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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兴起于大兴安岭,属东胡族群,蒙古语族,是魏晋南北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秦汉之际,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分为两部,分别退保乌桓山和鲜卑山,均以山名作族名,形成乌桓和鲜卑,受匈奴统治,所以鲜卑一些风俗习惯与乌桓、匈奴相似。
公元45年鲜卑侵犯边境,东汉大破之,鲜卑震怖。49年东汉以偏何为鲜卑大都护,使鲜卑连年出击北匈奴,[63]随后各部鲜卑大人皆归附东汉,明章二帝时期一直为东汉保卫边塞。[64]91年北匈奴被迫西迁,鲜卑占据蒙古高原,95年汉和帝册立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65]同时设丞辅佐,视作汉之郡县。[66]和帝之后鲜卑时叛时降。[67]
目录
对于鲜卑的民族起源,史学界还没有定论,但基本认为鲜卑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转化而来。主要有四种说法:
起源说
具体内容
东胡说
东夷说
三国韦昭在《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为盟。”一条注解为:“鲜卑,东夷国。”很多学者据此论证,详细解读了鲜卑起源于东夷。比如李德山认为鲜卑是东夷支系邾娄族[6];黄烈认为鲜卑应是九夷之中的白夷[7]等等。1960年夏,考古工作者在今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矿区北部达兰额罗木河东岸发现了鲜卑早期墓群。这座大型的古墓群考证约为2900年前至东汉初期的鲜卑人墓地,出土遗物300余件。墓葬中有大量的牛、马、羊殉葬和陶器、铜器、骨器、木器、贝壳等随葬品,其中袋形三足陶铜器和头北单茔墓葬方式都说明了墓群主人与黄河流域文明悠久的联系,木器和贝壳等随葬品的出土更让人猜测他们与东夷文化的渊源。
西汉初期,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鲜卑退保鲜卑山,世属匈奴奴役。汉武帝时期,汉朝击败匈奴,将乌桓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鲜卑也开始南下到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此前,鲜卑由于在乌桓北方,一直没有同中原王朝产生联系[8]。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鲜卑与匈奴、赤山乌桓多次联兵入塞,杀掠东汉官吏和百姓,光武帝下诏拜襄贲令祭肜为辽东太守。祭肜有勇力,北虏每次犯塞,常为身先士卒当先锋,多次击破并迫使北虏逃走。[68]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鲜卑一万多骑兵入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亲自披甲陷阵,鲜卑败逃,投水死者过半。于是,祭肜出塞追击,鲜卑急了,都丢弃兵甲赤裸身子逃走。此战祭肜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从此以后,鲜卑惊恐,害怕祭肜而再也不敢窥探塞内。
祭肜担心鲜卑与匈奴、乌桓三虏联合犯边,于是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祭肜派出使者招呼鲜卑,示以财利。于是,鲜卑首领偏何遣使奉献,请求归化。祭肜接纳了他们,从此鲜卑亲近并依附东汉,东汉以偏何为鲜卑大都护,让他招降鲜卑各路豪强,使他们骆驿款塞。[69]于是偏何部落各路豪强全都归顺,愿为汉效力。祭肜说:“如果想立功,就去打匈奴,斩首送来我才相信你们是真心归顺。”偏何等人都仰头向天指着心口说:“一定效力!”于是便攻打匈奴左伊秩訾部落,斩首二千多,带着匈奴人头送到辽东郡。此后年年攻打匈奴,总是送来人头接受东汉赏赐。从此匈奴日益衰弱,东汉边境无寇警,鲜卑、乌桓一并入东汉朝贡。[63]
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祭肜派鲜卑大都护偏何讨伐赤山的乌桓部落,大败乌桓人,斩杀其首领。自此震慑塞外,西起武威郡、东到玄菟郡之间的异族部落都来归附东汉。[70]其余的鲜卑大人全都来归附东汉,一同到辽东接受东汉赏赐。于是明章二帝时期,鲜卑人始终保卫东汉边塞,以至边境无事。[64]
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东汉政府联合南匈奴击败北匈奴,北匈奴被迫迁往中亚。永元五年(93年),北匈奴於除鞬单于闻窦宪死,逐率其众北还。在任尚等追杀北匈奴单于之战后,鲜卑占据蒙古草原,吞并匈奴余种十余万落,开始强盛[10]。
永元六年(94年),北匈奴归降汉朝的十五部二十几万人皆叛变,胁迫前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之子奥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匈奴再次分裂。任尚调动鲜卑大都护苏拔廆的军队击破逢侯单于,斩首1万7千余级;次年(95年)正月,刘肇册立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65]同时置丞辅佐,视作汉之郡县。[66]
123年,万氏尸逐鞮单于为鲜卑大人其至鞬将万余骑败于曼柏(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被杀千余人,奥鞬日逐王战死。
140年,南匈奴句龙吾斯与句龙王车纽举兵反汉,率3千骑攻西河(治今内蒙古东胜县东南),招诱右贤王,合兵七八千,围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杀朔方、代郡长吏。五月,为汉度辽将军马续及乌桓、鲜卑、羌胡兵所败。九月,拥车纽为单于,继东引乌桓,西收羌、戎诸胡数万人,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掠并、凉、幽、冀4州。
156年,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11],分地为三:右北平以东为东部,右北平到上谷为中部,上谷以西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管理,直属檀石槐[12]。游牧民族所依恃的重要战略物质即是“水草”和“刍禾”、“盐地”,檀石槐在成为鲜卑大人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乃立庭于弹汗山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之后,在他的统帅之下,“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P2022),“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拘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留,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楼人善网浦,于是东击俊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渔以肋粮食。”统一后,鲜卑连年侵扰东汉边境[13-15]。
177年,东汉灵帝命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各率骑兵万余人,分别从高柳(今山西阳高)、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东北)、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西北)出塞,分三路进攻鲜卑。汉军出塞二千余里,鲜卑首领檀石槐命东、中、西三部大人率众分头迎战[16-17]。
181年,檀石槐死后,鲜卑分裂[18],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东部大人”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其中轲比能集团势力最强。
220年,轲比能向魏文帝曹丕献马[20];
221年,轲比能交还留居鲜卑的汉族500余家归汉;
222年,又率部3000余骑,驱赶牛马7000余口与魏国“互市”,再送归汉人千余家返回上谷等地[21]。同曹魏保持良好关系后,轲比能开始兼并其他部落[22]。
228年,轲比能吞并东部鲜卑各部落。
233年,轲比能吞并步度根部,统一漠南,对曹魏边境形成威胁[23-24]。
237年,曹魏遣名将毋丘俭率幽州诸部联合鲜卑、乌恒伐之,卫臻柬之,魏帝不听,公孙渊逆与俭战,俭不利,引还。公孙渊于是自立为燕王,设置百官,派使者拿着符节,借助鲜卑单于的王印,给边疆北方民族加封晋爵,并引诱鲜卑人去侵扰魏国北方地区。[26]
曹魏时期,魏灭燕之战中慕容鲜卑因与司马懿、乌恒、高句丽、流星联军灭公孙氏燕国之功得据辽西。东部鲜卑先后形成慕容部、宇文部、段部三部,占据辽西;拓跋部也在拓跋力微的率领下,第三次南迁来到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秃发部也从拓跋部中分离出来,由塞北迁居到河西;乞伏部在西晋建立以前,就已经大规模迁入雍、凉二州。[27]
- 西晋时期
西晋建立后,对周边鲜卑各部采取安抚政策,并授予某些部落首领官职称号,加强统治。虽然鲜卑时有反叛(比如慕容涉归、慕容廆父子俩侵扰边境,秃发树机能的反晋起义等),但总体来说,西晋和鲜卑保持着良好的隶属关系。但在八王之乱开始后,西晋王朝内部混乱不堪,国力衰弱,天下大乱,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逐鹿中原。此时的鲜卑,特别是辽西鲜卑各部也趁机分一杯羹,段部、拓跋部两部投靠西晋边疆重臣,参与中原纷争。
段部鲜卑发源于辽西走廊一带,其始祖为段日陆眷,原位乌桓大人的家奴,因饥荒,在辽西郡附近乞食,招诱亡叛,逐步强盛。八王之乱爆发后,段部跟随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南下中原,攻克邺城,抢掠甚多。段部首领段务目尘因此被西晋封为辽西公,领有辽西郡。
拓跋部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1980年在大兴安岭发现的嘎仙洞,证实其发源于此。拓跋部多次南迁,并参与檀石槐组建的部落联盟。310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同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结盟,共同对抗石勒,被西晋封为大单于,代公。315年,又封为代王,置百官,拓跋代国至此建立。
- 东晋时期
东晋时期,鲜卑各部在北方掀起建国高潮,从337年到420年,共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南凉、西秦、北魏等国家。
四燕:辽西鲜卑慕容部在东晋建立前,鲜卑部在慕容廆的带领下一直未参与中原混战,专注培育实力。慕容部先后击败扶余、高句丽和宇文部、段部等鲜卑部落,逐渐成为辽西最强存在。321年,慕容廆被东晋封为都督幽、平二州及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郡公,赐丹书铁券,允许他承制选置平州官员。慕容廆死后,其子慕容皝即位。慕容皝即位后,先是平定了国内的叛乱,后又打败段部和宇文部。337年,慕容皝被东晋封为燕王,史称前燕。352年,前燕攻灭冉魏。同年,慕容皝子慕容儁在中山(今河北定县)成帝,后迁都邺城。370年,前燕被前秦所灭。[28]
394年,西燕被后燕吞并。
407年,后燕内乱,冯跋、张兴等推翻慕容宝统治,推宝养子高句丽裔慕容云(高云)登基,称天王。409年,后燕内乱,冯跋平定内乱,登基称天王,建立北燕国,统治归善王,后燕灭亡。《魏书》将出自鲜卑一系或东北诸族的北燕冯氏描述成汉人,系因继承了依据冯太后旨意编纂的《燕志》将冯氏汉人化的结果。[58]
西秦:乞伏鲜卑为陇西鲜卑最重要而又强大的一支,东汉中后期南迁至阴山,同高车部落融合。385年,乞伏国仁称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史称西秦。388年乞伏国仁死,其弟乞伏乾归继位,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394年前秦主苻登败死,乾归尽有陇西之地,改称秦王。400年迁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同年败于姚兴,遂降附后秦,为其属国。407年乾归被姚兴留居长安,两年后回到苑川,复称秦王。412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称河南王,迁都临夏(今甘肃临夏)。414年攻灭南凉,十月改称秦王。431年,被夏国灭亡,西秦灭亡。[29]
北魏:前身为拓跋猗卢建立的代国。公元338年,首领拓跋什翼犍继代王位,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迈入奴隶主占有制的阶级社会,逐渐强大起来。376年,前秦攻代,拓跋什翼犍战败,后被拓跋寔君杀死(公元已在377年),前秦乘势进军,最终使代灭亡。[30]386年,拓跋什翼键孙拓跋珪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锡拉木林河)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 即位不久,因牛川偏远,便迁都盛乐。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史称北魏。
南凉:秃发鲜卑是拓跋鲜卑的一支,与北魏同源。397年,秃发乌孤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史称南凉。[31]次年中历十二月(公元398年末、399年初)改称武威王,[32]399年迁都于乐都(今青海海东),同年乌孤死,弟秃发利鹿孤继立。[33]利鹿孤徙都西平(今青海西宁),401年改称河西王。402年,利鹿孤死,弟秃发傉檀继位,改称凉王,又迁回乐都。404年因后秦强盛,傉檀向姚兴称臣。姚兴灭后凉,因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不便控制,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入镇姑臧。408年,傉檀与姚兴决裂,复称凉王。从此为与邻国争夺河西走廊领导权而连年征战。先是夏出兵侵犯南凉北边,杀掠人畜,傉檀追击败归,南凉受到致命打击。后傉檀率五万骑兵攻打北凉,又大败而归,只得放弃姑臧,于410年迁还乐都。414年,傉檀降于西秦,南凉亡。[29]
吐谷浑:吐谷浑部是四世纪初在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西迁到甘肃、青海一带,与慕容鲜卑同源。后来,吐谷浑的孙子叶延为首领时,模仿汉族,以父王字为姓氏,取国号吐谷浑,标志吐谷浑政权的建立。由于吐谷浑控地比较贫穷,基本上处在受强邻欺凌的境地。南北朝时,吐谷浑先后臣属刘宋、南齐、北魏等。431年,吐谷浑击败夏国余部,俘虏末主赫连定(后送交北魏处死)。原属西秦和夏国的部分领土、财物以及大量人口都归属吐谷浑统治之下。其疆域包括青海东部、陇南地区东部、武威地区东部、敦煌和安西一带,吐谷浑民族政权进入了黄金时代。唐朝建立后,同吐谷浑保持密切的关系。到了7世纪50年代,吐谷浑被吐蕃吞并。[29]
在拓跋鲜卑族的历史中,神元皇帝力微率部迁驻盛乐地区是一个大的转折点。从这时开始,拓跋鲜卑在与曹魏政权、西晋政权以及北方其他各族建立的割据政权的接触中,显示了其旺盛的发展势头,最后终于建立了雄据北方的北魏皇朝。同时,拓跋鲜卑在向西南发展过程中,对中原曹魏、西晋政权采取和好政策,亦是使拓跋鲜卑得以强盛的因素之一。力微与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曹魏赠给拓跋氏金币缯絮,岁以万计。[34]
261年(魏景元二年),力微还遣其子沙漠汗(文帝)至魏都洛阳“且观风土”,实为质子。接受汉人文化,穿着汉服,掌握弹丸等武艺。魏晋禅代,沙漠汗仍留质于晋,每次北归,晋均具礼护送。拓跋珪建立北魏后,对拓跋鲜卑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族制度进行改革,“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使各个民族都成为北魏的编民,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且大兴农业,开立屯田,稳固了北魏的经济基础,加速了拓跋鲜卑封建化的进程,为日后魏王朝的强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
395年,后燕攻北魏,拓跋珪率军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南)大败后燕军,并乘胜南下。397年,攻破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后燕灭亡。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帝,史称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进入中原后,鼓励农业生产,其奴隶主贵族也逐渐汉化转化为封建地主。拓跋珪招纳汉族大地主参加统治集团,加快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422年,拓跋珪子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乘宋武帝刘裕病卒之机,凭借强大军力,沿黄河流域全面同刘宋开战,夺取黄河以南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洛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等军事重镇。
423年,拓跋焘即位,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通晓兵法,在历次战争中,常亲自率军出征,临阵勇猛,多获胜利。431年击破夏国,夏国余部又为吐谷浑所击,末主赫连定被俘,次年被送交北魏处死;[36]436年灭北燕;[37-38]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登基,逐步实施了改革,使社会经济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孝文帝即位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在冯太后的辅佐下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诸如实行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迁都等,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也为隋唐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多数鲜卑上层家族定居于洛阳一带,都改了汉姓,此后就以河南洛阳为籍贯,死后也葬于洛阳。[62]
后期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吏治逐步败坏,大多农民家破人亡。从而在523年,爆发了六镇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但北魏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528年,契胡人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掌控朝政。530年,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杀死了专权的尔朱荣,尔朱荣弟尔朱兆又杀死孝庄帝,立元恭为帝,政权又为尔朱氏所握。532年,高欢灭尔朱氏,杀元恭,另立魏孝武帝元修。元修为摆脱高欢所控,从洛阳出逃,奔镇守关中的将领宇文泰。宇文泰祖先来自辽西的宇文部鲜卑。至此北魏开始分裂:高欢又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宇文泰杀元修,立元宝炬为帝,都长安,史称西魏。
- 周齐时期
建立北周的宇文氏来源于东部鲜卑时期的宇文部,分布于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宇文部祖先是北匈奴迁往中亚后,留在故地漠北的部众东迁与鲜卑人混居以后被同化的族群,为匈奴裔。宇文部在首领宇文莫那带领下,自阴山南迁至辽西,同辽西慕容部发生多次争斗,并且大多被击败。最终在344年,宇文部受到慕容部毁灭性的打击,宇文部部众散落各地。
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受西魏恭帝禅而登基,是为北周孝闵帝(生前称天王,此为谥号)。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557年,孝闵帝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九月,宇文护杀孝闵帝,立宇文毓为帝,即北周明帝(初亦称天王)。公元560年,宇文护又毒死明帝,立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杀宇文护,亲掌朝政。亲政后,周武帝宇文邕采取了一些经济政治的重大举措,国势日渐强大。而东邻北齐在高纬的统治下,朝政败坏,民众怨声载道。这也激发了北周武帝统一北方的决心。
576年,北周发兵攻北齐,先占晋阳(今山西太原),继续东进,577年攻陷北齐都城邺城,北齐后主高纬和幼主高恒被周人所擒,北齐灭亡,尽管此后营州刺史高宝宇,[39-40]但北方已基本统一。北齐灭亡后,以鲜卑文化作为主体建立的国家不复存在。后北周又进军南方的陈朝,取得了长江以北的土地,北周领域扩大,为后来隋朝的统一打下了基础。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隋,北周亡。北周灭亡后,以鲜卑族作为主体建立的鲜卑国家不复存在,成为民族融合道路上又一消失的古代民族。[41]583年,高宝宇统领的北齐残余势力也隋被平定。[42-43]
- 隋唐外族
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统治集团亦称关陇六镇集团、六镇胡汉关陇集团或武川镇军阀。武川镇军阀之名来自清代考据学史家赵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记卷十五,其中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陈寅恪再提出新学说,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特点。关陇集团是一个政治统治集团,最早源自宇文泰的八柱国,由北魏六镇武将、代北武川镇的鲜卑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人豪右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所组成。他们互相通婚加强纽带,其后代并有鲜卑姓名,故鲜卑族为隋唐皇帝外族(古代母族之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曾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44]10多个少数民族一千多万人口融入汉族后,对中古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深巨,因而隋唐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一到六世纪的鲜卑人是唐代汉人的祖先。[56]隋唐政权继承了北朝多元文化的基础。隋文帝杨坚长期生活在鲜卑人之中,并娶匈奴鲜卑化之独孤氏为妻。唐太宗李世民的祖父娶独孤氏为妻,其父李渊则娶鲜卑纥豆陵氏(窦氏)为妻,自己娶鲜卑长孙氏为妻。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郑思肖也说,“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实夷狄之裔”。[55]唐初高祖、太宗倚重的关陇贵族集团中人,大多为西魏、北周以来之世胄或胡汉混血世族。[61]
- 隋唐以后
隋唐以后,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安史之乱导致晚唐两宋的中原鲜卑与漠北鲜卑地域远隔,一些漠北的鲜卑族先是汉化后来又胡化。直到蒙古帝国时期他们虽然落魄不复隋唐盛况,但依然以做为李唐外族(即李唐母族)为荣。《元史》记载:“速哥,蒙古怯烈氏。世传李唐外族。父怀都,事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尝从饮班术尼河水。”根据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周慧教授的古人遗骸线粒体古DNA研究,证实现代锡伯族人群很可能是古代拓跋鲜卑的后裔。语言认同可能因为政治变迁,经历鲜卑语—汉语—蒙古—满化语的转换过程。[45]
鲜卑族分类有两种。
《三国志》《后汉书》[46]《晋书》和《十六国春秋》都记载“鲜卑”族名是“依鲜卑山,以山为号”,《魏书》记载为“大鲜卑山”。据考证,鲜卑山即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格罕山;而大鲜卑山则位于发现有嘎仙洞的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大兴安岭北段。
“鲜卑”一词,王国维、白鸟库吉均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指胡人的带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等。《史记索隐》引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为兽之义,“鲜卑”意为祥瑞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以鹿等瑞兽状铸镂带钩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
晋明帝生母荀氏的身份是宫人,《晋书·后妃传》未载其出身,《晋书·明帝纪》称其为“燕代人”,据《晋书·地理志上》:“起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晋书·刘聪载记》称“鲜卑之众星布燕代”,足见燕代地区是鲜卑人的主要分布区,暗示荀氏是鲜卑人。
《世说新语·假谲》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并称其相貌特征是“黄须”。《永嘉行》载:“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注引《异苑》所载王敦语作:“黄头鲜卑奴”,并加以解释:“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黄头指的是金发,黄须指的是黄胡子,可见晋明帝的相貌特征就是金发黄胡子,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晋书·明帝纪》亦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并称“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明确指出晋明帝的相貌与其母族相近,说明其母族的相貌具有白种人的特征。既然晋明帝被称为“黄头鲜卑奴”或“黄须鲜卑奴”,其生母荀氏应为鲜卑人。
东晋人认为,晋明帝因母亲是鲜卑人而相貌类似于鲜卑人,所以才被称为“黄头鲜卑奴”或“黄须鲜卑奴”,证明“黄头”或“黄须”正是鲜卑人的相貌特征。金发是白种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可见鲜卑人具有白种人的特征。[47]
鲜卑语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夷言、国语、北语、胡语或者胡言,为中国与蒙古历史上鲜卑族使用的一种语言,其使用时期为2、3世纪交替至7世纪中叶,在东晋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被广泛地入主中原的鲜卑族作为本民族语言使用。作为当时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鲜卑语一度在中国北方成为仅次于汉语的声望语言。至到北魏时期,孝文帝和冯太后下令进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用汉语代替鲜卑语,更改鲜卑语姓名为汉字姓名。禁止入住中原的鲜卑人使用鲜卑语,无疑使到鲜卑语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地缩小。六镇之乱后,胡化比较深的六镇部将再度推广鲜卑语的使用,中国北部掀起了鲜卑化热潮。直至隋朝末期,鲜卑语失传。
但是,在北魏的改革过程中,为现代语言学家留下了解读鲜卑语的线索。北魏更改胡名为汉名,基本采用了语音相近而转写和语义相近而直译的两种方法。[48]前者提供了一些鲜卑语的语音信息,后者相当于一套鲜卑语—汉语对义词汇表。例如更改拓跋为元、独孤为刘、贺赖为贺、步六孤为陆、吐奚为古,更改可汗为皇帝、可孙为皇后、莫贺为父、么敦为母及阿干为兄等等。[49]白鸟库吉与方壮猷等现代学者首先正确地认识到这些词语原名与汉名为鲜卑语语音语义对应汉语语音语义的关系,并且进行了对比研究。
关于鲜卑文,《隋书·经籍志》中有关于使用鲜卑语翻译中国传统汉文书籍的记载,共记有《集解论语》、《集注论语》等108部图书,447卷,此外在唐朝初期编纂《隋书》时还统计另有亡佚图书135部,569卷。[50]但是以上这些鲜卑语图书无一本传世,故其文字无法考证。
贝加尔湖地区、东北地区自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于家屯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占较大比例的是不同质料的镞、锥、网坠。同时,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鹿、狗、牛、熊、野猪、狍子、兔、鼠、鱼、河狸、蚌、鸟等动物遗骸,房址中出土有山核桃、山杏、橡子、菱角。这表明,当时人们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而铁和石磨棒、石斧的出现,说明原始农业已经出现。但由于其数量较少,我们推测,农业在当时的经济领域应当处于辅助地位。
早期鲜卑保持有游牧民族的习俗特性。因为鲜卑同乌桓同源,又受到匈奴奴役,所以习俗与乌桓、匈奴类似。《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51]其社会组织为邑落组织,分为部、邑、落,由小到大组成。[41]后期鲜卑由于同汉族接触加深,渐渐汉化,其生活习性逐渐向汉族靠拢。隋唐帝国的人与汉帝国的人,并不相同,应该称之为“隋唐人”。在汉代以后,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汉通婚等现象,最终导致两者合为一体,是一股大的历史潮流。如果说胡族已经汉化,那么也可以说汉族已经被胡化,汉帝国式的胡汉分类,不再符合新时代的区分标准。[59]
早期鲜卑族由于风俗习惯、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等原因,长期保持着一种原始状态,所以在其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萨满崇拜气息比较浓厚。萨满教是中国北方蒙古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灵性的基础上的原始多神信仰。在这种崇拜下,对于自然、图腾、祖先各鬼神的信奉都能够涵纳在它的宗教活动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各种知识的极度匮乏,人们击鼓完全处于自然力量的支配之下,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如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都能够对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也容易使人产生敬畏感和神秘感。
后来,随着鲜卑族的不断南迁,并且日益深入中原腹地之后,同汉族的杂居和交流加深,加之高僧大德不遗余力的弘传,以及统治者的推动,在宗教信仰方面,佛教和道教日益成为鲜卑宗教信仰的主流,与此同时,萨满教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据史书记载,慕容部是最早接触佛教的鲜卑部落。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后,出现两龙相飞的祥瑞景象,“皝大悦…立龙翔佛寺于山上”。这是已知最早建立在东北地区的佛寺,也是慕容部倾心向佛的明证。自此以后,佛教开始在慕容燕内广泛传播,佛教信仰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对于慕容鲜卑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相对于佛教而言,拓跋鲜卑对于道教的接触更早,早在代国的拓跋沙漠汗时期就有了奉道的迹象。北魏建立者拓跋珪对于道教也颇为热衷,天兴年间,拓跋珪设立道教仙牌,煮炼白药。太武帝时,因为出身于奉道世家的司徒崔浩大力推举,道教更是受到了统治者的青 睐。实际上,早在道武帝平定后燕之时,便下令大兴佛法。到明元帝时,佛法开始在拓跋贵族和民间广泛传播,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也先后开始修建。但与此同时,萨满影响依然没有完全根除。在当时的重大政治、军事决策中,仍有神巫参与其中;在拓跋鲜卑的祭祀当中,仍有大量的原始色彩;在民间,萨满巫师仍然很受欢迎。[52]
道教、佛教在鲜卑族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佛教先后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二武灭佛;二是在大力举荐者崔浩被杀后,道教便也开始衰弱。
汉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曾派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匈奴远逃。在任尚等追杀北匈奴单于之战后,东汉未有效地控制匈奴故地的情况下,鲜卑很快就占据了这一地区。此时,“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鲜卑不仅取代了匈奴成为我国北方的主要民族,也开始与东汉的北方边郡为邻,开始了与汉朝更为密切的关系。这时,鲜卑和汉朝的关系,有时诚服,有时战争。
在建光元年(121年)鲜卑首领其至键叛汉,至阳嘉二年(133年),他死的时期内。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战争最为频繁,几乎无年不战,并且又都是鲜卑侵扰东汉边郡。而对鲜卑向东汉政府归顺的记载也就只有三次。这些也都能说明在这一阶段,鲜卑的强大已经成为仅次于羌的东汉重大边患之一。
桓帝时,鲜卑又诞生了一位杰出的领袖——檀石槐。据记载他“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在成为鲜卑大人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乃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之后,在他的统帅之下,“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拘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留,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楼人善网浦,于是东击俊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渔以肋粮食。”成为汉北边的严重威胁。东汉政府担心患檀石槐寇边,曾派遣使者要封其为王,并与他和亲。但檀石槐不接受,反而寇抄更加厉害。
同时亚欧大陆由于帕米尔山结的存在极大阻碍东西方的交流。中原想要到达欧洲,只能通过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但北方情景就截然不同,随着纬度半径不断减小地貌也越平整,是北大西洋暖流以北受到北冰洋湿润气流影响的区域,骑兵可以一路从岭北杭爱山快速机动到喀山汗国境内,仅仅只有3000多公里,远不如东汉首都洛阳到西域喀什的距离。
从岭北出土的遗迹以及突厥碑文证实汉唐曾在这里设置过统治机构,但汉唐都以为这地方不适合耕种,忽必烈却建五卫,每卫万人,其中屯田者2000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为二与八之比。京师六卫,每军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这就说明,十分之二屯田,即满足其余十分之八的粮食需要。之后,其他各卫抽调的屯田军有多有少,都与2000户相去不远,虽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军人数要高出,但还是少数。历史上中原军民不断打走一波总会有另一波不知名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渊源不断的涌下,为此元朝从岭北扼守北方成为重中之重。
在褒华贬夷的思想下,很少有人去愿意了解当地的语言与习俗思想,通常施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北匈奴西迁后,漠北之地空矣,此时按照范晔说法,应“因其时势,及其虚矿,还南虎于阴山,归西河于内地”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光武帝的权宜之略,而且还能防止戎羯乱华之变的发生。然而在共同出击北匈奴的同时,鲜卑尽据北匈奴故地,并获得北匈奴残余部众,侵扰边郡,成为东汉王朝新的边患,根本不可能使南匈奴归回故地。从这一结果来看,东汉推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利用少数民族捍御少数民族,通过武力解决边患,治理边疆,只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古代人口就是先进生产力,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中做过统计:拓跋氏亲缘部落(即代北鲜卑)十个;匈奴部落六个;丁零部落六个;出于鲜卑后成柔然的部落三个;乌丸和东部鲜卑部落九个;其他杂部七个。上述四十一个部落,是进入中原前的北魏能有效控制的。还有通过盟誓入贡的传统游牧汗国政治手段,羁縻控制的其他杂部:三十五个。根据《魏书》的记载,北魏当时能控制的,为七十五姓,由于羁縻控制的部落是动态变化的,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个概数。在与国力强盛的刘宋大战时,魏太武帝战书写道:“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前秦时《十六国春秋》载:“时东夷、西域凡六十二国,入朝于秦,北尽大碛,置司隶于长安,秦州于上邽,南秦州于仇池,雍州于安定后并入司隶。”隋文帝就曾说:“突厥人猖狂,动不动就侵犯边塞,像犬羊那样多,弥漫了整个山岭原野。” 《朝鲜实录》、《明史》、《英宗实录》和《宣府镇志》载:在明朝先遣部队被消灭后,明英宗领兵八万亲征瓦剌,而瓦剌的兵力并不亚于明军。也先的本部兵马约二万人,其他蒙古各部动员则上十万,双方打到最后蒙古部落甚至还不断有增援赶到。因三国大战、八王之乱中原人口大减,陆权时代最重要的就是人口,所以身为游牧民族的鲜卑族有这么多人不是玩笑话。鲜卑和前秦都很好的通过人管理了漠北,而到了蒙古时更把历史上的各游牧民族统一了起来,其无外乎:共同祖先(阿兰豁阿夫人圣洁的腰身传说)、共同宗教(萨满巫师)、共同语言(创造蒙古文)、共同敌人(连年战争创造共同敌人)、和亲联盟(铁木真(鞑靼部)与斡亦刺(瓦剌部)家族世代联姻),这些都是中原王朝没有想到的。[53-54]
秦汉以来,鲜卑民族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最为持久的北方游牧民族。十六国时期,鲜卑各部族政权为数最多,持续最久。分别为慕容氏的前燕、后燕、西燕和南燕,乞伏氏的西秦,秃发氏的南凉,吐谷浑氏的吐谷浑国,拓跋氏的代国、北魏、东魏和西魏,宇文氏北周以及鲜卑化的高氏北齐,先后持续近三个世纪。宇文鲜卑“别种”契丹族辽国持续近二个世纪,亡于女真族金国后进而西迁建立西辽国,直至被蒙古汗国所灭,又持续近一个世纪。北宋至清,有拓跋鲜卑支裔党项羌拓跋部的西夏国,持续近二个世纪。自十六国以来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约千年之久。
南下的鲜卑人主要活跃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政治舞台。而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大转型时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基本定格成型的历史。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和社会大转轨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旋律。胡汉民族的共同性日渐增多,差别性日渐减少,一步步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一体了。在当时社会现实的驱动下,北方各民族相继步入了汉民族的封建化道路。北魏全盛期国家掌握的人口总数据推测不到两千万,而北魏初期的非汉民族总数就已达数百万之众,因此当时的北方民族绝不是“少数”。此外还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非汉族出身者、跨种族混血儿活跃于北朝、隋唐的政治中,因此胡三省称:“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60]
在这方面,鲜卑人最具典型意义,尤其是鲜卑拓跋氏。特别是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其不朽功业在于把胡人的“汉化”进程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定型化、常规化和普及化。现在汉族的祖先有很多是鲜卑人,但在他们的记忆认同中自己就是汉族,并且记入户籍,这种认同的基础是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57]
南下的鲜卑人在古代的广泛区域活动,多数融入到汉族群体,少数的融入藏族等。但有的支系或小部落在家乡(关外)长期独立地生活和发展,其中的拓跋部的一支成为后来的锡伯族。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文章《锡伯族》介绍:“锡伯族发源于东胡系拓跋鲜卑部,原活动于大兴安岭地区。自汉代前后由大兴安岭地区往南迁徙,到明末清初,已分布于嫩江中游各支流适宜农耕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清初被编入八旗……锡伯族是本民族的自称。在历史上,汉文史籍对锡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写法,如须卜、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韦、失韦、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席白、席北、锡北、锡窝等,都是xiwe的同音异写,到明末清初定为锡伯。其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一说是鲜卑带钩的名称,即所谓“黄金犀毗”;一说是瑞兽之名;一说则由地名演变而来;另一说系鲜卑的音转。据多年来学界研究认为,锡伯族发源于汉代以前的东胡系,由东胡——鲜卑(拓跋部)——室韦(失韦)——锡伯演变而来。……鲜卑是一个庞杂的部族群体,主要由拓跋、慕容、宇文等不同部分组成。其中的拓跋鲜卑是比较强盛的部分之一,锡伯族就发源于该部。”[4]
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建国吐谷浑(藏族称其为霍尔人),其一支成土族的主体,其另一支则与来此的蒙古人通婚而后裔划属于土族。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文章《土族》介绍:“663年,吐谷浑为吐蕃所并,一部分人仍留居青海故地。从地域上看,现今土族主要聚居区在湟水沿岸,而这里曾是吐谷浑人的活动地区。现今互助县和大通县的土族地区有十几个村庄,土语称为“吐浑”,当地汉民则讹称为“土观”或“托红”,均为“吐浑”的音转。……综上所述,吐谷浑亡国后,东迁的一部分逐渐融合于汉族,降服于吐蕃的后来融合于藏族,留居于凉州、祁连山一带、浩门河流域、河湟地区的一部吐谷浑人,则成为今日土族的先民主体部分。”“在互助县土族中,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蒙古人,以及成吉思汗大将格日利特(格热台)率部留驻索卜滩(今互助县境内,意为蒙古滩),不久病死,其部属留驻下来,以后与当地霍尔人通婚,逐渐繁衍而成土族的传说。”[5]
东胡(是一个方向多民族的泛称)——鲜卑——室韦(失韦),三者的大小不同,鲜卑是东胡的一部分,而室韦是东北的古国,室韦人包括其他东胡人和关外的鲜卑人。辽东汉人、东胡、濊貊、肃慎都在广大的东北区域活动,与鲜卑人有多少关系?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