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顶关于我的新书，我写了很长一段心路历程（这段取自我的序言）——
大学时我加入了辩论队，接触过一道很有趣的辩题：
“三十年后你给自己发来了建议，要不要听？”
我的感觉是，这非常类似下围棋时偷偷打开AI（人工智能软件），对着棋局，下了AI指点的最善一手。
对于普通棋友，这不算好事。
AI海量计算未来走向，对各种情况都有预判。
有着海量计算和先进的算法支撑，它当然可以选到最妙的一手。
但我们没有。
然后对方跟着下了，普通爱好者发现，我们没有AI全面的思考，根本接不住。
来自三十年后的建议，像是AI居高临下的指点，超出了自己的认知，照猫画虎，接着走下去，反而崩了。
所以一步开AI，就得步步开AI。
走了一个妙手，还得等着AI给后续走法，那自己这棋也没法下了。
我三十年后的建议总不可能是诸葛亮的锦囊，每个分支都能想到吧？
而且，我也不能保证三十年前的我就会毫无疑议以超强执行力执行我的建议吧？
很容易越走越歪，患得患失。
我很喜欢电影《盗梦空间》的内核：你想让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在他脑子里植入一个念头，不能用强。
你得通过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他，让他觉得是自己做出了判断，他自己提高了决策能力。
诺奖得主、科学家理查德·费曼读中学时，他的物理老师巴德先生看他无所事事，就叫他过去，说“教你点有意思的”，然后给他讲了最小作用原理。
费曼深深为原理的简洁优美震撼，后来当他回忆到这一段，还说那天在引导自己走上物理学道路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如果真有一只冥冥之手想拨动他的命运之弦，显然也不是写一封信，告诫他“你要去学习物理”。
而是派出一个巴德先生，以及安排下许多契机，引导费曼走向物理学的圣堂。
我相信，如果中年费曼得到了一个传递信息去三十年前的机会，他恐怕不会去给自己写信，而是写给三十年前的巴德。
恳请他把最小作用量原理教给十几岁的自己。
所以，珍惜生活中让自己迸发灵光，不小心改变了或者影响了自己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你从未来派来的使者。
我也会希望，我这本关于哥白尼以降四个世纪的科学史作品，也能成为一些书友、一些孩子喜欢上科学的小小契机。
我自己喜欢上科学史，是另一个契机了。
时隔十几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黄昏。
大学时代的我下了课，无所事事地走在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之间，看到书架上摆着一本旧书。
那是一本1979年出版的老书了，是苏联作家瑞德尼克的《量子力学史话》。
我翻开书后贴上去的借阅单，发现都没什么人借阅过。
我借走了那本书，读来如痴如醉。
为什么要读科学史呢。
我一个文科生，我本来以为我是不可能理解任何量子力学相关知识的。
但从科学史发展的角度，读起来却异常明晰。
在学科发展伊始，那些物理学家的知识储备，也并不比现在的顶尖高中学生深刻太多。
站在学科的起点，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都是什么。
他们这里试一试，那里碰一碰。不断试错，不断用粗糙的理论去解释世界，然后推倒，然后再来。
沿着前人科学探索的角度走下去，我发现，我竟然理解了一点点量子力学的皮毛。
我知道了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也大体理解了问题向何处去，我开始理解他们那些枯燥的公式是要用来诠释哪些现象、调和哪些问题。
这些学者们试错阶段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传奇，也让课本上的简单叙述变得生动和鲜活。
我小时候很沉迷游戏“超级马里奥”，长大以后，在网上看到世界记录级玩家的竞速通关画面，击节赞叹。
因为我玩过，我深深知道里面有哪些坑，有什么曲折。
而一个没玩过、不懂这些操作来龙去脉的人，去看那些通关记录，恐怕体验不到其中的激动。
那些课本上的简洁公式，已经是历代学者打磨之下，臻于完善的通关路径。
而四百年间的反复打磨，才是故事里最精彩的一段。
放下那本旧书，大学时代的我，在脑中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如果仅是一段量子力学发展史都如此波澜壮阔，让我感触良多。
那么从哥白尼以降的整部近现代科学史，又将蕴含多少传奇。
会不会有朝一日，我可以来写这段故事呢？
那时我读的是商学院。
我总听到很多人抱怨大学里学的东西没用，但香港的商学院，教的是最经世致用的学问，几乎所有课堂上的知识都能拿来挣钱，几乎所有的训练都与未来的工作相关。
这让我非常惶恐，我担心自己把所有技能点都点在谋生吃饭，会让自己变得无趣。
那时我在社交网站发过这样一条动态：
如果我终究要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无趣中年人，我希望这天晚一点再晚一点到来。
我想着总要学一点没那么热门的知识，在母校张学明教授的引荐下，我选择辅修了历史系课程。
从商学院的课堂上走出，收起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讲义，搭乘“转堂校巴”，赶去听张教授的《英国早期宪法史》，宛若平行宇宙的世界线切换。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房地产业工作。
毕业后的几年里，我一直没忘记大学时对科学史的一点执念。
我在脑中无数次思考着这本书的开端，却一直没能行动。
直到2014年年初，我打开一个Word文档，写下一句话：
“1543年5月24日，尼古拉·哥白尼辞世于波兰弗龙堡。”
当我在文档里敲下这一行字时，我对书稿接下来的走向还一无所知。
我没有想到，不自量力的我挑选了一个如此巨大的主题，当我走进科学史这座宏大的迷宫里，面对的是千头万绪。
一字一句皆要有出处，不同资料之间的记述也多有抵触。
就拿我们最为熟悉的桥段来说，我们都听说过，伽利略在比萨大教堂听讲道时看到吊灯晃动，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原理。
那这段故事可以写到书里吗？
比萨大教堂是必去旅游景点，就在比萨斜塔旁。
当如今的游人穿过青铜大门，步入教堂，会看到里面从天花板垂下的巨大青铜枝形吊灯——“伽利略灯”。
很多旅游网站会言之凿凿地声称：
伽利略正是在这一座灯下悟道。
但稍加思忖就会不免怀疑：
要让这般巨大的吊灯摇晃起来，怕不是七级以上地震。
所以要去查其他资料印证，去找到当时的画做比对，才会发现伽利略观测到摇晃的，是更小版本的吊灯，直径无非二三十厘米，点亮时要由教堂的修士伸出修长的火炬去点燃灯油，就会引发晃动。
印证到这里，才能证明故事可能属实。当我查询了很多资料，把这一段写在书稿里，也不过三百字而已。
按这样的写作进度，我每天只能写三百字，好在日拱一卒，一年下来就是十万字。
写完前十万字后，因为工作繁忙，我中断了写作。
201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胡洪涛老师联系到了我，2019年底我们签了出版合同，我又开始动笔。
磕磕绊绊写到2022年上半年，一共交出了四十几万字的书稿。
前前后后一共写了三年半。
搜集资料、写下这些文字的过程，也是我自己学习探索的过程。
翻开一卷卷的资料，我深深为这些科学家的故事感动震撼。
他们从人类认知的边界出发，一头扎进黑暗，或许几年后，几十年后，我们会看到黑暗中的远处突然亮了一点，那是他们为我们点亮的一盏微弱的烛火。
亚历山大·蒲柏在为牛顿撰写的墓志铭中写下：
自然与自然法则隐于长夜，上帝说：要有牛顿。——
于是一片光明。
“于是一片光明”，也成为了这本书的书名。
距离当年在图书馆偶遇《量子力学史话》，倏忽间已过十五年了。
十五年中发生了很多事。
联系我的编辑胡洪涛老师，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那个当年看过我最初一万字粗糙书稿的女孩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我的妻子。
后来，我在旧书网上淘到了二手的《量子力学史话》，到现在都珍而重之摆在自己的书架上。
回到开头的辩题，如果等我老去，有机会为三十年前的自己做一点什么。
我可能不会写信去说一些强硬指导。
我可能会把那本书带回三十年前那个黄昏，把它摆在书架的那个角落上。然后等着二十岁的我无所事事地逛到书架前，停伫下来。
当我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个大孩子拿到那本书的一刹那——
我一定会满心欢喜。
大学时我加入了辩论队，接触过一道很有趣的辩题：
“三十年后你给自己发来了建议，要不要听？”
我的感觉是，这非常类似下围棋时偷偷打开AI（人工智能软件），对着棋局，下了AI指点的最善一手。
对于普通棋友，这不算好事。
AI海量计算未来走向，对各种情况都有预判。
有着海量计算和先进的算法支撑，它当然可以选到最妙的一手。
但我们没有。
然后对方跟着下了，普通爱好者发现，我们没有AI全面的思考，根本接不住。
来自三十年后的建议，像是AI居高临下的指点，超出了自己的认知，照猫画虎，接着走下去，反而崩了。
所以一步开AI，就得步步开AI。
走了一个妙手，还得等着AI给后续走法，那自己这棋也没法下了。
我三十年后的建议总不可能是诸葛亮的锦囊，每个分支都能想到吧？
而且，我也不能保证三十年前的我就会毫无疑议以超强执行力执行我的建议吧？
很容易越走越歪，患得患失。
我很喜欢电影《盗梦空间》的内核：你想让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在他脑子里植入一个念头，不能用强。
你得通过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他，让他觉得是自己做出了判断，他自己提高了决策能力。
诺奖得主、科学家理查德·费曼读中学时，他的物理老师巴德先生看他无所事事，就叫他过去，说“教你点有意思的”，然后给他讲了最小作用原理。
费曼深深为原理的简洁优美震撼，后来当他回忆到这一段，还说那天在引导自己走上物理学道路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如果真有一只冥冥之手想拨动他的命运之弦，显然也不是写一封信，告诫他“你要去学习物理”。
而是派出一个巴德先生，以及安排下许多契机，引导费曼走向物理学的圣堂。
我相信，如果中年费曼得到了一个传递信息去三十年前的机会，他恐怕不会去给自己写信，而是写给三十年前的巴德。
恳请他把最小作用量原理教给十几岁的自己。
所以，珍惜生活中让自己迸发灵光，不小心改变了或者影响了自己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你从未来派来的使者。
我也会希望，我这本关于哥白尼以降四个世纪的科学史作品，也能成为一些书友、一些孩子喜欢上科学的小小契机。
我自己喜欢上科学史，是另一个契机了。
时隔十几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黄昏。
大学时代的我下了课，无所事事地走在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之间，看到书架上摆着一本旧书。
那是一本1979年出版的老书了，是苏联作家瑞德尼克的《量子力学史话》。
我翻开书后贴上去的借阅单，发现都没什么人借阅过。
我借走了那本书，读来如痴如醉。
为什么要读科学史呢。
我一个文科生，我本来以为我是不可能理解任何量子力学相关知识的。
但从科学史发展的角度，读起来却异常明晰。
在学科发展伊始，那些物理学家的知识储备，也并不比现在的顶尖高中学生深刻太多。
站在学科的起点，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等待自己的都是什么。
他们这里试一试，那里碰一碰。不断试错，不断用粗糙的理论去解释世界，然后推倒，然后再来。
沿着前人科学探索的角度走下去，我发现，我竟然理解了一点点量子力学的皮毛。
我知道了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也大体理解了问题向何处去，我开始理解他们那些枯燥的公式是要用来诠释哪些现象、调和哪些问题。
这些学者们试错阶段中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传奇，也让课本上的简单叙述变得生动和鲜活。
我小时候很沉迷游戏“超级马里奥”，长大以后，在网上看到世界记录级玩家的竞速通关画面，击节赞叹。
因为我玩过，我深深知道里面有哪些坑，有什么曲折。
而一个没玩过、不懂这些操作来龙去脉的人，去看那些通关记录，恐怕体验不到其中的激动。
那些课本上的简洁公式，已经是历代学者打磨之下，臻于完善的通关路径。
而四百年间的反复打磨，才是故事里最精彩的一段。
放下那本旧书，大学时代的我，在脑中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如果仅是一段量子力学发展史都如此波澜壮阔，让我感触良多。
那么从哥白尼以降的整部近现代科学史，又将蕴含多少传奇。
会不会有朝一日，我可以来写这段故事呢？
那时我读的是商学院。
我总听到很多人抱怨大学里学的东西没用，但香港的商学院，教的是最经世致用的学问，几乎所有课堂上的知识都能拿来挣钱，几乎所有的训练都与未来的工作相关。
这让我非常惶恐，我担心自己把所有技能点都点在谋生吃饭，会让自己变得无趣。
那时我在社交网站发过这样一条动态：
如果我终究要成为一个面目模糊的无趣中年人，我希望这天晚一点再晚一点到来。
我想着总要学一点没那么热门的知识，在母校张学明教授的引荐下，我选择辅修了历史系课程。
从商学院的课堂上走出，收起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讲义，搭乘“转堂校巴”，赶去听张教授的《英国早期宪法史》，宛若平行宇宙的世界线切换。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房地产业工作。
毕业后的几年里，我一直没忘记大学时对科学史的一点执念。
我在脑中无数次思考着这本书的开端，却一直没能行动。
直到2014年年初，我打开一个Word文档，写下一句话：
“1543年5月24日，尼古拉·哥白尼辞世于波兰弗龙堡。”
当我在文档里敲下这一行字时，我对书稿接下来的走向还一无所知。
我没有想到，不自量力的我挑选了一个如此巨大的主题，当我走进科学史这座宏大的迷宫里，面对的是千头万绪。
一字一句皆要有出处，不同资料之间的记述也多有抵触。
就拿我们最为熟悉的桥段来说，我们都听说过，伽利略在比萨大教堂听讲道时看到吊灯晃动，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原理。
那这段故事可以写到书里吗？
比萨大教堂是必去旅游景点，就在比萨斜塔旁。
当如今的游人穿过青铜大门，步入教堂，会看到里面从天花板垂下的巨大青铜枝形吊灯——“伽利略灯”。
很多旅游网站会言之凿凿地声称：
伽利略正是在这一座灯下悟道。
但稍加思忖就会不免怀疑：
要让这般巨大的吊灯摇晃起来，怕不是七级以上地震。
所以要去查其他资料印证，去找到当时的画做比对，才会发现伽利略观测到摇晃的，是更小版本的吊灯，直径无非二三十厘米，点亮时要由教堂的修士伸出修长的火炬去点燃灯油，就会引发晃动。
印证到这里，才能证明故事可能属实。当我查询了很多资料，把这一段写在书稿里，也不过三百字而已。
按这样的写作进度，我每天只能写三百字，好在日拱一卒，一年下来就是十万字。
写完前十万字后，因为工作繁忙，我中断了写作。
201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胡洪涛老师联系到了我，2019年底我们签了出版合同，我又开始动笔。
磕磕绊绊写到2022年上半年，一共交出了四十几万字的书稿。
前前后后一共写了三年半。
搜集资料、写下这些文字的过程，也是我自己学习探索的过程。
翻开一卷卷的资料，我深深为这些科学家的故事感动震撼。
他们从人类认知的边界出发，一头扎进黑暗，或许几年后，几十年后，我们会看到黑暗中的远处突然亮了一点，那是他们为我们点亮的一盏微弱的烛火。
亚历山大·蒲柏在为牛顿撰写的墓志铭中写下：
自然与自然法则隐于长夜，上帝说：要有牛顿。——
于是一片光明。
“于是一片光明”，也成为了这本书的书名。
距离当年在图书馆偶遇《量子力学史话》，倏忽间已过十五年了。
十五年中发生了很多事。
联系我的编辑胡洪涛老师，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那个当年看过我最初一万字粗糙书稿的女孩子，如今已经成为了我的妻子。
后来，我在旧书网上淘到了二手的《量子力学史话》，到现在都珍而重之摆在自己的书架上。
回到开头的辩题，如果等我老去，有机会为三十年前的自己做一点什么。
我可能不会写信去说一些强硬指导。
我可能会把那本书带回三十年前那个黄昏，把它摆在书架的那个角落上。然后等着二十岁的我无所事事地逛到书架前，停伫下来。
当我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个大孩子拿到那本书的一刹那——
我一定会满心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