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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中国北宋史学家、政治家。中国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12]
曾巩幼年能文,语已惊人,未冠而名闻天下。庆历元年(1041年)入太学,上书欧阳修,欧阳修甚奇之,并壮其志。后欧阳修出守滁州,曾巩从之学习古文。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授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六年(1061年),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 校勘、集贤校理。熙宁元年(1068年),为《英宗实录》检讨官,次年起任地方官吏,辗转越州、齐州、襄州、洪州、明州等地,颇有政绩。元丰四年(1081年),得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擢中书舍人,九月遭母丧,罢职。元丰六年(1083年)四月,卒于江宁府(今南京)。[12]
曾巩现存散文上千篇。他是八大家中情致较少的一位,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是议论文和记叙文。其文以议论见长,立论警策,说理曲折尽意,文辞和缓纡徐,自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象,与欧阳修的风格相似。《唐论》《战国策目录序》《范贯之奏议集序》《上蔡学士书》都是议论文章的代表之作。曾巩也长于诗,其诗风与文风相近,古朴典雅,清新自然,而较多使用赋的表现手法,比兴的手法略少,显示出宋诗擅长议论的特点。曾巩文集传世者有《元丰类稿》50卷,以元大德八年东平丁思敬刻本为最古,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顾崧龄重刊,除正集以外,又补集外文2卷、续附1卷,保存曾巩文章较多。[12]
目录
曾巩祖上世代为学者[1],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2]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1032-1034年,曾巩之父曾易占任泰州府如皋县令(如皋文庙“名宦祠”有祀),因如皋学风淳正,胡瑗、王惟熙、王观、王觌雅炼兆榆、王俊乂等皆学有大成,故曾易占将14岁的曾巩带来如皋,寄读于中禅寺东厢房,曾巩在如皋度过了两个寒暑。[3]到了二十岁,曾巩名声已传播到四方。[4]
曾巩18岁时(1037年),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5],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虹喇采》《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炼拔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文风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平实质朴,温厚典雅,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曾巩的一生,成就很多。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尤为突出。他积极参与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他散文内容广泛,义理精深,节奏舒缓,感情醇厚,气质内潜;主题明确,说理有条不紊;精于炼句,语言净洁,尤善用排比句、对偶句。《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又称其文“纡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宋史·曾巩传》还称他“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昏嫁,一出其力”,既是一个奉父母以德的孝子,又是一个兼顾弟妹于艰难之时的好兄长。
散文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7]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曾巩散文主要有三类:人事杂记类、工程营造类、寺院记和学记类。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
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
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是曲折谨严。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
一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是质朴尚议。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是理性冷静。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曾巩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韧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7]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合集《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曾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 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7]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和《外集》等。他都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7]
越州:下令让富户出售粮食
曾巩到任后,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确定了7年的期限。期限已到,衙门却仍旧重税,横征暴敛,没有按规定停征。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接着碰上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富户们申报上来储量达到15万石后,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农户购买种子。
齐州:一举端掉“霸王社”
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曾巩初来乍到,搜集证据,将周高法办。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曾巩既勤政,又务实,而且凡事能从实际出发。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当曾巩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9丁抽1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他的这一务实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有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后人在千佛山建曾公祠,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洪州:把官舍改为临时收容所
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
福州:当官不与民争利
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
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卖不掉菜,收入大减。曾巩他立刻取消了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保障了菜农的利益。
60岁之后,他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做了实事、好事。
嘉祐四年(1059年),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 明习律令、量刑适中而闻名。次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编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列女传》等古籍,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家中藏书两万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又收集古今篆刻,编为《金石录》500余卷。所着文集《元丰类稿》50卷现存于世,另有《续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存世有《曾巩集》《元丰类稿》 《隆平集》等。其中《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
《胡使》
《追租》
《东轩小饮呈坐中》
《人情》[7]
2016年5月15日,曾巩传世孤本《局事帖》在中国嘉德“大观夜场”以一亿三千万元起拍,经多轮竞价,最终以1.8亿元落槌,加佣金2.07亿成交。《局事帖》是迄今发现的一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传世墨迹,为曾巩62岁那年写给同乡故人的一封信,共124字,距今已有936年,曾被历史上多位名人收藏,并经徐邦达考证著录于《古书画过眼要录:津隋唐五代宋书法》。2009年,这件作品以1.0864亿元成交,成为第一件过亿的中国书法作品。
欧阳修:“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
苏轼:“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苏辙:“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
朱熹:“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
刘埙:“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
曾肇:“是时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而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者未能远过也"。
何良俊:”介甫安能为?必子固也“。
韩维:“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
钱钟书:”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
曾巩,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十个妹妹(其中一人夭折)。
《南丰曾氏二源族谱》(即曾巩之上鉴公房系谱)中记载,曾巩有三个儿子。
长子曾绾,行十三,字公权,初授太平州司理,知隶州,赠正议大夫,嘉佑元年丙申生,大观二年戊子殁,生有五子。
次子曾综,行十五,字仲文,嘉佑戊戌年生,随父迁临川,知楚州转运使,京西判官。
三子曾纲,行十廿八,字符礼,又字功立,初授承务师选举,赐蟒衣鱼袋,治平四年丁未生,宣和二年庚子殁。[13]
曾巩墓葬地址位于南丰县莱溪乡杨梅坑村源头里村小组,始于宋。抚州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曾巩墓坐落在杨梅坑对面的周家堡一山坡上。在“文革”时期,曾巩墓被夷为平地,墓中之物亦遭散佚。
在曾巩后人居住的洽湾镇桃源村渣坑村小组,有一座其后人为曾巩建的祠堂。但如今祠堂只剩下残垣断壁,房屋柱子只剩下两根。据悉,曾巩后裔主要居住在南丰、广昌甘竹镇和九江德安等地。[8]
江西抚州曾巩纪念馆
曾巩纪念馆位于南丰县城郊,是江西省十大历史名人纪念馆之一,是中外游客来南丰参观游览的首选之地,是南丰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南丰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故里,曾巩纪念馆景区内有读书岩、曾巩博物馆、南丰傩文化展览馆、仰风亭、观景亭等景观。[9]
曾巩展览馆
2019年9月10日,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大明湖汇波楼,“曾巩展览馆”揭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