布扬古、叶赫那拉·金台吉联姻，椎牛刑马为盟，逐步孤立了哈达部和辉发部。[17]
- 征讨野人女真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努尔哈赤命长子褚英统兵出征瓦尔喀诸部，拉开统一东海女真的序幕。同时，努尔哈赤还征服了散居于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混同江两岸包括赫哲、费雅喀等族在内的使犬部,攻取了外兴安岭以南、乌第河流域包括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在内的使鹿部，为统一东北打下基础。[18]
- 统一海西女真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放弃佛阿拉城，携带家眷迁至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老城村），兴筑新的都城。[21]赫图阿拉城被称为满族的崛兴之地，它是后金政权早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努尔哈赤在此十七年，对女真人崛起起到重要的作用。次年，明廷授努尔哈赤“龙虎将军”。[22]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抵达乌拉部，与布占泰亲率的三万兵马在弗儿哈城（今吉林永吉乌拉街镇）展开决战。建州大将安费扬古冒充乌拉败兵混入乌拉城（今吉林永吉乌拉街镇）内并夺取了城池，布占泰之子达拉穆自杀。布占泰从弗儿哈决战中脱身回救乌拉城（今吉林永吉乌拉街镇），但见城头到处飘着建州的旗帜，便仓皇出逃，投奔叶赫而去，乌拉部灭亡。[23]
天命元年（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永陵镇老城村）建国，上尊号“覆育列国英明皇帝”，[106]建元天命。叙群臣功，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和硕贝勒，并称四大贝勒。命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同听国政。[24]七月，努尔哈赤派兵两千人对黑龙江中游地区的萨哈连部进行征讨。[25]
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公开向明朝问罪，发布“七大恨”誓师告天。[26]随即努尔哈赤兵分两路攻明，以左翼四旗进攻东州城（今辽宁抚顺小东乡）、马根单堡（今辽宁抚顺马郡村），自己亲率右翼四旗直取抚顺城（今辽宁抚顺）。佯装商人的后金先锋部队与抚顺城内的后金军里应外合一举袭取抚顺，中军千总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顺等战死，李永芳投降。左翼四旗亦攻克东州城、马根单堡。东州城守将李弘祖战死，马根单堡守备李大成被俘。七月，后金军破鸦鹘关而入，进犯清河城，明参将邹储贤、援辽游击张旆亦战死。[27]
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明军分四路进攻后金。努尔哈赤决定“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后金军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五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五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全胜、明军大败而结束。[28]
六月，努尔哈赤攻占辽东重镇开原城（今辽宁开原老城镇），明总兵马林、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皆战死。努尔哈赤迁往界藩城（今辽宁抚顺县界藩山上），在此仅居一年零三个月。[29]七月，努尔哈赤又攻占铁岭城（今辽宁铁岭银州镇）。[30]八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叶赫有二城，贝勒金台吉守东城（今吉林梨树叶赫乡），其弟布扬古、布尔杭古守西城（今吉林梨树叶赫乡）。分军围之，金台什、布扬古不降被杀，布尔杭古投降，叶赫部灭亡。[23][31]九月，努尔哈赤命岳讬、硕讬与代善分家，并宣布废掉代善的太子之位。
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以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分月值理政事。三月，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沈阳城（今辽宁沈阳），明总兵贺世贤、副将尤世功等分兵守城，努尔哈赤遣侦骑挑战，贺世贤率部出城迎击，中伏败亡。尤世功出兵相救，亦战死。十三日，后金占领沈阳城。十八日，努尔哈赤发兵攻打明辽东都司治所辽阳城（今沈阳辽阳），明辽东经略袁应泰见大势已去，自缢而死。努尔哈赤夺取辽阳城后，数日间又连下金州（今辽宁金州）、复州（今辽宁瓦房店）、海州（今辽宁海州）、盖州（今辽宁盖州）等地，河东十四卫尽为后金所有。当月，努尔哈赤即迁都辽阳城，在辽阳城东太子河东岸新建东京城（今辽宁辽阳）。[33]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二十日，后金军渡辽河，逼近西平堡（今辽宁盘山古城子镇），明广宁巡抚王化贞率广宁之兵共数万明军前往救援，援军合兵一处与后金交战，大败。二十三日，王化贞出逃广宁城（今辽宁北镇），明游击将军孙得功、守备黄进等献城，后金兵不血刃占领广宁城。紧接着又连陷义州、锦州、大凌河等辽西四十余城堡。熊廷弼、王化贞率明军残部与数十万流民往山海关而去。[34]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又将都城从东京城（今辽宁辽阳）迁至沈阳城（今辽宁沈阳）。[35]十一月，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贝勒济尔哈朗、阿巴泰等支援科尔沁部，此时察哈尔林丹汗围科尔沁部之克勒珠尔根城已数日，后金大军至农安塔，林丹汗夜遁。[36]
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大臣等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西渡辽河，进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不敌明军；二十七日，撤宁远之兵回师沈阳城（今辽宁沈阳）。[37]四月初四，努尔哈赤试图重振低落的士气，率军征讨喀尔喀巴林部，大获全胜。[38]五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城迎接前来沈阳的科尔沁部奥巴贝勒，封为土谢图汗。[39]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于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今辽宁沈阳大挨金村）病逝，天聪二年（1628年）葬于福陵。[40]代善与其子岳讬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41]九月一日，皇太极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42]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讬、硕讬诸贝勒统兵出征朝鲜。后金一路势如破竹，连下义州（今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定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定州市）、郭山（今朝鲜平安北道郭山郡）、安州（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市）、平壤（今朝鲜平壤特别市）、黄州（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郡）、平山（今朝鲜海北道平山郡）诸城，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今韩国仁川广域市江华郡）。后金军至平山时始与朝鲜议和。二月，后金与朝鲜结成盟誓后，后金撤退。五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军围锦州城（今沈阳锦州），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明军士卒多战死，仍力战不退。后金军于是解宁远围，增兵攻锦州，后金士卒损伤无数，锦州终不可破。六月，后金撤军。[43]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统大军亲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八月，与喀喇沁部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44]九月，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45]。至席尔哈、席伯图（原为锡伯族居住之处，后成为地名）、英、汤图等处，俱下。十月，胜利而归。[46]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部，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蒙古诸部的统治。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攻明。[47]十二月，抵达长城，分三路由龙井关（今河北迁西龙井关村）、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大安口村）、洪山口（今河北遵化洪山口村）攻入。明军毫无防备，一触即溃。后金军先后攻克遵化卫（今河北遵化）、蓟州镇（今河北遵化三屯营镇），经三河（河北三河）、略顺义（今北京顺义）、破通州（今北京通州），与明军大战于北京城（今北京）下。[48]随后攻破良乡（今北京房山良乡镇）、固安（今河北固安）、房山（今北京房山），东据迁安（今河北迁安）、滦州（今河北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等地。[49]前后计七个月，于天聪四年（1630年）五月最后撤兵，史称“己巳之变”。[50]期间施反间计除掉了明蓟辽督师袁崇焕。
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明军反攻关内四城（永平、滦州、迁安、遵化），阿敏率部仓皇逃离并于行前屠城，极大地败坏了后金在关内汉人心中的形象，增大了后金后来征战的难度。皇太极最后借永平等关内四城失守激起众怒之际对其进行彻底清算，公布其十六大罪状，幽禁了阿敏。皇太极在进行权力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护政权的稳定，他不杀阿敏，并把镶蓝旗交给阿敏之弟对自己一向恭顺的济尔哈朗执掌即是此意。[51]
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铸造红衣大炮，炮身上镌天佑助威大将军字样。并有铸造年月，督造官员及铸匠、铁匠的姓名。后金原无火器，铸炮自此开始。[52]七月，皇太极集诸贝勒大臣议，定官制，设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贝勒管部事。每部有承政（蒙古承政、汉承政），其下设参政八员，启心郎及笔帖式若干。[53]八月，皇太极兵发大凌城，明总兵祖大寿等坚守不出。[54]十月，祖大寿见援绝，杀副将何可纲，与副将张存仁等降后金。[55]十二月，皇太极接受礼部参政李伯龙之建议，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大汗“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独尊地位。继而寻机削除异已，铲除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势力，使汗权得到巩固。[56]
天聪七年（1633年），皇太极会同归附的蒙古各部大举进攻林丹汗。后金军冒雨西进，越兴安岭至达勒鄂漠（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若尔）。林丹汗不意敌军突至，渡上都河西奔，部众沿途散走十之七八。林丹汗逃至喀喇莽乃（今内蒙古商都），闻追军将至，仓猝走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又西渡黄河而南。后金军在追击中飞骑散发布告，瓦解察哈尔部众。皇太极进归化城后，兵骑四出，俘获甚众，土默特部余众亦降于金。五月，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等降金。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加速明朝的辽东海防的瓦解[57]。七月，后金兵取旅顺。[58]明总兵黄龙驻守旅顺，因鸭绿江有战事，黄龙派水师支援，孔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遂带领兵袭其城。黄龙数战皆败，弹药俱尽，遂自刎。游击李惟鸾自焚其家属，力战而死。十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59]
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皇太极在盛京城（今辽宁沈阳）郊阅兵，参加的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五月，皇太极发动了一次远袭明朝宣府、大同的战役。六月，后金在长城分四路突入塞内。七月，四路大军于沿应州会和，并先后攻打宣府与大同。[60]八月，撤兵东归。十二月，后金第一次派大军远征黑龙江地区，这次军事远征主要是以招抚为主，没有发生大规摸的战斗，但却取得了较好的战果。这次远征从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招降俘获了七千多人和大量牲畜财物，分别被编入八旗，成为后金政权军事上的新生力量。同时，这次远征也加速了黑龙江中上游各族归附后金政权的进程。此后，黑龙江地区索伦各部首领纷纷来朝，络绎不绝。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索伦部萨哈尔察首领巴尔达齐、索伦部首领博木博果尔、喀木尼汉地方首领叶雷等。另外，黑龙江地方额苏里屯东，有从未通后金国者三十九屯，也派人来要求按礼仪入贡。这样，后金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对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索伦各部的统一。[25]
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林丹汗之子额哲奉母献传传国玺“制诰之宝”归降，察哈尔部被后金征服，其属喀喇沁、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诸部，亦尽皆归附，漠南蒙古为后金所统一。[61]十二月，正蓝旗奴仆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生前想要谋反，皇对莽古尔泰的亲信大开杀戒，两黄旗正式对正蓝旗开始杀戮，这次大屠杀持续了半年，共有一千五百多人被残杀，正蓝旗被皇太极、豪格父子吞并。皇太极为加强君权将正黄、镶黄、正蓝三旗收归自己统辖，开创了清朝皇帝直接控制"上三旗"的制度。[62]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外藩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等齐集盛京（今辽宁沈阳），举行盛大典礼，共上尊号。文武群臣百余人分次排列皇太极面前，其中由和硕贝勒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由土谢图济农巴达礼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由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上皇太极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国号大清。这表示着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有蒙、汉封建主参加的联合政权正式确立。[63]
皇太极于盛京建圜丘、方泽，祭告天地，建太庙奉祖。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皇考努尔哈赤谥为“武”，庙号太祖，陵名为福陵。追封各功臣爵位，并配享太庙。封兄弟子侄为亲王、郡王及诸蒙古贝勒为亲王、郡王，其中封多尔衮为睿亲王，多铎为豫亲王，阿济格为英郡王，豪格为肃亲王。定朝会仪注，王以下各官朝服，定元旦进表以及圣节庆贺仪。定宫中各殿名称。[105]
万历十六年（1588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形成了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囊括苏子河、浑河及浑江流域大部的新的势力范围。这一范围大致相当于辽宁新宾全部，清原南部，抚顺东部，桓仁、宽甸北部，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宽约一百五十余里。[64]
天聪九年（1635年），东北起库页岛，东临鄂霍茨克海，西北迄贝加尔湖，南至长城（辽西到宁远），西南到宣府镇（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大同镇（今山西大同）边外，西达青海（今青海省），北跨外兴安岭。[65]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以后，看到了明朝行政区划中府县制的优越性，也看到女真自然、社会和历史情况与明不同。地广人稀，到处有可开垦的肥沃土地，森林、草原资源丰富，土墙草顶的屋舍随处可以取材构建。加之女真人团体迁徙的传统，并没有同哪一方土地结下永久之缘。无论从观念和生活实际考虑，他们同土地的联系远不如汉人那样密切，女真人的集团观念胜于土地观念，所以不能以地域作为行政区划的绝对标准，未能象明朝那样实行府县制，却要达到府县制的效果，努尔哈赤酌金行事，基于围猎征战的传统，有编制军事组织的便利条件，在学习明军以不同颜色旗帜作为分伍号令的标志，在改变了”传箭为令”的传统的基础上，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创建八旗制度，实现以军事组织形式的行政区划。[66]
满蒙内外势力的结合，是后金军事实力的重要基础。后金置备较为大型的蒙古牧区旗军，应从天命十一年（1626年）始设科尔沁六旗开始。天聪元年（1627年）以后，游牧蒙古旗迅速增加。崇德元年（1636年）以后，其制始臻完善，从而发展为有名的清代蒙古盟旗制度。[67]
天聪元年（1627年），后金派大将阿敏攻打朝鲜，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史称“丁卯之役”。后金军至平山（今朝鲜黄海北道平山郡）时始与朝鲜议和，结成盟誓后撤退。三月，后金与朝鲜结为兄弟之国。按照和约，双方除互市外，还有“岁币”，即朝鲜每年要向后金进献大笔财物。很明显，“江都之盟”是在强力下签订的，对朝鲜来说带有很大的屈辱性。所谓“兄弟之国”，也是后金为兄，朝鲜为弟；以前女真不时向朝鲜贡纳，这时朝鲜却要向后金纳“岁币”。后金的地位在上升，朝鲜的地位在下降，虽曰“兄弟”，但并不真正平等。朝鲜不甘于这种屈辱地位，且和明王朝仍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故与后金的兄弟关系一直不谐。以致在九年后发生“丙子之役”。[68]
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国家政权是军事政权，虽有理政听讼大臣、札尔固齐等名号，但仍属于八旗之下的行政体系。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他又仿明制将八旗下的各官分为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五个等次，但并非官制官职的创设，而是建立区别等级的“世职制”。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严格说来并无文官制度，皇太极继位后才开始了对中原国家机构的模仿。[69]
皇太极为了适应历史形势的发展，在汉官的推动下，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汉化、封建化，最终仿效明制，确立了以女真贵族为主体，包括汉、蒙古各族上层分子在内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这一制度的确立，加速了女真族社会的发展进程，凝聚了后金政权的内部力量，为此后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69]
- 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置理政听讼大臣，共五人，均为努尔哈赤之亲信大臣和统兵将领，又称“议政五大臣”。同时还设有扎木固齐十人，亦称“理事十大臣”，与五大臣佐理国政，厘治政刑。凡有听断之事，先经十大臣审问，然后言于五大臣再审，最后由努尔哈赤亲审。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70]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努尔哈赤在与诸子的谈话中，提出在他身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将使后金新汗的权力大为削弱，八和硕贝勒的权力、作用则被突出，而后金新汗与八和硕贝勒之间、八和硕贝勒彼此之间相互监督与制约的规定，以及保证八和硕贝勒实力均衡、权力相等的措施。八和硕贝勒共治制自宣布后，即开始部分实施。如八旗贝勒定期“齐集大政殿审事”，“大事则奏闻于汗”；下级官员的任免，由上级官员“于诸贝勒集八角殿之日，乞请在案”；八旗分别立一赏罚档案，各旗奖惩升降官员，“八册皆录”；八旗贝勒共同审案，结案后，大事亦须奏闻于汗；后金向汉人下达命令，“皆以八和硕贝勒之书颁发”；等等。[71]
天命八年（1623年）二月，努尔哈赤为进一步加强对诸贝勒的考察与监督力度，于八和硕贝勒，设八大臣副之，以观察诸贝勒之心。并为每旗贝勒设四大臣，向诸贝勒宣讲历代兴衰历史，有“知贝勒之过恶而不言者”，“论死”。进一步加强对八和硕贝勒的控制。[71]
天聪五年（1631年），除代善、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之外，还有“议政十贝勒”。议政大臣的任命更早，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就决定任命八个议政大臣。这八个议政大臣和议政贝勒，实为组成皇太极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基本成员。[70]
- 都堂衙门
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努尔哈赤“降都堂阿敦、副将李永芳、马友明及汉人众游击官书日：“著将明国所定诸项章典，俱缮之陈奏，以便去其不适，取其相宜”。这是进入辽沈后都堂名称的初见。九月，努尔哈赤又给”都堂、总兵官以下至游击各员配以汉人书办，编为六级”。至此，都堂衙门设官己经齐备。十二月，都堂首次直接下达文书，征调盖州地区汉人贡赋，开始正式行使职权。必须指出的是，此时的都堂衙门既非议政，审理大臣都堂的官署，亦非如后来的国家行政中枢，仅仅是作为处理汉人事务的一个机构。至此都堂衙门还只是一个行政执行机构，对于汉人军队的调遣，都堂始终无权过问。都堂衙门虽为处理汉人事务而设，但不久其权限就扩大到八旗诸申，成为掌管后金全国财政的机构。其原因乃是广大汉人的激烈反抗而迫使后金政权统治汉人的政策不得不发生变化。如果说，五大臣的这种地位是天命以前为了加强集权的需要，那么，到八旗制度建立之后，八旗贝勒与各旗成员的隶属关系日益强化，五大臣的这种特殊地位与八旗制度无法相容，都堂的出现，意味着五大臣议政形式的终结。[72]
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努尔哈赤停止都堂下达文书，将其权力收归于自己和八贝勒手中。都堂由此销声匿迹。[72]
- 内三院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文馆”，是后金建立的第一个文官机构。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在文馆基础上，仿照明制设置的文翰顾问机构。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下属有学士、主事等官。内国史院掌管编纂史书，撰拟表章；内秘书院掌管起草外交文书和撰拟祭文等；内弘文院掌管解释古今政事得失，向皇帝和皇子进讲，并教育诸亲王等，为清内阁之雏形。[73]
- 六部
天命七年（1622年）六月，努尔哈赤在八旗所属各个衙门之外，另委派八旗官员，专门负责有关审案、办理库粮、分拨田舍等方面事宜，并逐步形成5个行政部门，直接听命于大汗。这些行政部门虽然尚处于雏形阶段，却成为皇太极设立六部的前奏。[73-74]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汉官宁完我上书建议皇太极，仿照明朝的管理制度，设立六部，以贝勒管部事。后金六部，分吏、户、礼、兵、刑、工，一如明制，每部皆用一贝勒主管。六部各设贝勒一人，作“管某部事”。在它之下，还设有承政、参政、启心郎、办事、笔帖式等官。承政各设满蒙、汉一人。承政之下，皆设参政（尚书侍郎）八人，只有工部是设满人八名，蒙汉各两名。办事、笔帖式，看事务繁简，各酌量补授六部的设置，加强了君权。[73]
- 蒙古衙门
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是后金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一个机构。它是伴随着蒙古归附、有关蒙古事务增多而出现的机构。对蒙古衙门建立的时间，过去曾有几种不同看法，但都不够准确。史学界多采用赵云田先生的崇德元年（1636年）之说。赵云田先生最初提出蒙古衙门建于崇德元年（1636年）六月。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改名为理藩院。后来又作进一步研究后认为蒙古衙门初设于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而其较多的活动则始于该年六月以后，在此之前史籍中不见有关蒙古衙门具体活动的记载。[75]
天聪三年（1629年）九月，后金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次考试实际上是皇太极对努尔哈赤晚期屠杀汉族文人政策的一种补救措施，是重新承认汉族文人社会地位的一项举措。而且取中之生员只是分别等第，按照等第分赏布帛、免除徭役，并没有得到功名，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76]
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始于天聪八年（1634年）。此次考试分为两个阶段。三月，“考试汉人生员，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四月，又进行了一次广泛针对满洲、蒙古、汉军的考试。“初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尽管在程序上还有待完善；但考试由礼部主持，且授予取中者以举人的头衔，后金的科举考试已经初具规模。[76]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城立国政时，开始“制定法律”，并颁行“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的具体条文。新法建立之初从形式上看比较简单，但法律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没有形成系统的成文法，而只是未成文的口头法，但是从女真人社会的发展来看，法律建设的进程确实向前迈进了一步。[77]
后金时期创建的法律，也就是成文法，是在接续了习惯法、口头法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女真族部落时期没有文字，因此，建立成文法是不可能的。直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发明了满文以后，有了文字，可以将口头法令记录下来，使法令可以颁布、修改、整理，在国家强制力的作用下普遍实施，至此，成文法得以建立。[77]
- 八旗建制
八旗制度的产生源于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和女真人的民族传统是分不开的，也和后金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有着密切联系。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础，也可以说是八旗制度的雏形。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了牛录。以五牛录为一甲喇，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固山就是一旗，各旗以黄、白、蓝、红四种不同的颜色为标志。建立四旗以后，努尔哈赤灭掉了哈达、辉发、乌拉等三部，实力急剧增长，被征服的人口日益增多，幅员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四旗越来越不适应人口的增加、兵员的扩充和战争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努尔哈赤把原来的四旗扩展为八旗，将原有的黄、白、蓝、红四色旗帜镶上边，这就是：正黄、正白、正蓝、正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合起来称为八旗。八旗的建制分为三级，即牛录（佐领）、甲喇（参领）、固山（都统）。皇太极还制定了编制牛录的方法和原则，使八旗制度在扩大中不断巩固。[90]
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称汗，建立了以八旗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后金政权。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革弊布新，进一步完善了八旗制度，他编制了“蒙古八旗”和“汉军旗”，细化了八旗的职官制度，实行封爵制，分为王、公、伯、子、男数等，又给立功者世袭。皇太极还建立了其他各项制度，使得八旗制度从建立、发展并最终臻于完备。[90]
- 八旗职官制度
职官制度是随着八旗的建立而出现的。八旗制度应该是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以每三百人编一牛录开始的，管辖牛录的官员即被定为“牛录额真”。而在此之前，后金社会只有沿习已久的并非为固定官名的“汗”、“贝勒”、“台吉”等首领之称，至于“札尔固齐”、“大臣”、“巴图鲁”之类，也不是正式职官制度下的官名。“牛录额真”官名的出现与设置，预示着八旗职官制度开始形成并逐渐走向完善。[90]
- 八旗军律制度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八旗军律初步形成于牛录创立之时。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正式建立之后，军律较以前更为详细，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覆育列国英明汗”以来，随着八旗建制的确立和对八旗内部层层管理的严密，八旗军律有了更大发展。八旗军律在形成时期多以努尔哈赤之命令为准。最早而又较完备的八旗军律定于万历四十三年建立八旗之时。在这种具有原则性的军律之下，具体的军律被不断细密化。如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颁布甲兵管束令。执行军律不仅仅针对甲兵士卒，对八旗各级将领均一体视之。《满文老档》中记载了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所有级别官员关于遵守军律的誓书即保证书。八旗军律的实施尽管在当时并未形成系统的法律条文，但是具有针对性的军律设立，还是对建立未久的八旗各级将士起到了具有明显效果的约束力，成为整合八旗，整顿军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90]
天聪年间（1627年至1636年），八旗军律更为细密严格，尤其表现在出师征伐中的赏罚方面。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极对出征军律又作了详细规定。四月，又对出征攻掠也作了详细军令。除以军律军令约束统辖八旗之外，对攻城掠地、勤于职守有功者亦给予升迁及赏赐人口、牲畜、银两等奖励，查《八旗通志》人物志、封爵表、世职表等，可知奖赏有功之人的军律也很细密。[90]
八旗军律给八旗上下将士制定了行为规范和标准，严厉的惩罚和充分的奖赏，使原本凑集起来的各部族之人有了统一的军事和思想纪律观念以及军事行为标准。对八旗军律的坚持与实行，以及对八旗上下频繁的奖惩，使八旗军律深入人心。久而久之，八旗逐渐成为一支军纪较为严明的整体。[90]
- 八旗军功制度
努尔哈赤在起兵之初即已开始实行军功制度，并将这种制度逐渐完善。八旗军功制度比较复杂，择其大端，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军功授与实职。在八旗职官制度基础上，按军功之类别大小授与固山额真（都统）以下，牛录额真（佐领）以上各官，军功大者可以超拔。同类军功又分为一、二、三等，分别授与相应官职。其二，以军功授与爵位及世职。爵位分为宗室封爵与异姓封爵两种，异姓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入关前公、侯、伯、子、男分别用满语称呼，爵位之设立也并不十分精密。在这五等爵位中，每等爵位分为三个级别，子孙可以承袭爵位。除此之外，军功不及封爵者，给予世职承袭。“五等之封，皆积功而递加者也。其功不能及五等，而勋劳亦不可湮没者，国家酬庸之典，亦核其等差，锡以世职。”世职即可以子孙承袭的奖励之职位。其三，以军功减免差徭，减免罪责。八旗各层各级成员，需负担差徭，有军功者视其功劳多少及所得封爵与世职之大小，可以得到减免差徭和减免罪责的优待。其四，以军功赏赐人口财物。有军功者不仅能够升迁并得到封爵和给予世职的奖励，而且还会得到人口财物的赏赐，成为八旗中的富裕之人。[90]
至天聪年间，军功制度更为完备详细，凡在征战中有功之人均可以功受赏。此阶段授以军功的形式有四种。其一，擢升其官职，如阵亡，家族之人可袭其官，并赏给银两财物。其二，虽有战功，但尚不得升迁，将其功记录在案，赏银两财物，待再立功时准予升迁。其三，仅叙其功，观其以后立功情况予以晋升。其四，仅赏银两或财物，以此肯定其功劳。这四种形式均以其军功大小为根据来确定，并非仅由官员及皇太极意志决定，其公开性和公平性能够得到基本保证。[90]
- 八旗户籍制度
八旗牛录、甲喇、固山的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兵民结合的人口管理方式，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说，以旗统人包括八旗势力范围内所有人口的管理，实际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八旗人口之管理自努尔哈赤时代即已开始。初次编建牛录已经是在清查人口基础上进行的，对于人口的管理已有“以旗统人”的办法，对汉族人口的管理也很严密。正式记录大规模编审壮丁，是在天聪四年（1630年）十月。这次编审壮丁极为认真，八旗各级官员均需盟誓，如实清点。八旗入关之前，三年一比丁已成为定制。[90]
- 综述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齐攻陷辽沈后，改革八固山军制，提升各牛录甲数，为部分甲兵配备火器，并以绵甲人充实了“黑营”。同时，还抽调辽东汉人充伍，组建了“汉兵”。[91]
“黑营”与“汉兵”虽同为努尔哈赤统治后期的重要军制，却泾渭分明。“黑营”由各牛录正兵组成，是覆盖八固山的营制，而“汉兵”并非八固山之兵。[91]
- 黑营
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黑营”最后一次出现在努尔哈赤的再度扩大火器装备范围之谕中，据此统计，每牛录“行走百甲”含白巴牙喇十名、红巴牙喇四十名，余俱为“黑营”。[91]
经过本次更定军制，每百名披甲设炮二十二位，且白、红巴牙喇、“黑营”均配属火器。红巴牙喇、“黑营”一跃成为拥有火器与车盾之军，“黑营”更包揽绵甲与大部分攻城器械，除本身配备枪炮外，还以甲喇为单位携大炮二门，成为专业攻坚力量。“黑营”自初设始，便基于牛录组建，是覆盖八固山，出兵行走的营制。营兵分披甲、绵甲人两种。[91]
- 汉兵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按20丁抽1兵的比例征辽东汉人当兵。都堂制度肇始于攻克辽沈后，是管理汉人的机构。都堂一职，初由固山额真充任，位高权重。正因为大批汉人丁口被划归诸申、汉官管理，成为抽兵的人力基础。[91]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距“汉兵”初立已逾一年。“汉兵”虽已成军，但装备妥善率不高，冬衣、马匹、火器、甲胄均未齐备。都堂衙门强调：“汉兵”虽需备马，但不必像诸申兵丁般准备弓、撒袋，仅置办炮、鸟枪、铠甲即可，实为执火器的乘马步兵。四月，都堂衙门却要收缴军器，覆盖辽东全体汉人，“汉兵”也不例外。收缴器械不限于火器，弓矢、刀、长枪等皆在其列。诸申兵丁自备兵器，而“汉兵”却必须送官统一保管，不准日常佩执。[91]
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汉兵”最后一次见于旧档，之后便消失了。[91]
- 其他
乌真超哈，后金兵种，字面意思为“重兵”。最早创立乌真超哈，与后金炮兵的建立有很大关系。天聪八年（1634年）定随固山额真行营之旧汉兵为"乌真超哈"，顺治十七年（1660年）定汉名为汉军。汉军之设立始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此年铸成“红衣大将军炮”，并使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编汉人为汉兵，于八旗每旗之下设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40位，统由佟养性管理。至天聪七年（1633年）汉兵已编建为一旗。
天助兵，后金兵种。天聪八年（1634年），原明朝东江镇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率部投降后金。皇太极将其所部编为天助兵，后并入汉军。
天祐兵，后金兵种。天聪七年（1633年），明朝登州参将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渡海投降后金。后金即将降金的孔有德、耿仲明部改编为天祐兵。次年，并入汉军。
战役 |
时间 |
交战方 |
|---|---|---|
1618年 |
明朝 |
|
1618年 |
明朝 |
|
1619年 |
明朝、女真叶赫部、朝鲜 |
|
1619年 |
明朝 |
|
叶赫城之战（后金统一叶赫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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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年 |
女真叶赫部 |
1619年 |
明朝 |
|
1622年 |
明朝 |
|
1621年 |
明朝 |
|
1622年 |
明朝 |
|
1626年 |
明朝 |
|
丁卯之役（后金攻朝鲜之战）
|
1627年 |
朝鲜 |
1627年 |
明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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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1635年 |
蒙古察哈尔部 |
|
己巳之变（后金攻明京畿之战、后金第一次入塞）
|
1629年 |
明朝 |
滦州、永平之战 |
1630年 |
明朝 |
1631年 |
明朝 |
|
宣府、大同之战（后金第二次入塞）
|
1634年 |
明朝 |
后金一征索伦部之战 |
1634年 |
东海女真诸部 |
入口之战（后金第三次入塞） |
1635年 |
明朝 |
后金建立之后，努尔哈赤发展国内商业贸易，后金经济初步形成，并得到发展。但努尔哈赤用极端的手段干预商业贸易，对广大汉族来说，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是历史的倒退。皇太极继承汗位后，重视国内贸易同时，积极发展与周边朝鲜、野人女真、汉族、蒙古贸易往来。通过与朝鲜贸易，转嫁了国内经济危机；与明张家口贸易，不仅换回大量的物资，而且打开进入中原的通道；与蒙古贸易，间接换回中原的物质；与皮岛和野人女真贸易，增强了后金有生力量，并为后金进攻明朝剪除后患。皇太极从贸易中换回大量物资，拉拢了满、蒙、汉上层贵族，通过贸易达到他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目的，为女真人政权的巩固、进军中原奠定基础。[78]
女真经济的迅速发展还表现在手工业方面。15世纪，女真人尚“不解炼铁”。到16世纪中叶，女真不仅有自己的冶铁匠，还有专门铠甲、弓箭等各种匠役和“作坊”，制铁业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则开始大规模“炒铁，开金银矿”。尽管努尔哈赤时期重视手工业的发展，也培养了一部分女真工匠，但主要还依赖汉族和朝鲜族的能工巧匠，因此，凡来降的各类匠人均厚待之。努尔哈赤派汉、朝能工巧匠到手工生产的各个领域，并让族人充当甲匠、箭匠，在汉、朝工匠的指点下从事手工业生产。[79]
在汉、朝手工业者的参与下，努尔哈赤时期的造船业也发展起来，能制造船体大而坚固的各式战船。其中有“佟克申式样”、“汉人式样”和“朝鲜式样”。[79]
朝鲜族手工业者对女真社会的贡献还表现在纺织业方面。16世纪中期，女真地区虽然产麻，却不知纺织，到万历年间开始自织麻布。但当时“女工所织，只有麻布，织锦刺绣则唐人所为”。故努尔哈赤对善纺织的汉族、朝鲜族工匠皆予以“厚待”，并按工匠技术高低分成等级，拨给耕地、供给粮食（甚至包括妻、奴），还配以男丁（劳力）作为“余丁”，以代替其耕作，使这些纺织工匠成为专门从事纺织业的手工业工人。[79]
17世纪初，努尔哈赤率领统一后的女真各部逐步迁移到气候温和寒暖适宜的辽东地区可耕地带，最终将政治重心迁移并设立在沈阳。这是女真人最大规模的迁徙。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冲击下，女真人逐渐开始适应全新的农耕环境。为稳定社会秩序，后金推行了计丁授田政策，此举也为女真人的农业生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栽培农作物除了正确掌握作物习性和生长规律以外，还必须懂得气候变化和土壤肥力的合理利用规律。民间广泛流传的诸如《万宝全书》类日用百科类书籍，出现在女真人的翻译书目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东地区生活知识读物的普及状况。这些读物同时影响并丰富了南迁后的女真人读书生活及农业生产。多样化农具的使用更能说明农业科技的发展以及传播的多样性。[80-81]
后金建政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都曾开炉铸币，“天命元年（1616年）铸天命通宝钱……寻开局铸钱二品，依古九州府图法制之，轮郭外周，钱面作字阳起一为国书满文，一汉字曰天命通宝，其满文一品钱质较大。”一直以来，在辽宁与内蒙诸地均出土了许多天命汗钱，也证实了在努尔哈赤建元天命之时即开局铸币。然而，天命汗钱从发行之时就产量不多，而且从出土的钱币来看，质量不一，参差不齐。在天命十年（1626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就明发汗谕，告停止铸钱。[82]
皇太极继任汗位之后，亦开炉铸币。“太宗文皇帝御极，改元天聪。亦铸钱二品，一为满文，一汉字曰天聪通宝，大小各如旧制”。与天命汗钱相同，天聪通宝同样是出产量相对较少，质量较差。同时，铸工也不尽精美，材质不一，厚薄不均。[82]综上所述，两朝通宝钱的经济作用不大，反倒是政治意义以及象征意义更大一些。[82]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令。“计丁授田”就是后金政府用国家权力把原来属于明朝地主、官吏及汉族人民的土地收为国有，再分配给满族贵族、奴隶主、士兵以及其他满汉人民。其主要目的是给八旗士兵提供给养。“计丁授田”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满族贵族和奴隶主分得的土地上，奴隶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仍然全部被贵族和奴隶主占有，奴隶仍过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的生活，“计丁授田”并没有改变原来奴隶制的生活方式。女真人迁来辽沈地区的自由民，按“计丁授田”规定所得到的“份地”，自耕自种，按照后金朝廷规定的“纳赋之法”，缴纳租赋和应差当役。他们就成为后金国家的农奴，体现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83]
“计丁授田”政策是一个基本上适应该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因而也是一个适应该地区新的形势，使该地区封建的生产方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政策。它对后金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84]
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努尔哈赤推行了满汉人等同住、同食、同耕的“三同”政策。名义上是为了安排“远离本地搬家来、辛苦了”的女真人。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将汉民奴隶化的目的。这可以从努尔哈赤下达的命令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即，将那些与诸申合住的尼堪，每一口人平均只有三、四升粮食的，又没有牛、驴的人，要作为阿哈（奴隶）对待。并将其妻、子分送给逮捕的人。在这种形势下，满汉民族矛盾又趋于激化，汉族人民反抗满族统治阶级的斗争俞演俞烈。汉民打杀满族官兵和群起“叛乱”的事，史不绝书。致使满族官兵不敢单独行走，不敢随便越过汉民的家门。因此，这次的编庄分丁政策，不仅是对汉民原来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的大倒退，而且也是对“计丁授田”政策的大倒退。[84]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为了来往文书及记注政事的需要，命巴克什额尔德尼等人以蒙古字母为基础，结合女真语音，而创制了满文，这种由蒙文脱胎而来的初期满文，是没有圈点的满文，叫做老满文。[87]
女真人曾信仰萨满教，“萨满”是通古斯语，意为“疯狂的人”，汉译为巫师。女真人的萨满教兼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四重含意，故崇拜的神祇既多又杂。祭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宫廷与民间之别，富者与贫者之别及地区之别、家族之别。后金时期，皇宫里的萨满多由熟悉爱新觉罗氏族方言而又聪明伶俐的女人担任，称萨满太太，专管汗王举行各种神典，口诵满语祭神，与民间为人治病的萨满不同。民间萨满分两种，一种是跳神的萨满，为人治病、问卜、求神驱鬼，另一种是管理祭祀的家萨满，负责祭祀祖先神。过去女真人的农民“信巫不信医”，有病先请萨满跳神，无效才请医生诊治。萨满祈祷跳神时，头戴尖帽，缀五色纸条，下垂蔽面，外悬小镜，身穿长布裙，腰系铜铃，击鼓而舞，口中念念有词。而家萨满在各姓氏中都有一名。在祭祀祖先时跳神唱满语神歌，歌颂一年的丰收，或赞颂祖先的功德。[88]
女真族医学从原始奠基时期进入发展时期，始于皇太极时代，其标志是原始萨满教衰落。医生登上历史舞台；先进民族医学的传入和采用。具体说是蒙古医学、汉族医学和西方医学的吸收。使满族医学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全面大发展时期。最明显的是伴随后金政权的建立，促进官方医学的崛起，太医院之设最早当在天聪初年，任命御医韦尽性为左院判，允祖为右院判。[85]
女真族医学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又借助于蒙古医学和汉族医学的引进，特别是适应当时环境，蒙古医学占有突出的地位。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就有蒙古著名医生墨尔根·绰尔济于天命年间率先来归，以“精岐黄之术”受到重用。他曾以药物使“中流矢，命在须臾”的正白旗先锋官鄂硕起死回生，曾用“热镬熏蒸”和“斧椎其骨”以至“手捏有声”的医术，使“臂屈不伸”的患者“即愈”；也曾用“剖白聚驼”，将身被三十矢，又昏绝的都统吴拜“置于驼腹”，立即苏醒。他以“起死回生”之绝技，使女真族正骨医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震动全民，赢得“神医华陀”称号。[85]
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总兵官额附佟养性为督造，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为监造，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一批汉官汉匠负责制造红衣大炮。造成以后，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后金先是“未备火器，造炮自此始”。这标志着后金开始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对后金军队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意义。[52]
后金都城的迁徙呈现出自东而西，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从山区到平原，从河流上游向中下游的迁徙轨迹。都城的修建也从草创时期的简易的城墙，逐渐发展到青砖青石垒砌。赫图阿拉城修建之初正当后金政权刚刚建立之时，城墙是用比较原始的方法修建的夯土木椽城，其形制也沿袭了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及其女真人修筑山城的传统，可以说“赫图阿拉城是女真人牧猎文化的中心”。辽阳东京城是女真人走出山谷建立的第一座较大的平原城，采用了明朝修筑城池的方法，利用比较坚固的土石构筑城墙，实际上是在汉人聚居的辽阳城之侧修筑了具有女真人特点，结合明人的技术所修建的城池。迁都沈阳之后，随着建筑技术和制砖技术不断进步，盛京城的修建则以砖石为主，城的形制也从圆角长方形、菱形城发展为规则的四角方形城，而且城墙上的附属防御建筑也越来越复杂。如门楼、敌楼、锥堞、女墙和瓮城等相继出现，反映了农耕文化与渔猎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特征，尤其是盛京城内宫殿区域的建筑最具地域特色。清初的“关外三京”展现出女真人与汉族、渔猎与农耕两种文化在都城建筑上的相互融合发展的过程。从中可以窥见到女真人的历史发展的进程，实际上就是逐渐与汉族文化走向合流的过程。[86]
努尔哈赤祖、父死后，明边将归还其祖、父尸体，另放书三十道、马三十匹，晋升努尔哈赤为都指挥使。努尔哈赤要求明边将处死尼堪外兰，明边将偏祖尼堪外兰，努尔哈赤满怀仇恨，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其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了讨伐尼堪外兰的斗争，终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统一了建州女真，杀死尼堪外兰，筑佛阿拉城在统一建州过程中，努尔哈赤对明朝唯命是从，经常到抚顺送还本部所掠人口，表示忠于明廷。这样，万历十七年（1589年），努尔哈赤由都指挥使升为都督佥事。[94]
随着建州女真的强大，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爆发了建州与叶赫、乌拉、辉发、哈达、珠舍里、讷殷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九部联军的战斗，建州势力大增。此时，努尔哈赤对明朝仍是忠顺从命，称臣纳贡。“女真国”的称号只是对内使用，对明仍报建州首领身分，并先后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次入京朝贡。这样，明廷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晋升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94]
努尔哈赤统一海西三部以后，攻打叶赫遭到明廷的强力于涉，只好放弃，且向明边将申诉兵讨叶赫的理由。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由巴克什、额尔德尼宣读表章，称努尔哈赤为大汗，国号“金”，年号“天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为天命元年。后金建立了，但对明廷仍不敢公开打出“金”的旗号。随着“后金”的建立和发展，与明的矛盾日益增加，努尔哈赤于天命三年（1618年）以《七大恨》诉告于天，誓师伐明。[94]
后金军出兵抚顺，很快抚顺、东州、马根单失守，入鸦鹊关攻下清河城。顽强的后金给羸弱的明王朝以重重的一击。就此努尔哈赤也未想完全断绝与明的君臣关系。后金军攻下抚顺城后，放回明东厂差役张儒绅等四人，携带奏文自称“建州国汗”，后又差人回文明廷要求尊封为王，得到原有抚顺五百道敕书及开原的敕书，加缎三千匹、金三百两、银三千两，只有这样才肯赴贡罢兵。抚顺、清河之役后，明廷拒绝了努尔哈赤的要求。[94]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军与明军大战于萨尔浒山。努尔哈赤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大败明军，萨尔浒之战是明金政局转折的关键一仗。它震撼了腐朽的明王朝的统治，努尔哈赤对明廷不再畏俱，公开亮出“大金国”的旗号，与明廷并称“北朝”、“南朝”。[94]
天聪六年（1627年），皇太极给袁崇焕去信，提出议和条件。同年又向明帝奉书，希望早日议和。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又书信给袁崇焕，如此这般信使频繁往来。皇太极一再让步，表示可以去天聪年号，把自己列明帝之下，但不得与明臣并列，必须保留后金在辽东的地盘，接受明朝的封典，讲和的礼物从减等等。议和对后金来说不过是权宜之计，皇太极要通过和谈稳定局势，取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积蓄力量。明朝始终以“宋金议和”为戒，绝不上当。但皇太极还是一直高举和谈的大旗。一面要求与明议和，一面不断地进行征讨明朝的战争。[94-95]
- 科尔沁部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嫩江蒙古廓儿沁国主瓮刚代、莽古、明安、实伯部、刮儿恰部”等曾参与了以叶赫部为首的攻打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九部之战，结果大败而归。努尔哈赤为了争取和招抚嫩江科尔沁蒙古等族，采取了优待并释放所俘获的20名蒙古战俘的策略。这一举措使科尔沁蒙古部主既见其兵威，又感其恩德。主动与努尔哈赤建立联系。努尔哈赤也厚待来使，以礼往来。随着建州女真的统一强大和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继续采用结盟的策略拉拢和招抚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而科尔沁蒙古等在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压力下，渐渐倒向后金政权。他们或派使者或亲自到后金国朝见努尔哈赤，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到天命九年（1624年），为了共同对付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侵扰，努尔哈赤派使臣到嫩江等地“与科尔沁蒙古台吉奥巴、阿都齐达尔汗、戴青、蒙果等会盟”。双方互相派遣使臣举行仪式，刑牛马祭天地，结盟修好。这样，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等部先后归附后金政权，成为后金政权可靠的同盟。[25]
在实行政治联盟的同时，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还采用联姻的策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与科尔沁蒙古等部的联盟关系。到清朝入关前，后金皇族公主下嫁给科尔沁蒙古部首领的约有10余名。姻亲关系使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等成为后金政权最亲密的盟友。为了控制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还特别重视从名和利方面对其上层进行笼络，赐名封爵便是一项重要的策略。努尔哈赤父子的礼遇封赏策略，将嫩江流域等地的科尔沁蒙古等部完全吸引到后金政权的阵营之中。[25]
由于长期处于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涣散状态之中，蒙古各部的纪律性极差，虽然他们相继归附后金，但背盟反叛、不听指挥的事情时有发生。皇太极即位后，对归顺的科尔沁蒙古等部实行了严肃法纪、赏罚分明的策略，用后金政权的法令来严格约束科尔沁蒙古等部，使之成为后金政权俯首贴耳的忠诚臣仆。为了进一步控制归顺的蒙古各部，皇太极等又通过编旗等策略，使黑龙江西部地区的蒙古各部彻底臣服,并使之成为后金政权创基立业的一支最可靠的生力军。[25]
- 察哈尔部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和漠南蒙古的关系，大体可分两个阶段。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秋，击败九部联军，到天命四年（1629年）十一月与喀尔喀部长会盟为第一阶段。在这阶段中，漠南蒙古科尔沁部、扎噜特部、巴约特部相继与努尔哈赤和好或联姻，友好往来频繁。此外，双方也有过战争。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天命四年（1619年）七月。当时，努尔哈赤率军攻打明朝铁岭城、漠南蒙古喀尔喀部贝勒齐赛等，引兵万余，企图乘夜伏击努尔哈赤。结果齐赛战败被擒。从天命五年（1620年）察哈尔林丹汗遣使赍书，到天命十年（1625年）击败林丹汗，是清太祖时期和漠南蒙古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和漠南蒙古关系中，努尔哈赤极力团结其它各部，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林丹汗。这正是林丹汗和明朝结盟的必然结果。当然，林丹汗的飞扬跋启，肆意凌辱其它各部，也给了努尔哈赤可利用的条件。[96]
天聪年间（1627至1636年）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关系，是继太祖之后的第三个阶段。集中力量彻底击败察哈尔部林丹汗，逐渐臣服漠南蒙古，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在短短的几年里，皇太极就彻底粉碎了林丹汗势力，在对漠南蒙古的关系中取得了显著进展，这是他对漠南蒙古政策的结果。皇太极基本上继承了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的政策，表现为慑之以兵，怀之以德”。不同的是他偏于“怀之以德”。出现这种变化，首先是因为皇太极时期后金力量日益壮大。在对明朝进攻中，皇太极的军队曾多次深入到北京附近。对明朝军事方面的迅速进展，使皇太极更加感到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只有早日臣服漠南蒙古，才能巩固住对明的战绩。而要早日达到这个目的，采取怀柔措施，既比军事进攻有效,又能保证集中兵力对付明朝。[96]
- 喀尔喀五部
喀尔喀五部同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来往，始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当时，巴岳特部的老萨（又作老思、老撒，索宁岱青之子）遣使随科尔沁部明安前往建州女真。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老萨之兄达尔汉贝勒、恩格德尔亦遣使联络努尔哈赤，并赠马二十匹。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喀尔喀五部使臣在巴岳特部恩格德尔的引荐下前往建州女真，会见努尔哈赤，并给他赠上昆都仑汗之号。此后，咯尔喀五部封建主同建州女真建立了友好关系。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札鲁特部台吉钟嫩和额尔济格率先同努尔哈赤联姻。天命二年（1617年），努尔哈赤将侄女逊戴嫁与巴岳特部恩格德尔为妻。这样，喀尔喀五部中的札鲁特和巴岳特二部，以联姻方式密切了同女真的关系。[97]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大军攻克明朝铁岭卫。当时，翁吉刺特部的宰赛同其二子色特希尔和克什克图并札鲁特部之色本、巴克等人“以兵万余助明”，而被后金俘虏。努尔哈赤将他们囚禁起来。翁吉刺特部是喀尔喀中最雄强的一部，宰赛又是五部封建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努尔哈赤遂以宰赛为人质，要喀尔喀五部援助其对明朝的战争，并表示只有在喀尔喀五部派兵助其玫克明朝广宁卫之后，才考虑释放宰赛。喀尔喀五部于是年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使团赴后金，同努尔哈赤献血为盟。喀尔喀五部表示：双方“与明国修怨，务同心合谋”。随后，努尔哈赤释放宰赛之子克什克图回营“保守人畜”，另一子随其父留于后金。次年，又释放札鲁特部之色本回营。当时，蒙古林丹汗以“联明抗金”的既定方针要求喀尔喀五部封建主解除同后金的联盟，致使喀尔喀五部在联明与抗金的政治选择上摇摆不定。天命五年（1620年），发生了札鲁特部“劫掠”后金使臣的事件。因此，后金宣布喀尔喀五部贝勒“负盟”。[97]
天命六年（1621年），巴岳特部之达尔汉巴图鲁（明籍作卜儿亥）和翁吉刺特部巴哈达尔汉（明籍作暖兔）属下乘后金攻克沈阳之际，到那里“劫掠”，遭后金杀戮二十余人。这样，五部同后金的关系趋于恶化。同年八月，喀尔喀五部以宰赛二子一女为人质，并以一万头牲畜为代价赎回宰赛。从此，弘吉刺惕部归附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努尔哈赤释放同宰赛一起被俘的札鲁特部台吉巴克。同年四月，后金出兵消灭了札鲁特部昂安及其属众。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率大军出征札鲁特部，俘获巴克等十四人，“尽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天聪元年（1627年），札鲁特部又受到来自蒙古林丹汗的攻击，部分封建主奔往科尔沁部避难，天聪三年（1629年），札鲁特部最终归附后金。巴岳特部达尔汉巴图鲁之子恩格德尔既与后金联姻，便索性于天命九年（1624年）携其弟并属下举部迁居后金境内。努尔哈赤“以平虏堡人民赐之”。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以巴林部“背盟，私与明和”为借口进军巴林部，杀掉苏巴海之孙囊努克。随后，巴林部一些封建主开始归附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巴林部亦遭到林丹汗的进攻，塞色尔、塞令等率部投降后金。乌齐埒特部之炒花，在巴林部遭到后金进攻时，非但没有派兵援救，反而逃至西刺木伦河以北袖手旁观，为此，曾受到林丹汗的严厉谴责。天命十一年（1626年），林丹汗调炒花率兵同明朝联合对付后金。这时，后金急速进攻炒花，乌齐埒特部被击溃，其大部分部众逃入察哈尔部。[97]
- 右翼三部
后金于天聪六年和八年（1632年至1634年）两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率部向西迁往青海，许多部众脱离林丹汗东来。右翼的鄂尔多斯部济农额林沁、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子俄木布也乘机摆脱林丹汗的控制，率部归附后金。而喀喇沁部把都儿（即俺答弟）的子孙在察哈尔的征服中受到重创，部众离散。自天聪二年（1628年）始纷纷率部投降后金。[98]
后金对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采取特别的政策。通过剥夺喀喇沁和土默特贵族对其属民的统辖权，直接控制这两部，垄断了原蒙古各部与明朝贸易的市口。后金当时还没有入主中原的准备，所以不得不出此策。这样，因为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而名声显赫的土默特部俺答汗后裔子孙（除了鄂木布楚虎尔一支外），入清后全部失去了对其属民的领有权，降为庶民。喀喇沁部把都儿子孙也在察哈尔与后金的权力交替中全部降为庶民。鄂尔多斯部则因为居地偏远，在明蒙贸易中无足轻重，所以清廷为不惊动明朝保护市口，仍维持其原状，入关后才授予扎萨克职，建立了旗分。[98]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非常清楚，一向听命于明廷，对明称臣纳贡、给予明朝军事经济援助的朝鲜的存在，已威胁到它的安全，成为其征伐明朝统一中原的后顾之忧。因此，后金视朝鲜为眼中钉，一直伺机消灭它；但由于努尔哈赤政权需专力同明王朝相抗衡，尚无足够实力来旁顾东邻朝鲜，故只好暂时对朝鲜采取积极的拉拢、缓和政策，极力通好于朝鲜，以达到两国之间不再发生正面武装冲突，且使朝鲜不再出兵助明，从而避免腹背受敌，消除后顾之患，稳定后方的战略目的。慑于后金方面的强大军事压力，光海君坚持与努尔哈赤书信往来，并约定“通和息兵”“各守封疆”。不过对于努尔哈赤提出的缔结盟约要求，光海君不敢答应，因为明皇朝毕竟还存在，光海君还要顾及君臣关系，不敢私下与努尔哈赤签订文字协定，以免让明朝抓住把柄而责怪朝鲜。从后金方面而言，尽管没能达到与朝鲜结盟的目的，但后金并没有放松对朝鲜的争取，一方面，努尔哈赤致书朝鲜光海君予以威胁道“惟明是助,异日勿怨我也”；另一方面，继续加强挑拨朝鲜与明关系的工作，以图朝鲜脱离明朝，加入后金一方。[99]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出兵朝鲜，这场战争在清朝被称为“丁卯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丁卯虏乱”。后金的军事行动出乎预料地顺利，由大贝勒阿敏率领的金兵正月初八日进入朝鲜，正月二十六日就抵达平壤（今朝鲜平壤直辖市）。面对大军压境，朝鲜军队望风自溃，朝鲜国王李倧逃亡江都（今韩国仁川广域市江华郡）。双方最终在三月初达成和约，先后在江都、平壤举行盟誓，约为兄弟之国。这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前后两位后金汗王对朝鲜政策的不同之处。[100]
不管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亦或是皇太极统治时期，他们在开展对朝鲜关系时，都考虑到了明朝在其中的作用问题。此时的明朝尽管已经衰败，但仍是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后金尽管强大，但只是占据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朝鲜与后金开展关系，必然要遵守封贡体制的规则，顾及明朝的态度，明廷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这是涉及到后金、朝鲜、明朝三方关系的问题。不过，努尔哈赤后金政权与光海君时期的朝鲜、明朝的三角关系，同皇太极后金政权与朝鲜仁祖时期的朝鲜、明朝的三角关系，不尽相同。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势力尚未强大，明朝尽管已日薄西山但尚存实力，作为中间力量的朝鲜则在正确地估计后金力量的基础上，继续维持与明的宗藩关系，因而该时期可谓三足鼎立局面。皇太极后金时期，尽管朝鲜积极推行“亲明反虏”政策，但由于明朝日渐没落，已全无天朝大国的威严和地位，加之皇太极又以军事征服了朝鲜，使朝鲜先成为“弟”国，继之以“臣”国，故此时期的三边关系势力并非是均衡的。[100]
后金政权的民族政策来源于其统一女真诸部的总政策。在后金政权形成和建立初期，当时其所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是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来富集更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以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后金政权的创立者努尔哈齐制定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总政三十九策，当这项政策在女真人内部实施、执行时，还是典型的社会政策。但是，当这项政策在女真人之外实施、执行时，由于政策的实施对象不同了，政策类型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因此，这项政策就逐步演变成为民族政策。如对蒙古诸部、汉民实行上述政策，实际上就演变成为民族政策。[89]
后金政权民族政策逐步具体化和体系化。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明显具备了诸多可操作性，形成了后金政权民族政策体系的框架，奠定了后金政权民族政策体系的基础。如对前来归附的蒙古诸部的首领或使者给以隆重的礼遇、与蒙古诸部实行联姻、厚赏前来归附的蒙古诸部的首领和官员、对与后金政权有联盟或联姻关系并遭受其他政治势力军事进攻的蒙古诸部给以军事支援、任用汉官汉将、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少数民族进行招抚等。[89]
后金政权民族政策对以往的民族政策有继承和创新。和亲政策并不是后金政权首创，汉高祖刘邦首创了和亲政策，此后历代多有沿用。“满洲诸部早已与蒙古通婚。海西叶赫部的祖先原为蒙古土默特部人。乌拉部与哈达部的祖先也与蒙古人通婚，含有蒙古血统”。但是，努尔哈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层次最多、频率最高的联姻政策，将汉朝单向（外嫁）的和亲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为双向（互娶）的联姻政策，有效地巩固了满蒙联盟，缓和了满汉矛盾，扩大了统治基础。[89]
后金政权民族政策还具有明显的不完善之处。由于后金政权初期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后金政权与明朝等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后金政权的统治者努尔哈齐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存在失误等原因，后金政权的民族政策还带有初始性，存在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复杂民族问题的情况。如杀戮“无谷之人”的政策、将汉族农民编为农奴制拖克索（庄）的政策、剃发政策、制定和实施严厉的《逃人法》、疏远和怀疑汉官的做法等，上述不完善之处，给后金政权的民族关系以及后金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89]
联姻政策是努尔哈齐在继承前人和亲通婚的基础之上，首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长时间、大范围、多层次、高频率的双向联姻政策。从入关以后，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君臣身份的政治结盟关系，蒙古王公地位的升降，爵号的封削，联姻关系是连续发展还是就此中止等等，无一不以王公额驸对清廷效忠的程度为转移。[89]
恩威并施政策是努尔哈齐和皇太极对前来归附的蒙古诸部首领及使者、被俘的蒙古诸部的首领给以很高的礼遇，并厚赏财物。天命二年（1617年）科尔沁明安贝勒抵赫图阿拉，受到努尔哈齐的隆重接待，留住一月，厚礼送还。从总体上看，是以恩为主，以威为辅，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满蒙政治联盟。[89]
有效管理政策是在皇太极执政时期，向漠南蒙古诸部颁布了有关法律，划分地界，推行盟旗制、组编蒙古八旗等，规范了蒙古诸部封建主的行为，对蒙古诸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有效管理，皇太极甚至还对蒙古诸部率军从征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89]
宗教政策是后金政权针对蒙古地区自元初以来崇信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蒙古诸部中有广泛而深刻社会影响的情况，采取了利用和发展藏传佛教的政策,这是出于联合蒙古诸部的战略考虑。早在天命初年，努尔哈赤把在蒙古传教的西藏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请至后金，并“敕建寺赐之庄田”。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为故去的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建塔树碑，高度评价他“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邦，阐扬圣教，广敷佛惠，凡蠢动含灵之类，咸沾佛性”。在蒙古诸部中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89]
任用汉官政策是在后金政权与明朝的政治斗争中，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后金政权采取优待归降的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开科取士、任用汉官等一系列政策，富集了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范文程、尚可喜、耿仲明、宁完我、祖大寿、李永芳等陆续成为后金政权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建议得到了重视和采纳，为提高后金政权的政治成熟程度奠定了基础，避免了后金政权出现重大政治失误。天聪三年（1629年）举行考试，汉族知识分子入仕为官，扩大了后金政权统治的社会基础，增加了后金政权的智力支持。[89]
学习先进文化政策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设文馆，范文程、宁完我、高士俊、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等人参与其事，并成为皇太极的“脑库”，文馆巴克什达海等人翻译了《刑部会典》《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以及辽、金、宋、元四代史书等汉文典籍，便于女真人和后来的满族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文化。[89]
将汉民纳入新的统治体系的政策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初期，曾经实行对反抗后金统治的汉民进行屠杀，或将归附的汉民强迫为奴的政策，由于上述政策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野蛮性，严重损害了广大汉民的切身利益。皇太极执政之初，及时调整政策，将汉民“编为民户”，摒弃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时，为避免女真人官员对汉民的巧取豪夺，委任汉官对这些汉人进行管理，实行满汉“分管”的行政管理体制，既解放了生产力，又缓解了后金政权的满汉矛盾。这充分反映了汉民已经成为后金政权统治的重要社会基础。[89]
联姻政策是后金政权对蒙古诸部联姻政策在满汉关系领域里的新发展，有效地安抚了明朝的降官降将，强化了后金政权与明朝降官降将之间的利益趋同。在这方面，后金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发挥了表率作用。努尔哈齐将孙女嫁给抚顺守将李永芳为妻，李永芳被称为“抚顺额驸”，将宗室女嫁给李延龄为妻，上述汉族官员因此成为后金政权最高统治者的额驸，对提高汉民对后金政权的政治认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对投降的明军官兵也配给妻室，稳定了军心和民心。[89]
禁止官员向所管辖的汉民科敛财物政策是皇太极针对正黄旗管汉民千总向所管辖的汉民科敛财物的案件，明确指出：“人臣以称职为先，国家以爱民为务。嗣后有需索食物者，除凡人照常处分外，若是管粮官、笔帖式及巡台人等，似此虐民妄行，事发，不照常例治罪，定行处死。”随后，努尔哈赤又下谕旨，进一步禁止其他七旗存在的同类现象。[89]
剃发留辫政策是在努尔哈齐攻取抚顺之后，就实行强制剃发政策。这项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强制同化政策，这也是后金政权以及清朝政府的弊政之一，其实行对汉族造成了心理伤害，必然引起汉民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的狭隘性和后金政权民族政策的不完善性。[89]
女真社会的采猎、游牧经济和幼稚的农耕经济使得掠夺活动在女真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掠夺不仅使女真社会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通过掠夺人口，可以满足女真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能增强军事实力，对朝鲜的掠夺是女真人掠夺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女真人以“我国边民一生奇货，赏之愈厚，掠之愈数”。[79]
出于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出于与周边国家实力角逐的外交目的。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后，曾对邻国朝鲜发动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俘获成千上万的朝鲜士兵到女真社会。[79]
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由于朝鲜封建统治的残酷的“三政”剥削，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连年不断的天灾，加上来自北方的女真人的侵扰，朝鲜咸镜、平安二道边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而中国东北地区后金政权的各种摇役负担要比朝鲜轻得多，而且地旷人稀，有很多可耕地，对于极端贫困的朝鲜边民来说，中国东北地区既是谋生之处，也是避难之处。[79]
早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就开始了对东海女真的招抚工作。其手段之一主要是对前来朝贡、归附的各部首领实行赏物、赐官、联姻等。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军威大振、闻名各部。这在黑龙江下游的东海女真各部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纷纷前来朝贡归附。后金统治者将大批黑龙江下游等地区的各族人招抚到辽东等地，编入八旗，使之成为新满洲。[25]
同黑龙江中西部地区相比，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统一黑龙江下游地区各民族的策略主要还是以军事征服为主。努尔哈赤父子派兵到东部沿海地区，以武力胁迫或俘获各部部民使之归附，并掳掠他们的财富，归于后金。对于那些敢于抗拒的部民，满洲军兵便残酷镇压。早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就开始了对东海女真各部的军事征讨。[25]
除了对黑龙江下游地区集中居住的东海女真各部落进行军事征讨，对于散居鄂霍次克海沿岸以及库页岛上的部民，努尔哈赤也采取同样手段加以统一。皇太极即位后，继续执行努尔哈赤的军事征服策略。但皇太极在派兵征讨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东海女真部落时，对出征兵将也进行了纪律约束。[25]
这样，进一步加快了对黑龙江东部地区各族统一的进程。经过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的努力。到清朝入关前，后金政权基本上统一了东海瓦尔喀部、虎尔哈部、窝集部、使犬部、使鹿部及苦夷等部族，使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等地完全处于后金政权的统辖之下，完成了统一黑龙江地区的大业。[25]
”索伦诸部”是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土著居民，也是今鄂温克、鄂伦春及达斡尔等族的先民。明末，“索伦诸部”主要分布于从精奇里江到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他们主要以渔猎游牧为生，是一支能征善战而又不可多得的军事力量。对这一地区的索伦等族，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父子采取了招抚和军事征服并用，以招抚为主的策略，使这里的各族相继归附。[25]
在黑龙江地方索伦部首领中，与后金建立联姻关系的只有萨哈尔察部的首领巴尔达齐。巴尔达齐居住在精奇里江边的多科屯，姓精奇里氏，是索伦部中较有影响的首领。他归附后金政权后，对黑龙江索伦部的归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而受到皇太极的器重。为了巩固索伦部与金国的臣属关系，皇太极将女儿下嫁给巴尔达齐，使之成为后金的“额驸”。从天聪八年到崇德八年（1634至1643年），巴尔达齐先后十一次到盛京城朝见纳贡，每次朝贡都受到盛情款待和极高的礼遇。[25]
对于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各民族，皇太极主要采取了以招抚为主的策略。但是，由于努尔哈赤及皇太极所处的时代及其带有奴隶制残余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对黑龙江地区索伦等部的统一，也带有民族征服性和财富掠夺性。因此对索伦等部的军事征服及对反叛部族的残酷镇压，也是其统一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策略之一。[25]
女真人分布很广，由于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不一样，风俗也不同。女真统一后，各民族各部族聚集到一起，风俗杂乱。为了使社会稳定，就要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天命四年（1629年），努尔哈赤指出“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移风易俗，实为要务。诚乱者缉之，强者驯之，相观而善，奸慝何自而逞，故残暴者当使之淳厚，强梁者当使之和顺，乃可几仁让之风焉。舍此不务，保必克臻上理耶。”在移风易俗中禁止嗜酒、禁烟、禁赌、禁裹足、禁诬等，形成了新的风气。此外，还禁巫觋邪教，统一民族信仰崇拜等。在清新的文化氛围中，各民族、各部族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增强了八旗的整体意识。[86]
女真人入关前，正是女真兴起时期，战争频仍。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不断发展的时期，作为特定时期的女真人饮食文化表现出等级性、政策性、外来性和不断完善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对入关后女真人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其中许多因素深深积淀于女真人传统饮食文化。另一方面，等级性的增强、诸种封建礼制的完备和对外来饮食文化接受，则为入关后女真人饮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92]
女真人入关前，服饰面料主要有两类，即毛皮和纺织品。毛皮主要包括貂皮、猞猁狲、虎皮、貉皮、狐皮、狼皮、豹皮、灰鼠皮、羊皮、鼬皮、狸皮、银鼠皮、水獭皮、骚鼠皮、灰鼠皮等。这些毛皮中以黑貂、玄狐为最高贵。也有专门使用毛皮的某一部位如貂蹄、狐肷等拼缝制成一件衣服，在对毛皮的处理上还提到染色的方法。毛皮在使用上可以毛朝外制成端罩，毛朝内挂面制成袄或袍，可以制成披领或领子，也可以毛皮镶边。纺织品主要有棉布、丝织品。棉布包括大毛青布、小毛青布、佛头青布、翠蓝布等，都是不同深浅的蓝布。根据《布经》记载，佛头青布、毛青布是一种深青色的棉布。丝织品有蟒缎、倭缎、帽缎、妆缎、补缎、绸、澎缎、纱罗、纺丝等，其中蟒缎为有龙或类龙纹（蟒、斗牛、飞鱼）的缎织物，补缎应该是一种有团花、团龙纹图案缎织物，倭缎是一种起绒织物，也称为天鹅绒。蟒缎、补缎、倭缎、妆缎是相对较为高贵的丝织物，而且这些丝织品并非本地所产，基本靠明朝赏赐、商品交换和战争掠夺获得。入关前女真主要的服饰有朝衣、袍、褂、端罩、袄等，除朝衣外，男女服饰区别不大。[93]
女真人的发式和头饰也很有特点。女真人的男子都要留长辫子，入关前后，均要求汉人男子也要留发，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为止。[86]
女真人妇女与男孩一样，成年后才蓄发，或绾或髻。髻的样式和名称有好几种，如两把头、架子头、大盘头等。其中以两把头最为普遍，是女真人妇女的一种典型发式。两把头就是将长发梳理整齐以后，束在头顶上，然后分成两绺，并梳成一个横的髻，将其余的头发梳成一个呈燕尾形的扁髻，压在脖颈的后面。因此，女真人妇女行走时，脖子是不能随意转动的，显得很庄重。女真人妇女不仅很讲究发式，也很注意头饰。在众多头饰中，大扁方头饰最为普遍。这是一根长约三十厘米，宽约二、三厘米的银簪子，横于发髻之中。[86]
天聪八年（1634年）二月，皇太极定丧祭焚衣及殉葬例。自贝勒以下，牛录额真以上，凡有丧丧者许焚冬衣、春秋衣、夏秋衣一套，不足此数者听之，如旧衣不足，毋得新制充数。若逾定数及无旧衣而新制以焚化者，被人告发、俱坐应得之罪。夫死其妻许殉，仍行旌表，若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论死。其违律自殉者，弃其尸，仍令其家赔妇人一口入官。[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