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名家地位的论定
作者:张勇耀(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审)
为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确立一个位置,是从元好问去世之后就开始的一项历时长久的“文化工程”。此事肇端于元氏弟子郝经,他在《遗山先生墓铭》中称扬其师之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将元好问置于《诗经》、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之后,越过汉魏六朝唐宋诸多名家,定位不可谓不高。元好问好友李治、杜仁杰也在《遗山先生文集序》中说:“吾友元君遗山,其二李后身乎?”“敢以东坡之后,请元子继,其可乎?”“二李”应指李白、李商隐,直继东坡则连黄庭坚都省略了。但这些说法在元明之世少有响应,明人虽然认同元好问是金元文学大家,如沁水李瀚刊刻元好问诗集,潘是仁编《宋元诗四十二种》、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都收录元好问诗,但他们很少将其与李杜苏黄这样的名家并列。潘是仁在选诗引语中说郝经“上薄《风》《雅》”等句“殆非虚语”,语气也非完全肯定。但到清代,将元好问入列前代名家却极为普遍,也即元好问名家地位的论定主要是在清代。
清人将元好问入列前代名家大要有以下五种方式。
一是选出文学史上的“几大家”,元好问名列其中。如张维屏《论诗绝句二十四首》其七将元好问列入“万古骚坛”的“七大家”之列:“李杜白韩与苏陆,似山似海似云霞。放翁老去遗山出,万古骚坛七大家。”(《花甲闲谈》卷六)所列“七大家”分别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七人。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还把古代名诗人分为“今古大家”“名大家”“小家”三个类别,“今古大家”包括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八人,“名大家”包括左思、郭璞、鲍照、谢朓、王维、韦应物、李商隐、岑参、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陆游、元好问、高启十四人,但他认为元好问尚可升一档次,“南渡以来,惟遗山高于名家,可列古今名大家中”,“余人皆在小家之列”。这些“大家”序列对元好问的接纳,极大地提升了元好问的文学史地位。
就某一方面将元好问入列名家则更为多见。如宋荦说七言古诗“后来学杜者,昌黎、子瞻、鲁直、放翁、裕之各自成家”(《西陂类稿》卷二十七),潘德舆说“自李、杜后,诗遂无大句。元裕之崛起四百年后,有志追而复之”(《养一斋诗话》卷七),黄宗羲称明文“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庵、道园,尚有所未逮”(《明文案序》),分别从七言古体、诗歌风格、文章成就方面,将元好问置于名家序列中。
二是编纂历代名家诗选,元好问为其中一家。如沈德潜《宋金三家诗选》所选三家为苏轼、陆游、元好问,沈德潜和赵翼还先后对元好问诗歌作了评点。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十二种》选评了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王安石、朱熹、谢翱、元好问、虞集十人之诗和方回《瀛奎律髓》,选诗数量元好问排在第四位,超过了王安石。曾国藩《十八家诗抄》所选十八家分别是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王维、孟浩然、陆游、元好问。元好问诗歌入列历代名家诗选,并以诗歌本身和名家评点获得了更多读者的认同,渐至成为此类通代名家诗选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三是标举几位字号带“山”的诗人,与元好问排为序列。文学史上以“山”为字号的诗人名家有香山(白居易)、义山(李商隐)、后山(陈师道),正可与遗山组成序列。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九说王式丹教人作诗以“三山”为师,“一香山,一义山,一遗山也”,将白居易、李商隐与元好问并举为学诗典范并号为“三山”。也有单独将元好问与李商隐并列者,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十六称“近代七言律诗,最为沉雄者,首推吴梅村”,“自义山、遗山而后,殆无其匹”;孙雄所编《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卷五写到“前辈推许”光绪年间进士、山西翼城人马九和之诗“可与义山、遗山并传”。将元好问与白居易单独并列者,如阮元、杨秉初等辑《两浙輶轩录补遗》卷七引何承燕语评孙芑华,“精岐黄诗,得香山、遗山之神”。与陈师道并列者如王士禛《敬业堂诗集序》,说查慎行五七言古体“往往有陈后山、元遗山风”,又说“后山凌厉峭直,力追绝险;遗山矜丽顿挫,雅极波澜”,比较二人诗风并予以高度评价。清人还将号为“翁山”的屈大均纳入这一序列,如狄学耕《题两当轩诗集后》二首其二:“若向诗坛论格律,元遗山后屈翁山。”(《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卷四)在这一序列中,白居易、李商隐、陈师道、元好问、屈大均之间的关联呈现出多种维度,但都使元好问获得了较高关注度。
四是以清人比附前代文学大家,元好问位居其一。清人标举前代名家试图建构一个统序,多是为自己或好友谋求一个“接统者”的位置。如宋荦为王士禛《蚕尾集》所作序称:“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园之在元。后世亦必以予为知言,非阿好也。”标举王士禛,在宋只提苏、黄,在元只提元好问和虞集,地位因所举人少而凸显。张云章《蚕尾集序》则把前代诗人分为两个方阵,第一方阵是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四君子”,第二方阵是陆游、范成大、赵秉文、元好问、高启、李东阳六人,他认为王士禛居于这两个方阵之间,第二方阵诸人“以视先生,抑亦莫之及也”,显然有称誉过高之嫌。而对于王士禛《敬业堂诗集序》所称道的查慎行五七言古体有陈后山、元遗山之风,四库馆臣颇不以为然,认为“遗山古体具有健气,而不以灵敏见巧,与慎行殊不相似。核其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这也可以看出清人强为比附之失。但清人以相互推许比附为目的的文学史建构,却使元好问得以高频率地入列大家名录。
值得注意的是,清人以明清之际人物比附元好问,多偏重于他金遗民的身份和入元不仕的品节。如钱谦益说明清之际隐居小楼十年的张子石《西楼诗草》“风调侧出于剑南、遗山之间”(《牧斋有学集》卷十九);黄庭《长安》等诗“顿挫钩锁,缠绵恻怆,风情骨格,在韩致尧、元裕之之间”(《牧斋有学集》卷二十)。陆游愤故土之难复,韩偓痛晚唐之世乱,在诗歌风格上和元好问有类似之处。又陈田《明诗纪事》称明清之际吴嘉纪“沉痛得之少陵,五七律俊爽,亦不失为元遗山”,看重的还是杜甫和元好问诗歌共有的伤乱情绪。
五是用比较法将元好问与前代名家相提并论,并品评其优劣高下。所比较的对象,以杜甫、苏轼、陆游为多。如田雯认为“金、元之间,元好问七言妙处,不减东坡、放翁”(《论诗诗话》);翁方纲称“遗山之妙悟,不减杜、苏”(《石洲诗话》卷一);乔亿比较元好问与陆游,认为“放翁多和缓之音,遗山清壮顿挫,殆欲过之”(《剑溪说诗》卷上)。赵翼则指出元好问古体诗“构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陆亦不及也”;七律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卷八),认为元好问古体诗的成就高于苏轼、陆游,七律的成就仅次于杜甫。这种比较,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元好问的文学史地位。
当然,比上述方式更有力的是“集大成”之说。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认为元好问诗歌成就集唐宋之大成,词的成就则集两宋之大成。这一说法,将元好问的文学地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再来回顾当年郝经、李治、杜仁杰之说。如果说他们的评价因包含了太深的情感因素,几百年间显得空旷和孤绝的话,那么清人以多种方式将元好问入列名家甚至评其为“集大成”,无疑给了他们一个大地载物和群山回声式的承接和响应。
2022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重点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元好问集》出版,该丛书目前出版诗文别集10种,作者分别为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辛弃疾、元好问。元好问与李白、杜甫等同列第一方阵,正可看出清人建构的影响所在。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0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