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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朝是中国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松赞干布被认为是实际立国者。青藏高原各部在吐蕃王朝的统一下凝聚成强大势力，逐渐走出封闭的内陆高原，使得古代藏族社会第一次出现勃勃生机。原本各自为政、分散孤立发展的局面被改变，通过制度、法律、驿站等建设，各个小邦政权和部落联盟得到整合。由于内部人口流动，社会交往面扩大，推动了藏地语言及整个文化层面上的相互沟通，实现了青藏高原文化上的整合与壮大。[1]
吐蕃社会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作物有青稞、小麦、荞麦等；牲畜有牦牛、马、驼、羊等；手工业有烧炭、冶铁、制胶、毛织等。吐蕃时期的碑铭、木简、文书、经卷等尚有大量保存至今，是研究吐蕃社会和历史的宝贵资料。吐蕃王朝崩溃后，宋朝、元朝和明朝初年的汉文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或“西蕃”。
概述图来源《中国古代史地图集》[79]
目录
吐蕃自称为“bod”（བོད།）。“bod”作为地域和部族的名称，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出现，最初可渗汽店能是腊盛颈对苯教的法师的称呼，后来成为对苯教的称呼，再后来成为某些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些部落居住的地域的名称。藏文史籍中说，在吐蕃王漏腊蒸朝之前，曾姜市户讲有十二种部落集团统治过，其中有两次是用“bod khams”来称呼其统治的地域。吐蕃王朝兴起后蒸连，用“bod”作为自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王朝以“bod chen po”（大蕃）来对应唐朝的自称"大唐"。由于吐蕃王朝统一了青藏高原，高原的各个部落集团形成为一个民族，后来，吐蕃王朝的自称“bod”遂演变成为藏族的自称。[73]
在唐朝汉文史白旬永料中，将“bod”翻译成“吐蕃”二字。“吐蕃”这一译项阿名的来历寒民格至今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解释，或认为源于藏语，或认为源于吐谷浑语，或认为源于突厥语，或认为源于粟特语，或认为源于汉语对南凉秃发氏的称呼，仍然难以得出结论。[75][78]而对于汉字“吐蕃”的读法，也有tǔ bō和tǔ fān两说（汉语词典一般遵从tǔ bō的读法）。[74][76-78]
吐蕃民族的来源，据14世纪成书的《王统世系明鉴》记载，是猕猴与岩魔女结合生出最早的人类，其后子孙繁衍，分别在今西藏各地开垦平地，建筑城邑。直到聂赤赞普，即吐蕃王系第一代赞普（王）从天降临，才有了君臣之分。[2]今西藏山南地区的首府泽当（藏语，意为游戏的平地），传说即猕猴及其子女玩耍的场所；泽当附近的山上，还有“猴子洞”的古迹。这种“猕猴变人”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性，也是古代藏族对本民族来源的具有普遍性的看法。
《新唐书》援引《后汉书》以来诸史籍，认为“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3]在西羌诸部中的发羌、唐旄，早在公元1～2世纪时，即居住在析支水迤西，其地距中原绝远，互无往还。[4]《新唐书》根据“蕃发声近”的理由，认为吐蕃即发羌的后裔。另一说，吐蕃是鲜卑族的南凉王朝秃发利鹿孤之后。秃发利鹿孤有二子，一名樊尼，一名傉檀。傉檀为西秦乞伏炽磐所灭；樊尼率残部臣服于北凉沮渠蒙逊。北凉亡，樊尼率所部过积石山，西越黄河，成为诸羌部的首领。[5]
古羌人西迁而形成吐蕃之说，源于古汉文史籍。
或谓吐蕃先民来自印度。自佛教传入吐蕃后，一些佛教徒为扩大佛教的影响，臆造出吐蕃王室的始祖聂赤赞普出身于印度王室的说法。[6]自聂赤赞普下传31代，即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但是史实及人种、语言、考古等方面的资料表明，吐蕃族源“南来说”毫无科学根据，而且这一反科学的伪说还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中国领土西藏，制造了口实。
青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居住，大量的考古发掘的材料，推翻了这里地高天寒、荒野千里，古代不会有人栖息繁衍的传统观念。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已经有人类生存，近20年来，在定日、申扎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7]自1958年起，西藏林芝陆续发现古代人类头骨和伴生石器、陶器等。经过科学鉴定，“林芝人”是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期的人类遗骸，属蒙古人种，即黄种，为现代A组西藏人的祖先。[6]
1978—1979年，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多座房屋遗址和大量的石制工具，以及骨器、陶器、粟米、动物骨骼等。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卡若遗址早期距测定年（1981）4655年，晚期距测定年3930年。[8]当时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过的是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兼营狩猎和畜牧业，有粗糙的纺织物，能够制造彩陶，有用骨、石和贝壳制做的装饰品等。
青藏高原原本的居民称孟族。战国以后，有些羌族部落，如发羌、迷唐等部，逐渐迁移到今西藏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相融合，繁衍发展，形成了吐蕃族。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动在雅隆河谷的牦牛部，统一牦牛部各部落的叫弃聂弃赞普。“赞普”是雄强丈夫的意思，以后成了吐蕃君长的尊称。从弃聂弃开始，吐蕃确立了酋长世袭制度，第八世赞普布袋巩甲以后，吐蕃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公元6世纪时，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穷结一带的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领袖人物达布聂赛、囊日论赞父子，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松赞干布在吐蕃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先后征服青藏高原上的诸羌部。如苏毗、羊同、白兰、党项、附国、嘉良夷等，以及属于鲜卑人的吐谷浑部，将它们变为吐蕃的属部。
现今西藏山南地区雅隆河流域，是吐蕃民族的发祥地。早年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史称“鹘提悉勃野”部，或“悉勃野”部。[9]又称“雅隆部”。雅隆河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然环境很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传说中自天而降的聂赤赞普，在到达雅隆河流域后，做了六牦牛部的领袖。[10]被尊称为“圣神赞普鹘提悉勃野”[11]的聂赤赞普及其后六代赞普，史称“天赤七王”，史籍记载多神奇玄怪色彩，不尽可信。
止贡赞普继“天赤七王”后登位，不久，王权为属臣攘夺。10年后，止贡赞普的次子布岱贡杰即位。此时，悉勃野部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把木头烧成木炭，熬煮皮子，取得皮胶，挖出铁、铜、银三种金属，木头上钻孔制造出犁轭，二牛共轭把平川开成田地，引湖水入渠，田里撒下种子。”[12]
当止贡赞普和布岱贡杰在位时，已有来自香雄部（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一带的雍仲本教传播，而且由名为“仲”和“德乌”的本教国师护持国政。[13]此二王史称“上丁二王”。第二代生根活佛苯白拖持大士曾任吐蕃第七代皇帝思赤赞普的国师。
此后，吐蕃王统世系又有“中累六王”、“地带八王”、“下赞三王”的记载，史实都少于“上丁二王”。“下赞三王”下传为拉托托日宁协（《新唐书》作佗土度），传说他在位期间，有佛教、佛塔等物从天而降。[14]拉托托日宁协约在公元4世纪中叶时在位。抛开神话传说，估计此时已有零星佛教势力传入悉勃野部。
拉托托日宁协后三传为达日聂赛（《新唐书》作讵素若），即吐蕃王朝建立者松赞干布之祖父，达日聂赛之子、松赞干布之父为囊日论赞（《新唐书》作论赞索）。当达日聂赛父子在位时，悉勃野部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度量衡和杂交牲畜犏牛和骡，畜牧业已实行储草过冬。[15]此时，悉勃野部以武力兼并邻部，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囊日论赞亲自向作战有功的臣下，封赐了土地和奴隶。[16]这是古藏文史籍中关于“奴隶”一词的最早记载，时当公元6世纪。当然，悉勃野部绝非此时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只是在此之前古藏文史料中未见有关奴隶制度的任何记载。
在悉勃野部兴起的同一时期，其邻近地区还有被称作“十二小邦”的地方势力，[17]它们在现今西藏的藏北、工布（今林芝地区一带）、塔布（今山南地区东部）及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拉萨河、年楚河流域等地，各据一方，分散发展，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与悉勃野部相近，彼此之间语言相通，且有比较密切的交往。随着悉勃野部实力的发展壮大，它们与悉勃野部的关系，或联盟，或对峙，或先盟而后叛，情况各异，[18]直到囊日论赞力挫群雄，悉勃野部才取得独占的优势地位。
囊日论赞时，悉勃野部的实力已自雅隆河流域扩展到拉萨河上游今墨竹工卡一带。当悉勃野部兼并邻近诸部，北迁拉萨河流域时，表明吐蕃王朝的雏形已经确立。但是，此时新建立的奴隶制吐蕃政权还很脆弱。囊日论赞对新征服或新归附地区的贵族，加以封赐和笼络，他敢于起用出身“卑微”的新贵族，或授予军权，麾师平叛；或委以重任，官居卿相，[19]因而招致了旧贵族的极大不满。随后，囊日论赞自己的庶民心怀怨望，王妃所属的庶民则是公开发动叛乱，外戚如香雄、苏毗、塔布、工布、娘布等部，也都相继叛离，囊日论赞内外交困，最后被人毒死。[20]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新唐书》作弃宗弄赞，？—650）幼年嗣位，开始了他显赫一生的政治生活。
松赞干布即赞普（藏语，意为有权势的君主，沿用为吐蕃国王的专称）位后，首先平息本部的叛乱，诛灭毒杀父王的凶手，原来叛离的属民，又都重新归入他的统辖之下。[21]约于633年（唐贞观七年），松赞干布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邻近诸部往来不断增多的形势下，迁都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22]正式建立吐蕃王朝。此时，吐蕃社会的农牧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度量衡也适应生产的发展而趋于统一，[23]吐蕃王朝的实力日益强大。
松赞干布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军事制度。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松赞干布时开始采用历法，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依据于田、天竺等文字创造了吐蕃文（以后发展成今天的藏文），又制定了残酷的法律。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虽然是宗室女，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但她们在吐蕃地位很高。[24]
吐蕃书籍《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登临欢庆的宝座，为文成公主加冕、封作王后。”
金城公主，唐朝宗室女，雍王李守礼的女儿。《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及至狗年（公元710年）……赞蒙金城公主至逻些”“及至兔年（公元739年）……赞蒙金城公主薨逝”“及至蛇年（公元741年）……祭祀赞普王子拉本及赞蒙金城公主二人之遗体”。
（学者王尧等人指出，赞蒙即觉蒙、朱蒙。在被用于称呼赞普的女人时，赞蒙（btsan mo）、朱蒙、觉蒙（jo mo）等头衔没有区别。朱蒙有被写作末蒙。）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中，兼有赞蒙尊称，并且去世后享有祭祀，是地位不低于吐蕃王后的人拥有的待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都拥有这待遇。[26]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都是唐朝处于优势时，和亲吐蕃。松州之战唐军击败吐蕃军，松赞干布退兵谢罪，吐蕃退出党项、白兰羌、青海吐谷浑等，唐朝长期控制河西陇右，还逐步向西域（安西北庭）扩张，唐朝对吐蕃处于优势，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嫁松赞干布。唐休璟陈大慈等率唐军击败吐蕃军，唐朝长期控制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唐朝对吐蕃处于优势，金城公主和亲吐蕃、嫁尺带珠丹（赤德祖赞）。
随着唐蕃关系的日益密切，许多汉族人进入西藏，一些吐蕃贵族子弟也进入长安的国子学学习汉文化。双方派遣的使臣不绝于途，进行修好、朝贡、庆吊、会盟等活动。汉文化的输入对吐蕃社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吐蕃文化对汉族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等物品不断地传到内地，甚至吐蕃的赭面风俗也被汉族妇女所模仿。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情谊。729年（开元十七年），弃隶缩赞赞普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说明在唐代汉蕃人民的关系已经不可分离了。
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 ，唐玄宗从长安逃到四川，由于唐朝抽调大量对付吐蕃的军队去平乱，使得西部防务空虚，吐蕃趁机占领了陇右、河西大片地区。在赤松德赞在位的时期，吐蕃王朝的辖地大大扩张，东面与大唐大体上以陇山为界，北到宁夏贺兰山，南面以南诏为属国，790年后吐蕃占据北庭、安西，数十年后吐蕃失去北庭、安西。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还一度推进到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恒河北岸。
频繁的战争削弱了吐蕃的国力，唐朝将领李晟、韦皋、史敬奉等多次重创吐蕃军。进入9世纪以后，吐蕃开始由盛转衰，不能再向外扩张。821年（长庆元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派专使到唐朝请求会盟，缔结友好盟约。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唐都长安和逻些举行，盟文强调要永远和好相处。823年，在拉萨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还屹立在大昭寺前，成了汉藏两族人民友谊团结的珍贵物证。
8世纪末叶以后，吐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王室内部互相争夺，使吐蕃陷于分裂。吐蕃将领之间又发生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848年（大中二年），沙州（甘肃敦煌）人张议潮发动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沙州。接着，张议潮又派兵攻取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以上地区在今甘肃、新疆、青海境内）等十州。851年（大中五年），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河西、陇右地区归附于唐朝。
达玛死后，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即大王妃抱养的永丹和小王妃生的欧松之间的争立，大臣们分成两派，从此吐蕃王室分成两支，连年混战。吐蕃在各地的将领也拥兵称雄，彼此争立，过去一些归属吐蕃的部落也相继脱离吐蕃的管辖。紧接着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爆发，席卷了整个西藏地区，吐蕃王朝在这样的局势下随着佛教的衰落而崩溃了。其中起义军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支：
1、当东北部镇将混战时，吐蕃随军奴隶在河陇地区发动了大暴动，自号“浑末”军，这个起义军的主要参加者是河陇地区的吐蕃奴部，除此之外还有受吐蕃奴隶主奴役的党项、回鹘、羌、汉和其他民族。这支起义队伍大致往两个方向发展：
①向南进驻大渡河流域。（首领鲁耨月）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862年浑末入贡。
在凉州一带的温末集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原来分散的小部落，逐渐联合成为有一定实力的大部落，后来发展成一个势力很强的地方政权（河西节度使、六谷部、唃厮啰，也称东凉）。
东北部镇将混战是指公元843年，论恐热率兵二十万攻鄯州（今青海乐都）守将没卢氏尚婢婢，尔后，整个河西、陇右的吐蕃边将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时达二十余年。公元866年，论恐热被拓跋怀光杀死，战争才逐渐平息下去。
吐蕃尚延心率部众及河州、渭州、浑末部万帐投降于唐朝，唐朝将其安置在吐蕃东部附近。
2、发生在吐蕃本部的奴隶平民暴动。从吐蕃东部开始爆发蔓延到吐蕃全境的平民和奴隶大起义，吐蕃王国灭亡。
②随后卫如的韦·洛波洛琼趁乱揭杆而起。（没卢氏与贝氏混战）
③约如（今山南、工布一带）的大奴隶主尚·解赛耐赞强派奴隶百姓在山顶修筑水渠，工程浩大而艰巨，奴隶不堪其苦役折磨与残暴压迫，提出：“砍出头不如砍人头容易！”的起义口号，以钦普和工布地区的六人为领袖，发动了暴动，给了奴隶主以沉重打击。
④公元877年，起义军首领许布达泽等四人率军攻下山南穷结，将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的陵墓掘毁多处，取出的殉葬财物，则由几个首领们瓜分。这是吐蕃历史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农民和奴隶大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吐蕃奴隶制社会。起义军杀死了欧松的儿子贝科尔赞[27]。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出现了大大小小许多政权的割据局面，其中出现了四个王系：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由于宋的统治中心在河南，与远离汉族地区的卫藏等地藏族各部联系交往较少，但与邻近汉族地区的甘，青，川，滇藏族各部则相对密切。大宋开国不久，吐蕃的一个部落首领的后裔唃厮啰在以邈川（今乐都） ，青唐（今西宁）为中心的青海省湟水流域建立了政权，这是当时以吐蕃、羌为主体的一个地方封建政权。唃厮啰多次遣使向宋朝皇帝纳贡，并乞官职。西元1032年（明道元年） ，宋仁宗封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 ，并给以优厚的俸禄。西元1041年（康定二年） ，大宋皇又封唃厮啰为”检校太保充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此后，唃厮啰的子孙继承人董毡、阿里骨、瞎征、陇等，世代均由大宋封官任职。唃厮啰部统治地区，隶属于北宋全国二十六路中的秦凤路。到西元1116年（政和六年） ，唃厮啰部地区全部改为宋朝的郡县。此外，宋真宗皇帝还于西元1001年年（咸平四年）加封凉州（武威）藏族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的官职。
从西元11世纪开始，大宋向河西走廊等地的藏族部落拨发弓箭及其它武器，并招募藏族弓箭手，在藏人中建立类似大宋民兵的军事体制，以共同防御西夏人的入犯及袭扰。宋将王韶在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藏人从事垦种。著名的茶马互市也在今四川雅安、甘肃临夏以及陕西一些地区的大宋专设市场上进行，开始了尔后数百年藏区马匹与汉区茶叶的经常固定交易。[28]
服了在今克什米尔地区的大、小勃律（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向南取得了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不仅统一了青藏、康藏高原，8世纪中后期，唐朝相继爆发安史之乱、朱泚之乱、藩镇之祸等内乱，吐蕃趁机向东、向北扩展，取得了陇右、河西，公元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安西。8世纪末至9世纪初，吐蕃的疆域达到极盛，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东至帕米尔高原和印度河流域，西至大西洋）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公元842年，吐蕃发生内乱，国势衰落，张议潮控制河西、陇右，归附于唐朝。[4]回鹘占据北庭、安西。10世纪，祁连山南麓的阿柴是原臣属于吐蕃的吐谷浑部落，在今青海地区的吐蕃族称为脱思麻，在原吐蕃中心地区的称为乌思，其东为波窝、敢，其西为藏，今阿里地区、克什米尔地区（喀喇昆仑山脉以南）分为纳里、古格、布让、日托、麻域等部。
吐蕃由松散的部落联盟演变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实体有赖于定期会盟制度，吐蕃国君曰赞普，与其臣下必一年一盟，乃至一年数盟，每会盟，必由赞普主持，赞普幼小，始由摄政大臣代劳，会盟目的就在于以一定的仪式不断巩固诸领主对赞普的效忠，以保证全国政治的统一。及松赞冈布之世，又进而划全国为五茹、六十一东岱，这些“茹”、“东岱”本为行政单位，然在战时亦为军事单位，有学者根据玛扎塔戈古堡出土的古藏文文书研究，于阗已出现了正保、洛扎、改呈术、墀邦木、墀塘艺噶、娘若、局巴、章村、叶若卜、朗迷、辗噶尔、帕噶尔等千户名称，千户即东岱，分隶于五茹，说明吐蕃进驻于阗的军人仍以五茹、诸千户编制，且达十三千户（东岱）之多。随同吐蕃进驻西域的还有大批吐谷浑人与西羌各部，吐谷浑人主要驻屯于且末以东地区，吐蕃治理黎域（应即汉文西域的译音，但涵义略有不同，所指局限于今南部新疆，即塔里木盆地城邦诸国地，较汉文西域的外延要小一些。）的最高长官称dmagpon，汉译作节度使，其驻节地就在玛扎塔戈古堡，而名之为神山镇，黎域诸国名义上仍各自保持独立，各国王统依然延续，但另设节儿（vtsis rje）监其国政，或译之为州刺史，而匈牙利学者乌瑞认为节儿实乃军镇长官，宜译为镇使或城主。节度使银告身，节儿铜告身，级别虽皆低于金告身的各国国王，这些国王都须禀其指麾。[29-30]
8世纪后半期，墀松德赞为赞普时，吐蕃实力最为强盛，统辖范围除青藏高原外，远达安西四镇（今新疆天山南路）及河西陇右（今甘肃省）等地。此时，佛教在与本教不断斗争，并在王室的大力扶植下，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朝开始设置“却论”（僧相），开佛教僧人掌政之先声。
在吐蕃社会中，王室和贵族是奴隶主阶级，其余的人都是属民。属民包括平民和奴隶。8世纪中叶以后，不仅属民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迭起，在奴隶主阶级内部，王室和贵族之间的权力角逐也很激烈。王室和贵族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上佛教和本土宗教的斗争反映出来。
牟尼赞普在位期间，曾三次下令平均属民财富，以缓和阶级矛盾，毫无成效。9世纪初，墀德松赞、墀祖德赞父子两代赞普，相继大力发展佛教。其时，王朝政务把持在佛教僧人钵阐布之手。墀祖德赞规定了一人出家为僧，七户平民供养的制度，还制定了严刑峻法，镇压反佛势力，又极力与唐朝和盟（公元823年所立“唐蕃会盟碑”，一称“甥舅和盟碑”、“长庆会盟碑”，至今在拉萨大昭寺前保存完好），以抑制贵族势力，最后遭到崇信本教的贵族权臣杀害。其后，达玛在贵族势力的拥戴下即赞普位，厉行“禁佛崇本”的政策，旋被刺杀，王朝崩溃。
9世纪后半叶，在经过一场席卷吐蕃全境的奴隶平民大起义之后，吐蕃奴隶制社会全面瓦解。
吐蕃时期的碑铭、木简、文书、经卷等，尚有大量保存至今，是研究吐蕃社会、历史的宝贵资料。
吐蕃是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的民族。畜牧业非常发达，畜牧业带有自身的特色，尤以牦牛和独峰驼为其特产。牦牛耐寒，耐劳，又善走山地，多用为驮畜，其皮坚厚，可制铠甲，独峰驼善驰走，亦为他地所无，吐蕃马种优良，且数量众多，加以皮制重装，故其骑兵所向披靡。[31-33]
吐蕃的农业也很发达，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吐蕃无稻而有麦，尤以青稞麦为其特产。这种麦耐高寒，产量高，是藏族先民培育出来的优良麦种，在古藏文中谓之黑粮，而别谓小麦曰白粮。而黑粮多，白粮少，足证青稞乃吐蕃人的日常主食。[34]
吐蕃除了王族悉补野氏以外，还有娘氏、韦氏、朗氏、没庐氏等原苏毗、蕃域诸豪宗巨族，他们不仅皆有世袭采邑，而且各有世袭家臣，其家臣复又有自身封地、家臣、部曲，层层如宝塔结构，这显然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度。随着吐蕃势力向四境扩张，其官员、军人进驻各地，又为这一传统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官员各有俸禄田。[35]农田使官相当于唐朝之营田使，吐蕃接管了唐朝西陲领土以后，继承唐制，设立此官，督率军士屯田，基层生产者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民，即普通农民，他们没有世袭特权，但身份自由，可以从国家授受土地，[36]这一田制类似于唐朝的均田制度。在吐蕃简牍中还存在着田与地的区别，田指熟田，地则指垦荒地，又有佣奴，乃特指人身依附关系极强的农奴。吐蕃广泛使用佣奴，这些佣奴大约都由被征服民族或战俘充任，诸如汉人或城邦诸国人。[37]
吐蕃的传统信仰是雍仲本教，其中早已融入了许多自身生长的原始佛教因素。又崇拜自然神灵，有专业法师。[38]这些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图腾崇拜，以及占卜、禁忌、巫术、血祭等都是藏土原来流行的原始宗教的重要特征。[39-40]本教传入后并未消灭这些传统信仰，而是予以吸收、改造，由之其宗教耳目一新。雍仲本教原是一种本土的宗教，[41]但这里反映的似乎仍是较晚的传说，其时已出现了专业巫师、卜师、咒师的分化。
原始宗教非常重视驱邪和禁忌。举行驱邪祈福仪式，首先须净身，接着焚烧刺柏木与香草，而以为高潮。据汉文史料记载，小的祈神活动须杀羊、狗、猕猴，大的祈神活动须杀马、牛、犬、驴，还有人祭。虽然本教的兴起，一般平民之家人祭已鲜有举行，改以模型代之，但在赞普和贵族人家依然保留了这一传统。直至佛教大盛以后才予废除。驱邪祈福的主要法器是剑。又奉教认为地下是一个鬼魂世界，而地下动物可与鬼神相通，因此禁杀鱼、蛇、蛙、鼠。[42]古吐蕃人本来吃鱼，及苯教兴而止，流俗至今。在苯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杜苯、迦苯、觉苯三派。杜苯以供祀、禳祓鬼怪为宗旨，乃辛浇正支；迦苯以巫术为主，属古极秘铁让教余脉；[43]觉苯则是佛教传入后，接受其部分教义及宗教仪式，佛教的苯教；此为后论。佛教的传入乃吐蕃精神生活的重大事件。
佛教的入蕃确乃始自松赞干布，[44-45]但当时并不是佛教的兴盛时期，事实上直至乞黎苏笼猎赞继位之前苯教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佛教虽在流传，但却并未稳占上风。至乞黎苏笼猎赞之世，出于铲除同苯教相联系的传统贵族势力，加强王权的政治需要，大力提倡佛教。并随着吐蕃大军向唐朝境内的推进，先后占领了陇右、河西、北庭诸道及西域城邦诸国，大量佛教徒尽为其臣民，因之迅速把佛教提升至国教的崇高地位。印度密宗大师邬仗那高僧莲花生主持了桑耶寺的修建，这是由天竺、泥婆罗、勃律工匠完全按照印度风格修建的。其规模宏大，内有东胜神洲、南赠部洲等古印度地理观念中全世界各大洲的微缩景观，实乃西藏佛教发展中的第一座历史丰碑。
吐蕃佛教发展到可黎可足时代达到了辉煌的顶峰。赞普颁诏制定了七户养僧制，全国到处兴建寺院。佛教钵掣逋取代了昔日苯教桑门的地位，开始全面干政，乃至如唐蕃会盟这样重要的大会也由其主持。由之不但进一步加剧了佛、苯二教的矛盾，而且全面激化了僧、俗之间的矛盾。至朗达磨立，志在借重恢复苯教势力，以重振王权，下诏灭佛。寺院尽毁，经典尽焚，诸如桑耶寺等名刹大寺，亦逐僧封门。但佛教在吐蕃流传已久，早已拥有众多的信徒。而苯教早衰，势难再振。导致朗达磨政治改革的失败，并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此王死后，乞离胡（永丹）、欧松二赞普并立，国内分为二派，吐蕃全面内战爆发，结束了西藏佛教历史上的前弘期。
吐蕃佛教明显有异于汉地佛教，它把西域流行的小乘佛教、天竺引进的密宗佛教，与本地的苯教、巫教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藏传佛教。其中密宗思想尤占主导地位。在戒律方面近似于西域佛教，食肉，不戒杀生，但反对血祭，并形成了严密的教团组织，从而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铺奠了道路。 据史学大师吕思勉考证，吐蕃自唐文成公主入藏后始信奉佛教。
吐蕃早在松赞冈布时期就已创制了古藏文，吞米桑布扎乃其创制者。[46]藏文是一种音节一音素文字，在拼合方法上分为基字和加字（前加，上加，后加，和再后加）的组合，再加上元音符号，构成音节，音节独或连缀则构成词。古藏文拥有丰富的文献，其中宗教文献大都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之中，《于阗国授记》就是其中的一篇，出土的写卷中又增补了新的宗教文献如《于阗教法记》等，并发现了大量的世俗文书，包括《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记叙》、《于阗教法记》、《吐蕃简牍综录》，已发现的金石碑铭也不少，如《唐蕃会盟碑》、《恩兰·达扎路恭石刻》、《谐拉康碑》、《赤德松赞墓碑》、《桑那寺钟》、《昌珠寺钟》、《噶迥寺建寺碑》等，不胜枚举，真是一个挖掘不尽的文化宝库。[47]
2010年至2012年间，陆续在甘孜州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早期石刻群遗存，其中两处分别位于石渠县东部雅砻江流域的长沙干马乡须巴神山及嘛呷乡烟角村，另一处位于石渠县西部金沙江流域的洛须镇。这些石刻题材丰富，包括五方佛、大日如来像、菩萨像、度母像以及古藏文题记等，基本是吐蕃时期流行的题材。
2013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相关专家赶赴石渠，对新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群进行复查，对石刻的题材、时代和价值等进行了认定。专家们确认这3处石刻群为吐蕃时期石刻。其中，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古藏文题记内容表明，该石刻雕刻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即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
201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故宫博物院、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对石渠县境内的早期石刻开展调查工作，陆续在石渠县境内发现3处吐蕃时期石刻群遗存，位于石渠县的长沙干马乡和洛须镇，分别为须巴神山石刻群、白马神山石刻群、洛须村石刻，总计石刻17幅，取得了重大收获。新发现的石刻群保存状况良好、题材丰富，包括五方佛、大日如来像、菩萨像、度母像、古藏文题记等，皆是吐蕃时期流行的典型题材和内容，图像特征符合吐蕃时期的典型风格，并发现吐蕃时期题刻。须巴山石刻群是此次新发现重要的文物点，现存石刻13幅，是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一处，题材内容包括古藏文题记和佛教内容图像，具有吐蕃佛像图像本土化的典型特征。石刻群为唐蕃古道沿金沙江流域的走向提供了确切的资料证据，把唐蕃古道的走向指向了雅砻江流域，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线索。
新发现的石刻群有丰富的古藏文题记，能够准确断代，为吐蕃时期佛教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石渠县吐蕃石刻的大量分布使其成为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珍贵资料。[48]
这些人物头像的头部有高筒状的头冠、有高三叶冠，服饰上有翻领大袍等，都是吐蕃样式，这种样式从敦煌壁画以及西藏仍保存的石刻、壁画中都能找到。[49]
吐蕃的历法制度非常完善；至迟松赞干布之世已推行一种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十二种动物命名的纪年法，这一历法与汉历基本相同，西域、漠北诸族所用历法也都与之大同小异。引注目的是，吐蕃人在这种历法的基础上又以阴阳、五行与之相互配合，衍生出阴木、阳木、阴火、阳火、阴土、阳土、阴铁（阴金）、阳铁、阴水、阳水等十项名称，以此十与十二相配，恰如汉历之天干与地支相配一样，也是六十年一循环（一甲子），区别仅在于名称的不同，反映出二者既存在着内在的血缘关系，又显现了自身的特色。著名的《唐蕃会盟碑》所使用的就是这种纪年法。
此外，可黎可足赞普还仿照汉历创立了王位纪年法，以彝泰为年号，然而后继者无人，及佛教盛行后还使用过所谓火空海纪年法及佛历纪年法，主要在僧团内部使用。[47]
吐蕃的医学博取众长而独成一系，即为今日藏医的源头，其中受汉方医学影响尤深。传说文成公主入蕃，带去“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50]弃隶缩赞之世还曾派遣贝兹旃檀往汉地翻译医书多种。[51]这些医书有的仍存录于藏文大藏经之副藏《丹珠尔》之中。吐蕃的医学还受到西域和突厥的影响，吐蕃十三种疗法中有葛逻禄疗法与突厥疗法，又有索波疗法与冲水疗法则同西域有关。
吐蕃的医书浩如烟海，其中的经典名篇多诞生于唐朝时期，如医圣玉妥·云丹贡布（729—853）之名著《四部医典》，汉医韩之海、天竺医巴惹达扎与大食医嘎林诺三人合著之《门杰吉树恰》（无畏的武器），汉僧马哈金达、汉工使加楚尕布与藏医琼布政攻、琼布顿珠、爵拉门巴等合译之《月王药珍》，汉医塔希·东瓦冈瓦与汉僧马巴拉、香蒂巴拉等九太医合著之《太医药诊紫色经函》等，皆为传世之著，足证吐蕃医学的发达昌隆。
吐蕃女子是辫发的，吐蕃男性也是辫发的，但形式似乎与北方民族的辫发有所不同，未必是全结一支大辫，很可能是结成若干小辫，故帽落会出现“乱发如蓬”的外观。[52]女性之赭面同高原人之肤色相应，更带一股健康之气，为唐人效法，曾风靡长安。[53]
吐蕃人的服装最初皆以牛羊毛皮为原料，白居易《缚戎人》诗中记吐蕃人“身着皮裘系毛带”，其腰带很具民族特征，既不同于汉人的绦带，又不同于北方民族和西域诸族的革带，而是以纺绩编结而成的毛带，引人注目的是牛毛也用于纺绩，还有以牛羊毛混纺而成的高级毛料谓之氆氇（phru），可广泛用于制作战袍，官服，以及便装。这种毛料已传入西域，吐蕃人有特色的服装乃是披风、披肩。自丝绸传入后，其贵族大都改服丝织物，赞普为丝织品，其官员各以臂饰区分级别，以瑟瑟、金、金饰银、银、铜为五等，装于方圆三寸的氆氇上，安于膊前。[54]
吐蕃乃行居与定居兼而有之的两栖民族，吐蕃的地面建筑皆平顶，与塔里木城邦诸国相似，其“寝处污秽，绝不栉沐”的习俗与柔然相同，出于对水的珍惜，不允许因栉沐而造成水的浪费和污染。[55]行则居帐，止则居室，其帐篷形制特大，且非以羊毛，而是以牛毛毡制成，具极强的抗寒功能，其平顶住房依地势高低成阶梯形，而王宫多建山上，拉萨之布达拉宫就是其典型建筑。[56]
吐蕃兼食粮、肉，好饮酒。吐蕃主要以粮、奶、牛羊肉为食，而忌食驴、马肉，其原始的饮食习惯本以调好的炒面捏成一个容器形状，奶酪、肉羹盛于其内，连容器带羹酪一起吃光，无碗，以手捧酒以饮，后来才有了木碗。[57-59]吐蕃人最具代表的食品乃是糌粑，以青稞炒面同酥油拌和而成的食品，营养好，含热量高。饮料则为青稞酒，度数不高，有解渴，提神的效果，每逢祭祀，皆须备用糌粑与青稞酒。[60]一般游牧民族皆习惯于吃羊肉，吐蕃人则尤重吃牛肉。[61]吐蕃人还吃狗肉。到了晚期吐蕃人的饮食又有了新的发展，据（贤者喜宴），吐蕃王热巴巾赞普（元和十年至开成元年在位，815-836）时已有了葡萄酒，[62]并创造了加盐的酥油茶。食品内容也大为增加，既包括西域，又包括汉地的品种。吐蕃人也已知面粉发酵的技术，已有了制作饼、腌菜、干果、酸奶的方法。[63]多种汉地食品如豆腐、粉丝、白菜、韭菜、芫荽、萝卜、水腌菜、酱油、醋、扁食（饺子）、馒头（包子）等也已传入吐蕃。其饮食文化的进步显然是吐蕃奉行进取开放政策，博纳众长的结果。
吐蕃具有完善的交通设施，陆路乘马，以牦牛及独峰驼为驮畜，水路以皮筏载渡，并善造索桥，所占领地区沿交通干线不仅建立烽燧斥堠，而且建立驿传制度，有金箭传驿[64]与铁箭传驿[65]两种形式，金箭为调兵专用，铁箭则为一般驿传。一如金箭传递之制。吐蕃驿传一般由四人组成，未必来自同一部落，以便互相纠察，他们不仅负责传递军情，而且传递公文信件，是维护吐蕃西域统治的手足和耳目。[47]
吐蕃的婚姻家庭存在着强烈的门第差别，婚姻皆在相同或相近门第间进行，同王室悉补野氏通婚者仅限于韦氏、没庐氏等少数最显赫的家族，例如噶尔家族虽数世为相，却并非高门，故始终末获与王族联姻的殊荣，其余概可类推。复据《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法有“妇人无及政”的禁令，女子原则上不得干预政事。吐蕃贵族通行一夫多妻多妾制度，且有嫡庶妻妾之分，报婚制在吐蕃也非常盛行，以保证夫家财产不致流失。 吐蕃先民则是发源于雅鲁藏布江与冈底斯山脉之间，其婚俗是兄弟共娶一妻的“一妻多夫”制度。[47]
吐蕃实行土葬，王者、贵族还盛行人殉，这些都是本教全盛时代产物，佛教兴起以后这一风俗似已得到初步遏制，但杀牛马列墓上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吐蕃王国末世。吐蕃人以黑为丧色，墓皆平头，以像生前屋舍。[66]
关于吐蕃的礼仪，吐蕃人的娱乐博采众长，綦即围棋，传自中原，博乃掷骰子赌博，源自巫术、占卜，陆指双陆，传自波斯，蠡（li）即笛，乃羌人古乐，鸣鼓、吹螺则乃创自蕃土，而螺不产于帕米尔高原，疑吹螺实乃吹角。[67-68]此外，据唐人文献记载，吐蕃也非常盛行马球，马球源自波斯，吐蕃与之为邻，从事这项体育活动显然早于中原，其技术更为超绝。[66]
- 和亲、交流
唐贞观十五年（641），唐朝文成公主入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是唐蕃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唐蕃自此结成舅甥之谊，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空前发展。关于双方在政治上的友好关系，新旧唐书《吐蕃传》中多有记载：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征讨辽东归来，松赞干布即派大相禄东赞入唐上书祝贺，称颂唐太宗“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并“冶黄金为鹅以献”，“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七尺高的金鹅能装30斗酒，可以说其大无比，足见心意之诚。翌年，松赞干布派军队参加唐将阿史那社尔统率的多民族联军，共同征讨龟兹王的反叛。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派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等出使中印度摩揭陀国，时逢国王尸罗逸多去世，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掠中国使节。王玄策出逃后奔吐蕃求救，松赞干布立刻发兵千人，所辖尼婆罗助骑兵七千，击溃阿罗那顺，救出唐朝使节，并向唐廷遣使献捷。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高宗李治即位，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松赞干布上书国舅长孙无忌称谢，言“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为表彰其忠心，又晋封他为“王”，赐杂采三千段，并将松赞干布石像和其他13位民族首领的石像一起立列于唐太宗昭陵玄阙之下。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唐蕃的睦邻友好关系。
继文成公主之后，唐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又入蕃联姻，进一步巩固了汉藏民族的舅甥关系，直到宋代，唃厮啰还口口声声称宋朝皇帝是“阿舅天子”。公元780年唐蕃第六次清水会盟前，唐使韦伦抵拉萨，赞普说他有三恨：一恨皇帝（代宗李豫）去世，未吊祭；二恨对皇帝山陵未及献礼；三恨不知皇帝舅（德宗李适）即位，却发兵攻打灵州等。《资治通鉴》卷246中载，唐会昌年间，吐蕃达磨赞普被杀后，其相立王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又不派使臣到唐要求册立，引起吐蕃臣民不满。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对其部下说：“贼舍国族之綝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据记载，唐蕃间共有过8次会盟，反映出两族人民要求和平的共同愿望。如长庆会盟后所立甥舅和盟碑，重申了唐蕃和同一家的情谊，至今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
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开通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它是连接唐朝和吐蕃王朝的重要通道，起始于唐都长安，终点达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全长3000多公里，穿越今陕、甘、青、藏四省区。这一古道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唐蕃双方的联系。据有关统计资料，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200年间，双方往来使臣多达200多次，从而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唐蕃间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丝绢、茶、马、牛等交易，汉地的一些农作物籽种以及酿酒、造纸、冶金、建筑、制陶、制墨等技术输入吐蕃，吐蕃的氆氇、方物特产等也不断传到汉地。
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首先，语言文字上的相互学习。松赞干布与唐王朝建立政治联系后，即着眼于发展吐蕃文化，培养本民族的知识人才，不断派遣吐蕃子弟入唐学习汉语汉文，学习汉地的文献典籍和治学方法。当时不少人学有所成，如仲琮少年时即入唐朝的国子监学习，“颇晓文字”；迎接金城公主的吐蕃重臣明悉腊汉文造诣精深，能与汉族大臣名士一起联句赋诗，所作汉文诗句高雅，“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吐蕃常请汉地文人入藏协助办理文书典籍，吐蕃官府中常有精通藏汉两种文字执掌文书的人，一些文书用汉文写成。当时，《毛诗》、《礼记》、《左传》、《尚书》、《春秋后语》等汉文诗书文典均传入吐蕃，有些被译成藏文。同时，唐朝官员中博通藏语文者不乏其人，能直接与吐蕃官员交流。在汉藏交接地带，互学语言文字更成时尚，诗人张司业的“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颤裘学胡语”的诗句，反映的是陇西一带汉人被藏化的情形。
其次，历算与医学方面的交往。早在松赞干布之父南日松赞时期，即“从汉地得到历算与药物”。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历算和医药方面的书籍，她自己精通星算、勘舆、风水之术，曾察看西藏地形，选定了大昭寺等不少寺庙的地址。《汉藏史集》记载，松赞干布曾派遣恰嘎冬衮等4人前往汉地学习历算、占卜知识，返回后将了解到的学问译成藏文，恰嘎冬衮和他的子孙们一直担任赞普的御前占卜历算师。吐蕃王朝时期，汉地的十二生肖配以五行和阴阳的纪年法已广泛使用，赤祖德赞时还仿汉地采用了“彝泰”年号。《松赞干布遗训》等藏文史籍中说，文成公主入藏时曾带去“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一百种医疗法、五种诊断法、六件医疗器械和四部配药法”。据藏医史记载，当时汉地的《珍宝七十品》等25部医著被译成藏文，有11位汉族医生及和尚为翻译这些医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赤松德赞在位时又请来东松康哇等3位汉族名医，译出10余部医学著作。东松康哇被聘为赞普御医，曾为藏医学的奠基人宇妥?元丹贡布之师，最后去世于吐蕃。吐蕃也为汉地输送过药品和医术，藏族名医宇妥?元丹贡布曾到汉地行医，藏药中的鹿茸、麝香、大黄、熊胆等名贵药材在汉族中医中广泛使用。汉藏医学中不少理论、药理，甚至名词术语，有不少相同处。
第三，工艺美术、风俗等的相互影响。吐蕃曾向唐朝请求“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同时，汉地的制陶、制瓷、制砖、建筑等技术传入吐蕃，吐蕃的金盏、金盘、金碗、玛瑙杯、羚羊角、毛毡等方物特产也相继传入内地。汉藏的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等一直互相借鉴、共同发展。著名的敦煌艺术形成于吐蕃占领沙州之后，既有唐风，又有藏族特色，是汉藏文化艺术交融的结晶。相传藏族的饮茶、献哈达习俗传自汉地，吐蕃服装受到唐装影响。故陈陶《陇西行》说，当时的吐蕃人“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而吐蕃的防寒护肤方法与束髻习俗结合，被唐人吸收，称之为“元和妆”，因此白居易有诗云：“元和妆梳君记起，髻椎面赭非华风”。汉籍《封氏闻见记》中有汉藏马球手在长安比赛马球的详细记载，称吐蕃的这种马球术于贞观年间传入长安，盛行一时。
第四，唐蕃密切的佛教关系。唐朝是佛教传入吐蕃的重要渠道，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崇信佛法，在吐蕃兴建佛堂、翻译佛经，成为著名的信佛“法王”。赞普赤德祖赞曾派桑希等4人赴唐都长安取经，请回唐朝皇帝亲赐的《金光明经》等佛经1000部。藏文史籍《拔协》记载，赤松德赞时期桑耶寺建成后，在这里设立译场，进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其中有玛果莱等不少汉族和尚。当时的敦煌是吐蕃在东方的佛教中心，在这里汉藏两族僧人一起讲、译佛经，修建洞窟，文化交流特点更为明显。佛教传入吐蕃后，吐蕃不断向唐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德宗建中二年（781），唐朝遣汉僧良秀、文素入蕃，自此“二岁一更之”，形成制度。许多吐蕃人与汉僧互译佛经，有的还到汉地讲经传法。如有位叫法成的藏僧多年活动于河西走廊，曾在沙州开元寺和永唐寺、甘州修多寺等寺院讲经和集录佛经，也用汉藏文互译和校勘佛经。他的讲经记录和集录的佛经多达23部，现存敦煌佛经中用汉文译出的藏经有300多卷，其中法成署名校勘的达20多卷。上述汉、藏两族的佛教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双方文化的发展，而且增进了两族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80]
- 战争、会盟
在松赞干布之后，特别是噶尔·东赞家族掌权以后，唐蕃之间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战端涉及广袤的区域，包括今天青海地区，西域也就是新疆南疆地区，还包括四川、云南在内的西南地区。争夺这些地区与吐蕃王朝自身的扩张政策有关系，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是统治者军事活动的首要目的，与此同时，地区人口的增加，乃至青藏高原灾害的发生，以及与唐朝关系紧张，参与丝绸之路贸易的受阻等，都成为开启战端的因素，还影响到这些战争的次数、规模和时间。
噶尔·东赞掌握军政大权，以及他的五个儿子：长子赞悉若（？—685），即噶尔·赞悉若多布，继禄东赞之后为吐蕃大论；次子论钦陵（？—698），即噶尔·钦陵赞卓，继赞悉若之后担任吐蕃大论；三子赞婆，即噶尔·政赞藏顿；四子悉多于，即噶尔·达古日耸；五子勃伦赞刃（？—695），即噶尔·赞辗恭顿，相继掌权，担任吐蕃大相或者掌握军权，拓展疆域，为吐蕃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家族又事实上威胁到赞普王室的地位，给家族带来巨大的隐患。长期的战争还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损害。所以在赤都松芒布杰在位时期，赞普王室对噶尔家族长期掌权的极端不满已经凸显出来，最后赞普被迫采取武力的方式，消灭了噶尔家族。当他们试图以重兵抵制时，士兵并不听命于他们，而是听从了赞普的召唤。在公元699年赞普赤都松赞消灭论钦陵的战事中，禄东赞的第三子赞婆与论钦陵之子噶尔·莽布支（汉文文献称为论弓仁），率部众和一些族人向唐朝投降，并且以“论”为姓，成为论姓的始祖。唐朝封赞婆为辅国大将军，归德郡王。戍守河源（今青海西宁）。他病逝后唐廷追赠其特进、安西大都护。论弓仁又率所统吐谷浑部七千帐入中原。唐朝羽林军飞骑郊外迎接叔侄一行，武则天亲自接见，并赐宴武威殿。论弓仁被任命为左羽林大将军，封安国公，食邑两千户。所辖军队被安置在凉州兴源谷。
战争也给唐蕃双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灾难，造成了大量人口迁移，既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造成很多人流离失所，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人员交流。据统计，唐代有大量的人口在战争过程中被掳掠，或者被转移到了青藏高原，同时也有不少居住在高原地区的吐蕃人，也包括其他兄弟民族定居到内地。唐朝的一些官员，包括他们的子弟，因为唐朝内部的一些矛盾相继流落到西藏地方。比如唐蕃战争中有一位叫徐舍人的吐蕃带兵将领，他就是李绩的后裔。先祖徐敬业（即李敬业）在则天顺圣皇后光宅元年（684）九月起兵于扬州反对武则天，后来兵败身亡，子嗣逃亡吐蕃。唐贞元十七年（801）吐蕃军到唐朝盐州时，吐蕃军中有将徐舍人，自称李敬业后人，不忘本国，并将包括僧人延素在内的俘虏千百人全部放归。
可能是承受中断贸易和文化联系程度和能力大小不同的缘故，唐蕃双方在战争和冲突之际，提出会盟的一方往往是吐蕃赞普方面，这也反映了高原游牧经济对中原农业经济的依赖，对经济交流重视程度的差异。唐蕃双方之间的会盟有8次之多，会盟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结束战争、开启和平。会盟活动包括双边双方划定界限，消除误解的措施，明确往来使者交往的一些原则等，为进一步开展经济交流、文化交往创造了条件。当然在会盟过程中，由于双方沟通不够充分，或者疑虑并未完全消除等因素，出现过背盟、劫盟等事件，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曲折复杂。一些参与会盟的大臣被吐蕃劫掠到拉萨，改变了人生的轨迹，甚至终老于雪域高原。一些吐蕃的使者也被唐朝扣留，甚至被流放到东南沿海地区，等到双方和平达成的时候，才得以返回故里。
唐蕃之间的会盟第一次出现在吐蕃向唐朝求婚之际，也就是公元705年，这也是为唐朝跟吐蕃关系的缓和，特别是为金城公主进藏创造良好条件。后来在公元714、734、757、765、767、783、787、791年，连续多次进行会盟。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以下几次会盟：
会盟名称
具体事件
河源会盟
714年吐蕃大论坌达延与唐左散骑常侍解琬在河源会盟。713年吐蕃派遣大臣入唐求和。次年又派大论坌达延致书唐宰相，请求会盟。唐玄宗命左散骑常侍解琬持神龙盟誓誓文，赴河源与吐蕃坌达延等商定双方封疆，重点是双方划定青海一带边界。
赤岭会盟
灵州会盟
是唐蕃会盟中最为重要的一场会盟。长庆元年（821）六月，吐蕃因为唐朝与回鹘和亲而进攻唐朝青塞堡。唐朝盐州刺史李文悦发兵进击之。吐蕃转而求和请盟。同年九月，吐蕃遣使请盟，唐穆宗允许，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充西蕃盟会使，以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刘师老为副，尚舍奉御兼监察御史李武、京兆府奉先县丞兼监察御史李公度为判官。十月十日，与吐蕃使论讷罗举行会盟，唐朝宰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及右仆射、六曹尚书、中执法、太常、司农卿、京兆尹、金吾大将军皆参与会盟仪式。长庆二年（822）五月，唐朝和盟专使、大理寺卿刘元鼎率领使团去吐蕃，与吐蕃以钵阐布·勃阑伽允丹为首的官员在逻些东郊会盟。赤祖德赞还会晤并宴请刘元鼎一行。会盟由钵阐布升坛主盟，依惯例，与盟人员都要履行歃血的仪式，钵阐布因是僧人，不歃血，只饮郁金水为誓。会盟毕，吐蕃遣使随刘元鼎至长安，又派人到大夏川（今甘肃省大夏河）召集东道将领100多人宣读盟文，要求他们信守不渝。唐朝和吐蕃分别在长安和逻些建碑，刻盟文及与盟人名于其上以纪其事，唐蕃会盟碑一通尚存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大昭寺前。[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