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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枚西汉竹简，这些竹简随之被命名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抄写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书内容全都属于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种文献，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西汉竹书中未见汉武帝以后的年号，仅在一枚数术类竹简上发现有“孝景元年”纪年。由书体特征并结合对全部竹书内容的分析，学者推测这批竹书的抄写年代应主要在汉武帝后期，下限不晚于宣帝。这批西汉竹书是继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汉代典籍宝库，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根据计划，“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在整理完成后，将出版7卷，昨天首发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卷）是其中的第二卷，也是该出版计划中最先面世的一卷。
-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 北京大学
- 2009年1月
- 书 体
- 隶书
- 枚 数
- 1600余枚
- 特 点
- 竹质墨迹、内容丰富
目录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是北京大学于2009年1月记跨碑接受捐赠的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竹质墨迹，书体为隶书，完整简1600余枚。竹书内容丰富篮嫌埋，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六艺脚兰”、“诸子”等六大门类。对于先秦史、秦汉史、古代颈旬榆思想史、自然科洪体尝学史、医学史、书法芝笑芝捉艺术史、历史文献学、文字充微院学、简牍书籍制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谜几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1]
北大汉简共编号3346个，其中包含完整简和残断简。完整简1600余枚（如经进一步拼缀复原，完整简应在2300枚以上）。在可考的西汉时期典籍类简中，是数量较大的一批。[2]竹书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大门类。其中属于“六艺”类的有小学著作《苍颉篇》、古史书《赵政书》；属于“诸子”类的有《老子》、《周训》和古小说《妄稽》；属于“诗赋”类的有《魂魄赋》；属于“兵书”类的有少量“兵阴阳”文献；属于“数术”类的有三种《日书》类选择文献和《堪舆》、《雨书》、《六博》、《荆决》、《节》等数术文献；属于“方技”类的有记录一百八十多个医方的古医书。[3]
根据竹书中的“孝景元年”年号，可推断大部分竹书的抄写年代不早于汉武帝；竹书文字属比较成熟的汉隶，通过一些代表性文字与银雀山汉简和八角廊汉简的比较，可以看出竹书年代介于二者之间，而更接近银雀山汉简；由此推测竹书中的大多数可能抄写于武帝后期。全部竹简中未见其他西汉年号。[4]“孝景元年”年号，《史记·孝文本纪第十》有“孝景皇帝元年十月”、扬雄《法言义疏·重黎卷第十一》有“纪又云：‘孝景元年制诏……’”。“孝景”即“孝景皇帝”，为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至公元前141年）谥号。邸永君谓：“西汉惠帝以降，谥一律加“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等。”又说“汉武帝以前，无年号之名目。”[5]“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抄写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书内容全都属于古代典籍，包括近二十种文献，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西汉竹书中未见汉武帝以后的年号，仅在一枚数术类竹简上发现有“孝景元年”纪年。由书体特征并结合对全部竹书内容的分析，学者推测这批竹书的抄写年代应主要在汉武帝后期，下限不晚于宣帝。这批西汉竹书是继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汉代典籍宝库，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于北大汉简的来源，如清华大学藏楚竹书的来源一样，均系捐赠[6]。清华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已不得而知。[7]李学勤谓：“竹简来自境外，具体来自谁或哪个单位尚不清楚，也不知道这批竹简是怎么流失到国外去的，可以透露的是，捐赠人是一位清华大学的校友。”[8]同样，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以捐赠方要求为名义，未透露入藏的这批竹简的细节。负责北大汉简整理工作的朱凤瀚认为，对残留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进行取样分析后，“其来源可能是南方的汉代墓葬。”并说：“发现——出境——回流，似乎成为近年来国内简牍命运的普遍缩影。”[9]
多数竹简保存情况良好，表面一般呈黄褐色，少数呈暗褐色，质地硬实，字迹清晰，墨色厚重黑亮。《日书》等竹简上有红色界栏、图画和文字，颜色鲜艳。多数竹简均有契口和明显的编绳痕迹，在个别竹简上还附着有小段编绳及丝织品。[10]
竹简按照长度，可分为长、中、短三种规格，简头端均修治平齐。长简约长46厘米，相当于汉尺二尺，三道编绳，内容为《日书》等选择类数术文献。中简长30—32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三寸至四寸，三道编绳，内容为各种古代典籍。短简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两道编绳，内容为医药类古籍。短简为先抄写、后编连，无契口，残留的编绳覆盖于部分文字之上，这种情况以往仅见于文书类简，在书籍类简中较少见。[10]
文字大多数书写于竹黄一面，仅有一些篇题书写于竹青一面的上端（将竹青皮刮去后书写）。文字抄写工整，有七八种不同的书风，各具特色，行款整齐，书法精善。从简文书体看来，不同文献虽似略有早晚之别，但整体风格已接近成熟的汉隶，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中近于秦隶的西汉早期隶书有一定差距。但其中最为成熟的隶书与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相比，仍略显古朴。[10]
《汉志》的“六艺略”著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六经”及其注释，“小学”（文字、训诂）类附属于后，另外史书类附属于《春秋》类之下。北大汉简中可归入“六艺”类的，首先是文字学著作《苍颉篇》。《苍颉篇》为秦代丞相李斯所编的小学识字之书，以秦篆写成。西汉时“闾里书师”将之与另两种秦代小学书籍《爰历》、《博学》合一，仍称《苍颉篇》，此书约在南宋以后即亡佚。二十世纪以来西北地区及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先后出土过几批汉简《苍颉篇》，但均为零星残简、无法复原完整的篇章。双古堆简保存字数最多，也仅有541字。北大简本《苍颉篇》存70余枚竹简，保存完整字约1230个，且大多数字迹清晰，是存字较多的古本。其篇章结构与汉代“闾里书师”断六十字为一章的改编本不同，更接近秦代原本的面貌。特别是其分章方法，每章标题的写法，各章字数多少，均为前人所未知。由北大简本《苍颉篇》联系以往发现的简牍本和辑佚本，将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这一秦汉小学经典的原貌，推动先秦、秦汉文字学的研究。其次是史书《赵政书》，存竹简50余枚，近1500字。书中围绕秦始皇之死和秦朝灭亡，记述了秦始皇（简文称之为“秦王赵正（政）”）、李斯、胡亥、子婴等人物的言论活动，其成书年代应在西汉早期。书中的部分段落见于《史记》的《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但又不尽相同，有可能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参考的资料之一，具有史料价值。[11]
北大汉简中的诸子类著作首推《老子》。这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古本。与北大简本相比，郭店本和马王堆本虽然年代较早，但郭店本的内容仅为传世本的五分之二。马王堆本虽是全本，但残破较甚，在甲、乙两本可互为补充的情况下，仍有不少残缺的文句。北大简本《老子》经拼缀后共有完整简218枚，保存近5300字（含重文），对理解文意有影响的阙文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其中还保存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上经”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传世本《道经》。[13]其体裁更类似西汉初期北方黄老学说的取舍，由此可以对西汉初期黄老学说南北两派的融合演变乃至地位嬗变考证提供证据。战国时代至汉初，黄老学说流传的主要渠道还是民间私学，《史记·乐毅列传》曾记载，乐毅有乐臣公、乐瑕公两位“善修黄帝，老子之言”的后人，他们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时避难于齐国高密，当地黄老之学遂极为兴盛。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相齐时，曾接受胶西黄老学大家、乐臣公高徒“盖公”的进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公元前193年（汉惠帝二年），曹参拜相，以“无为清净”之术治天下。北大负责《老子》释读的韩巍说：“以无为的道家学说，主张道与德无间，把后者引申为义、礼、法，兼采儒、法等家，着重社会政治思想伦理的北方黄老学说，最终成为西汉前期政治指导思想的主流。”[14]另外，北大简本《老子》每章之前均有分章符号，其章节划分与传世本有所不同，为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最为齐备的资料。文字内容与传世本及郭店、马王堆本相比，也多有不同之处。因此，北大简本在《老子》一书的文献整理、校勘上具有较高价值。这将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本、秦代至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本与传世各种《老子》版本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老子》一书形成、发展、定型的过程。
其次有篇题为《周驯（训）》的古佚书，存竹简200余枚，近4800字。《周驯》篇发现将“还原先秦道家原初面目”
全书采用“周昭文公”以历史典故训导“龏（恭）太子”的形式，记载了上至远古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若干重要史事，并论述治国为君之道，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这篇文献是早已亡佚的《汉志》诸子类道家之下著录的《周训》十四篇。
第三卷收录《周驯》，《周驯》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但早已亡佚，北大简本《周驯》分为 十四章，采用“周昭文公”于每月“更旦之日”（初一）和“岁终享贺之日”训诫“龏（共）太子”的形式，通过讲述古代圣主贤君的故事来阐发治国为君之道。该 书的重新问世，让西汉国家藏书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失而复得，使人们对汉人眼中的道家有了更加真切而丰富的认识，也将引发学界对早期道家学派面貌的新一轮讨 论，推动战国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走向深入。《周驯》讲述的一些史事，如吴王阖庐之墓被越人盗掘、秦献公死前废除以庶子殉葬之制等，都是传世文献未曾记载 的，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15]。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对这批竹简最感兴趣的是《周驯》，它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载录，却在以前从未有见。学界曾因《周驯》的内容与今天对道家的印象相去甚远而致疑。赵昌平认为，细研《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著录，会发现不少品种都非后世印象中的道家。譬如《管子》，后世艺文、经籍志多列入法家，而《汉书·艺文志》正列入道家。这些情况说明，后世关于诸子百家的认识，恐怕与其原初形态相去甚远。“《周驯》的出土，恰恰印证了《汉书·艺文志》论道家所说，道家出于史官。后人心目中独任清虚的道家，其实是先秦道家中‘放者为之’的末流。因此，《周驯》的发现，有助还原先秦道家的原初面目[16]。”
北大竹书本《周驯》，与《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但早已亡佚的《周训》为同一种书。《周驯》现存竹简211枚，近5千字，另有约40余枚竹简、千余字的内容散失。全书主体分为十四章，采用“周昭文公”于每月“更旦之日”（初一）和“岁终享贺之日”训诫“龏（共）太子”的形式，通过讲述古代圣主贤君的故事来阐发治国为君之道。所引述的历史故事上起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秦献公，其中有些见于传世文献而互有出入，更多的故事则是前所未见。从《周驯》记载的史事以及文字、用词、语法各方面的特征看来，其成书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
根据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改编的《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中著录有《周训》十四篇，书名和篇章数都与竹书《周驯》相同。《汉书·艺文志》称道家源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竹书《周驯》的内容也符合这个描述，可以认定与《周训》是同一种书，属于汉代所说的道家。该书的文体和内容与以往学界公认的道家文献相比有很大差异，但其中有些文字见于《太公》、《文子》等道家文献。道家中的“黄老”一派，宣扬治国用兵、君人南面之术，有“道法结合、兼采百家”的特点。竹书《周驯》的形式和思想主旨也与之相符。该书的重新问世，让西汉国家藏书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失而复得，使我们对汉人眼中的道家有了更加真切而丰富的认识，也将引发学界对早期道家学派面貌的新一轮讨论，推动战国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走向深入。《周驯》讲述的一些史事，如吴王阖庐之墓被越人盗掘、秦献公死前废除以庶子殉葬之制等，都是传世文献未曾记载的，为研究先秦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17]。
其三是篇题为《妄稽》的古佚书，存竹简110余枚，近3000字，记录了一个士人家庭内部因妻妾矛盾而引发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应是所知时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属于《汉志》“诸子”十家之中的“小说家”。以往出土简帛文献仅见天水放马滩秦简中有一短篇志怪故事。北大汉简《妄稽》篇使人们看到西汉时期篇幅较长、文学性和故事性较强的世俗题材小说。另外还有数十枚竹简，从内容和体裁看，也属于诸子类的古书。其中有部分内容见于《韩诗外传》、《晏子春秋》、《说苑》等文献，但并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内容则为未见。但这些竹简多有残缺，无法复原完整的篇章。[18]
北大汉简中有一篇文学作品，存竹简50余枚，约1200余字。通篇采取“魂”与“魄子”对话的形式，其构思奇特、气势恢宏、词藻丰富、铺陈排比，文体应属于汉赋，暂题为《魂魄赋》。经对比发现，其体裁和部分文句与枚乘的代表作《七发》相似，但多有不同之处，可能是同时代人的作品或后人模拟之作。在以往出土战国秦汉简帛资料中，诗赋类作品仅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和敦煌汉简《风雨诗》等少量发现。
《唐勒》属于赋体，被认为是战国晚期宋玉的作品，但残断较甚，难以复原全貌。北大汉简《魂魄赋》，是已知出土简帛文献中年代最早、篇幅最长、保存最为完整、文学水平最高的汉赋，对于研究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史有研究价值。[19]
北大汉简中数术类文献丰富。长度达46厘米左右的长简包含三种不同的时日选择类文献，篇题分别为《日书》、《日忌》和《日约》。存竹简近1300枚，缀合之后完整简应接近700枚。其中《日忌》和《日约》的篇题和内容均为首次发现。《日书》内涵丰富，以往出土秦汉《日书》中的大多数内容均可在其中找到，但也有不少图示与文字内容未见。[22]如占卜盗贼缉捕的《占盗》一章，各条目下字数长达40至50字，对于盗贼出没的地点、相貌等做了详细描述。十二生肖也被用作推算亡盗的主要依据，如子日生肖为鼠，则此日出现的盗贼必有“鼠相”，藏匿之所也与老鼠有关，比如“垣内中粪蔡下”。在这类术数文献中，包含着许多占卜推算所用的图式，有一张色彩鲜艳、红黑两色的“人字图”（占产子图）。这个图形是术数中利用产日来占卜产子吉凶的依据，十二支日分别绘制在人形的头顶、颈部、双肩等处，依据支日相对应的人体位置来做判定，诸如“在手者巧盗，在足下者贱，在外者（两肩）奔亡”。[23]中等长度简也包含多种数术文献，其中保存篇题的有：《椹（堪）舆》内容近似《日书》类，与后世“看风水”的堪舆家不同；《六博》是利用博局进行占卜之书，与尹湾汉牍《博局占》类似，但较详细；《雨书》内容为风雨气象占候；《荆决》是一种类似筮占的运用算筹进行占卜的古书；《节》是讲述四时节令的类似《月令》的古书；此外还有类似《刑德》的部分内容。这些篇题和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北大汉简中的《日书》类文献，是已知出土《日书》类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其内容极为丰富，将大大推进对《日书》等选择类数术文献的认识。北大汉简中的其他数术类古书对于深入了解古代数术之学，以及相关的思想史、科技史及社会史的研究都极为重要。[24]
北大汉简中长23厘米左右的短简全部为治疗各种疾病的古医方，属于《汉志》方技略之下的“经方”类。存竹简700余枚，其中完整简530余枚。每一个医方均独立为一章，前有分章号和数字编号，最大编号为“百八十七”。在正文之前还有一卷单独成编的目录，只记编号和医方名。其内容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包括病名、症状、用药种类、数量、炮制方法、服药方法和禁忌。这些医方与马王堆汉墓帛中的《五十二病方》有密切关系，一些内容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五十二病方》的“五十二”是指病方的大类，每一类下包含多个单方，而北大医简的编号均是指单独的医方。尽管北大医简单方的总数量不如《五十二病方》多（后者保存单方283个），但有很多内容为后者所无，或者可对后者残缺的部分加以补充。尤为重要的是，在少数单方的章末简正面下部，有“秦氏方”、“泠游方”、“翁壹方”等篇题，这些人名应该都是古代名医，其中的“秦氏”或即战国名医扁鹊（秦越人）。这些篇题显示，北大医简可能是由当时流传的名医验方中摘编而成。北大汉简中的古医书，是马王堆简帛古医书之后最为丰富的一批出土医学文献，再次证明了中华传统医学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北大简本古医书与马王堆医书的比较，综合研究，将把中国早期医学文献和医学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26]
除以上所论之外，北大汉简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在北大汉简中没有发现儒家经典，而道家和数术，方技类文献则占有相当大比重。这一点与马王堆帛书比较接近，对于认识西汉中期以前南方地区的文化氛围和学术风气极有启发意义。二、以往发现的汉代简牍，其年代主要集中在西汉早期和晚期，西汉中期即武帝至宣帝时期的简牍发现较少，而这一时期正是隶书走向成熟定型的阶段。北大汉简恰好弥补了这一年代上的缺环，对于研究隶书发展史具有重要价值。三、北大汉简书法之精彩在出土简牍中极为罕见。据初步观察，有多种不同的书风（即由多位不同的书手抄写），或古朴、或飘逸、或刚劲、或凝重，各具特色，都堪称汉代隶书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四，这批竹简数量庞大，保存质量极佳，为研究古代简牍书册的用材、修治、编连、尺寸、篇题、标点符号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因此，北大西汉竹书是继二十世纪发现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以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清华简）之后，问世的又一座出土典籍宝库。对于先秦史、秦汉史、古代思想史、自然科学史、医学史、书法艺术史、历史文献学、文字学、简牍书籍制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27]
竹简于2009年1月11日入藏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翰主持竹简的整理。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教研室胡东波副负责竹简的文物保护。随后历史系邀请简牍保护专家对竹简进行了大致清点，并针对竹简的保存状况指定了保护方案。同时，对竹简入藏时的状态也进行拍照，以保存第一手资料。
竹简保护和整理小组决定在2009年3月中旬启动对竹简的清理和拍照工作。
2009年3月13日至30日，完成了竹简的清理和拍照工作。胡东波负责竹简的科技保护和采样。韩巍和陈侃理负责组织协调及后勤保障。考古文博学院和历史系的部分研究生承担了辅助工作及竹简数据登记等任务。
竹简入藏时，其原始状态已遭破坏，竹简本来的排列顺序已完全被打乱。所幸这批竹简保存质量较好，清理工作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且无需经过脱色处理即可直接拍照。拍照后的竹简用玻璃片捆绑加固，按拍照顺序编号并附加号码签牌。对全部有字简和无字简（包括残断无字简）都给以编号，共编号3346个。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宋少华研究员与该馆汪力工、金平和胡冬成三位简牍保护专家，承担竹简的清理工作。在清理竹简的同时，还对残留的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等进行了科学的采集和保存，以供取样检测。
竹简拍照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委托上海龙樱彩色制版有限公司承担，采用超高像素数码摄影，以获得高清晰度的数码照片。拍照后印制出的照片样本图像清晰、色彩逼真，为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竹简拍照完毕捆绑加固后，由部分研究生对其简长、简宽、契口、编绳位置等数据进行测量登记，并记录简单的释文，以便核对。然后分别放入容器中，用纯净水浸泡保存。
自2009年4月中旬至5月底，由朱凤翰主持，韩巍、陈侃理参加，完成了对竹简内容的初步分类和分篇工作。分类工作首先根据竹简的长度、形制、文字书体，然后参考文字内容等因素进行；同时还对部分对残断竹简进行了缀合、编连。本阶段工作完成后，学者们对这批竹简的性质和内涵有了初步的整体把握，确定这批汉简包涵六大门类、近二十种古书，为进一步的释读、整理奠定了基础。
自6月开始，汉简的分类释读工作展开。首先选择这批汉简中内容比较重要的《老子》、《仓颉篇》等文献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由朱凤翰负责《仓颉篇》，赵化成负责《赵正书》、阎步克负责《周训》，韩巍负责《老子》，李零负责《日书》等数术文献（陈侃理协助）。至10月初，《老子》、《仓颉篇》、《周训》、《赵正书》的初步释文已经完成，《日书》等数术类文献的整理亦有进展。[29]
这批汉代竹简入藏后，根据以往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1、入藏时基本状况：汉简入藏时竹简处于饱水状态，已经过初步清洗，洗掉了大部分的泥土，并且已打开混合放置在九个塑料容器中，有极少量编绳残留。原持有者为了防腐，将其浸泡在乙二醛溶液当中。汉简竹子表面颜色变浅，接近竹子本色。以单个个体计算，保存状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简体保持完整的约占整个竹简量的50%，简体柔软，边角锐利，没有明显的烂角，分劈现象；残损20%以下的约占总量的20%，部分简存在烂角，少量出现一端有分劈现象;残损较为严重的（长度不足80%）约占30%，多存在烂角，分劈现象，许多长度不足4-5厘米。汉简字迹基本保持完好，极少量字由于简体糟朽出现缺损。部分红色颜料有些浮动，可能与颜料层较厚，颜料胶结物失去作用有关。2、清洗与固定：为了便于整理和以后进一步保护工作的需要，请简牍博物馆有关专家使用纯净水对竹简进行清洗。拍照以后，根据竹简保存情况，用玻璃片双面或单面捆绑固定，并附加编号签牌。3、浸泡保存：根据以往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特别是长沙走马楼竹简保护工作的经验，在脱水保护工作之前，仍采取浸水保存。同时，纯净水浸泡，可以帮助脱去原持有者使用的乙二醛，为下一步脱水保护提供方便。竹简避光保存，器具经过消毒灭菌，再将竹简浸入纯净水中，配合使用低浓度季铵盐类防腐剂。工作人员定期检查和更换保存液。浸水竹简保存的库房环境保持在20℃，并且以窗帘遮光。4、安全管理：竹简存放库房有24小时监控录像，所有进出库房的工作和研究人员采取实名登记，并记录出入时间。为了防止竹简保存液受到污染，所有进入人员在查看竹简时均戴口罩。5、下一步保护措施——脱水保护：在汉简释读编缀之后，制定保护脱水方案，进行脱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