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子居),与孔子并称“孔孟”,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26-27]
孟子自幼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氛围,孟母曾三次搬家,这也成为一时佳话。[30]学成之后,孟子开始“周游列国”,[28]终孟子一生,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29]晚年孟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传道授业,与弟子们一起,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最终成就了《孟子》一书。[30]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31]
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唐宋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且巨大的影响,其中许多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伦理启示,至今仍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29]孟子的地位仅次于孔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30]所著《孟子》一书虽然只有7篇34000余字,但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孟子不仅在哲学论理上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建立了以“民本”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32]在儒家思想与佛教理论交锋融合的过程中,孟子的影响尤为重要。孟子强调“权”,而非强调伦理原则。至中唐时,韩愈著《原道》,把孟子视为唐以前儒家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定为“四书”,使之成为儒家基本经典之一。[29]
- 公元前289年,一说约前304年[2]
- 儒家代表人物
- 《孟子》
- 孟轲
- 亚圣
- Mencius[33]
目录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孔伋,孔子之孙)之门人”[4];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朱熹云:“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5]而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孔鲤(孔子的儿子)生卒年以及鲁缪公(鲁穆公)的在位时间进行推算,孟子受业于子思是难以成立的。由此看来,孟子师从子思之门人较为妥贴。[1]
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政学说,在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作为锐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识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趋势,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与孔子一样,他力图将儒家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主张,并推行于天下。而当时各个思想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诸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孟子大约在45岁之前率领弟子出游各国。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年间(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到了齐国,孟子宣扬他的“仁政无敌”主张,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
齐威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6]
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祝乐民国发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像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
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孟子抓住许行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6]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当时梁魏屡败于他国,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纸恋钻立之,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六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宣王不听,“燕人畔”,宣王后悔说:“吾甚慙于孟子。”
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载,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达项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6]
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载,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6]
不久,孟子便灶乘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6]
孟子一生的经坑弃驼历,也很像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全书虽非全是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7]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8]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
宋代孟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
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10]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尊贤任能的主张。在天下纷争,干戈扰攘、诸侯改立的时代,民心的向背,已成为国家兴亡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教训了。孟子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为了得天下,必须得民、得民心,而民心之所向,在于他们的愿望、需求能够得到实现。孟子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摒除霸道,才能做到这一点。齐桓晋文兴霸业,虽曾一匡天下,但为时不久也衰落下去。所以,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要保民,就要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安定,生存不受到威胁,人民就会像流水一样归向“圣王”。[10]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仁的标准,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10]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22],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10]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篇,留给后世。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
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10]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孟子根据性善论思想,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10]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孟子以“言近而指远”为“善言”(《尽心》下)。他的文章前襟如话,明白晓畅,而又寓意深远,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其形式上虽然没有脱离语录体,但相比之于《论语》有了很大的发展。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12]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赞》:“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林语堂《需说才志气欲》:“现代青年人,应该多读孟子,常读孟子;年年再读孟子一遍(万章、告子、尽心诸篇最好。)孟子一身都是英俊之气,与青年人之立志卒励工夫,是一种补剂。孟子专言养志与养气,志一则气动,气一则动志,是积极的。”[14]
王蒙:孟子是一个敢说话的人,而且有些话说得比孔子要尖锐得多。他说话的对象是社会上层人物,即社会精英。社会精英应该对老百姓负什么责任,如何关注民生,老百姓应该有多少宅基地,是种桑、养猪、养鸡,还是养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五十岁以上的人能穿到帛的衣服,七十岁的人能够经常吃到肉。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生七十古来稀”,普通老百姓活到七十岁还能够经常吃上肉,这就是孟子的理想。孟子认为,治国者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前面。孟子是把社会精英个人的美德修养、百姓的生活、政治的成败都打通了。[16]
越南张汉超:“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17]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11]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卷;《公孙丑》上、下卷;《滕文公》上、下卷;《离娄》上、下卷;《万章》上、下卷;《告子》上、下卷;《尽心》上、下卷。[1]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
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中有多篇语段选入语文教科书,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鱼我所欲也》《王顾左右而言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等。
从前孟子小的时候,父亲早早地去世了,母亲守节没有改嫁。孟子的母亲对孟子的教育很是重视,管束甚严,希望有一天孟子能成才为贤。
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子的妈妈看到了,就皱起眉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了!”孟子的妈妈就带着孟子搬到市集。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吆喝的样子。孟子的妈妈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孟子的妈妈又带着孟子去靠近杀猪宰羊的地方去住。孟子便学起了买卖屠宰猪羊的事。孟子的妈妈知道了,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依然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
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每月夏历初一这个时候,官员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礼貌相待,孟子见了一一都学习记住。孟子的妈妈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于是在此居住了。
《韩诗外传》载: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蹲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孟母说:“什么原因?”孟子说:“她蹲在地上。”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孟子说:“我亲眼看见的。”
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妇人不讲礼仪。《礼经》上不是这样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屋里谁在里面;将要进入厅堂的时候,必须先高声传扬,让里面的人知道;将进屋的时候,必须眼往下看。《礼经》这样讲,为的是不让人措手不及,无所防备。而今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你的妻子不讲礼仪。”
孟子听了孟母的教导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也不敢提起休妻的事了。
孟子最初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逃学。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割断织布机上的线,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功名,博学多问才能增加智慧。你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读书,而是惰于修身养德,今后就不可以远离祸患,将来不做强盗,也会沦为厮役!”
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喻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孟子从此旦夕勤学,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集市旁居住时,孟子看到邻居杀猪,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
孟母深知做人要诚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于言传。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家中十分困难,孟母还是拿钱到东边邻居家买了一块猪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这句成语出自于《孟子·梁惠王上》:“仲尼(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战国时,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的。”孟子又问:“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 梁惠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孟子接着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的是肥肉,马厩里有的是壮马,可老百姓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人。这是当权者在带领着野兽来吃人啊!大王想想,野兽相食,尚且使人厌恶,那么当权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怎么能当好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过,首先开始用俑(活人殉葬)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的吧!您看,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战国时代,战争连年不断,可苦了各国的老百姓。孟子看了,决定周游列国,去劝说那些好战的君主。孟子来到梁国,去见了好战的梁惠王。梁惠王对孟子说:“我费心尽力治国,又爱护百姓,却不见百姓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让我拿打仗作个比喻吧!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相遇,免不了要进行一场厮杀。厮杀结果,打败的一方免不了会弃盔丢甲,飞奔逃命。假如一个兵士跑得慢,只跑了五十步,却去嘲笑跑了一百步的兵士是‘贪生怕死’。”
孟子讲完故事,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立即说:“当然不对!”孟子说:“你虽然爱百姓,可你喜欢打仗,百姓就要遭殃。这与五十步笑百步同样道理。”[7]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一般游说之士,不但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尤其是以有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最为凸出。孟子也是当时的一个著名辩士,在《告子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孟子对齐王的昏庸,作事没有坚持性、轻信奸佞谗言很不满,便不客气地对他说:“王也太不明智了,天下虽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你把它在阳光下晒了一天,却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了它十天,它那里还活着成呢!我跟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王即使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离开你,那些奸臣又来哄骗你,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叫我怎么办呢?”接着,他便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假使你不专心致志,也同样学不好,下不赢,弈秋是全国最善下棋的能手,他教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处处听奕秋的指导;另一个却总盼望有天鹅飞来,以射鹅为乐。两个徒弟是一个师傅教的,一起学的,然而后者的成绩却差得很远。这不是他们的智力有什么区别,而是专心的程度不一样啊。”[21]
孟庙
孟庙,又称“亚圣庙”,是历代祭祀孟子的地方。孟子有庙奉祀始于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守兖州后,寻访孟子墓于邹县城东北四基山麓,遂在墓旁创建孟庙。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由邑士徐绂及乡人出资将孟庙迁于邹县城南。后经金、元、明、清历代拓展和维修,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达到现规模。
孟庙占地2.4万平方米,南北呈长方形,前后五进院落,前有棂星门、亚圣庙石坊、泰山气象门;自第三进院落分左、中、右三路,中有承圣门、亚圣殿、寝殿;东有启贤门、启圣殿、启圣寝殿;西有致敬门、致严堂、祧祖祠、焚帛池。庙内有历代碑刻270余块,古树名木300余株,古人谓之是“古木参天绕古祠”“满地丰碑满壁诗”。[19]
先师庙
“先师庙”也称“孟轲庙”,位于孟轲东村。据传,孟子在游说各国期间,从齐国到魏国,途经干城(今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孟轲村)被大雨所阻。当时孟子声望颇高,一时间奔走相告,轰动全村。孟子住处门庭若市,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孟子见此人如此好施乐道,决定留下讲学数日。干城人也以此为荣,于是就在孟子讲学的地方建“先师庙”,把村名改为孟轲以示纪念。
清嘉庆六年 (1801),开州(今濮阳)知州张极重修孟轲庙,并为“大贤名不可名村”,将孟轲村改为大贤店。1958年庙毁。1981年复名孟轲村至今。孟庙,又称亚圣庙,为历代祭祀孟子的场所。亚圣殿为孟庙的主体建筑,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正中门额上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门正面两柱挂以一副巨型抱柱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切同禹颜。”对联和门匾都是清代乾隆手书。东侧神龛雍正皇帝手书“守先待后”的金匾一块。山东又称为孔孟之乡。
七篇贻矩
山东邹城孟府大堂檐下正中悬挂着“七篇贻矩”金匾,“七篇”指的是《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贻”是赠给的意思;“贻矩”指《孟子》七篇给天下人为人处世的规矩。
2000年11月11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古代思想家》邮票一套六枚。其中,第二枚为古代思想家孟子邮票,面值80分。[20]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详,古今有各种推断。杨伯峻用《孟子》原书来核对,认为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后一说比较合理。元程复心《孟子年谱》等书都说他寿八十四岁”。如果可信,卒年当在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前后。
孟子的表字在秦汉以前的文献中失载。魏晋时期的王肃在《圣证论》说孟子字“子车”[23],傅玄在《傅子》说孟子字“子舆”。[24]有观点认为这两种表字都属于臆测,孟子的表字没有传下来,并分析孟子表字失传,与他周游列国时年辈太高,诸侯公卿均不便称其表字有关。此外,孟子表字失传,也是因为孟子企图恢复夏商周三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使贵族各按自己的政治身份裂土分封,农民均耕者有其田,其政治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与大贵族的根本利益相冲突,儒学在战国时代非常卑微,战国其他文献均不记录孟子。[25]
孟子受业于何人,自汉代以来颇有争议,一是认为师从子思,一是师从子上,一是师从子思之门人。当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死了将近一百年;孔门弟子没有一位还活着。《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都说孔子的孙子子思是他的老师。不过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伯鱼活了五十岁,死于孔子七十岁时;那时,子思至少也有十岁左右了。子思的年寿,《史记》说他六十二。后人以鲁缪公曾尊礼子思的事实来推算,认为《史记》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误。即使子思活到八十二岁,距孟子的出生还有十多年。可见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孟子外书说:“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姑且不说外书是伪造品,就以《史记》所载子上年四十七的话来推算,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孟子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他所谓私淑的是什么人,他不曾说出,可见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也未必是孔子的嫡系子孙。《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则孟子的学说一定出于子思。《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是合理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