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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吴晗应熊庆来之邀赴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起,转到西南联大任历史系教授。[14]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69年10月11日含冤逝世,[5]享年60岁。[13]
20世纪30年代,吴晗的一系列明史研究论著对明史研究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对明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民族、文化、中外关系等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15]亲自组织和领导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的标点和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的改编;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读物,对普及、宣传历史知识和繁荣历史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13]
- 全 名
- 吴晗
- 别 名
- 语轩、酉生、刘勉之、赵彦[12][16]
- 字
- 辰伯[12]
- 所处时代
- 近现代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浙江省义乌市
- 出生日期
- 1909年8月11日
- 逝世日期
- 1969年10月11日
-
明史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朱元璋传》在史学界有重大影响 - 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2][15]
- 吴春晗
目录
清宣统元年(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家庭经济时常颠簸于温饱与小康之间。其父吴滨珏,秀才出身,家教颇严。吴晗少年聪慧,自小就对历史尤其明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吴晗不仅早慧,而且早熟,12岁时到金华读中学,广读博览,吸收梁启超变革维新的思想。[1]
民国十四年(1925年),吴晗中学毕业,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小学教书,赚取一点工资贴补家用。[2]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吴晗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1]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云南大学呆了近3年的吴晗重回母校,思想开始全面左转。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传闻沸沸扬扬,而中共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联大四处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国难、贫困、艰辛、腐败传闻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更加增加了吴晗对当局的仇恨。[4]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态度越来越尖锐,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自此以后,他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史学著作。[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因抗战结束,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暗杀的噩耗传来,吴晗深陷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怒不可遏,写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写道,独裁与专制“保证你有失踪,挨打,被造谣中伤,以致挨枪刺、手榴弹、机关枪,还有无声手枪之自由”。他指出,这种暗杀政治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17日和18日晚,吴晗两次在张君劢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他来说更是巨大鼓舞,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承担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也在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听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以后传抄、油印、散发,扩大中共的影响。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上了抓捕名单。经地下党安排,他于1948年11月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待。[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更多的是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位不问政事的教授,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4]
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6-7]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6]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6年夏,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9]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我)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不久,吴晗进了劳改队,“他的身上总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1968年4月,“妈妈也被送入劳改队”,后双腿瘫痪。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8]
吴晗聪慧勤奋,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1934年吴晗毕业留校任教,开设明史和明代社会等课目,影响直追陈寅恪、张荫麟这些史学大家。[2]
吴晗年轻时的一个重要史学成绩是关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尔哈赤入关并建清王朝后,竭力否认建州曾在明朝管辖之内,并在清修《明史》中对过往历史进行篡改、伪造和歪曲。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说别的,但看雍正、乾隆两朝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震惊。全毁,抽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篡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盛事的,但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很有些骨气的人。”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被一页一页撕毁的。[2]
最终考据结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设有“建州卫”,女真族长期隶属明政府,是中华民族中一员。通过这段研究,吴晗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他在主编《益世报》史学专刊时表达的那样,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二、求真;三、重视“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四、“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表明吴晗对官修历史产生了严重质疑,他在《史学》一周年的致辞中写道:“我们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会的、民众的。”[2]
- 张显清:吴晗是杰出的史学家。这是因为:第一,他是我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谓“开拓者”,就是在荒原上开辟园圃之人,在荆莽中开辟道路之人。在20世纪30年代,以现代方法研究明史的学者还寥寥无几,明史研究的成果也甚为稀少,正是吴晗的一系列明史研究论著,对明史研究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并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对明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民族、文化、中外关系等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直至今日,明史领域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他开创的基础上进行的。凡研究明史的人,都不能不阅读他的著作,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第二,他是新史学理论的努力探索者。……吴晗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对现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第三,他是历史学科的出色建设者。侯外庐曾经指出,吴晗“积极从事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工作”。就是说,吴晗的学术贡献并不只限于明史研究,而是扩展到整个历史学科和其他文化领域。……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对历史科学的建设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最著名的是主持新中国史学三大工程的实施。所谓史学三大工程,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标点《资治通鉴》、标点《二十四史》和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毛泽东出于对吴晗的器重和信任,将这三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吴晗以极大的热忱担起重任,以出众的组织才能和丰富的学识出色地完成了这三大工程,取得优异成绩。第四,他是文史知识普及的大力倡导者。在新中国学术大家中,吴晗是最注重文史知识普及的一位。他抱着“把知识普及给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呕心沥血,极力倡导普及文史知识,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提高民众素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语文小丛书》等是“文革”前编撰出版的几部大型文史通俗读物,发行量之高,读者面之广,罕有与之相媲美者。他不仅是文史知识普及的倡导者、组织者,还是亲自实践者,一生撰写了大量普及性读物,即使是学术著作,也都写得行云流水,虽然学术底蕴深厚,但读来并不感到艰涩难解。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倡导的知识普及,既注重通俗性,更注重科学性,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当下那些戏说历史的所谓的通俗读物截然两样。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堪称普及读物的楷模,对于今日通俗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五,他是“双百”方针的积极拥护者。他坚决拥护党的“双百”方针,并积极参与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和争鸣,对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起义、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道德批判与继承、清官、历史剧以及学风、治学方法等问题都撰文发表了见解,并对“左”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17]
吴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严重,入学考试需考文史、英文和数学三科,他的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随后他改投清华,得到同样成绩,但清华网开一面,以文史成绩特别优异为由,破格录取了他。吴晗遂成为“清华人”,与北大失之交臂。[2][11]
1930年3月19日,吴晗径直写信向胡适讨教自己在整理《佛国记》时遇到的问题:“明知先生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之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则追随北上,经人介绍,由顾颉刚安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此间,他写下《胡应麟年谱》,并以此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吴晗再度为此写信讨教胡适,胡适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给吴晗回信,对其作品大加赞赏,并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从此,吴晗成为胡适的“弟子”。[2]
吴晗进入清华时,家道基本败落。胡适对这位弟子真是青睐有加,他在吴晗录取后没几天,即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一个工读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此外,还大力介绍了吴晗的学术水准。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全面师法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影响之深。[2]
袁震在湖北女子师范时乃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因战乱与组织失去联系。考入清华历史系后,却因罹患肺结核长期卧床。袁震的老师吴之椿、同学梁方仲先后照料于她,后因职业变换,他们又委托已是清华教师的吴晗照料她,一来二去,两人生出几多情愫,变成了情侣。[4]
袁震在病榻上与吴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对吴晗所具有的“胡适史观”很不以为然,取笑道:“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则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见对袁震的倾心。后来吴晗也承认:“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吴晗年长3岁,如此恋情是要遭到吴晗家庭反对的。不过,吴晗顶住了各方压力,袁震也病体渐愈,两人终于1939年10月在云南结为夫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