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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赢政十年(前237年),尉缭从魏国来到了秦国。[1]尉缭一眼就看穿了秦王赢政阴险的内心,不愿为秦王效劳。于是等待时机逃离秦国。[5]然而,秦王得知消息,马上派人诚心挽留,[6]并将其任命为秦国国尉。[7]
尉缭自始至终参加了大秦王朝的统一战争,对秦国制定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8]他适应新兴封建阶级政权变法图强、兼并统一的需要,在军事思想上继承前人又有深化。认为战争性质有“义”与“不义”之分,主张“挟义而战”,诛暴乱,禁不义,攻取一国一地后,保持社会安定;注重正确决策,灵活运用谋略,以争取主动;强调“制必先定”、明常决罚。尉缭著《尉缭子》为“武经七书”之一,其军事理论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
目录
尉缭,生卒年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尉氏县)人。姓失传拘连笑挨夜犁,名缭。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著名的军事理论乘凳台家,脚剃 著有《尉缭子》的兵书,他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主张‘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9]
古代多以官名作为姓名,如宗正此姓,源于汉朝刘德,官危臭兰赠至宗正,为九卿之一,即主持皇家宫室事务的官员。刘德的支庶子孙有的以祖上官职名命姓,称宗正氏,后来加文而为宗政氏。尉缭之父、爷爷、太爷均在魏国担任国尉职位,而后尉缭又在秦国担任国尉之职去糠,故人多以称之尉缭。
从《史记》的签再记载可知,秦始皇时代的尉缭,可能是梁惠王时期的尉缭,也有可能是他人。然而既是同名,又同是魏朵谜说国人(或大梁人),两个尉缭又都知兵法,知人世,知政治。其见解又是如此之接近,故不能以其年高不能著兵法就断定他们是两个尉缭。据此,魏惠王时期的尉缭与秦时的尉缭为同一个人是有可能的。
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道胜、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
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
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
(1)“有城无守”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2)“有人无人”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
(3)“虽有资而无资”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4)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对于这些城邑,应乘虚攻击,决不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进不郭圉,退不亭障”,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做到“赏功养劳”。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
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第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
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大,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三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闵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尉缭懂得面相占卜,在被秦王赏识之初曾经认定秦王的面相刚烈,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对敌人也毫不手软。尉缭认为这样的秦王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秦王为他安排的住处,(《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尉缭这段话也是历史上关于秦始皇面容的最早记录),相传“曾与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尉缭刚入秦时,与后来的秦国将军蒙恬偶遇,蒙恬为之亲自牵马,请回府中。蒙恬曾请尉缭继续著书,尉缭断然回绝,并打算离开蒙府,在蒙恬的苦苦央求下才留下。秦始皇嬴政多次求教,尉缭多次拒绝,后来出走。秦王大怒,本欲杀之,但在当时的廷尉李斯的苦求下同意让李斯将其追回,并在李斯的建议下授以国尉之职。最后终于得到尉缭的首肯,愿意扶助秦国,入朝为臣。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
在尉缭入秦后,根据形势需要,尉缭对此书进行了一定的修改。比如在《将理篇》里道:“今夫系狱,小圄不下数十,中圄不下数百,大圄不下数千。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田业,贾无不离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是尉缭针对秦国重狱任法有感而发。《治本篇》曰:“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是对日后嬴政统一六国、开行天子之事的提前理论准备。
版本
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觏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
卷数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而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内容简述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在战争观上,它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尉缭
(案)[按]天官曰:‘背水陈为绝(纪)[地],向阪陈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陈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官],人事而已。”
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以城]称地,以(城)[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战胜于外,(备主)[福生]于内,胜(备)[福]相应,犹合符节,无异故也。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关)[开]之,大不窕;[关之,]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制]则国治。富治者,(民)[车]不发轫,(车)[甲]不出(暴)[櫜],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
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患在百里之内,不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起一岁之师。
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圆亦胜。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漏如溃]。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
关于尉缭的真实生活年代如同其他历史名人一样无从查考,只能从历史文献的残篇断语中推断,但是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比如推断在公元前334年见过魏惠王,但《史记》中明确记载了他最终在秦王政时担任了秦国的高级职务。这个时间跨度近百年,显然有违常识。
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以免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
另外,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秦王非常关心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