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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经本为金人,金朝灭亡后随父母流落河南,后徙家顺天,才名为郡侯贾辅所知,待以宾礼,蔡国公张柔又延其至家塾开馆,教授诸子,得以饱览群书,尤其致力于洙泗伊洛之学,慨然以天下斯文为己任,发诸文章为世所知,自此声名鹊起。忽必烈在金莲川开府招四方贤士,郝经于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北上应召,成为忽必烈潜邸旧侣之一,上书条陈军国大事民间利病数十事,备为顾问,优礼相待。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随忽必烈南下伐宋,作《东师议》,劝说忽必烈以修德养兵为务,等待宋之开衅。翌年,忽必烈即位,以翰林学士职奉命为国信使出使南宋,以告即位请和议为务,宋相贾似道为掩盖冒功之实,秘密羁留郝经于真州馆驿十六年。至元十一年(1274年),伯颜伐宋,始得放还,翌年至京师而卒。[9]
目录
郝经(1222年—1275年),字伯常,始祖郝仪由太原迁至潞州(今长治市),八世祖郝祚又迁至泽州(今晋城市)陵川。郝经的祖先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业儒、匮徒不仕,教授乡里,为一郡望族。郝经的祖父郝天挺以教学有方闻名。
郝经出生于金末乱世。金正大八年(1231年),随父母避难于河南鲁山。次年,蒙古兵锋南下,郝经又随父母北渡,徙居顺天(今北京)。其父亲主要靠教授生徒勉强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当时郝经已12岁,“始知学”,开始就读于铁佛寺僧张仲安之南堂,凡五年。他“以兴复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读书则专治六经,潜心伊洛之学,涉猎诸史子集”。
由于郝经以其学问品行逐渐出众,乃马真后二年(1243年)以后,他先后被蒙古元帅贾辅和张柔聘请,在他们家中设馆教书。张柔家中富有藏书,郝经尽得观览,眼界更加开阔,学识上也有了极大长进。在贾、张二世侯家做教师期间,郝经结识了金朝遗老元好问和理学大师赵复。元好问遂相与论作诗作文法。郝经赞赏元好问的学问和为人,称其为“一代宗匠”,并执弟子礼。郝经多次拜见赵复,与他交游论道。赵复十分赏识郝经,称“江左为学读书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气立于天地之间者,盖亦鲜矣”。[2]
元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开府于金莲川。郝经受举荐,忽必烈遣使两次召见,后随使奉诏北上。六年(1256年)正月,见忽必烈于沙陀,忽必烈向郝经问以经国安民之道和帝王当行之事,郝经“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对,且告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忽必烈“喜溢不倦”。
“自后连日引对论事,甚器重之,且命条奏引欲言者”。郝经上《立国规模》三十余条。忽必烈又问“当今急务”,郝经“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切中时弊”,忽必烈“皆以为善”。郝经的建议,有些虽不能立即实行,但后来元朝建立后,“凡更张制度”,采纳郝经建议“约十六七”。
自从灭金以后,蒙古军就开始南下,力图尽快并吞南宋。郝经对此持否定态度。他向忽必烈讲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的历史经验,同时通过对蒙宋双方情况的分析,认为蒙古国是“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敝于下”,而南宋当时则是“君臣辑睦,政事修明,无衅可乘”(《元史·郝经传》)。因而主张不要立即伐宋,应把主要精力放在革除弊政,遵用汉法,选贤用能,创法立制,减轻赋税,屯田垦殖,巩固内部,使“天下一新”。
宪宗八年(1258年),当蒙哥汗命忽必烈分兵征鄂州,大举南侵之时,郝经一再向忽必烈致论,亟言不当南下。忽必烈先是以已经和蒙哥汗约定联合攻宋,不能中止为辞,否定了郝经的建议。但当蒙哥汗死于合川钓鱼山,阿里不哥图谋篡位,威胁到忽必烈汗位继承权的时刻,忽必烈开始采纳郝经的建议。适值南宋奸雄贾似道派间使称臣纳币请和,忽必烈遂班师北上,归定大事。此间郝经被任命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
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授郝经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令其出使南宋议和。郝经一行,以何源、刘仁节为副使,高翿为参议,苟宗道为书佐,随团成员还有马德磷、孔晋等数十人。郝经此行,引起了大蒙古国内部一些汉人世侯的妒忌,平章王文统私下指使将军李璮侵扰宋境,企图假南宋之手破坏和议。南宋奸相贾似道也对郝经一行的到来极度恐慌。害怕过去冒功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却敌的劣迹败露,极力反对郝经进入宋境。[3]
郝经原计划经涟州入宋,但李璮劝他们返回,理由是他先行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不为所动,转道宿州五河风餐露宿,迁延近五个月,方于当年秋末进入宋境。可是一入宋境,贾似道便密令淮东制置司以李璮兴兵犯境为借口,把郝经一行拘禁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从此身陷囹圄长达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间,郝经曾多次上书南宋君臣,但在贾似道的阻止下,一切努力均付之东流。为了策反郝经,贾似道谎称元廷兵乱,几次派人诱降,均遭郝经痛斥。又派人假扮强盗夜闯囚所威逼、断绝生活供应等,也未能动摇郝经的意志。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六月,忽必烈命丞相伯颜率兵伐南宋,又命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郝经之弟行枢密陪都事郝庸入宋,责问信使无故被拘一事。南宋朝廷理屈词穷,再加元军所向披靡,不得不派总管段佑以礼送郝经一行北归。元世祖忽必烈也派枢密院官及内臣近侍远道迎接。[1]
十二年(1275年)夏,郝经一行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大都,忽必烈赐宴于廷,赏赐有加,并向郝经咨以政事。是年秋,病卒。谥文忠。[4]
辛亥(1251年)年春,29岁的郝经在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市)贾副元帅家就教,一位陵川道士,赴燕都上香朝拜,过保定时,向郝经哭诉了家乡百姓深受蒙古官僚压迫而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当郝经听了家乡道士的苦诉,不光是泪水淌流,又火冒三尺,愤笔写下了《河东罪言》,冒着不测的风险,上书给蒙古统治集团,出人意料的是,忽必烈没有责罪郝经,反而召纳郝经于王府。他深感这份“民书”血淋淋的分量,“民失,江山倒!”
汉武帝时,汉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奉命出使匈奴,被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匈奴人对苏武威逼利诱,招数使尽,但这个汉朝忠臣手持汉朝符节,誓死不屈。一直到汉昭帝继位,派人与匈奴和亲,并索还汉使苏武。匈奴人理亏,谎称苏武早已病死,汉使得密报,知道苏武仍在世,就谎称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其中一只大雁足系苏武亲笔所写帛书,讲明他本人仍在北方沼泽中被困。这一招管用,笃信“怪力乱神”的匈奴人惊惶,忙派人找到苏武,把他送还汉朝。文史的力量真大,郝经据此演出“真人秀”,把昔日汉使所编的“故事”演绎成真。[6]
《续后汉书》,元延佑年间印行,明收入《永乐大典》,清收入《四库全书》。当时,乾隆皇帝《御题郝经(续后汉书 诗四首》,歌曰:“身充信使被拘留,两国恰逢建计投;愿附鲁连未遂志,空言思托著书酬。”……后来,商务印书馆1937年在上海铅印出版,上、中、下三大册,书名顶头加有“国学基本丛书”的标志。随之,1958年商务印书馆北京第二次版印,中华书局1988年北京第三次版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有“台北版”书名《郝氏续后汉书》。《陵川集》收录郝经诗作423题,670余首;赋15篇;论说、辩解、书、传、铭、序、记、碑志、祭文、宏辞、表奏等各种散文190余篇。元延佑年间印行后,至明代流散民间。幸遇泽州沁水县的李淑渊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做官,偶见几本《陵川集》,认“公郝经 乡先哲也,景慕之尤深,求其集逾二十年始得全帙”。于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印行问世。[5]
《人民日报》1983年11月7日5版发表题为《中国蒙古史学会学术讨论简介》的文章作了如下评述:
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财富,满足经济上的贪欲,到忽必烈时,宋元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郝经较早地提出了“汉法”主张迁都燕京,与南宋议和,偃兵息民等,均为忽必烈所接受。他多次下令禁暴行,使蒙古军基本上停止了掳掠与滥杀。忽必烈能顺应历史趋势,终于统一了中国。[5]
郝经反对“华夷之辨”,而推崇“四海一家”的思想,主张天下一统,结束自唐朝末年以来的分裂状态,但又反对不同族群之间的等级观点。郝经又主张凡事不必尽都师法古人,提出“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认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强调文人写文章时应当“皆自我作”。体现了强烈的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和创新的意识。
他的《内游》《养说》二篇发挥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论点,强调主体精神的自我涵养,提出“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大之所以为大,皆养之使然也”(《养说》)。进而对于文章写作,他也强调“皆自我作”,“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认为“三国六朝无名家,以先秦二汉为法而不敢自为也;五季及今无名家,以唐宋为法而不敢自为也”(《答友人论文法书》)。这里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创新意识。
郝氏重视书法艺术创作主体内在修养的锤炼,且将充实学养的范围限定在理学思想之内。在谈到书法学习的对象和过程时,他提出了完全理学化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