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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日期
- 1995年9月8日[33]
- 职 业
- 作家
- 主要成就
- 文学创作
- 祖 籍
-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 性 别
- 女
- 原 名
- 张煐
目录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的美国永久居民卡、美国结婚证、死亡证上写的出生日期均为9月30日,香港大学学生纪录的出生日期为1920年9月19日,学校注册文件可能有误[3])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一幢没落的贵族府邸。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志沂(张廷重)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黄逸梵(黄素琼)是新式女性。
1930年,在母亲的坚持下进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同时改名为张爱玲(改自其英文名:Eileen)。同年父母协议离婚,张爱玲随父亲生活。
1937年,夏,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毕业。
1943年,张爱玲在《紫罗兰》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小说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崭露头角。此后,张爱玲一发不可收,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
1944年,初春,张爱玲因小说《封锁》与胡兰成相识、相知、相恋。不久后,便与其结婚。然而,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这段没有结果的婚恋是张爱玲人生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也是让她饱受非议的一段经历。同年,张爱玲不仅创作了《花凋》《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还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集《传奇》以及散文集《流言》,并且在《苦竹》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以回应傅雷的批评,张爱玲也因此在上海文坛大放异彩。[4][9]
1952年,张爱玲赴香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驻港办事机构。
1954年,张爱玲两部带有政治倾向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先后在《今日世界》连载,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7-8][10][30]
1955年秋,张爱玲以中国专才难民资格去美国,落地即时拿到“绿卡”。[32]
1960年,张爱玲正式入籍成为美国公民。[32]
1962年,在英文《记者》杂志发表访台记事《重回前方》。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区家中寓所死后一星期才被发现,享年74岁。生前指定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9月19日,遗体在洛杉矶惠泽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骨灰由林式同、张错、高全之、张绍迁、许媛翔等人携带出海,撒于太平洋。[7-9][12-13][33]
张爱玲的主要成就和影响在于文学创作,另外在学术与翻译外国作品上也有一定成就。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其小说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和女性文学的新天地
张爱玲的小说,与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远离抗日救国的主流话语,把眼光投向了“婚姻、爱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处境——一个充满女性气息的世界”。其小说集《传奇》刻画了一大群真实地生存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像张爱玲一样,从女性本体出发,怀着对经济和精神上缺乏独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孜孜于女性悲惨命运的写作,通过对一系列女性殊途同归的可悲命运的描写,既揭示了男权社会制度、传统文化及习俗对女性的摧残,更将笔触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从女人原罪意识出发,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了思索与批判,开启女性批判立场。
张爱玲小说摒弃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对男权社会单一的控诉,而是“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小说叙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说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识的女性如白流苏、敦凤等,无知识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几乎都把婚姻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和获取金钱、物质的筹码,全然没有女性的自我尊严和独立人格,甚至不自觉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着施害于人的角色。张爱玲认为,外在的社会因素对女性的禁锢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状态和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私、软弱和奴性意识。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存在于人的本性中,人类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这就使张爱玲小说由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人生、命运、历史的感悟与思考。张爱玲对女性内心阴暗面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女人地母般根芽”的伟大使她能够宽恕女人的一切。这就避免了对女性进行一般化的描写,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层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创作达到一个新高峰,从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视野。张爱玲还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女性问题,这一独特观察视角的选取,使女性写作文本空间中的文化意蕴得以彰显,为中国女性文学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并对后来的女性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14-17]
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度
张爱玲的创作巅峰期主要是20世纪的40年代,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特定的时代,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并存的局面。在“孤岛”上海,作家们面临着“言”与“不言”的双重压力,于是在政治和风月之外,将目光转向写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张爱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摆脱主流文学的影响,用自己的传奇故事营造出一个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关怀的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于是,张爱玲非常重视继承写实小说的传统,摒弃了写实小说中常见的因果报应和教化宣传对小说形式的禁锢,以平淡、自然、真实的笔触摹画生活。
张爱玲早期的小说集《传奇》皆有所本,后来的小说更是尊重真人实事。其小说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写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间习俗为特色,以对两性关系、婚恋关系和日常生活的讲述为叙事重点,并注重传达出苍凉的生命体验,展示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上海普通市民阶层的风俗画。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突出为两类市民形象:一类是生活在大宅院里,在赌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静待历史淘汰的遗老遗少;另一类是生长在街头里巷,在繁琐的世俗生活中寻求安稳却屡遭磨难的小奸小坏的小市民。他们是软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却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学真实可信的基础。张爱玲认为,真实是一切艺术创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在张爱玲看来,作者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应该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逻辑和心理轨迹去创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脱离、违背生活的真实。香港之战虽然使白流苏和范柳原多少有了些变化,但如果硬要给他们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艺术创作上的败笔。[14-17]
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一位批评家说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风格的卓尔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说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风格,更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张爱玲拥有这样的荣誉,她的作品被人们称为‘张爱玲体’。”的确,张爱玲的成功,不仅在于她笔下独特的“传奇”故事,还在于她独特的小说艺术。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小说的叙事方式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并利用反讽和参差对照的写法构成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时空设置、故事情节、人物活动等方面的结构安排上独具匠心,使小说呈现出色彩纷繁的面目和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将读者一步步引进作者营造的苍凉世界里去。小说意象的营造丰富而传神,她善于将声音、气味、色彩等感官调动起来,具有鲜明的视角性和立体感。小说的语言风格也别具一格,词语既典雅又通俗,既艳丽又灵透,造语新奇,“通感”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感觉异常敏锐精微。张爱玲用古典小说的外壳表现现代的主题,能把现代派小说与传统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做到了融通雅俗,沟通中外,既提高了现代通俗文学的品位,又缩短了现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距离。种种创作技巧使张爱玲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14-17]
对中国文学史的独特贡献
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在那个“低气压的时代”的上海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可以不把她称之为文学大师,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小说继承传统又能超越传统,在小说表现技巧的运用上大胆创新,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突破,形成了“说书人的构思、冷静的叙述心态、参差对照的写实手法、感觉外化的心理描写、突出的个性化的直觉意象以及苍凉的美学意境共同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张爱玲文体”。这一文体对人们的创作起着一定的文本示范作用,这是她对现代小说的最大贡献。
张爱玲信奉经典作家的“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并不断实践。当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关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却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许正因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14-17]
张爱玲的散文成就也很突出。在张爱玲的散文里,她成功地将感性与理性,具体的当下的人生体验与深刻的哲理思考融于一体。一方面,她的散文讲究世俗情趣,实实在在而又心怀憧憬地透视现实人生,谈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如童年生活、都市生活、男女饮食、生活起居等等;另一方面,张爱玲并不过多地迷醉在生活的浅表层面,而是对生活做更深一层的挖掘,对上述的生活现象、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感悟、思考,进而阐释自己对人生的深刻见解,从而使她的散文在情趣之中又带上了理性思辨色彩。事实上,张爱玲如此不厌其烦地描写人间生活的琐琐碎碎的人生体验,点点滴滴的人间快乐,正是因为这一切具体的物质生活才是“安稳的人生”的本质,它使生活显得更为真实。张爱玲清醒地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因而她把世俗的生活写得情趣盎然。
剖析战乱中的人性是张爱玲散文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张爱玲对人性的看法是偏向于恶的,她更多地描写了现世生活中鲜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体验,并毫不隐瞒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无情。对张爱玲而言,她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从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与温暖,所以她总有无家可归之感。她把这种感觉以理性观念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自己的散文文本之中,然而张爱玲并没有大肆的直接描写这种精神上的荒凉之感,而是更多地或热情或冷峻地描写了她所体的种种感性的家,借此给读者意味深长的启示。在张爱玲看似随意的散文艺术世界里,不断地有她对那个时代的人生、人性、文明的真知灼见闪现出来,于是,情、趣、理三者的水乳交融构成了张爱玲散文的艺术境界。
张爱玲散文所体现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运用的独特艺术手段分不开。首先,在文体上,她采用了议论小品文的文体。其次,在语言的运用上,她采用的是形象的叙事语言和精警的议论语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个艺术手段就是采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将人物、景物或心情传达得精致、细腻、形象可爱,充满着艺术的韵味和精致。[18-19]
作品名称 |
出版社或杂志刊号 |
出版或发行时间 |
---|---|---|
上海圣玛利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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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国光》创刊号 |
1936年 |
《国光》第九期 |
1937年 |
|
《沉香屑·第一炉香》 |
上海《紫罗兰》杂志 |
1943年5月,收入《传奇》 |
《沉香屑·第二炉香》 |
《紫罗兰》 |
1943年6月,收入《传奇》 |
上海《杂志》月刊第11卷4期 |
1943年7月,收入《传奇》 |
|
上海《万象》月刊第2—3期 |
1943年8月,收入《传奇》 |
|
《倾城之恋》 |
《杂志》第11卷6—7期 |
1943年9—10月,收入《传奇》 |
《万象》第5期 |
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
|
《金锁记》 |
《杂志》第12卷2期 |
1943年11—12月,收入《传奇》 |
上海《天地》月刊第2期 |
1943年11月,收入《传奇》 |
|
《万象》7—10期 |
1944年1—6月,收入《张看》 |
|
《杂志》第12卷5期 |
1944年2月,收入《传奇》 |
|
《杂志》第12卷6期 |
1944年3月,收入《传奇》 |
|
《杂志》第13卷2—4期 |
1944年5—7月,收入《传奇》 |
|
《杂志》第14卷2期 |
1944年11月,收入《惘然记》 |
|
《杂志》第14卷3期 |
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
|
上海《苦竹》月刊第2期 |
1944年12月,收入《传奇》 |
|
《杂志》第14卷5期 |
1945年2月,收入《传奇》 |
|
《杂志》第14卷6期,第15卷1、3期 |
1945年3—6月,收入《张看》 |
|
上海《新东方》第9卷第6期 |
1944年6月 |
|
不详 |
1947年4月 |
|
上海《小日报》 |
1947年5月16日到31日 |
|
上海《大家》月刊第2—3期 |
1947年5—6月,收入《惘然记》 |
|
台湾皇冠出版社 |
1983年6月 |
|
上海《亦报》1950年连载,江苏文艺出版社 |
1987年7月 |
|
上海《亦报》连载 |
1951年出单行本 |
|
《秧歌》 |
香港《今日世界》月刊 |
1954年 |
香港《今日世界》 |
1954年 |
|
台北《文学》杂志 |
1957年,收入《惘然记》 |
|
香港《星岛晚报》连载,196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
1966年 |
|
先在台湾《皇冠》杂志刊出,后改名为《惘然记》 |
1968年,收入《惘然记》 |
|
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
1979年,收入《惘然记》 |
|
不详 |
1983年,收入《惘然记》 |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1975年 |
|
台湾皇冠出版社 |
作于1973至1978年间,2004年2月推出繁体单行本 |
|
《易经》繁体版台湾出版,简体版大陆发行 |
2010年9月台湾出版,2011年4月大陆发行 |
|
不详 |
2010年12月1日[20]
|
作品名称 |
出版社或杂志刊号 |
出版或发行时间 |
---|---|---|
《迟暮》 |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 |
1933年 |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 |
1936年 |
|
《书评四篇》 |
《国光》第1、6期 |
1936—1937年 |
《论卡通画之前途》 |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 |
1937年 |
《牧羊者素描》 |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 |
1937年 |
《心愿》 |
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凤藻》 |
1937年 |
西风出版社征文 |
1939年,收入《张看》 |
|
《杂志》第11卷5期 |
1943年8月,收入《流言》 |
|
上海《古今》半月刊第33期 |
1943年,收入《流言》 |
|
《古今》第34期 |
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
|
《公寓生活记趣》 |
《天地》第3期 |
1943年12月,收入《流言》 |
《道路以目》 |
《天地》第4期 |
1944年1月,收入《流言》 |
《必也正名乎》 |
《杂志》第12卷4期 |
1944年1月,收入《流言》 |
《烬余录》 |
《天地》第5期 |
1944年2月,收入《流言》 |
《天地》第6期 |
1944年3月,收入《流言》 |
|
《小品三则》(包括《走!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爱》) |
《杂志》第13卷1期 |
1944年4月,收入《流言》 |
《论写作》 |
《杂志》第13卷1期 |
1944年4月,收入《张看》 |
《童言无忌》 |
《天地》第7、8期 |
1944年5月,收入《流言》 |
《造人》 |
《天地》第7、8期 |
1944年5月,收入《流言》 |
《打人》 |
《天地》第9期 |
1944年6月,收入《流言》 |
《说胡萝卜》 |
《杂志》第13卷4期 |
1944年7月,收入《流言》 |
《天地》第10期 |
1944年7月,收入《流言》 |
|
《中国人的宗教》 |
《天地》第11—13期 |
1944年8—10月 |
《杂志》第13卷5期 |
1944年8月,收入《流言》 |
|
《写什么》 |
《杂志》第13卷5期 |
1944年8月,收入《流言》 |
《〈传奇〉再版序》 |
1944年9月 |
不详 |
上海《小天地》第1期 |
1944年9月,收入《流言》 |
|
《小天地》第1期 |
1944年9月 |
|
《忘不了的画》 |
《杂志》第13卷6期 |
1944年9月,收入《流言》 |
《天地》第14期 |
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
|
《谈音乐》 |
《苦竹》第1期 |
1944年11月,收入《流言》 |
《自己的文章》 |
《苦竹》第2期 |
1944年12月,收入《流言》 |
《借银灯》 |
中国科学公司初版 |
1944年12月,收入《流言》 |
《夜营的喇叭》 |
不详 |
收入《流言》 |
《银宫就学记》 |
不详 |
收入《流言》 |
《存稿》 |
不详 |
收入《流言》 |
《雨伞下》 |
不详 |
收入《流言》 |
《谈画》 |
不详 |
收入《流言》 |
《气短情长及其它》 |
《小天地》第4期 |
1945年1月 |
《〈卷首玉照〉及其它》 |
《天地》第17期 |
1945年2月 |
《双声》 |
《天地》第18期 |
1945年3月 |
《吉利》 |
《杂志》第15卷1期 |
1945年4月 |
《我看苏青》 |
《天地》第19期 |
1945年4月 |
《姑姑语录》 |
《杂志》第15卷2期 |
1945年5月,收入《张看》 |
收入《传奇》增订本 |
1947年 |
|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 |
收入《传奇》增订本 |
不详 |
《〈太太万岁〉题记》 |
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 |
1947年12月3日 |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 |
不详 |
1954年7月 |
《〈爱默森文选〉译者序》 |
不详 |
1964年 |
《忆胡适之》 |
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
1976年,收入《张看》 |
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
1976年,收入《张看》 |
|
《谈看书后记》 |
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
1976年,收入《张看》 |
《〈红楼梦魇〉自序》 |
台湾皇冠出版社 |
1976年 |
《〈张看〉自序》 |
台湾皇冠出版社 |
1976年5月 |
《〈惘然记〉序》 |
台湾皇冠出版社 |
1983年6月 |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
台北《联合报》副刊 |
1983年10月1日、2日 |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 |
台北《联合报》副刊 |
1984年1月3日 |
《表姨细姨及其他》 |
台湾皇冠出版社 |
1988年 |
台湾皇冠出版社 |
1988年 |
|
《“嗄?”》 |
台北《联合报》副刊 |
1989年9月25日 |
《草炉饼》 |
台北《联合报》副刊 |
1990年2月9日[9]
|
作品名称 |
出版社或杂志刊号 |
出版或发行年份 |
《红楼梦魇》 |
台湾皇冠出版社 |
1977年 |
《〈海上花列传〉评注》 |
台湾《皇冠》杂志 |
1981年 |
作品名称 |
出版社 |
出版年份 |
---|---|---|
《死歌》 |
上海苦竹社《苦竹》第一期 |
1944年 |
《生命的颜色》 |
《苦竹》月刊第一期 |
1944年 |
《女装,女色》 |
《天地》月刊第二十期 |
1944年 |
《老人与海》 |
香港中一出版社 |
1952年[36]
|
《小鹿》 |
香港天风出版社 |
1953年 |
《爱默森选集》 |
香港天风出版社 |
1953年 |
《无头骑士》 |
香港今日世界社 |
1954年 |
《赤地之恋》 |
香港联合出版社 |
1954年 |
《海明威论》 |
文学杂志月刊 |
1956年 |
《玻璃集》 |
香港今日世界社 |
1966年[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