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 定窑
-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 位 置
- 定州市/曲阳县
- 属 性
- 主要为白瓷
- 时 期
- 始于唐,盛于宋金,终于元
目录
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始于唐,为邢窑的后继者,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发达。以往文献多记载窑址在河北定州,1938年在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发现古窑址。近年又多次发掘调查,发现了最下层堆积着晚唐的破片;中层的是五代时就已大量生产;最上层为印花、画花的薄瓷片,是属于北宋中期以后,在政和、宣和年间。这些薄瓷片,胎质坚致,釉泽莹润,花纹优美,确是很精进的品种;且有些是官窑性质的,如”尚食局、禁苑、奉华、官”等胎上刻字破片的发现,便可证明。另在西燕山遗址发现粗瓷片的堆集,以及各地普遍发现的定窑瓷器及破片,又能证明定窑在北宋早期以后,也曾大量烧造民间使用的瓷器。定窑以烧造白瓷为主,也烧颜色釉,如红定、紫定和黑定等。根据《君友会-新民窑》记载,定窑,从北宋起,地位增高,各地仿制者颇多。在定窑本身概念中,就孳乳出各种名称,单就白定一种,就有土定、粉定之分。土定,有瓦胎和陶胎两种。瓦胎为淡赤色的土质,陶胎为白土而略黄,质皆松,体较厚;袖色白色中闪黄或闪赤,容易剥落,或有大开片,是原始的及民用的定器。粉定,是进步的及官用的定器,有陶胎和瓷胎,胎质致密而体薄,釉色纯白如牛乳者,或带淡赤色,釉中往往有刷纹,釉面凝聚,如有泪痕。
定窑为宋代六大窑系之一,窑址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涧磁村及东西燕村,因宋代属定州,故名。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白釉有玉壁底碗、注壶、瓶类;黄釉器有碗、注壶等。),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和黑色釉的称为酱定。另有高窑温烧制的金黄偏红的釉色的,称之为金定,极为稀少。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2]
到20世纪70年代,定瓷在沉寂了多年之后又进入了复苏期。曲阳定瓷有限公司历尽艰辛,通过上百次研究实验,在仿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研制成功了仿古、美术、日常三大系列工艺产品200多种,产品在国内展出屡屡获奖,产品已远销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也烧制酱、红、黑等其他名贵品种,如黑釉(黑定)、紫釉(紫定)、绿釉(绿定)、红釉(红定)等,都是在白瓷胎上,罩上一层高温色釉。元朝刘祁的《归潜志》说,“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定州时,曾用“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赞美定窑瓷器的绚丽多彩。
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学术界认可的定窑品种:白釉、黄釉、褐釉、黑釉、紫釉、红釉、绿釉、金花、鹧鸪斑、加彩、白釉刻划印花、黑釉白花、褐釉刻印花、黑釉刻印花、白釉剔绘黄花、内外刻花、内外划花、内外印花、外刻内印花、白釉酱口、黑釉酱口、豆青地剔白花、白地绘黑釉花、唐三彩、咖啡色釉绘花、白釉剔黑花、青釉剔划白花、白釉黑花……
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覆烧法和“火照术”。北宋后期起,定窑大量采用覆烧方法,还使用了一种垫圈式组合匣钵。这种烧制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对南北瓷窑都产生过很大影响,对促进我国制瓷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据《曲阳县志》载,五代时曲阳涧磁已盛产白瓷,官府曾在此设官收瓷器税;但据调查,早在唐代这里已烧白瓷;至宋代有较大发展,除烧白釉瓷器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等品种,文献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有毛口和泪痕等特征,毛口是复烧口部不上釉,泪痕多见于盘碗外部,因釉的薄厚不匀,有的下垂形如泪迹。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诸种,风格典雅。对各地瓷窑有一定影响,曾出现不少仿烧定窑瓷器的瓷窑,纹饰以龙凤纹为主。此类宫廷用器多有传世,窑址遗有大量龙凤纹器物碎片。
定窑的胎质薄而轻,胎色白色微黄,较坚致,不太透明,釉呈米色,施釉极薄,可以见胎。釉色洁白晶莹,很多积釉形状好似泪痕,被称为“蜡泪痕”,隐现着黄绿颜色。在器物外壁薄釉的地方能看出胎上的旋坯痕,俗称“竹丝刷纹”。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
定窑器以其丰富多彩的纹样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还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纹样秀丽典雅。北宋早期定窑刻花、构图、纹样趋简,以重莲瓣纹居多,装饰有浅浮雕之美。北宋中晚期刻花装饰精美绝伦,独具一格。装饰图案常用印花、划花和堆花手法,秀丽典雅。印花图案,自然形态经巧妙变形,构成严谨;刻划花,较印花更活泼生动,别具一格。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主要有莲、菊、萱草、牡丹、梅等,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有的碗、盘口沿作花瓣式,碗内印一盛开的花朵,同时在外壁刻上花蒂与花瓣轮廓线。这种把印、刻手法并用于一件器物,里外装饰统一的做法,使器物造型和花纹装饰浑如一体,十分精美。其次,定窑还有大量的动物纹饰,主要有牛、鹿、鸳鸯、麒麟、龙凤、狮子和飞龙等。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的器物中心,祥云围绕,独龙为多,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飞龙身形矫健,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龙尾与后腿缠绕,龙嘴露齿,欲吞火球,背有鳍,身刻鱼鳞纹,龙须飘动,龙肘有毛,三爪尖利,栩栩如生。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其装饰水平与盘、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做工精美的飞凤比较少见。
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四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纹或变形莲瓣纹,中心为动物、花卉结合纹饰,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而宋代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作。
由于定窑的风靡与流行,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效,北宋年间各地纷纷仿制定窑。这就诞生了“土定”“新定”“北定”“南定”“粉定”等仿器。许多地区的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定窑对我国后世的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
定窑窑址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今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这里有十几处高大的堆积,最高的15米,堆积着众多的瓷片、窑具、炉渣、瓷土等。从遗址地层叠压关系看,遗址分晚唐、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198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9年9月起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北京大学派出了由两名教授,5名博士生和8名硕士生组成的队伍。田野工作自9月20日开始,12月26日结束。根据此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并结合以往对定窑遗址的地面调查结果,考古队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四个地点布方发掘,以期获得定窑烧制历史各个阶段的地层资料,并进行分期研究;尤其是探寻早期定窑的资料,探讨定窑创烧的时间;金代定窑的瓷器特征及贡御情况;元代定窑的生产规模及衰落原因等。田野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保持高度的热情,希望不负众望,使这次对国保单位的主动发掘能够取得最大的成果,同时努力实践国家文物局新公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中的各项新的观念和管理方式,使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本次发掘在上述4个地点布方21个,加上遇到遗迹进行的扩方面积,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94处,其中窑炉11座、作坊12座、房基3座,灰坑45个、灶7座、墓葬2座、沟6条、界墙8道,出土了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其中完整或可复原标本数千件,这些出土的标本中不乏以往我们认识的定窑精品,也有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独特器物。发现带有“官”、“尚药局”、“尚食局”、“东宫”和“乔位”等款识和其他文字款的器物残片数十件;地层中也出土了一些重要的纪年材料。总体上看,此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已基本实现,资料整理工作已在紧张有序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