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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 外文名
- Interpretation of dialect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unique language of Lighthouse Messenger
- 简 称
- 《方言》
- 扬雄
- 图书
- 普通话
- 平装
目录
《方言》经东晋郭璞注释之后流传至今。今本《方言》计13卷,大体轮廓可能仿《尔雅》体例,但卷内条目似不及《尔雅》严格有条理。大体上,卷一、二、三是语词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名;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卷十二、十三大体与《尔雅》的“释言”相似,往往以一词释一词,而没有方言词汇比较方面的内容,与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怀疑最后2卷可能原来是分作4卷的(扬雄自己说全书是15卷),且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写完,现在的后2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后扬雄因病去世,没有来得及把这2卷中有关符榆匙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后完成的书稿。
13卷的《方言》所收的词条计有675条(据周祖谟《方言校笺》统计),每一条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个或几个同义词作为条目,然后或用一个词来解释它们,或分别说明各个词的使用地域,所以实际词目远远超过了条数。例如:
①跌:蹷也。(卷13)
②焬、乌妹烈:暴也。(同上)
③怃、壳灶束?、怜、牟:爱也。韩郑曰怃;晋卫曰?;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卷1)
④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
往,凡语也。(卷1)
例①、②这种释词方式见于卷12、13,缺少了方言词的比较和通行区域的说明。例③、④大体是全书的通例。判嘱埋所谓“通语”、“凡语”,指的是当时没有甩寒组笑区域限制的通行语;某地兰才战语或某某之间语指某地区或某两地区方言而言,最后两种情况也有通行区域广狭之分。
在记录方言词汇时,扬雄已敏税地觉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转语”或“语之转”。例如:
⑤庸谓之倯,转语也。(卷3)
⑥鼅鼄:……或谓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卷1船炒1)
例⑤倯(sōng)与庸叠韵,都是懒惰无能的意思。例⑥两种名称实指一物,即抹达今天的蜘蛛,它们都是由“侏儒”一词的语音衍化而来。
扬雄虽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的编撰者,但方言调查的做法,在周秦时代就已存在了。扬雄给刘歆的信,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车輶(yóu)车(一种轻便的车子)的使者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习俗、民歌民谣。扬雄和应劭称这种人叫“輶輶轩之使”,也就是“輶轩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这种做法,本身虽不属于语言科学研究的范畴,它的目的正如东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所说:“以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
通过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加强中央王朝与地方上的联系,这是当时方言调查的目的。汉朝官方有无此种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傜俗。”扬雄的回信也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扬雄是西汉时人,这起码说明,方言调查在汉代可能也是皇帝所关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种通过輶轩使者调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随着周秦王朝的败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书库中的尘封散乱之物,西汉前期并未见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扬雄提到成都的严君平和临邛的林闾翁孺(“林闾”是复姓)“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而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是同乡,且又都是扬的老师,林闾翁孺与扬雄还有亲戚关系。但他们二人掌握的材料并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许正是这种种关系和他们所见到的材料和拟就的“梗概”,启发了扬雄研究方言的兴趣;而扬雄本人又曾在汉成帝时“得观书于石室”(皇家藏书之处),并校书于天禄阁。方言调查的传统和调查所得材料的遗存,应当视为扬雄编撰《方言》的引发契机和初步基础。
所谓“輶轩使者绝代语释”,所指应当是先代使者调查方言所得到的“绝代语”的释义,就是古代语言的解释;“别国方言”则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汉时代各地方言的意思。这个题目本身就说明此书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了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的释义两个方面的内容(依何九盈先生说,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不过,“绝代语”和“方言”这两个概念,具体落实到某一个词儿上,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是绝对的。书中明言地域区划的,当然是该地的方言;至于“绝代语”在扬雄时代也许是较易辩识的,今天则不易分辨出来了。
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这些材料由于战乱而散失。扬雄的老师严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扬雄的亲戚也有了解。扬雄对此很感兴趣,自己有搜集整理了很长时间,经过27年,写成了这部书。时人赞叹说《方言》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自东汉以来,学者多认为这部书是西汉末年学者扬雄编撰的.如《风俗通义序》里说: “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辅轩之使求(一作‘采’ )异代(一作‘俗’ )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及赢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宿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又应前注《汉书》,也引扬雄《方言》一条。
但是,自南宋洪迈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方言》不是扬雄的著作.《古文苑》卷十扬雄《答刘散书》题下洪迈按语: “世传扬子云《辅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凡十三卷,郭瑛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方言》及雄答书.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为文,初无所谓《方言》,……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清汪之昌《青学斋集》卷十二《扬子方言真伪辨》谓《方言》决非雄作,《答刘散书》亦非真.认为《方言》非扬雄所著者,其理由可归为:扬雄的著作,班固在《汉书》的《艺文志》和扬雄传里曾一一列举,却没有提到《方言》,王充在《论衡》里多次赞颂扬雄的著作,也没有提到《方言扎特别是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引用方言解释字义的地方跟今本《方言》相合,可是却没有按他征引群书和“通人说”的惯例提及这一书名或者扬雄的名字。[2]
扬雄《答刘歆书》自称其编纂“方言”的书为“殊言十五卷”。《方言》作为书名首见于东汉末年应劭的著作。自此后《方言》书名逐渐出现在魏晋典籍上。《别国方言》这一书名始见于唐代典籍,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一书名始见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而南宋洪迈《容斋随笔》称《轩使者绝域语释别国方言》,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轩使者绝代语》。[1]
该书所含民俗语汇的最大特点是既有历时的考量,又有共时的讨论。《方言》中广泛使用周代诸侯国的国名,卷一第13 条:“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齐楚之会郊或曰怀。摧、詹、戾,楚语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古雅之别语”说明扬雄认为这些词是古代的方言词语,“今则或同”则表明这些词语在当时的一些地区已经通用。例如,摧、詹、戾,《诗经》曰“先祖于摧”“六日不詹”“鲁侯戾止”之谓也。此亦方国之语,专不在楚。这说明摧、詹、戾不只流行于楚地。而扬雄之所以断定这三个词属于楚语,是因为他依据了这三个词在当时的实际分布情况。他一方面根据已有语言材料,辨别这些词是“古雅之别语”;另一方面,他根据实际调查结果,指出它们“今则或同”。这展现了该书的古今兼备的时空观。[3]
《方言》在编撰体例上,大致是效仿《尔雅》的体例,采取分类编次的方法。每条先列一些同义词,然后用一个通行词来解释。《方言》的十三卷中,都是按照事物功能属性进行分类编排的。其中,有6卷解释语词,2卷解释各类词,5卷分类解释各种名物。《方言》所收录的语言材料大体可分为六类,这其中的每一类都是一种语言现象。
第一类是“通语”,或称“通名”“凡语”等。这一类的术语是指不受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的语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用“通语”释词是《方言》的基本方法。《方言》中的通语数量庞大,其中明确标注为“通语”的训释就有21条。如第一卷第3条:“娥、泽,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泽,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再如同卷第 14 条:“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
第二类是“某地或数地之间通语”。《方言》在解释词语、名物时,往往会说明这一称谓出现在哪一地域或哪几个地域之间,此类通语有12条。如第二卷第6条:“魏、笙、揪、掺,细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细而有容谓之魏,或曰徥。凡细貌谓之笙,敛物而细谓之揪,或曰掺。”再如第八卷第10条:“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或谓之蔷鼠。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北燕谓之蟙鏰。”
第三类是“某地语”,是指个别地区的方言,文中一般用故国名称指代具体地区。如第二卷第3条:“娃、嫷、窕、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曰嫷,宋卫晋郑之间曰艳,陈楚周南之间曰窕。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故吴有馆娃之宫,秦有窥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
第四类是“古今语”或“古雅语别称”。 在《方言》里有2个词条被明确标注为古今语,分别为第一卷第12条和第13条,前文已经引用,此处不赘。
第五类是“转语”或“语之转”。《方言》中明确标注为“转语”的有5条。如第三卷第49条:“谍、铤、澌,尽也。南楚凡物尽生者曰谍生。物空尽者曰铤;铤,赐也。连此谍斯皆尽也。铤,空也,语之转也。”
第六类是代语,即当时已经消失的古代词。书中明确标示的“代语”只有1条,在第十卷第39条:“悈鳃、乾都、耇、革,老也。皆南楚江湘之间代语也。”[4]
由于它在分类上缺乏严格的界限,编排体例不够科学,难以检索,这是此书的一个缺点。
从世界语言学历史上看,《方言》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具有开创性意义。扬雄对方言的研究大大早于古印度、古希腊和古阿拉伯人。《方言》不仅整理记录了大量方言词汇,为后世的方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它还调查研究了汉代方言词汇在地理分布和时间先后上的变化,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4]
《方言》提供了研究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史、汉语词汇史、汉语音韵史的丰富资料。《方言》一书的价值更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中国方言词汇调查后而撰成的一部书,它的编纂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是一种创举,收集材料和编写方法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后代学者为《方言》作注疏的著作有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证》和《方言笺疏》等。
王力先生虽然认为我国两千多年的语言学研究始终没有脱离“语文学”的研究范畴,但他也同时肯定:“扬雄的《方言》‘是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声训‘已经超出了语文学的范围,而进入了语言学的范围’。”[4]
林语堂虽然认识到“《方言》所用地名最为复杂……故欲详指区域界线,颇不易易”[6]
《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它的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例如第1卷第1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方言》对所记词汇大都说明通行区域,可从中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轮廓。
扬雄《方言》不仅在词汇学方面,而且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等社会文化内涵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这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汉代的文化情况和社会面貌,也具有比较高的价值。[5]
《方言》最早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常常能用晋代的方言和汉代的方言来人作比较,能通古今。清代研究《方言》的也有多家,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戴震的《方言疏证》和钱绎的《方言笺疏》,都对《方言》作了很好的整理和阐发。《方言疏证》对《方言》一书作了细致的文字校正,并逐条作了疏证,是研究《方言》的重要参考书。《方言笺疏》广片博引,材料比较丰富,而且能从声音上去解释词义,成就较高。
《方言注》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13卷,东晋郭璞撰(涵芬楼四部丛刊本)。郭璞继承和发扬了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传统,在为《方言》作注时,采用晋代活的语言来和扬雄所记汉代方言相比较。从《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词语古今的意义已发生变化。例如卷一:“虔、刘、惨、?,杀也。”注:“今关西呼打为?。”卷六:“擘,楚谓之纫。”注:“今亦以线贯针为纫,音刃。”《方言注》还指明某些方言词依旧在某地保存,或已经在某地消失转而在他处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注:“今关西人亦呼好为媌,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谓之?。”注:“他和反,亦今通语。”扬雄《方言》的原本虽无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宋以后的几种《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扬雄跟刘歆间往来的书信都说《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仅存13卷,这大概是六朝时期的变动。至于字数,应劭《风俗通义·序》说9000字,清代戴震统计,《方言注》正文则有1.9万余字,其间变化,因时代推移,已无从查考。
《方言疏证》,清代为扬雄《方言》正伪补漏,逐条疏证的第一个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库全书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扬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来有多种,经流传写刻,难免有些错漏。戴震以《永乐大典》本跟明本校勘,并进一步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来和《永乐大典》本互相参订,共改正讹字281个,补脱字27个,删衍字17个。辨析疑义,取证确凿。例如卷五:“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傧”,注:“梁州呼?。”文中“梁州”为“凉州”之讹,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脱字,戴氏从《永乐大典》本补注“墓犹慕也”4个字。卷六:“怠,陁,坏也。”注:“谓坏落也,音虫豸,未晓。”戴氏认为“未晓”二字是阅读者所记,为衍文,故删。《方言疏证》还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卷五:“薄,……自关而西谓之薄。”戴氏下脱“南楚谓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莳、殖,立也。”戴氏误改“殖”为“植”。清代王念孙撰《方言疏证补》(高邮王氏遗书本),有不少见解可以补戴氏的不足。
《方言笺疏》,清代为扬雄《方言》作注的著作。钱绎撰。卷首有咸丰建元辛亥(1851)自序。《方言笺疏》主要参考戴震的《方言疏证》和卢文弨(1717~1795)的《重校方言》这两种本,又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参校一遍。共13卷20余万字,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如卷一第一条“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笺疏》引书有《广雅》、《荀子》、《白虎通义》、《吕氏春秋》、《礼记》、《左传》、《逸周书》、《孟子》、《庄子》、《诗经》、《楚辞》、《史记》、《释名》、《说文》、《广韵》等20多种。钱氏不理解《方言》一书以活的方言口语作为调查对象的主旨,只是从史传、诸子、类书以及古佚残篇中搜集材料,加以考证,所以用力虽勤但创见较少。《方言笺疏》在清代有3种传本:一为广雅书局本,一为徐氏《积学斋丛书》本,都有脱文,一为光绪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红蝠山房校刊本,相传以后者最为完备。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红蝠山房刊本影印发行。
《方言》刻本北宋有国子监本,南宋有蜀本、闽本和赣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宋庆元六年(1200)寻阳郡斋刻本,卷首有郭璞序,次庆元庚申(1200)会稽李孟传序云。袁克文官寻阳时,曾以某大字本为底本,将《方言》重刊于郡斋。
自宋以后,明刻本有三:万历间新安程荣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由程荣辑录;明刻本《新刻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由胡文焕辑录;《方言》2 册。清刻本有三:清乾隆49 年(甲辰1784),余姚卢文弨抱经堂杭州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由卢文弨校;光绪17 年(辛卯1891)长沙思贤讲舍刻本3 册;光绪间福山王懿荣天壤阁影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民国时期刻本有五:民国二年(1913),华阳王秉恩影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由王秉恩校,附方言校记;民国间江安傅氏影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2 册;民国四年(1915)上海东方书局铅印本《方言》1 册;民国间上海涵芳楼影印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1 册;民国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方言》2 册。以上刻本资料,均采《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之载。[3]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为西汉时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汉代最受推崇的经学家、象数哲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和语言学家,辞赋成就媲美于司马相如,世称“扬马”。
扬雄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据东汉许慎说,汉平帝曾召集百余名学者到未央宫讲解文字,扬雄根据会议材料,采以作《训纂篇》。《汉书》本传记载他曾教授刘歆之子刘棻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体奇异者。语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为他撰写《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扬雄大约在40岁左右从老家到长安,以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带有今天普通话性质的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来自各个方言区的人。在给刘歆的信里扬雄说,在长安时,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这样的实际调查工作,一直进行了27年之久。扬雄71岁时死在长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贫,很少有人到他门上。扬雄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都奉献给了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扬雄的足迹虽只由蜀郡至长安,但他握笔携绢的记录工作,已开创现代方言调查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