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的变迁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素材。北方民族的融合，南方经济的开发、思想意识控制松弛，社会巨变及各种矛盾所演绎得丰富素材，为史书编写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
（2）发达的两汉史学的影响。两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班固、旬悦等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开创和完备了纪传、编年两大史书体裁，为魏晋时期的学者树立了典范和效仿的楷模。
（3）史官制度的发展所提供良好的条件。魏晋时期史官制度的完善，从而为史书体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魏明帝太和中设置了著作郎”，这是我国历史上专司著史之官设置的最早记录。
（4）科技进步的有利推动。造纸术在曹魏以后进一步改善和推广，商业贸易的发达及海上、陆路对外交通的发展，地理著作随之增多，地志学渐具雏形并有所发展。
（1）从一般意义上说，他是人们（尤其是史学家们）对史家的活动和思想，史书的撰写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这些活动、思想、撰述、关系等方面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积累的认识和评价。史学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史家对历史的认识，还表现在史家对于史学的认识。这种对于史学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史学上已滋长了明确的史学意识并进而演变为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2）《春秋》《左传》体现出来的史学意识。
《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表现，一是“属辞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属辞”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比事”是按年、四时、月、日顺序排比史事，是编年记事的的概括性说法。
《左传》称赞《春秋》说：“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司马迁称赞“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说明孔子“属辞比事”的严格要求，《春秋》的“属辞”和用例，不止是形式上的要求，还突出反映了孔子对“义”即历史评价的重视。从《春秋》和孔子的这些言记来看，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个有明确史学意识的史家。
孟子非史家，但孟子的先秦史学思想不能忽视，他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而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两句话讲到了史家作史的社会环境、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孟子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关于“事”“文”“义”的概括，在先秦时期历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3）从《春秋》和孔子的言记以及《左传》和孟子的言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历史学意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a、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 b、重视史家对于史书的评论 c、推崇“书法不隐”的精神 d、提出了“史家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的初步认识 e、提出了历史撰述的客观社会条件、社会目的、社会作用的认识。f、提出了“事”“文”“义”这三个史学上的重要概念。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指导方针和宗旨所在，他的“究天人之变”是要通过对自然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探索，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纵观《史记》全书，司马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究，表现出了明显的“重人事”的思想，同时由于时代和学术渊源关系，
也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权”的思想。
司马迁“重人事”的集中表现，是强调“认为”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史记》。以纪传体记载历史，本身就说明司马迁以人为中心，重视记载人事。《史记》所记载的史事，通篇都体现出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在谈论夏商周秦相继更替这一历史发展的大势时，充分肯定了夏商周秦之王天下，都是修行仁义、积极用力的结果，是认为而非天意。司马迁对历史上那些将人事的成败归因于天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在《项羽本纪赞》中，他否定项羽“天之亡我”的说法，认为项羽的败亡是咎由自取。《史记》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天道”表示怀疑，《伯夷列传》，用事实对这种天道观提出质问，并直接对汉初以来的星占术之等零杂提出批评。
司马迁的“天命王权思想”主要表现在接受今文经学家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如《殷本纪》描述商部族起源时，认为商的始祖契是它母亲简狄屯卵有孕而生，对秦人的始祖和汉高祖的出生的记载，则是套用和发展了这一说法。在司马迁看来，历史上商周秦汉的开国，全部都是上天的旨意，当天神赋予圣王或者他们的始祖以肉体时，也就同时赋予了这个部族或者家庭治理万民的权力。当然，司马迁并不是 一个彻底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者。
的旨趣。
《史记》撰述，空间上涵盖天人之际，时间上贯通古今年代之变，“通古今之变”是其又一个宗旨。司马迁认为，《史记》所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3000年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变易的过程。“通古今之变”，即是将这3000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把握其中的盛乱兴衰之变。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旨趣可以从其史学方法论、历史变易观等方面来阐述。
（1）“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司马迁探寻历史变易的方法论。“原视察终”就是要对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这种方法要求人们要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和过程来加以考察，以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各种因果关系。所谓“见盛观衰”就是要注意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是一种盛衰之变，要注意历史发展兴盛之时可能会出现的向衰的方向转变，事物的盛与衰是互相包含的。如《史记》撰述的整体构思，充分体现了“原始察终”的原则。《十二本纪》的撰述主旨是考察王迹的兴衰，它通过对黄帝以来历史发展大势的技术，集中表现了一种德政和力证转换的思想。
（2）“承敝易变”，是司马迁的历史变易观，是说在继承的基础上重在求变创新。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就是《易传》的通变思想。司马迁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因此，《史记》关于黄帝以来3000年历史记述总共有52万余字，而关于周初、战国、秦汉之际和武帝建元后四个主要变革时期的历史记述，却有40余万字，由此可见其重视变革历史记载之一斑。当然，司马迁的变易史观，只是一种历史循环进化论。
（3）“三统”和“五德始终说”之变是司马迁历史循环进化论。司马迁的变易观，则是一种历史循环进化论，其直接来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这种学说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和循环反复的原理，来排定王朝的德属，解说历史的变易特点。董仲舒的“三统”则认为历史朝代的更替是按照黑、白、赤三种循环进行的，应该建立的王朝必须高一正朔、变易服色和改道易制。
《史记》对“五德终始说”予以了吸取，司马迁认为，汉初的德属问题较之远为复杂，主要是水德、土德两说，汉武帝太初年间改制，采用“三统”说的正朔和“五德终始说”的服色度数。“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数用五”。《史记》对“三统”说也予以了吸取，天运有三五循环之变，根据天人一系的原理，人运必与之相适应的三五循环之变，所以“为国者必贵三五”，在此司马迁肯定了三五循环之变是天人之际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则。
在评述夏商周三王之道的历史变易情况时，司马迁更是直接采用了董仲舒的“三统”说。此外，“五德”“三统”说既是一种循环史观，同时也蕴藏着进化的思想。“五德”的实质是讲救弊，邹衍主张以质文就政教之弊，认为不如此就不会盛泽世的出现；而这种补救拯救弊端的主张，无疑是隐藏着历史发展的思想。
司马迁的史学目的论是有层次之分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终极目的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要求得历史成败兴坏之道理，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成败兴坏之理”的探讨，在政治、经济和用人之上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家言”。
首先，理民以静。这是司马迁探寻历史成败兴坏之理所表达的一种政治观。 司马谈在政治观上尊崇黄老之学，认为黄老之学的本质是特征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另一方面，对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社会效用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司马迁的政治观深受家学影响，他赞成黄老治国之术，主张理民以静。他对汉初推行与民休息而取得的显赫政绩给予充分肯定；相反，他对汉武帝多事扰民的曲措则给予否定。
司马迁理民以静的政治观在吏治主张上也有充分表现。司马迁肯定“奉职循理”的官吏，特为他们作《循吏列传》，而对那些民众畏而恨之的的官吏，则给予否定。司马迁甚至将是否理民以静作为评判官吏好坏的标准。应该说，司马迁理民以静的政治观，既渊源于家学，又是通过对历史之乱兴衰的总结，特别是对汉初几十年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现实寓意是很强的。
其次，“富者，人之情性”。这是司马迁探寻历史成败兴坏之理所表达的经济观。司马迁的经济观是与其人性论紧密相连的，司马迁认为，追逐财富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司马迁充分肯定财富对于个人立世、社会道德乃至政治成败的重要作用。人在社会上所以有贵贱之分，是由其拥有财富多寡来决定的，这种见识显然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同时，司马迁肯定社会道德是建构在物质财富之上的，他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公开指责那些口谈仁义而不力行致富的人是可羞的。肯定追求财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这一真理。
司马迁以史为鉴，充分肯定社会财富对国家强盛起的决定性作用。《平准书》认为齐“成霸名”，魏“为强君”，在于发展生产，积聚财富。
司马迁将秦国强大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两条：一是商鞅变法，奖励耕织，二是开凿郑国渠。在司马迁看来，既然财富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政治都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统治者对于百姓追逐财富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他否定统治者与民争利。
最后，“存亡在所任”。这是这是司马迁探寻历史成败兴坏之理所表达的人才观。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天人观是肯定人为作用的。也正因此，在探寻历史成败兴坏之理时，也就自然提出了“存亡在所任”这一顺乎逻辑的结论。认为国家祸
福存亡取决于人才任用与否。
司马迁还以史为证，对人才与政治兴亡之关系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三代盛世的造就，依靠的就是人才。秦最终得以灭六国，一统天下，与重用人才分不开，如商鞅、李斯等，反观亡国的败亡无不与不重用人才有关，如楚国放逐屈原等。刘邦的善于用人和项羽的刚愎自用而导致两人一成一败也能看出人才的重要性。司马迁强调君王不能凭借一己之智治国，而应该重用人才，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