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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Yungang Grottoes)，原名灵岩寺、石佛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是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时期，北魏皇始三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将都城从盛乐（今和林格尔县）迁至平城（今大同市），武州山成为盛乐与平城之间的交通要冲。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令沙门统昙曜主持复法大业。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的大部分洞窟在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前完工，但是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520~525年)。云冈石窟的开凿历时约150年，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等朝代，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9000余尊[11]，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的瑰宝。[4][10]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反映了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与我国诸多石窟寺比较，云冈石窟最具西来样式，即胡风胡韵最为浓郁。其中既有印度、中西亚艺术元素，也有希腊、罗马建筑造型、装饰纹样、像貌特征等等，反映出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这在中华艺术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后世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10]
1961年3月4日，云冈石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7]截至2023年12月8日，云冈石窟景区年度游客人数突破300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2亿元。[12]
- 中文名
- 云冈石窟
- 外文名
- Yungang Grottoes
- 地理位置
- 山西省大同市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
- 所处时代
- 北魏
- 保护级别
-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开放时间
- 9:00——17:00（16:30停止售票）
- 公布单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编 号
- 1-0034-002-001
目录
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文成帝复法后的和平年间愚欢举（460-465年），兴盛于北魏孝文帝都平城的太和年间（477-494年），衰微于迁都洛阳后的北魏后期（494-525年）跨犁愉，前后订墓约60多年。[2]
初唐以后，平城（今大同市）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1]
贞观十五年（641年），平城（今大同市）守臣重建（大石窟寺）。—曹衍撰《大姜辨备白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
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悼拘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
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金碑》[1]
元朝时期，禁胶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朝初年，大同云冈再度荒废。明嘉靖年间，始称云冈。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军入验键葛关攻占大同，云牛连试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1]
清顺治八年（1651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
1952年，大同市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云冈石窟与中国诸多石窟寺比较，最具西来样式，即胡风胡韵浓郁。其中既有印度、中西亚艺术元素，也有希腊、罗马建筑造型、装饰纹样、像貌特征等等。[5]
云冈石窟的绝大部分都是北魏中后期雕造的。参照考古学家宿白的研究，依据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云冈石窟可分三期。[3]兹列表如下：
分期 |
年代 |
洞窟编号 |
形制与造像特点 |
|---|---|---|---|
第一期 |
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年） |
1.云冈石窟16-20窟（“昙曜五窟”）；
2.根据主像内容和布局又可细分为两组：①18、19、20窟；②16、17窟
|
①各窟大体上都模拟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
②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佛、当今佛和未来佛）和千佛；
③主像形体高大，占据窟内面积的大部分。
|
第二期 |
约自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以前的孝文帝时期
（465-494年）
|
可分五组：
四组“双窟”：
①7、8窟（第二期石窟中最早的一组，大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
②9、10窟（略晚于7、8窟，大约为“太和八年（484年），十三年（489年）毕工”的石窟）；
③5、6窟（约在孝文帝都平城的后期，这组双窟的主像都是三世佛）
④1、2窟（是一组塔洞。还包括未完工的第3窟，原为大型洞塔设计，但终北魏一代内部工程未完成，唐初利用未完工的塔身南面西侧开凿了倚坐大佛及其胁侍；雕造在已开凿的石窟壁面上的小龛，集中在11、13和16、17等窟中。）；
一组三个窟：
⑤11、12、13窟。
此外，云冈最大石窟第3窟内外北魏时的主要工程以及11窟外崖面上的小窟和20窟以西的个别中小窟也属第二期。
|
①平面多方形，多具前后室，但也有个别的类似第一期的椭圆形 的草庐形式；
②有的窟内中部立塔柱；
③还有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
④方形平面窟的壁面雕刻都作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的布局，窟顶多雕出平棋；
⑤大像少，且造型不如过去雄伟，但形象的题材多样化，流行雕出世俗的供养人行列；
⑥凸起式的衣纹，逐渐被简化的断面作阶梯式的衣纹所代替；
⑦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汉式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日益增多；
⑧佛像的服装，在第二期晚期也换上了新型的褒衣博带式的样式；外来的佛教石窟艺术，在北中国，就是在这个时期，较显著地开始了逐渐东方化
⑨出现利用已开凿的石窟壁面，雕造小龛的做法，有单像龛、并列像龛以及重层的像龛；
|
第三期 |
魏孝文帝太和19年~北魏正光五年
（494-524年）
|
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4、14、15窟和自11窟以西崖面上部的小窟，还有4一6窟之间的中小窟，大都属于这一期。此外，第一、二期窟中，也多有第三期补刻的小龛。 |
①没有成组的窟，中小窟多，布局多样的小龛遍布云冈各处；
②洞窟内部日益方整，塔洞（4、5窟之间的未编号塔窟和39窟）、千佛洞（14、15窟）、四壁重龛式（约20座）和四壁三龛式（约30余座）的洞窟，是这时流行的窟式；
③窟口外面的崖面上出现了券面和力士等雕饰，这种雕饰愈晚愈繁缛。第二期布置在窟内的那样丰富而生动的浮雕场面，这时已很少见。个体形象中也没有出现新的式样，但造型愈来愈瘦削，衣服下部的衣纹越来越重叠。龛楣、帐饰也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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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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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窟是云冈石窟最东端的洞窟，为一组双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皇兴五年至北魏太和十八年（471—494年）。两窟外壁东西两侧各残存一座单层方形佛塔。洞窟上开明窗，下开窟门，平面为方形，平顶，中心塔柱直达窟顶，四壁开龛造像，可供僧人绕塔参禅礼拜，为典型的塔庙窟。据考证，第1、2窟辽代以前窟前曾建护国寺，为云冈十寺之一，明清号曰“石鼓寒泉”，属云中八景之一。
第1窟俗称“石鼓洞”。外壁明窗东侧保留了清代朱廷翰题刻的《游云冈石佛寺》诗句。洞窟平面呈长方形，中央方塔为仿木构屋顶塔檐，分上下两层。下层四面各开圆拱龛，龛内雕坐佛；上层四面均开三间盝形帷幕龛，南北雕坐佛，东西雕交脚弥勒菩萨。塔顶处蛟龙盘绕，须弥山逶迤。北壁开大型三间式盝形龛，明间主像为高3.15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左右梢间为对称设置的舒相坐势思惟菩萨。东壁下层是反应孝道《睒子本生》的佛经故事浮雕，大部分风化严重，现仅存2幅。南壁窟门、明窗两侧屋形龛内，雕刻了《维摩诘所说经》的“文殊问疾品”佛教题材造像。
门拱顶部雕刻二龙缠绕，这种雕刻在门拱上的雌雄双龙造型，明显体现了佛教的护法思想，在云冈石窟中独此一例。顶部南侧雕刻直径1.4米的三朵浅浮雕大团莲。窟顶飞天曼舞环绕团莲，富丽而庄严肃穆，严谨而巧丽活泼，在宣示了一定佛教意义的同时，也为洞窟增添了强烈的艺术动感。
第2窟，俗称“寒泉洞”，因其北壁西端常年有细泉流出。窟外壁明窗上方及西侧题刻“山水有清音”、“云深处”。洞窟内三级方形浮屠塔居中，塔面上刻出瓦筒、檐椽、斗拱等仿木建筑构件，层层瓦垄出檐，上层四角镂空雕刻八角棱柱，形成了周匝回廊，为研究北魏建筑提供了实物依。洞窟四壁分层分段布局，最上层雕刻天宫伎乐列龛，龛内的伎乐天人手持筚篥、琵琶、琴、排箫等各种乐器呈演奏状。壁面依次雕刻禅定坐佛带、大型列龛、长卷式浮雕故事，最下层为供养人列像。北壁主像为交脚佛，风化严重。东壁下层雕刻太子“箭射铁鼓”佛传故事，描述了释迦牟尼为太子时与他人张弓射箭比武的场面。[8]
第3窟又名“灵岩寺洞”，是云冈规模最大的洞窟，洞窟形制较为特殊。整体洞窟高大、雄伟、壮阔。两门四窗，外部建有巨大平台，平台中央是一座矩形洞窟，内置交脚弥勒，俗称“弥勒洞”；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方形三层石塔，风化严重。平台上石壁平展而高耸，平台石壁10米以上的位置，整齐排列着12个呈纵长方形的梁孔，梁孔内部深处均与山顶作竖井相通。
后室雕三尊大像，主尊为倚坐佛像，高约10米，肉髻高耸，面相圆润，五官端正，眼大耳阔，两眉间白毫鲜明，身姿挺拔，比例协调，通肩式袈裟紧贴身躯，厚实圆润的双手作无畏、与愿印。左右两侧胁侍菩萨高6米，头顶发髻高耸，发丝根根有序；头发成缕，散披两肩；宝冠雕刻精细入微，显示了严谨的设计思想和成熟的雕刻技艺。这三尊造像较之云冈其它造像，都更加丰满圆润，在艺术表现上明显区别于其它造像。其雕凿年代，目前有北魏、隋、唐及辽四说，多依据造像艺术风格而推论。
洞窟内地面上沟槽纵横，深浅不一，呈现出大规模人工取石及正在开凿洞窟的施工场景。这些遗迹现象的存在，为研究石窟开凿方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8]
第4窟又称塔庙窟，一门两窗。由于工程没有全部完成，洞窟内外地面凹凸不平，石窟整体显得有些零乱。洞窟平面呈方形，中央雕中心塔柱。窟门上方左右各开一个明窗，拱门和明窗呈倒“品”字型结构。中心塔柱四面造像，均为一佛二菩萨。窟内四壁风化严重，南壁有北魏正光年间（520-525）“为亡夫侍中造像记”题铭，约100余字，是云冈石窟目前最晚的北魏造像铭记，现已风化不清。窟顶东端可见团莲与飞天。[8]
第5窟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与第6窟是一组统一设计、建造的双窟，属于云冈中期洞窟。窟外各有一座清顺治八年加盖的四层五间式木构阁楼，清代号称“云冈佛阁”或“石窟摩云”，为云中八景之一。这对竖式设计的双子佛阁，既亭亭玉立，又合璧庄重，体现了我们祖先工匠对石窟寺殿宇的精准理解，也是目前云冈石窟仅存的古代窟檐建筑。它除了具有佛殿功能外，同时还起到遮风挡雨作用，特别是保持了窟内温湿度的相对恒定，使得第5、6窟的造像雕刻保存状态远优于其它无窟檐的洞窟。
第5窟前室东西两壁绘有“护法诸天”形象，应是清初重修佛阁时的作品。《重修云岗大石佛阁碑记》立于西壁旁，为宣大总督佟养量所撰。第5窟洞窟为平面呈椭圆形、穹隆顶式的大像窟，洞窟东西最大宽度约22米，南北最大进深约17米，创云冈同类型洞窟的规模之最。主尊坐佛高17.40米，是云冈的第一大佛。这尊云冈的最高佛像，从头到脚均敷泥施彩，面部与胸部贴金，螺发与长眉绀蓝。大衣两裾由双肩垂直落下，飘逸自然，裹腹裤腰中央对称皱褶，齐整美观。服装宽大合体，下垂感强，似以质地优良的丝绸布料做就，体现了高超的泥塑水平。东西两壁的胁侍佛像高达8米。在主尊佛像背后开凿出宽阔的诵经道，为僧侣、香客提供了环绕礼拜的通道。除此之外窟门拱两壁护法力士的上层，雕有禅定状二佛。二佛结跏趺坐于枝叶繁茂的无忧树下，凸显对称、肃穆之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南壁窟门与明窗间雕列龛两排，上排为八个圆拱龛，下排为八个盝形帷幕龛，龛内均置坐佛，齐整有序、威严肃穆。南壁上层东西两侧，各雕有高浮雕大象驮负须弥座五层瓦顶出檐佛塔，设计精巧、呼之欲出，是云冈石窟佛塔雕刻的精品，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相结合的典范。西壁第五层北侧圆拱龛内，是一尊交脚著菩萨装的佛像，左手抚膝，作降魔印，右手伸展于右胸，作无畏印。佛像肉髻高耸，面相饱满方圆，身姿挺拔，上身交叉帔帛之两侧上翘于双臂，下身系长裙，跣脚坐狮子座上。菩萨装佛像，在云冈仅此一例，这是北魏当年盛行的弥勒信仰在云冈石窟中的一种新表现。[8]
第6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之前。第6窟楼阁东西两壁绘有十八罗汉形象，每壁九身，手执不同法器，立于云海之间，是清初重建阁楼时的作品。窟门上方，旧时悬有康熙皇帝御笔“庄严法相”匾，但在文革“破四旧”时被毁。窟门两侧雕刻的八角柱，原本由大象和狮子驮承；柱旁两壁是怒目横眉、体格健硕的四天王塑像，天王上方崖壁绘有一对白色红地的五爪龙，体态生动，气势非凡。
洞窟形制为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高约14.4米，分为上下两层，直抵窟顶。洞窟整体设计，中轴贯穿，两侧对称；壁面规范整齐，龛像上下分层，叙事左右连续，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设计最完整、内容最丰富、雕刻最精细、最为富丽堂皇的洞窟，也是保存状态最好的洞窟之一。据初步统计，该窟现存各类佛教造像2900余尊，装饰图案穿插其中，芸芸众相、各尽风貌。
中心塔柱南面下层龛内，端坐着一尊身著龙纹袈裟的泥塑佛像，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螺发绀蓝，表情淡然，是一尊后世包泥彩塑的佛像。这是云冈石窟中唯一身著龙袍的佛像，泥皮坚实，衣纹流畅，装饰讲究，颜色苍古，特别是袈裟上的龙形贴塑不同凡响，大约属于辽金作品。
塔柱上层为四面立佛，四角各有一座大象驮立的九层镂空塔柱，倚塔内侧站立着8身胁侍菩萨，与四立佛等高呼应。在南壁的窟门与明窗之间，雕有一个大型屋形龛。屋檐帷幕之下，端坐着三位姿态各异的圣者，他们分别是释迦、文殊和维摩诘。佛结跏坐在中央的须弥座上，施无畏与愿手印，静静倾听；文殊菩萨在佛右侧，半跨坐榻，双手动作似在言说；佛左侧的维摩居士，头戴尖顶帽，身著大氅，右手举麈尾，侧身似与菩萨对话。此幅浮雕画面，表现的是《维摩诘经》第十一“菩萨行品”的故事情节。
除此之外东壁中层南侧有“鹿苑说法”，西壁对应为“弥勒出世”。东壁北侧有“降服火龙”故事龛，西壁中层中央有“降魔成道”故事龛，在“降服火龙”龛外，崇山峻岭之间有9身瘦骨嶙峋、身着短裤，背囊攀山的梵志形象；在“降魔成道”龛外，有17身面相狰狞，手执各种武器，向佛袭击的魔军。这些形象的创造，融入了艺术家对佛经故事的理解，生动而夸张，精彩而丰富，令人叹为观止。
第6窟中佛传故事是表现的主题之一。从中心塔柱下层四面到洞窟东、南、西三壁下方，以右旋礼佛的顺序，浮雕刻画出数十幅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讲述了古印度释迦族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出身不凡、智力超群，却深感人生的苦恼，决意出家寻求解脱，历经了种种磨难，降服了魔军外道，最后悟道成佛的故事。[8]
第7与第8窟为一组双窟，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是继早期昙曜五窟之后开凿的洞窟。窟外建有上下三层，面阔三间的窟檐，该窟檐是1993年按照原有清代阁楼样式重新修建的。
第7窟前室北壁上开明窗，下凿窟门，壁面风化严重，但其窗门外侧残留的多层造像与印度阿旃陀的大拱门洞窟外壁雕刻十分相似。第7窟前室东壁上部均分层分栏雕刻佛本生故事画面。后室北壁造像分为上下两层大龛，下层龛内为二佛并坐。上层龛内中央主像为交脚弥勒菩萨，两侧为倚坐佛像。
明窗与拱门雕刻尤为精彩。明窗为拱顶，拱壁外侧风化，内侧上边楞为弧形翻转的两条蛟龙，龙首下，两侧各有一尊立式菩萨，站在束帛座上。拱壁两侧，下为山峦，拔地而起的是沧桑而婀娜生长的大树，树荫下各端坐一位坐禅比丘形象。
窟门拱顶正中雕一朵团莲，四周飞天起舞。内侧上拱边框为连续排列的忍冬叶，周围雕伎乐天人。拱内侧壁分为上下层，下层为天王门神，逆发胡人形象，手持金刚杵或三叉戟。上层雕出多头多臂神像，东壁雕三头四臂，西壁雕三头六臂。
南壁窟门两侧，雕刻着一对塔形门柱，塔身方形，每层有童子相的夜叉，二童子作出相互戏谑的动作，生动有趣。塔底是举塔力士，风化得仅剩轮廓。塔顶为向两旁舒展的山花蕉叶，居中盘坐童子。云冈石窟出现的类似塔柱，明显来源于犍陀罗文化。明窗与窟门间的横向长方形龛，上挂帷幕，两旁立柱，龛内雕刻6身胡跪或随意坐姿的供养天人，神态传神，姿态优美。[8]
第8窟前室北壁上开明窗，下凿窟门，壁面风化严重。前室西壁雕千佛及供养人，但均风化严重无存。东壁雕刻佛本生故事以及供养人，但因风化严重不可辨认，下层北侧有一拱门与第7窟相通。
后室北壁顶部三角纹带雕刻之下有上、下两层大龛，下龛为圆拱龛，高4米，龛内雕坐佛。上龛为盝形帷幕龛，龛内中央为倚坐佛，两侧各有一交脚菩萨，最外两侧为思惟菩萨。龛楣十二格内各雕一身飞天，龛楣上方雕有十四身伎乐天。
明窗东西两壁雕刻内容相似，呈对称之貌，下层均雕连绵的山岳，上层均为坐禅弟子。同时两壁北侧各雕有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树枝交绕于拱顶，位于菩提树的北侧还各有一位菩萨，菩萨姿态优美，神态自若立于束帛座之上。
拱门东西两壁下层现各存力士一驱，但下部风化严重。上层东壁雕三头八臂护法神像，身骑牛。西壁雕五头六臂护法神像，身骑孔雀。如果说拱门两处的护法雕刻是外来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么第8窟南壁门侧现存的一组忍冬束腰双茎四团莲造型的雕刻就更突显出云冈石窟的独特性，超现实的艺术样式，是对云冈石窟开凿者的大胆艺术创造的折射。[8]
第9、10窟位于云冈石窟群中部，为一组双窟，2014年新建一座七间木结构窟檐以保护文物。第9、10窟相互毗邻，这两窟的前庭也是经过统一设计和营造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曾对第9、10窟前地面进行局部发掘，发现了北魏基岩上的纹饰雕刻。1972年和1992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的两次考古发掘，进一步获得了这组洞窟前庭地面全面的遗存信息。遗迹显示，在第9、10窟窟前地面上，东西排列着四朵浅浮雕大团莲图案，外框为莲瓣纹饰带和联珠纹饰带；在列柱之间（甬道）和莲花周围，均有龟背纹雕刻。这样的窟前基岩地面雕饰，在云冈独一无二，体现了这组双窟特殊的结构形制与窟内外的完整性原则。
第9、10窟共用一个屋顶，合成统一的外观造型，洞窟均由前堂后室组成，对称均衡，大小相当；各个壁面的设计，也力求同一对应。9窟外东侧和10窟外西侧各竖立一座高大多层的佛塔，洞窟外壁又各自并立两根石柱，均为三开间，石柱上还雕刻千佛，柱基承以狮、象，蔚为壮观。
第9窟窟门为仿中国传统庑殿式建筑，两侧对称布龛，中西合璧，具有浓重的装饰意味。窟内四壁分层布龛，造像题材多出自《法华经》。窟顶为平棊格状，格内雕团莲及飞天，八夜叉体魄健硕，力举万钧，单手承托横枋。后室北壁主像雕释迦，东西两壁各一胁侍菩萨。第9窟后室北壁雕倚坐佛，高9.8米，经后世补塑施彩。东、西壁北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高5.3米，均经后世补塑。南壁雕刻保存较为完整，内容十分丰富，表现了大量的佛教因缘故事，如：鬼子母失子缘、二兄弟出家缘、尼乾子投火缘、天女供养缘等，这些故事均出自于昙曜高僧所译的佛经《杂宝藏经》。
在第10窟前室北壁的明窗与窟门间，雕刻着一幅以山岳为主，众多人物、动物和植物等组合的画面。其中央是上下群山，山峦起伏，生机盎然；山腰二龙缠绕，龙头外向，形成了下大上小、中间细的须弥山造型；两侧各雕三头四臂和五头六臂的天神形象，手举日月、弓箭，岿然踞坐。这就是著名的云冈须弥山图，讲述的二龙王、帝释天与阿修罗王战斗的故事。前室东西两壁各雕三间式屋形龛，龛内佛像面相慈和，菩萨神情恬静。阎浮树下，半跏坐思维菩萨，一手支颐，沉于四谛。窟门东西两侧金刚力士，头戴鸟羽冠，手持金刚杵，表情和善。后室北壁的北魏雕像水蚀风化殆尽，现有坐佛像为后代补塑，从残存的双肩轮廓，头光与身光中的坐佛、飞天、火焰纹等雕刻，以及明清佛座两侧下部突出的双脚脚尖分析推测，这里曾经雕刻一尊不低于9.8米的交脚菩萨大像，东西两壁各为高约6米经后世包泥的思惟菩萨像。
第10窟后室“魔王波旬欲来恼佛”、“提婆与佛陀因缘”、“大光明王始发道心”、“吉利鸟因缘”、“妇女厌世出家”等本生故事。如此众多的佛本生因缘故事雕刻，均来源于有关譬喻谈和因缘谈的佛教经典，无不体现佛法宏大宽容、力量无穷的特点。这些大乘佛教故事，生动有趣而富有哲理。[8]
第11窟与第12、13窟为一组同时开凿的洞窟，属于北魏云冈中期石窟，都是云冈艺术走向成熟时期的作品。第11窟内中央的方形塔柱直抵顶部，属于中心塔柱式洞窟。
进入第11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挺拔的中心塔柱，塔分上下两层，由塔基、塔身与塔顶组成。方塔下层高大，约为总高度的三分之二，东、南、西、北四面设龛，各有一尊立佛雕塑，属于《金光明经》宣讲的“四方四佛”题材，正面立佛两侧胁侍菩萨，细颈瘦腰，神态温雅，为辽代补凿；上层亦为四面佛龛，正面雕刻交脚菩萨及舒相坐思惟菩萨像，东、西、北三面均作并列二立佛像；塔顶须弥座上，山花蕉叶肥大而舒张，三首阿修罗像居中，与窟顶相连。这座云冈最早的石窟方塔，与后来出现的塔窟之塔以及普遍盛行的出檐式方塔明显不同，更多地体现了西域建筑的艺术特征。
西壁屋形大龛内七尊立佛，波状发式，面型丰润，形体高大，华衣飘逸。同时在第11窟东壁上层有一块北魏太和七年（483年）造像碑，碑中书体端朴高古，寄巧于拙，是云冈北魏题铭中文字最多，最为完整的碑记。碑文24列341字，记载了北魏京师地区五十四位邑义信士女自愿在武州山石窟敬造佛像九十五躯的史实，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早的北魏造像记。
第11窟除窟顶、中心塔柱坚持了整体规范原则，其余壁面杂乱无章、随意补缀。可见原本是统一进行的国家工程，被搁置下来，被迫引进了民间资本，转换为零散的民众捐建项目。然而，云冈这些被放弃的计划工程和中途停工的洞窟，留给我们的或许不仅仅是遗憾和谜团，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石窟开凿程序、佛教时尚信仰、艺术风格变化等丰富内涵。[8]
第12窟因前室出现大量演奏乐器的造像而得名“音乐窟”。洞窟具前室、后室。洞窟形制为佛殿窟，洞窟设计规整，雕饰华丽。此窟内外的设计体现出皇家宫殿式建筑格局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第12窟中前室雕刻的各类手持不同乐器的音乐伎特别引人入胜。前室北壁最上层的天宫乐伎，是一个以壁面通栏形式塑造的由十四个圆拱联龛排列组成的乐伎形式。十四位乐伎各占一个圆拱龛，龛间并用立柱、紧密相联，联龛间上隅的童子像平添了更多的朝气与活泼。乐伎从东到西分别以担鼓、埙、义觜笛、细腰鼓、琴、箜篌、筚篥、琵琶、筝、横笛、琵琶、排箫、齐鼓、吹指等乐器作演奏状，结构宏大、形式侈丽、场面壮观。
12窟前室顶壁交接的弧面上，突出地雕刻了手执不同乐器、站立演奏的六身夜叉形象。南壁三身：中间者双脚交叉而立，两手高举，食指对拨；东侧一身挎腰鼓，西侧一身挎担鼓。东南角和西南角各一身，手捧筚篥和埙。另外一身位于东壁上方，手执曲颈琵琶。这些有头光的夜叉乐伎，体形较大，身体和四肢滚圆粗短，身著短裤，上身赤裸。其中央双手高举者，扭腰耸胯，两腿交叉，手指呈拨击状，仿佛为指挥领舞者。
12窟门楣上一组舞伎群，动作连贯，气韵奔放，是人间舞姿的艺术再现。窟顶逆发形伎乐天，体格壮硕，具有北方少数民族性格特点。该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队的组合形式，反映出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以及北魏社会乐舞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中国音乐史上弥足珍贵的绝版遗存。[8]
第13窟内有一尊高约13.6米的交脚菩萨端坐其中，他头戴宝冠，颈部戴悬铃项圈及璎珞，胸佩蛇饰，口中衔珠，脚踏莲花，巨大的身躯占据了整座椭圆形洞窟的大部分空间。尽管千年的风化剥蚀致使菩萨形体残破，但其高大伟岸的身姿，仍然令人震撼和惊叹。
南壁中层的七佛立像，庄严而宏伟；东壁下层胡跪式供养天人，整齐而划一；窟门两壁的护法金刚武士、明窗两壁的供养菩萨，以及窟顶华丽的蛟龙、环形忍冬等雕刻，成为洞窟佛教内容和艺术表达的主要构架。
由于主像体型庞大，第13窟菩萨举起右手作无畏手印的圆雕手臂不可悬空，于是云冈匠师为其“量身定制”了一位四臂力士来托举巨臂。这一设计简直妙不可言，在稳妥解决了巨大手臂的支撑问题之余，将弥勒菩萨的伟岸与护法力士的神勇恰如其分地夸张表现，既入情入理，又震撼人心。
在第13窟中，无论是壁面下层的供养人行列大像，还是壁上不同佛龛下的供养人群小像，除了领队僧人之外，所有男女供养人均着鲜卑服装。头戴垂裙帽，垂裙及肩，在这个北方民族鲜卑化的时代，以鲜卑人为主导来开凿石窟也在情理之中。[8]
第14窟是昙曜五窟形成之后再度补凿的石窟，规模不大，应该是根据有限的剩余山体而设计开凿的，属晚期工程。第14窟位在西部窟区最东端的岩坡之下，由于窟顶山岩裸露、岩层较薄，所以历史上遭受的水害极其严重。针对这座严重风化、坍塌的濒危残窟，1962起至今开展了一系列的抢救性保护工程，同时补砌恢复了三根立柱和前壁上部的坍塌岩壁。补砌复原后的第14窟，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四柱式前后室形制洞窟。
洞窟外壁为二列柱三开间形式。窟内的东、西方柱直抵窟顶横梁，石梁上留有盝形帷幔垂沿雕刻，并将洞窟分为前后两个窟室。前室为平顶长方形,后室马蹄形穹窿顶，窟高与前室基本相同。由于前后双列柱的间距较小，边长约1米的四根石柱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使得洞窟内部感觉局促。这样的四柱式洞窟形制，在云冈独一无二。
在风化残破的第14窟中，正壁为一佛二菩萨主像，除下层龛像为晚期补刻外，中上层龛像大致有计划雕凿。后室东西壁分作三层：上层以盝形龛交脚菩萨为主体，内侧有一小坐佛圆拱龛；中层为较大、较深的坐佛圆拱龛，龛外两侧为三层出檐阁楼塔；下层深龛仿佛雕刻了帷幔，东壁为坐佛，西壁龛内未完成即被改刻。整个洞窟设计严谨、雕刻精美。[8]
第15窟四壁齐耸，千佛排列，直达窟顶，俗称万佛洞。洞窟的设计直白而简洁，平顶竖立方空间，四壁上部略收，窟顶平面小于地面面积；窟壁俱作上下两部分画幅设计，约以4米的高度为界线，下部雕刻浅龛图案，上部几乎一体为千佛壁。
窟顶为中央团莲，四角斜枋平棊，四面的等腰梯形内，各雕双龙缠绕，为八大龙王。四壁上部清一色的单佛小龛，成千上万，纵横交织，整齐划一，交壁小龛内偶有二佛出现。然北壁上部的千佛丛中，雕凿出云冈中期常见的弥勒与释迦、多宝组成的三世佛主题：上方是二柱式盝形龛，可惜龛中的弥勒像风化殆尽，两侧稍间的菩萨像仅见立姿；下方是二佛并坐圆拱大龛，龛中的释迦、多宝外形剥残。
据初步统计，第15窟现存千佛造像达13200余尊，加上其他各类造像，总数达13600余躯，占到云冈石窟现存59000余各类人物造像的23％强。整个洞窟集中表达了三世十方皆为佛国、平等众生皆可成佛的大乘佛教时空观念，这无疑是云冈石窟走向成熟时代的伟大创作。[8]
第16—20窟是云冈最早开凿的一组洞窟，因是著名高僧昙曜主持营建，故称“昙曜五窟”。昙曜五窟属于北魏“凿山石壁”、统一规建的五所洞窟。洞窟规模宏大，形制基本相同，平面为马蹄形，穹窿顶。洞窟前壁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窟内造像以三世佛为主，主佛身躯高大，顶天立地，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分别象征着北魏的五位皇帝。除主题突出的三佛题材，各窟弧形四壁上部及外立壁均雕刻大量千佛，具有明确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观念。
昙曜五窟中，第16、17窟是一组洞窟。第16窟位于昙曜五窟东端，洞窟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主像为释迦立佛，高13.5米，波纹状发髻，深目高鼻，面容清秀，身材修长。佛像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结带下垂，属北魏太和年间推行汉化的服制。[8]
第17窟是云冈早期洞窟中唯一的交脚菩萨大像窟，洞窟平面马蹄形，穹窿顶，前立壁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窟内地面低于窟外地面一米深，依旧保持了开凿时凹凸不平的糙面。洞窟四壁以千佛雕刻为主，雕像清简劲直，纯真朴质，反映了云冈早期造像的艺术特点。
北壁主像为交脚弥勒大像，菩萨高15.6米，头戴宝冠，发缕垂肩，胸配龙形项链及珠宝璎珞，臂戴钏，上身斜披络腋，束腰收腹，下穿羊肠长裙，狮子座，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西壁立佛面庞浑圆，造型古朴。第17窟不仅是云冈石窟中第一座交脚弥勒菩萨大像窟，也是中华佛教诞生最早的弥勒巨像。弥勒信仰的传播不仅仅用来宣扬过去、现在、未来世界的佛统相继，同时也符合皇权永固的思想。洞窟东西两壁的盝形龛内分别雕刻着大型坐佛像及立佛像，与主尊弥勒菩萨共同构成三世佛组合。东壁坐佛双肩齐挺，服饰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西壁佛像背光外缘供养天，单腿半跪，双手捧莲，神情恬静，造型优美。明窗东壁太和十三年（487）造像龛，是云冈石窟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尺。[8]
第18窟设计严谨，造像组合完整，北壁中央立佛像高15.5米，臂膀宽阔、身躯雄壮，身披千佛袈裟，气宇轩昂，高肉髻，面颊丰圆，鼻梁高挺，浑厚质朴。东西壁的胁侍佛像对应而立，端庄肃穆，与主尊共同构成了三世佛格局。东侧胁佛头顶华盖，面庞浑圆，体魄伟岸。主佛与胁侍佛之间，雕有胁侍菩萨和十大弟子像。我们看到，左胁菩萨头戴花冠，秀丽典雅。上端五弟子雕刻，俱为西域人特征，或提瓶静立，或拈花微笑，或闭目倾听，或若有所悟，或喜从心生，鬼斧神工，令人叹绝。这种以主尊大佛为中心，两侧胁侍佛、菩萨、弟子对称布局，大小区分，成双成对的组合方式，形成了一幅尊卑有序、构图完整的经典画面，营造出极其神圣、庄严的宗教气氛。第18窟窟门西侧有造像题记《大茹茹造像记》，是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柔然可汗南侵平城时，柔然族皇后前来游览武州山石窟寺所留。[8]
19窟以三世佛为主像，主尊高16.8米，是云冈石窟雕刻中的第二大佛像。第19窟由中央主窟和两侧附洞三个洞窟组成，主窟由中央崖壁向内开凿，下辟窟门，上开明窗，窟内呈平面椭圆形，向上为穹窿顶。在两侧“八”字形的崖面，各开凿一座与主洞窟形制相同的较小洞窟，这样就形成了具有对称结构的洞窟布局，并成为昙曜五窟中规模最大、洞窟形制最为特殊的洞窟。由于中央主洞外壁后退，较同期开凿的昙曜五窟外壁北移了约5米，因此有学者推测洞窟开凿时发生崩塌，被迫后移重建而成。
第19窟主佛像结跏趺坐，佛像耳轮齐肩，下颌崩毁，着袒右肩袈裟，轻薄贴体，衣纹简洁明快。佛像右手举胸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上握法衣于膝上，以表达佛法的无畏与传承。窟外东西耳洞中，各雕刻一尊倚坐佛像，西耳洞佛像，耳廓宽大垂肩，体魄挺拔劲健。这种分窟安置三世佛的布局设计，既有变化，又显庄严，是北朝石窟形制的新创举。[8]
第20窟是云冈早期开凿的昙曜五窟之一，亦为大像窟，位在五窟西端。由于前立壁的崩塌，使得佛像显露在外，故而又称露天大佛，清末民初称为“大露佛”。前立壁的崩塌的时代，据窟前考古推证，约在北魏当年。辽时建有木构窟檐，后毁于兵火。
露天大佛高约13.7米，端坐于石台座之上。佛首磨光肉髻，方圆面相，广额丰颐，眉眼细长，鼻梁挺直，大耳垂肩；眉间施白毫，嘴唇略薄，唇上、下巴有八字胡须。眼中瞳孔为琉璃镶嵌，大约是在辽代安装。佛身挺拔壮硕，两肩宽厚，着袒右肩式袈裟。袈裟质地厚重，衣褶自然流畅，具有犍陀罗造像遗风。大佛内衣轻薄贴体，整体疏密得当，雕刻工艺精湛。大佛神情庄严，慈祥泰然，结跏趺坐，双手于腹间相会叠加，呈禅定手印。可惜手部与双腿风雨侵蚀，雕饰全无。但是大佛姿态雄伟，气宇轩昂，生气勃勃，融合东西方雕塑艺术于一体，是兼备了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的造像珍品。
大佛身后，雕刻火焰纹圆形头光与舟形大背光，规范而有序，丰富而华美。背光外缘上角的飞天着菩萨服装，手捧莲蕾，身段微屈，双腿并拢，两脚赤裸，姿态端庄沉稳，形象稚拙古朴，是云冈石窟早期飞天的代表；背光内外的胡跪捧物的供养菩萨，戴花冠，饰耳珰，胳膊略细，衣纹密集，表现出虔诚敬奉的姿态,具有浓厚的异域气息。
大佛两侧，原本各有立佛、立菩萨，呈三世佛、五尊像布局，可惜今天仅有东壁一佛独立。东立佛高约9.5米，磨光肉髻，圆脸大耳，深目高鼻，著通肩式佛衣；右手举在胸前，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下垂，跣足立于莲台之上。其衣纹雕刻与造像特征，极具西域艺术神韵。西壁立佛，大约当年与东立佛相对侍立，但早已坍塌无形，现在仅残留圆形头光和赤裸的双足及其莲台。
第20窟是云冈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旷世佳作，将拓跋鲜卑的剽悍与强大、粗犷与豪放、宽宏与睿智的民族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出神入化，给人以心灵的震撼。[8]
魏孝文帝太和19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云冈皇家工程宣告结束，西部山崖成为民间造像的乐土。云冈西部中小石窟群从第二十一窟开始，向西延伸约240米，分布着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其主要洞窟25座，占到云冈主要洞窟的一半以上。这一窟群虽然数量较大，但多数洞窟规模狭小，布局多样，洞窟形制也有差异。明显不同于云冈早中期整齐划一的皇家石窟。
云冈晚期石窟数量庞大，但洞窟规模较小，且以平顶方形窟为主。
在继承早中期皇家洞窟形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与创新。云冈晚期不少洞窟的拱形窟门两侧，雕刻有立姿护法神像；有的门额券面上雕刻为叶片向上、象征火焰的单列忍冬纹；在云冈多数洞窟采用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的基础上，晚期洞窟又出现了一门二窗或一门五窗的形式；晚期洞窟出现多样的窟顶平棊。
云冈晚期洞窟雕刻艺术的多样性、世俗化倾向明显，人物形象变得愈来愈消瘦，衣服下部的皱褶越来越重叠，成为中华佛教“秀骨清像”风格的诞生之地。事实上，云冈中期洞窟的造像就开始发生变化，佛像不仅穿上了汉族服装，而且人物的面容、体型也逐渐向清秀型转化。[8]
第39窟，又称塔庙窟，圆拱形窟门，楣内饰忍冬纹，窟门上方两明窗，窟内四壁雕刻千佛。中央置五级方塔，高6米，每层四面開龛各龛间雕出有收分的方柱，柱上雕枋，各层均出密檐瓦垄，檐下施一斗三升与人字形拱，方形塔基，该塔柱建筑构件雕刻准确，保存完整，是研究中国早期佛塔的重要资料。39窟为云冈晚期规模最大的洞窟。窟顶平棊格间分别雕刻手托日月的阿修罗天、团莲与蛟龙。[8]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反映了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其诸多西来样式反映出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这在中华艺术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后世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云冈石窟以其丰富的造像、鲜明的时代特征、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夺得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桂冠。云冈石窟的造像被称为“云冈模式”，其造像风格不但自成体系，且对中原周边地区石窟的开凿也深有影响，因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云冈石窟，我们不但能看到来自遥远的西部的造像风格的影子，也能看到汉化之后的艺术样式。云冈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窟内的造像风格，使其成为我们观察佛教自西向东传播的典型标本。正是基于这些重要特性，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性的重要文化遗产。[9][10]
1961年3月4日，云冈石窟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
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7]
截至2023年12月8日，云冈石窟景区年度游客人数突破300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2亿元，对比曾经的历史高点2019年游客人数198万人次、门票收入1.3亿元，分别增长51%、53%。[12]
9:00-17:00
2023年8月15日，云冈研究院发布公告，8月16至8月30日，对第5窟和第6窟实施隔天轮流开放的临时管控措施。
行程线路 |
游览线路 |
预计游览时间 |
|---|---|---|
路线一 |
昙曜广场——佛光大道——云冈美术馆——云冈院史馆——礼佛浮雕墙——灵岩寺（山堂水殿）——石窟群——云冈博物馆——演艺中心——云冈北魏皮影、木偶馆——周总理纪念室——石兵美术馆——食货街 |
约1天 |
路线二 |
曜广场——佛光大道——礼佛浮雕墙——灵岩寺（山堂水殿）——石窟群——食货街 |
约两小时 |
2024年6月4日，一网友发布视频吐槽，称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发现，景区女厕装有计时器，“这也太崩溃了”。视频显示，每个厕所隔间的门上，都装有电子显示屏，有的显示绿色小人、无人，有的则显示红色小人，并且进行读秒计时。评论区里，该网友回复称，事发地点为云冈石窟。[13]
针对网友发布的计时视频，6月7日，记者向云冈石窟进行求证。“没有控制上厕所的时间，不可能中途把人撵出来。也不是说五分钟、十分钟就必须出来。”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计时牌是显示那个厕所在那一时间段里有人。“是网友脑洞大开，不了解情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