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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方法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如上所述，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最有代表性的是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比较方法。这四种方法又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方法与人文主义方法。科学主义方法，即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可划入科学主义类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研究走向新的综合，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希望。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见到了这种趋势，他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308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引进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言的实现。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系统科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通之处。“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自觉地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说明了辩证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之间的关系”[4]468。“系统科学方法以系统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和综合事物，把对象看作多方面、多要素联系的动态整体来研究的思维方法”[4]464，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十分一致，核心观点相通，认识方法相近。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实际上已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雏形”[1]294。中国文学研究中所引进的模糊数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中间”观点、“亦此亦彼”思想也有相似之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除有“两极化”、“非此即彼”的明确性外，还有“中间”状态、“亦此亦彼”的模糊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严格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非彼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知道什么严格的界线，不知道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彼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此！’。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自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5]318模糊数学方法，是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1965年发表的《模糊集合论》中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主张正视事物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用符合模糊性特点的数学方法去认识和处理模糊性。1975年，查德发表了长篇论文《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将模糊数学方法拓展到了语言研究领域，形成了模糊语言理论研究模式。模糊数学作为一种处理不肯定性和不精确性问题的新方法和描述人脑思维处理模糊信息的有力工具，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中间状态”观点和“亦此亦彼”思想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相似的，对客观事物复杂性和模糊性特点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模糊数学是辩证法的数学化和辅工具。人文主义方法，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固有方法。心理学方法、比较方法，就属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也是人文主义方法类型中较新的研究方法。将心理学方法运用于人文科学与文学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构想之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对于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3]306~307马克思的论述说明，对于“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人们已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对于工业的历史和工业，人们更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同人的本质力量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心理学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已经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研究了政治、艺术和文学等。20世纪80年代将心理学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心理学运用于人文科学和文学研究构想的一种现实化、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种坚持和发展。将比较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笔者曾指出，“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诞生比较文学学科，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世界文学’构想却蕴含着比较文学学科诞生的前提，特别是他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所熟练掌握和运用的立体交叉的比较方法，是许多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都难以企及的”[6]。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流派，还是评论一个作家或作品，多是将其放到一个更长远的历史阶段，甚至是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和定位，而不是局限于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作孤立的评论”；他们“不管是评论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还是评论一个作家的创作，也多是将评论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地域之间或不同的作家之间进行横向共时性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或突出作家的个性，发现在孤立研究中未被发现甚至无法发现的新观点、新结论”；他们“十分注意将文学与其他学科、文学创作与其他精神活动、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活动进行比较，在比较中揭示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方法、文学发展的独特规律”[6]。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应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比较方法既一脉相承，又有发展创新，从而使比较方法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发扬光大并呈现出蓬勃之势。
二、文学研究方法变革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丰富发展
第2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在中国的接受
一、源起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诞生，但在60年代才开始流行。该文论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紧密联系的。20世纪初，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效仿来获取同样的胜利，但都失败。革命失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胜利后的政策、措施等持否定态度，被认为是“庸俗经济决定论”、“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其次，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都发生变化，而引起了是否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仍有意义。当时，由于战后各个国家的社会格局及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才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种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严谨度来说，各个文艺理论家各有己见，但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本质理解文学问题并持有一个共同点：主张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阐读文学作品，反对作品与社会历史分割开来；注意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审察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对文学的社会功能高度重视。故该文论在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卢卡奇、葛兰西、伊格尔顿和最具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都是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表人物。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是一个从基本否定到一定的肯定最后阐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任何事情从刚开始的否定到肯定都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的接受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60年代是中国最初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当时是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为代表引进的，但作为反面教材引进的。3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某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翻译的，但因其只是对其部分内容进行翻译与介绍，故该文论并未被引进中国作为系统的译介。例如，1935年，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被翻译过来发表在《译文》上及其他被翻译过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代表作品。后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热情不断高涨，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葛兰西和本雅明等。
文论初次被引进中国时，曾在1978年在太原召开首届西方哲学研讨会，当时，徐崇温先生曾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专题演讲，该发言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时的一个新的探讨。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双百”方针的提倡，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及其实际内容后，开始对80年代初各大家提出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种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其中杜章智和张本两位先生的观点尤为代表，他们了有原来徐崇温先生提出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此后，学术界各种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章得以发表和会议得以召开，相继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进入热议阶段。当时的争论焦点是就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以及如何更客观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在后来召开的数次会议中以及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经过一系列的探讨后，当时学术界对该文论在对其定性、本质等方面有了更为完整和全面的一个把握。
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有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进一步的得到了深入。开始将该理论运用到当时中国文论界中，例如文学、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对于前两个时期来说，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等都现实地批判着社会文化，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因那种批判意识而被学术界所接受。
（二）在中国文学中的接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到我国文学批评中是始于“”时期。当时，由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就是限于教条化的僵硬理解，并且当时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典型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极度反感，急于冲破这样一层意识。当时，人道主义思想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问题，他们主张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样一种思路被广泛运用到当时文学领域，其中像鲁迅、巴金等其他文学家们也比较推崇这一思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关于艺术品的复制对于当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条件为引进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创造了条件。当时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许多复制与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深入到民心，已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这于当时中国文学界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我国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在中国语言学的接受
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引进到中国语言学，当时我国虽然出现了文艺学方法上的一些探讨的热潮，但这些探讨并没有集中在人文科学上，我国真正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在语言学上是在国际人文思潮向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注重将文学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而这样的一个反映是人、社会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人和社会的存在时语言中的存在，而人在语言中的存在就是其历史的存在。通过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围绕语言学中重要的术语进行开展，如语义、符号、能指、所指、代码和话语系列等来对文学文本的一个分析。
通过对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我国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展开对作者、文本以及读者的语言本体及其意义的研究，并将此文论运用到我国古文中，通过这样对语言的分析，可从语言中挖掘出其文本含义、社会价值、人生经验等，这样可将其用较精确的方法确定下来。虽然目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语言学领域的运用，但是还是很表面的，不够成熟，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杨松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
[3]梁树发，黄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发展，学术研究，2009年.
[4]危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
[5]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
第3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结合；途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性及推动性作用，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与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具有相关性，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思辨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延展的意识之源，也是实现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因子。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教学转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两者融合的最显著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将政党执政的根本理论观点界定为群众观，也就是政党、社会执政集团在对待群众时所存有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从本质上讲一种价值思想原则和施政理念。没有群众观点的共产党是没有灵魂的政党，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表现特征，群众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及施政的最终归宿，也是其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以群众为主体，通过巨大的群众理念精神动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认同与凝聚力，实现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人民群众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时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千年的意识锤炼积累下来的人文精神之源，其内容包罗万象，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思辨性、哲理性等特征，和谐、仁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旋律，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历史唯物辩证观不谋而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是以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为出发点，寻找出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动力和动因。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以及担当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精神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中国传统文化便是我国广大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因此，其必定蕴含着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一）恢复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功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1.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效果，促进高效课堂的实现。人文教学内在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人们对其有着共同的心理预期，能够较为容易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活动。因此，将人文教学中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能过有效地激发受教育者的民族及思想意识认同感，从而达到教育内容的内化，形成受教育者自我的思想情感，推动思想政治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思想政治高校课堂的实现。
2.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实现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人文教学包含着对人的道德情操的陶冶、精神品质的涵养、灵魂人格的塑造以及审美气质的启迪，这一切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内化升级有着本质性的联系。因此，在马克思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提升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为核心开展相关教学活动，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引入，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修养，规范其行为，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的熏陶，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文化素养、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独立的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3.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从国家观、历史观和民族宗教观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使受教育者了解国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培养受教育者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明白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稳定，任何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进步，都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只有各民族的和平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民族的大繁荣，才能使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4.推进认同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还应加强对受教育者中华民族、国家、中华文化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和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使受教育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二）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平思想根植于传统意识形态范畴之内，而中国维稳下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这一思想的全面发展与继承，也是在对中华民族沉重苦难基础上的重大总结，是在此基础上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和发展之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和平世界，这与我国的传统的“大同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应以以发展和平思想为核心，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复杂的长期性和历史性任务，其不是单一的文化建设，涉及政治、教育、文化及艺术等更领域内容，需要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1] 黎康.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条件――基于主体视角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1（04）：234-240.
第4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对高职学生，我们经常鼓励学生阅读，并着力推荐经典阅读。经典是民族精神的源头，通过阅读经典，有助于获得人生的启迪，帮助我们培养博大宽厚的人格。但高职学生的阅读现状是怎样的呢？据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刘彦和张荣超的调查显示，69%的学生一周花在课外阅读上的时间不足2小时，46%的学生阅读频率“一周难得读一些”，只有26%的学生“坚持每天读一些”。在我校进行的学生调查中，70%左右的学生阅读是为了消遣娱乐，对经典阅读非常疏远，那更不消说伟人的传记了。伟人的传记就像涓涓的溪流，于无声处浸润我们的心田，提升我们的灵魂。世界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等伟人，他们在人类的前进历程上都发挥了自己卓越的贡献，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读“伟人传记”，可以学习中外伟人、英雄以及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激励自己不断进取，获得源源不竭的前进的动力。阅读伟人的经典，开展伟人传记的阅读是故事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思政课教师经常在课堂上根据所讲授的内容穿插些相关的故事，以说明注解所讲内容，从而吸引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听课兴趣、启发学生思考，让他们在故事中领悟到蕴涵的道理，掌握其中的知识。而发动学生阅读伟人经典，让他们读，还要让他们说，让他们交流，有机会的话，让他们演一演，则是思政教学中深入浅出、化繁为简、寓教于乐、喜闻乐见的教学方法的尝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中包含了太多深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远离学生的生活和他们的感知。我们老师就要把生活中的许多事例筛选出来，选择情趣高雅、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因为这些故事源自生活，能够让学生产生心灵的共鸣，触发他们去思考更多生活中的案例，从而实现思政课堂教学启迪学生，让他们情感得到升华，道德境界得到提高的目的。
二、阅读伟人传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教育理论一直强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成为主动的接受者、积极的参与者和有效的信息沟通者。但如果学生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他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老师的“一言堂”，难以形成师生有效的互动。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教学进程，笔者让学生阅读了大量的传记作品。他们从图书馆借阅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四大革命导师传》、《列宁》、《孙中山传》、《传》、《温情》、《文人》、《邓小平人生纪实》、《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邓小平人生纪实》、《跟邓小平做事》、《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等书籍。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让他们摘抄一部分令他们感动的故事或伟人的经历，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因为他们找到了很多的素材可以发挥。有的描述了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故事，有的生动的记录下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情景，有的对年少胸怀壮志情有独钟。这时候，在我们高职学生的眼里，那些伟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同他们一样，在风华正茂的年岁里的一个个有理想、有青春、有抱负、勇于拼搏、心系天下的有血有肉的青年。在讲解各个章节的时候，邀请学生来讲述他们通过阅读所掌握的这些伟人的生平事迹，令很多同学得到共鸣。通过阅读伟人传记并由学生讲述，大家的兴趣被激发出来，每次课大家都饶有兴味的期待会是谁来讲述他们不知道的伟人的奇闻轶事，大家都觉得课堂不再死板没有生气，相反，每一节课在学生的配合下，大家深有默契，生动有趣。枯燥的理论课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而生动的课堂就像流水，细细地滋润学生的心田，他们由原来的不愿听，敷衍了事，变得主动爱听，并开始关注社会热点，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显著增强。阅读后的交流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锻炼自己口才和胆量、增强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提升情感和道德的平台。
第5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一）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大爆炸，一定的网络舆论表现出特定利益的反应，当前舆情传播进入“麦克风时代”，即在互联网络中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在网络上大胆地获取自身利益，成为舆情表达主体。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价值信息时代的特征日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必须在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积极站在时代前沿，站在社会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树立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断引领社会发展，不断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深入突出强调对真善美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注入社会公民对社会文明传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持与时展同步、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同步、与社会公民的健康发展同步。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统筹和引导。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将给社会公民群体的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社会公民群体将接受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影响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通过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公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要运用正确的手段，树立素质化、国际化、个性化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培养目标，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三）要在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下引导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健康发展的推进者，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明天息息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培育应该融入人类未来的发展、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过程，注重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不断培养人们的正确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培养人们对人类未来最高尚的追求，使人们增强全球意识，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向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努力，为未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立关乎社会公民的长远健康和全面发展，关乎社会公民群体的价值判断，也是武装和提升社会公民的必要途径，是未来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6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关键词：唯物论；辨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过几次中外文化大接触。而在最近一次的文化交汇过程中，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作为1949年以来指导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官方哲学。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的、革命的等实践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若干基本观点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似相通之处，如儒家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社会理想等，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正如皮亚杰发生认识学所说，任何一种新知识的接受，其图式和知识体系都不能和旧有结构差别过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最终认可和选择马克思主义，与接受主体自身的文化底蕴相关，即“除了实践上的根据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青年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①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有何相似相通之处？这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何影响？
一，唯物论
一直以来，让西方人困惑惊讶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信仰无神论，中国人是如何摆脱死的恐惧又如何寄托精神实在是不可思议。以往我们将这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实际上让中国人如此轻易接受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早有此渊源。儒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重人轻神、重现实，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存而不论，或认为除可感知得物质世界之外别无本体。孔子以“人本”代替“神本”，荀子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范缜对于神不灭的批判，提出了关于形神关系的正确理论，王夫之提出“天下唯器”的精湛观点。“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这正是儒家哲学既没有涵出宗教又没有开出自然科学的原因，但却形成了儒学根深蒂固的无神论和唯物的实在论传统。可见，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儒家无神论思想和朴素的唯物主义传统，使中国人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二，辨证法
儒家思想中，可贵的辩证思维很早就已产生。孔子提出“两端”观念，同时孔子盛赞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②老子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已成为人们的常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更是精粹更深邃的辨证观点。宋代以来，张载提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的深湛命题；程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邵雍宣扬“一分为二”；朱熹更讲“一中有二”。他们的学说中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辨证法。到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了关于动静、新故的深刻观点。这些成就都表明可以在儒家朴素辩证法传统中找到类似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胚芽。所以，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哲学的辨证法并不感到陌生难解，这些正是中国人能够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井将之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给合的深层文化背景。
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正确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辨证关系；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上述问题同样做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符合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深刻见地。首先在主客观统一方面，管子的“所以知”和“所知”是最早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王夫之对“能”与“所”则对其表述得最明确和深刻。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方面，先行于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进行；注重实效，以行证知；知行并进，相资为用等观点最为接近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的理论雏形。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辨证统一方面，荀子的“天官薄类，心有征知”，王充的“不徒耳目，必开心意”，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等命题粗略地接近于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一正确的认识论观点。此外，王充的“两论相订，是非乃见”，司马淡的“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相契合。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认识发展的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方面的思想已经是相当丰富的，这为马哲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观念基础。四，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贡献，但在此以前亦非全无端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谈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关系问题。《管子》书云：“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王充的“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治期》)等思想都与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有吻合的地方，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肯定丰衣足食是道德觉悟的必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生活发展过程的决定作用。荀子的“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性恶》）其主要内涵是：从古到今的历史变迁是前进的而不是倒退的，应当变革过时了的历史传统以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从而肯定历史进步和生活变革。此外，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以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传统，则更体现出了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五，社会理想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最先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得以传播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理想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封建时代还不具备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先秦道家老庄学说中保存着对于原始生活的怀念，提出了对于阶级剥削的抗议。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宣扬“大同”的理想。大同社会的原则是“天下为公”，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孔子憧憬的是一种使少有所养、老有所终、互相关怀爱护、和谐安定的集体富裕社会。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此后，大同社会成了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勾画了一个去“九界”，除私有则产、消灭阶级、人人平等幸福的太平大同社会的蓝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尽管有空想与科学的区别，但就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安定而言，又有一致之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大同”思想的基础上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把两者相提并论的。如蔡元培就认为儒家的大同思想是“一种社会主义学，‘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③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苏俄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④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直接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到达世界的大同”。可见，儒家大同思想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亲切的认同感，对马克思主义少了一层认知障碍，从而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首先是基于救亡图存、趋向现代化的实践需要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选择和认可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更加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内在地决定着主体对文本对象的认可和选择。任何外来的文化，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即使是文化的精华，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是种子与土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5000余年的文化与智慧,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精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两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两者在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继承性上是统一的，皆包含着具有普遍价值的真理性颗粒。所有这些，使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最终认可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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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论语.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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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国防出版社
《张岱年哲学文选》（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第7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亲缘性
对于二者的亲缘性，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节录》的社会主义商榷中有过细致的阐述：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有丝毫附会。[1]40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67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
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亲缘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将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305-306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阶级对立，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可以得到极大满足，因而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追求与《礼运大同篇》所幻想的人们和睦友爱、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种种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提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面对国内外的剥削压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也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可以说，在充满血与火的资本主义野蛮时代，东西方人民有着近乎相同的悲慘遭遇，这也就使得东西方人民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理想。
第二，辩证思维与中庸之道。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辩证思维要求人们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变化地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当我们能够用辩证思维来指导自己认识和评价客观事物时，就不会陷入极端、盲目的情绪中，因而有助于理性看待问题，避免陷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误区，这符合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将中庸理解为不思进取的保守、无原则的折中调和，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在孔子看来，中庸是君子之道，是极高明的学问，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大学中庸》）。中庸之难，难就难在时中。所谓时中就是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因势而变等等，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在变化之中有不变化者，在不变化之中又有变化者。[5]65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掌握辩证法是达至中庸之道的关键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是莱布尼茨第四代的嫡传弟子，莱布尼茨所吸收的中国哲学元素被融入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系统之中，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6]。
第三，实践观与知行合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对此马克思曾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58那么人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呢？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例如，孔子判断孝的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才能称为孝；对一个人的认识和评价，孔子也认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至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样充满生活智慧的的诗句，更是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此外，马克思还认为：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8]187而追求实效同样体现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比如李泽厚就认为是实用理性指导着中国人的日常伦理。至于邓小平最著名的三大论断[9]猫论、摸论、不争论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以及中国人实用理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四，人的本质与人伦观。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60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不是从单个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出发，而是从人与人的交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来把握人的本质属性。而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身外，更重视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所应有的伦理规范，例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必须在各种各样的伦理关系中寻找生活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人的本质属性不可相提并论，但是二者都强调从社会关系中来把握人的存在，因而都不约而同地引申出了相似的道德观念，即家国一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第五，唯物主义与多神崇拜。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4]365驱逐出去，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人，也应该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神灵崇拜却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从拜佛祖菩萨、太上老君、土地公公，到拜孔子、关羽、岳飞、祖先，等等，中国人的神灵崇拜虽然异常丰富和复杂，但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心态，中国人的神灵崇拜并不专一，同时信奉多个神灵是常有的事情。这种多神崇拜看似与唯物主义、无神论是两个极端，实则是相反相成、两极相通。正因为普通中国人对每个神灵都信奉得马马虎虎，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宗教情节，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因为主张无神论而遭到排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由于信仰对象的唯一性、排他性，使得宗教徒的信仰格外虔诚，因而马克思主义不易被接受和传播。
第六，暴力革命与起义逻辑。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异常贪婪和凶残。无产阶级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争取自己的权益，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对此，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10]578列宁也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11]194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不合理统治，以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思想与中国人的起义逻辑、革命记忆是相吻合的。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农民起义无不是在民不聊生时对封建腐朽政权的反抗，每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都是对前朝污泥浊水的荡涤，都是一次对社会病痛的刮骨疗毒，而新政权的建立所带来的土地重新分配以及人民群众生活的好转，都赋予了农民起义以天然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数千年农民起义记忆的沉淀，使得通过革命改朝换代来获得更好的生活，在国家腐朽动乱时期具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毫无疑问让腐朽黑暗年代的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共鸣。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人素来温和善良、爱好和平、不尚武力，忍无可忍的起义逻辑和革命记忆蕴含的是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反抗精神，这与佛教提倡的逆来顺受、祈求来世以及基督教的自我忏悔、渴望神的拯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主要是为了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不主张工人阶级单打独斗，而是鼓励尽可能多地联合同盟军特别是破产的农民阶级，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體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第七，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荀子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个论断同样深刻揭示了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以实现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奋斗目标。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28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样表达了相似的内涵，如《尚书》所讲的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至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更是鲜明强调民众才是国家社会的根本，少数统治者不应损害人民的利益。总之，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都强调和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利益。
第八，解放世界与修齐治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且对社会现实问题都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7]257。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61恩格斯也强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4]760总之，无产阶级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要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不能寄希望于来世以及对资产阶级的幻想。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理想，同样包含着济世情怀。在社会使命、责任担当上，孟子更是豪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正是因为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似的天下情怀和入世态度，所以早期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能够积极接纳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相似相通之处，使中国人对这一异域思想文化抱有极大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正如张岱年、程宜山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2]156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内核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过程。首先是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挨打渐次归因为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知识分子更是欲除之而后快；其后经过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人们逐渐从文化自卑的阴影中走出来，于是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重拾对5000年中华文明的自信。今天，我们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是简单地全盘复古，更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至于前者，原因很好理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落后、保守、迷信、专制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辩证扬弃。对于后者，则需要重点强调说明。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被重新认识和挖掘，一种颇具迷惑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度过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不应再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而应回归自己的传统文化。其理由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救国只不過是诸路不通后，死马当活马医的权宜之计；二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说明，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并不背道而驰；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得不偿失。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限于文章主旨和篇幅，这里不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一一批驳说明。仅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属性而言，前者属于工业文明体系，而后者属于农耕文明范畴。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更贴近当今这个时代，而以农耕文明指导现代化建设则会产生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非此即彼。前文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亲缘性，这使得二者可以相互融合促进。在这样一个相互融合促进的过程中，二者的地位不是对等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改造提升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精神内核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并且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能够为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提供价值引领和信念支撑，最终与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当代文化共同呈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总之，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应起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滤作用，并及时将相匹配的基因注入其中，促使传统文化老树发新芽、旧貌换新颜。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应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上佛教曾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有过激烈的碰撞，在历经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后，佛教最终被中国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历史的眼光看，近百年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终将随着时间的沉淀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但要加快这一历史进程，还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要跟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更要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接。要善于借用传统文化的外衣，赋予马克思主义更多的中国色彩。要注意系统收集、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相通的思想文化资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予以重新解读，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借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载体传递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在结合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不能用表面上的相似相通掩盖实质上的不同。更要避免附加给马克思主义一些源于这种表面上相似性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从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13]。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宣讲其内容的科学性、真理性，或是注重宣传形式的大众化、普及化，而对如何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距离则重视不够、办法不多。如能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相通之处，作为宣传重点和突破口，以民族化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讲清二者的天然联系，更讲透二者的本质区别，或将有助于人民群众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同时强化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此外，我们还可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最核心最基础的理论以德目形式凝练出来，再以传统文化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内容形式加以注解，以方便人民群众的记忆理解，从而将高深的理论与感性的生活相对接，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四、融合路径：培养兼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实践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论述和讲话鲜明地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正是这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
从根本的原则、方法上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要重点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并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实现融会贯通。
然而仅仅从上述抽象的理论层面予以解释说明还不够，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从当前学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很多专家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这一最为关键活跃的因素。显而易见，只懂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懂中国传统文化，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肯定会有所隔膜、效率低下甚至会出现偏差。如果能培养造就千百万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效率将大大提升。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优秀表率。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既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又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传统文化经典烂熟于心。特别是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典故，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因而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对此，邓小平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4]382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通，是难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朴实性有切身体会和准确理解的。
第8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结合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一直引领着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今天的党和国家的建设。一个外来思想何以能够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带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让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结合起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来看，蕴含着极其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理论成果，其本质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是必然联系的。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前提之下，扬弃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而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经过长期积淀，已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深深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扬弃传统民本思想，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相通之处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取向模式“家、国本位”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的社会性”得观点是相通、相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侧重于对家和国的高度关注，强调个人对家、国等群体价值的认同和无条件的服从，提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集体意识，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实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两者都认为个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意识。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具有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诸多的人本思想，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等，主张亲民、惠民、利民、恤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张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是相通相容的。经世致用思想强调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并通过实践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从孔子的经世致用一直到晚清的洋务学派，中国传统文化无不渗透着“躬行践履”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观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理论与实践应保持紧密的联系。
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大同社会”。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中国的“大同”理想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模式的一种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与中国古代“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是相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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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国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