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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金田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国”,并于1853年3月攻下江宁(今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1864年8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湘军攻陷,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1872年,最后一支太平军部队——翼王石达开余部李文彩在贵州败亡。
太平天国历时14年,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兴起而波及全中国的农民战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民战争。而且它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特点,开创了中国农民战争不少先例,例如中国农民起义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镇压、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提出了一整套纲领、制度和政策等。[1][69]
概述图来源[66]
- 中文名
- 太平天国
- 外文名
-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67]
- 别 名
- 上帝天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
- 时间范围
- 1851年 至 1864年
- 天 王
- 洪秀全、洪天贵福
- 首 都
- 天京(1853年-1864年)
目录
太平天国故笑套的国号,由中国传统的天下太平的理想与基督教教义中的“天国”观念相结合而产生。“太平”或指时世安宁,或指嚷龙岁谷丰登,总之为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之意。[64]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即萌发“太平”思想,并欲将“太平”作为奋斗目标。1843年,洪秀全作《原道醒世训》,为未来的理想察拜朵社会描绘了一幅蓝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篇末附七律一首,末句云:“各自相安享太平”。
1851年1月11日,参加团营的两万余太平军将士“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天国”二字写法均特殊。“天字必长其上划”,国则去“或“从“王”,作“囯”字,谓王居中。[2]
1852年,太平军进军湖南,途中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在文告列衔“太平天国”之上冠以“真天命”三字,表示太平天国真正受于天命,以后遂成为制度。"真天命”三字,实为太平天国文告之格式,而非国号之一部分。至后期,洪秀全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真天命”字样便逐渐不见。[2]
1861年1月26日,洪秀全忽下诏改国判微号:“今改为上帝天国,普天一体共父皇,自今玺印通改刻,上帝天国更荣光,玉玺改上帝天国,各印仿刻顶爷纲”,这是太平天国第一次下令改国号。[2]
1861年2月17凝少企日,洪秀全再次颁布改国号诏,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与第一次改国号为“上帝天国“比较,这一次保留了设愚桨“太平”二字,改“上帝”为“天父”,并列入“天兄天王”四字。[2]
新国号推行以后,文告开头“真天命”三字废除不用。惟翼王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不受天王洪秀全节制,仍一直沿用原国号,直到兵败大渡河。[2]
因清朝推行剃发易服,太平天国则均不剃发、不结辫,披头散发,故太平军被称作“长毛”,清廷蔑称其耻巴备谜为“长毛体贼”、“毛贼”、“发贼”、“发逆”等等。又因天国领袖洪秀全为广东花县人,广东简称粤,故清廷当局亦蔑称其为“粤贼”、“粤匪”、“粤逆”、“粤寇”等,而太平军则蔑称清廷为“清妖”、“胡妖”等。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不久正式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从此将“院纸太平天国”、“太平军”等称谓写入正史。
参见:太平天国运动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3]同时,自然灾害严重。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本来就地瘠民穷再加上水、旱、虫等天灾不断,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困境。[3]鸦片的输入,导致清朝白银大量外流,劳动力日益衰竭,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于是,发生了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捻军、陕西回民起义。[3]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落第。1844年(道光二十三年),他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教义,后来自行洗礼。是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一带传教,洪不久便返回广东,冯留在广西发展,在当地的信徒日增。[3]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受罗孝全的中国助手欺骗,令罗孝全推迟了为其洗礼的计划,离开广州,前往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4]
1848年初,冯云山被紫荆山蒙冲乡石人村地方士绅王作新以“聚众谋反”罪名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王烈,而得到释放。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会众到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编伍,同年年底,太平军先后在思旺和蔡村江与清军展开战斗,由此开始了与清廷的武装对立,[5]初以“太平”为号,后建国号“太平天国”,[6]并实行公有财产制。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后世人将这一天定为金田起义纪念日。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登基称太平王,[4]后改称天王。[7]
参见:永安建制
1851年秋,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称九千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西王,称八千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南王,称七千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北王,称六千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皆受东王节制。[8]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推行自创的历法——“太平天历”。
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围攻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后伤重死亡。[9]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10]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战死。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但此时清政府已重兵云集,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攻克岳州。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太平军人数增至五十万(裹挟难民),1853年3月19日攻克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陆建瀛阵亡。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跪迎欢呼声中,进入金陵城,暂住藩习衙署,不久修缮两江总督衙门,改作天王府,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
1853年4月27日,英国战舰HMS Hermes到达江宁,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文咸爵士与北王韦昌辉及翼王石达开会面,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为翻译。英国对太平天国表达了对太平天国及清朝中立的态度。年底,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11-12]
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不久被押到北京处死。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6月在北京被处死。[12]
参见:太平军西征
1853年6月3日,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林启荣等奉命督战船千余,溯江西征。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为反击太平天国,1853年3月底清钦差大臣向荣在金陵城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
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1856年4月5日,太平军再克扬州,攻破“江北大营”。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清军统帅向荣在8月9日自杀。
参见:天京事变
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后,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便另有图谋。杨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后来,陈承瑢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秦日纲铲除东王。[13]
2日凌晨偷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幕府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金陵城外。其后在天王洪秀全的密令下,韦昌辉尽杀翼王府中家属。[14]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靖难,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见全体军民都支持石达开,遂下诏诛韦。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他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尽管武昌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秦定三部,北上六安、霍丘,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14]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却忌惮石达开的声望才能,不肯授予他“军师”的地位,只封他为“圣神电通军主将义王”,[15]局势稍见好转后,又对他产生谋害之意。[16]为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被迫率数千人逃出天京,前往安庆。天京事变使三王被杀,翼王远走,是太平天国的转折点。
1857年9月,洪秀全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表示不会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太平天国作战。洪秀全诏准了这一方案,天京官方遂承认石达开此后的作战是太平天国的远征活动。[17-19]
此后,石达开先后转战于天京外围的闽、浙、赣等省,牵制大量清军,缓解了天京、安徽两地的军事压力。[20]
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江南大营。4月,洪仁玕捻转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68]
1859年春,石达开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21]并伺机分兵入川。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将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22-23]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转战蜀、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并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24]但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不成。时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遣使入太平军中谈判。经协议,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剩余两千武士保留武器随行,在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太平军被屠戮。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四川成都被凌迟处死,余部坚持战斗。
1858年(清咸丰八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清军乘太平军东下,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李续宾率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14日,陈玉成部攻克三河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六千人,击毙李续宾(一说自缢)、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
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个地方。
1861年,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西征,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此时英国外交官巴夏礼面见陈玉成;要求太平军撤军,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及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决定命部下赖文光率部队军队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25]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攻上海,清军和洋人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组成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仍未能占领上海。此战引起控制上海的西方列强不满,加上有教徒指称太平天国根本为异端,其说词诡异,不但不符合罗马公教或新教教义,反而是对基督教的侮辱和亵渎,再加上太平天国影响欧美各国在华利益,西方各国对太平天国运动转向反对。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押送清军胜保。同年6月陈玉成被清军处死。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失守,随后清军屠城,许多平民百姓被杀,其惨况无可描述。[27-29]湘军攻破天京后太平军放火烧城,湘军在大肆抢劫后也到处纵火。
1864年7月29日,突围至广德的幼天王洪天贵福被湖州太平军守将黄文金迎入,临时驻跸。8月28日黄文金、洪仁玕主动弃城突围。9月5日护送幼天王走宁国,遭敌截击,转走浙江昌化途中黄文金因伤而死。10月江西石城一役,全军覆没。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30]
参见:捻军
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投入捻军,于1865年杀清军名将僧格林沁,继续对抗清军直至1868年。东捻军于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淮军消灭。最后一支留下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32]
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考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许多太平军将士及其亲属为躲避清廷迫害,流亡海外。他们远涉重洋,足迹遍布拉美及太平洋部分岛屿。在海外发现了不少太平军将领使用过的佩剑和国内现已十分罕见太平天国时期铸造的纪念金币。
太平天国运动(1851-66)
(图册参考资料[63])
太平天国在建国后,改清廷“省、府、道、县”的行政区划方式为“省、郡、县”三级制,即取消“道”,改“府”为“郡”。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干王洪仁玕曾数次声称太平天国欲划分天下为二十一个省,这二十一省当是指清朝所设的十八省和东北三省,但太平天国各个时期的文献中提到的省却不止于此,另有苏福省、天浦省、桂福省和伊犁省(新疆)。洪仁玕还曾宣布,太平天国将在江南省设十二郡,其他省每省设十一郡,但这一构想脱离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落实。
太平天国文献中提到过的省份分别是:[34-35]
名称 |
首府 |
备注 |
---|---|---|
江南省 |
首府为天京 |
|
安徽省 |
首府为安庆
|
- |
江西省 |
首府为九江 |
- |
湖北省 |
首府为武玱,即武昌 |
- |
- |
||
首府为苏州,即苏南东部 |
“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又作苏馥省 |
|
桂褔省 |
- |
“福”字左侧的“示”字旁改为“衣”字旁。辖区不详,有学者推测系苏福省之改称,但证据不足。[37]
|
浙江天省(首府为杭州) |
- |
|
湖南省 |
- |
- |
福建省 |
- |
- |
河南省 |
- |
- |
珊东省 |
- |
即山东
|
珊西省 |
- |
即山西
|
罪隶省 |
- |
定于占领后改为“迁善省”,即直隶,今京津地区、河北大部及河南、山东小部分地区。 |
广西省 |
- |
- |
广东省 |
- |
- |
芸南省 |
- |
即云南 |
四川省 |
- |
- |
桂州省 |
- |
即贵州 |
陕西省 |
- |
- |
甘肃省 |
- |
- |
奉添省 |
- |
即奉天,今辽宁
|
吉林省 |
- |
- |
乌隆江省 |
- |
即黑龙江
|
伊犁省 |
- |
参见:太平天国政治制度
太平天国前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神权与政权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杨秀清与萧朝贵分别取得了代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传言的宗教特权,从此,如同希伯来人须通过摩西之口来聆听上帝的指示那样,太平天国包括君主洪秀全在内的全体君民须通过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口来聆听上帝和耶稣的指示。萧朝贵战死后,仍有东王杨秀清能“代天父传言”。[38]
天王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君主,是政权的代表。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但却没有天父或天兄附身下凡、代天父或天兄传言的宗教特权。当东王作为天父下凡的时候,杨秀清就是天父皇上帝,就是最高神权,天王须跪在东王之前,俯首听命。从上帝教理论和教义说,只要东王愿意这样做,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从形式上看,太平天国前期确实表现出神权政治的特点,其主要特征和表现就是东王握有神权,而天王为一国之君,东王所掌握的神权却凌驾于天王代表的政权之上。[38]
东王府则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设尚书,每部尚书12人,共达72人之多,分掌国务;六部设承宣,共24人,主发号施令。东王府事多权重,有时一日颁发诰谕达300件之多。东王实际执掌最高政权在当时就引起了各方面关注和各种猜测。如向荣于1853年六月在《复奏洪秀全杨秀清形貌片》中称:“洪秀全实无其人。”“或云系刻木偶为之,实无其人。”又如,1854年6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等访问了天京,他们认为东王已“窃踞上帝的传言人和神使这样一个如此有权势的地位”,并“使他的君主仅仅成为一个傀儡国王”。东王给麦都思等人的答复也未能消除关于“太平王”的存在和及其是否在南京的普遍的疑问。麦都思并认为:“显然,东王在他们的政治和宗教体系中是原动力。”张德坚也说:杨秀清“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所谓“虚君制”的说法正表明这一关键点,即东王既掌握着最高神权,又实际上掌握了最高政权,神权与政权合一,掌握于一人之手,就实质而言,太平天国前期又确实表现出非神权政治的特点。
参见:太平天国官制
参见:太平天国诸王名单
- 前期七王表
- 前期侯爵表
爵号 |
姓名 |
备注 |
---|---|---|
顶天侯 |
1854年封燕王 |
|
靖胡侯 |
追封求王 |
|
定胡侯 |
追封请王 |
|
平胡侯 |
追封祝王 |
|
剿胡侯 |
追封抚王 |
|
灭胡侯 |
追封曾王 |
|
护国侯 |
1854年封豫王 |
|
兴国侯 |
后改佐天侯 |
|
卫国侯 |
后改卫天侯,追封义爵 |
|
镇国侯 |
杨秀清亲戚,后期事迹不详。 |
|
补天侯 |
后改名俊良,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 |
|
赞天侯 |
1859年封赞王 |
|
襄天侯 |
杨秀清甥婿 |
|
相天侯 |
后封助王 |
|
匡天侯 |
黄维江 |
杨秀清姊夫 |
助天侯 |
刘绍廷 |
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 |
翊天侯 |
吉成子 |
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 |
扶天侯 |
东殿尚书,天京事变中被韦昌辉杀死。 |
|
卫天侯 |
- |
后期重要王爵
玉玺
参见:太平天国义军奉天讨清檄文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中国半壁江山。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外,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然而,很出奇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虽然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但他其实对基督徒一无所知。他的思想,其实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这些非基督教亦非儒家的“三及第”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太平天国的各级职官,分为朝内、军中和地方乡富三种。规定每年一保举,三年一升贬。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设“典刑法”官二人,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不过,民间凡有民刑讼事,开始还是由两司马调理,如不能平息,则逐级复审。
太平军按《太平军目》规定,在正副军师的统率下,有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各级指挥将领。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其中伍长统辖4人、军帅管13155人。[39]
太平军表定纪律甚严,按《定营条例》及《行营规矩》规定,必须遵守命令、爱护武器、保护人民利益、禁止私自藏匿金银物资等;作战号令按《行军总要》部署。前期执行甚严,后期日渐松弛。[39]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转战到南京期间曾在军中推行男女隔离的制度,并将这一制度在首都天京推行了两年,其后全面废止。但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天国占领区,仅于1852年初一克武昌期间在武汉短暂推行过,其他地区并未将此制度推行民间。
太平天国失败后,一支太平军的余部远渡南美洲。
参见: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立即引起了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重关注。太平军攻克南京,正式建立起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在华各条约列强万分震惊。面对这一陌生的政权,它们出于维护和扩大各自在华的既得利益考虑,迫切需要了解太平军的真实情况以便作出应对之策。1853年4月和12月英国公使文翰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分别乘兵舰访问过天京。
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有一个先后的步骤。他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制定对外的方针政策。他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戒备,他也不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帮助,但却不要轻易失和以树大敌。他预定在把清朝打倒之后,第二步就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40]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方面,与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他侵略中国的走狗,而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未艾,也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以与太平天国周旋。[40]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伪中立对付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所望于外国资本义侵略者的正是要使他不与清朝统治者结合在一起,也就随着不同情况相应地去对付他。当时太平天国所进行的外交,正是侵略与反侵略之间针锋相对的外交战。[40]
太平天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坚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者的侵略是正确的,但由于对内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犯下了一个又一个大错,还在与封建阶级作生死的搏斗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清朝统治者已经通过打和拉的阶段,进入了军事合作。而就在这时候,狡猾的英国侵略者还到天京来,向太平天国进行利诱和威胁的秘密外交,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愿帮打倒清朝,否则把太平天国打倒的谈判。太平天国断然予以拒绝,立刻向上海进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断绝外交关系,以干戈相见。[40]
太平天国革命所处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特点,使其具有了和以往农民革命中所未有的与外国列强交往这一特点。太平天国在对外政策上经历了友好、冷漠、拉拢、退让、决裂等阶段,表明太平天国在坚持和维护一个独立政权所应拥有的主权和尊严。[41]
参见:太平天国的农村经济政策
参见:圣库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结、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以“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这就走过了头、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暴露出来。
太平天国无论军中或城乡都编立军伍。地方政权每一万三千家设一军帅,下辖师帅、旅帅、卒长,最基层的组织单位领导称两司马。从每军到两司马按规定都设有圣库。在“天朝”则设“总圣库”主管财物。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起,在它的中央机构中设立“总圣库”、“总圣粮”,俱各正副、又正副官四员,“职同检点”。其下分设备典官任其事。
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约有以下五方面;一是起义初期持上帝全会众交给圣库的银粮衣物;二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缴获的战利品;三是各处城乡人民的捐献和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42]四是“科派”、田赋与工商税的收入;[43]五是百工衙的生产品等。天京城中设立的百式衙与诸匠营,是圣库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建立在人无私财的原则基础上的圣库供给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它首先是吸引了贫苦农民群众踊跃参加起义。其次,圣库制度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也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战士们的家属在天京,有圣库解决生活问题,因此无后顾之忧,能专志于“杀妖取城”,为开创太平天国的大业而斗争。第三,一切缴获交归圣库,保证了太平军良好的纪律,也使军民关系融洽。太平军纪律之优良在农民起义中为人所盛称,特别在前期更是如此。第四,在天京这样长期被清军包围的城市中,实行圣库供给制有它特殊的意义。圣库制在保卫天京和镇江等军事重镇中,起到了军民同甘共苦,民心稳固不懈的巨大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私有制度还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任何一种想改变这种客观趋势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和制度,都只能是被剥削者的美好幼稚的空想。如要求在实践中长期推行,无疑将会退到阻碍和破坏。从人们的意识形态来看,几千年的私有观念,也绝不是《太平条规》中禁止私藏金银和天王诏令、东王诰谕中要求“公心和傩”的说教所能改变的。农民虽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正因为他们是农民,私有观念和发家致富的愿望是浓厚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因此,圣库制度在实施中,便遇到愈来愈多的主客观困难。它应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作合理的改革,把这种起义初期的供结制度转变成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以适应新的需要。但是,没有材料证明太平天国对此作出过重大修正,而是任其自流演变,最后终于被破坏和变质了。
破坏圣库制度的,首先是太平天国领导阶层的封建特权思想和物质享受无度。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大建宫室,穷极壮丽……。虽有圣库专管财物,但对诸王与高级官员却没有限制,这无疑是对圣库制度原则的一种破坏。这说明在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阶层中,封建享受思想何其浓厚。在韦昌辉的眼里,圣库何尝还有平均平等的公库原则,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私财和任意支配的内库而已,洪、杨虽然口头上也讲“节用而爱民”的道理,但进入大城市后,讲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像病疫一样地滋长起来。
太平军的货币除初期名称为通宝外,其余均称为圣宝。圣字取意于耶稣为救世主的宗教纲领,故太平军的圣库、圣粮、圣兵等等多用“圣”字,钱币亦如此。根据实物,太平天国的货币主要分为四类:开炉祝语钱,通用货币,纪念币,镇库钱。[44]
此外,还铸造了一批镇库性质不能参与流通的花钱。其种类有四:小号大花钱、中号大花钱、特大号,其中特大号大花钱是中国最大最重钱币之一,仅半枚残钱就超过四市斤,重达2170克,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太平天国对农村的社会组织,按照太平军编制进行了改组,即以军、师、旅、卒、两司马为编制。
参见:太平天国教育
太平天国的教育是以宗教形式进行,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礼拜堂兼学校。
太平天国歌谣是指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参与者所创作并积极传播的大量带有鼓动色彩的诗句。主要有客家山歌及江浙皖等地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作为语言媒介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太平军将领立志、述怀、宣传、鼓劲的一种方式;表现了革命将士顽强的革命斗志及将革命进行斗争到底的决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赞颂之情以及对太平军将领的爱戴之情,民间歌谣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政治传播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45-48]
参见:太平天国的六大节日
1859年(咸丰九年)洪秀全在改历诏中规定:
正月十三日为太兄升天节,纪念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上;
二月初二为报爷节,答报上帝派洪秀全“斩蛇妖”之事;
二月二十一日为登极节,纪念耶稣与天王洪秀全同在此日“登极”;
三月初三为爷降节,纪念上帝初次俯身杨秀清下凡传言;
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纪念杨秀清忌日;
九月初九为哥降节,纪念耶稣首次俯身萧朝贵下凡传言。
参见:太平天国印书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廷国力大伤。太平天国的事迹及它提出的一些主张,对日后反清革命有一定影响。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其历史功绩可归纳为:
- 1.
-
2.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 3.
- 4.
对清朝而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廷倚赖由汉族组建的湘军和淮军才能打败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臣平乱有功,使清廷更加重用汉族,汉族在清廷的权位因而大增,同时满人对军队的控制权减弱,军权、财权下放,朝廷给地方大员招募的亲兵以国家军队的编制。朝廷权威下放到各军功大员身上,使权力格局大大改变。[14]曾国藩、李鸿章等曾借助欧美外国人镇压太平军,见识过西方的军事力量,促使了后来的洋务运动。[49]太平军在两广及江南起事时,大量富户及平民逃到上海及香港避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的发展。[14]
太平天国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一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他们提不出一个切实的革命纲领,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目的不明确,大多是迫于生计,希望改变贫穷的经济地位。在定都天京后,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结果断送了革命前程。在后期,太平天国也有短暂的重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为各军主将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机局势。
中期的巩固大本营使领导核心分裂。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斗争日益尖锐。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据《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记载,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
1856年8、9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势力,“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命韦昌辉率部于9月1日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杨秀清及其眷属全部被杀。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后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11月,洪秀全又命石达开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2个月的统治。在这之后,洪秀全又逼迫石达开出走,后石达开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全军覆没。
2、二是战略上的失误。
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犯了兵家大忌。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后期作战,屡失良机。战略上存在重大失误。
中外政府联合绞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1861年,慈禧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对付太平军的前线清军,全部归曾国藩统一指挥。曾国藩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专攻金陵(今南京);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指挥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常州;派左宗棠率领湘军的一部,进攻浙江。英法侵略者组织中外混合的反动武装,协助左宗棠。
此外,天国法令相当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和人道宗旨。
1、初期的封王,一开始就埋下祸根,东王占有绝对的军政大权,导致野心的扩大,想取代天王。领导者彼此的明争暗斗,不信任也是促成失败的原因。
2、《天朝田亩制度》的共产化。像分配时的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原则只适用于下层的农民、商户、士兵。对于上层领导人,每天是用几人共用的钱,吃几人共吃的东西,穿的、住的都比下层人民好许多。体制的不均等性也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3、统治者日益腐败,脱离民众。据《中国近代史》上记载: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工,“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因大火烧毁。1854年又在原址复建,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如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宫。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
4、又据《太平天国》记载: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
太平军
-
孙中山:
- “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51]
- “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52]
-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53]
-
蒋中正:
- “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念焉。”[54]
-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55]
- 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余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胄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余省,历时十余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已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礴,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56]
- 胡适和郭廷以认为,“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57]郭廷以的情况则较复杂,他早年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早期元老大都以太平天国后继者自居的大环境影响,称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将“革命”一词置于“变乱”之前,到台湾之后观点出现重大改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掳,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 简又文称赞太平天国政治先进、爱护民众、军纪严明,为民族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一方面又认为“客观上,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
- 英国学者柯文楠(C. A. Curwen)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然而由于客观上的局限性,其政权制度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理想。[58]
- 卡尔·马克思:“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 唐德刚认为“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是在他们(洪秀全等)一知半解,即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它败也由它。”
- 曾国藩在诗中曾有细述“一人被掳挑担去,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种种苦情说不完,说到阎王也心酸”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挑着挑着,一头就栽倒下去,没有了呼息,再也不能站起来,同伴就踩着他的尸身过去,眉头也不皱一下。对于挑夫的悲惨下场及对其家庭的破坏,太平军将士是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洪秀全口口声声说建立“太平天国”,“天国”,简直就是人间地狱。[59]
- 胡锦涛:“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列强奴役和封建统治压迫的顽强反抗精神。这些斗争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拯救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这些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斗争,粉碎了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
参见: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
辛亥革命及其后一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与成就,总体来说对太平天国评价很高,国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国一事下达过专案。[30]
194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以太平天国影射中共,台湾基本上没有从事太平天国历史专门研究的学者。总而言之,台湾方面对太平天国褒贬互现,贬多于褒,其中就以女权方面形式上的伸张、形式上对清廷的不服从、民族利益为本、为理想而奋战的精神、禁烟酒毒赌的评价最高;对男女馆严防、神权统治、封建制度、内讧残暴、破坏民间信仰与儒家文化的评价最差;经济改革、兵民合一的国防制度评价为持平中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承认并认同洪秀全的先进阶级领导下农民起义,推翻清王朝的运动,因而受到中国共产党官方重视,在1951年太平天国建立百周年,人民日报由胡绳执笔的题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另外并认同其提倡四大公平的革命运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其中一个浮雕就是以金田起义为题材的。
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农民、市民。[30]总的来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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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平天国是在旧农民战争条件下的反对西方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的伟大的爱国农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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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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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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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不会默默挨打,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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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理念由“人民解放”转变为“和谐社会”,“精英阶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过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评价的口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歌颂下层的反抗、到如今指责太平天国造成破坏、义和团愚昧落后、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和平改革夭折,认为它们都妨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30]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夏春涛、史式等一批大陆学者一方面继续主张对以往评太平天国评价中的拔高、美化现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则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夏春涛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60],认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破绽。论者没有首先就宗教论宗教,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了解,也没有区分‘邪教’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而是避重就轻,片面罗列一些史实,采用以点代面的方式进行推论……论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宗教,而是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61],而史式则在以《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国方面所有的人,包括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等人在内”,指出“对于太平天国,笼统的肯定既不对,笼统的否定也不对,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评论,应该肯定的肯定,应该否定的否定”[62]。
1951年开始筹建并于1956年10月1日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建立太平天国纪念馆,1958年5月迁至瞻园路128号(馆址曾为东王杨秀清住处、幼西王萧有和王府),1961年1月正式更名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现馆藏历史文物2140件,一级藏品33件套与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图书。
洪秀全在广东以前居住的房屋在金田起义后被清军焚毁。1961年,当时的广州市文物考古队在发掘房屋墙基后重建。建筑结构为泥砖瓦木,屋内有一厅五房,六间相连。房屋坐北向南,东西宽16.5米、南北深5.5米,每间房约13平方米。靠西边的第一间设置为洪秀全夫妇住房,室内仅有床、桌子和凳子。第二间房子正面挂有洪秀全太祖洪英纶夫妇画像,画像有洪秀全的亲笔题诗。洪秀全故居于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1990年代广东电视台曾拍摄电视剧,现存资料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