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杜甫（712年2月12日[1]—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西南）。[61]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大李杜”，也常被称为“老杜”。[65]
- 全 名
- 杜甫
- 别 名
- 杜少陵、杜工部、杜拾遗、杜草堂、老杜、诗圣
- 字
- 子美
- 号
- 少陵野老
- 所处时代
- 唐朝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巩县[1]
- 出生日期
- 712年2月12日
- 逝世日期
- 770年
- 逝世地
- 耒阳[15]
- 主要成就
- 唐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 最高官职
- 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
目录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是汉武帝时期酷吏杜周及晋代名臣杜预的后代。杜氏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至曾祖父杜依艺时，因官居巩县县令，遂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唐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一（712年2月12日）生于巩县。[1][56]祖父是杜审言，唐中宗时官拜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62]父亲杜闲，为杜审言的长子，官至兖州司马；母亲崔氏，出身清河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2][63]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4]，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6]
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九岁的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7]。二十岁时，杜甫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乡参加“乡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
因父亲杜闲时任兖州司马，故杜甫赴兖州省亲，并与苏源明等往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少年杜甫不凡的抱负。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闲去世（也有人认为杜闲死于天宝年间）。[63]
天宝四载（745年），他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两人还互赠了诗篇。杜赠李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赠杜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六载（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8]。
天宝十载（751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说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但杜甫在《官定后戏赠》题下原注曰：“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而唐人元稹及宋人所修《新唐书》却提及杜甫为“胄曹参军”，故其官职尚存争议）[57]
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9]
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职低微，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热情。[10-11]
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
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疏救房琯事件后，杜甫虽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从此之后，肃宗对他不再重用。这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在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困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父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三年（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冬天的时候漂泊到湖南岳阳，泊舟岳阳楼下。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杜甫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登岳阳楼》[14]。
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15]
- 诗歌内容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30]。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
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31]，故号诗史。此说可取。
- 诗歌语言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19]，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20]。
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21]，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21]
- 诗歌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22]，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23]。
- 诗歌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24]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25]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淡，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26]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
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27]。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28]。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 诗歌格律
- 诗歌地位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 诗歌影响
杜甫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46]。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以上内容参见“主要作品”目录）。而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20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
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是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
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
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玠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34]
韩愈：
- ①有唐文物盛复全，名书史册俱才贤。中间诗笔谁清新，屈指都无四五人。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阳春。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我常爱慕如饥渴，不见其面生閒愁。[79]
- ②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唯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35]
白居易：“（杜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
元稹：
- ①杜诗浩荡津涯，处处臻到。
- ②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36]
陆游不但在创作中“重寻子美行程旧”，而且无比景仰杜甫的为人。陆游中年入蜀，一路上凭吊了许多杜甫遗迹，他在《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诗中说：“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来又作《读杜诗》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人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70]
文天祥被俘北上后，仿“同谷七歌”作《六歌》，以叙自己的惨痛遭遇。又作《集杜诗》一卷，凡五言绝句二百首。又为汪元量集杜句成《胡笳曲》十八首。他在燕京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杜诗时刻相伴。在《集杜诗自序》中，文天祥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70]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时评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41]
沈德潜：
- ①圣人言诗自兴观群怨，归本于事父事君。少陵身际乱离，负薪拾橡，而忠爱之意，惓惓不忘，得圣人之旨矣。[77]
- ②前人论少陵诗者多矣，至严沧浪则云：“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先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敖器之比之“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斯为笃论。[77]
- ③少陵诗阳开阴阖，雷动风飞，任举一句一节，无不见此老面目，在盛唐中允推大家。[77]
- ④少陵五言长篇，意本连属，而学问博，力量大，转接无痕，莫测端倪，转似不连属者，千古以来，让渠独步。[77]
- ⑤唐人诗原本离骚、文选，老杜独能驱策经史，不第以诗人目之。[77]
梁启超：“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73]
鲁迅：
- ①杜甫的律诗，后人还可以模拟，古体的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模拟的。他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67]
- ②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67]
- ③何以对古人要求这样多？杜甫的诗好，文章也就不行；并且嵇康也死得很早。[67]
毛泽东圈画过的杜诗有67首，还能背诵杜甫的很多诗。但他对杜甫的评价不算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在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毛泽东直言：“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同臧克家、袁水拍等人谈话中，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表示：“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69]
闻一多：“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凤凰你知道是神话，是子虚，是不可能。可是杜甫那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伟大了，伟大得可疑吗？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你敢信杜甫的存在绝对可靠吗？……杜甫失了被疑的资格，只因文献、史迹，种种不容抵赖的铁证，一五一十，都在我们手里。”[66]
炙手可热
青壮年时期的杜甫，曾因察觉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七言长篇古诗《丽人行》。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43]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高祖父 |
隋朝时任获嘉县县令。 |
|
曾祖父 |
唐初任洛州巩县县令。 |
|
祖父 |
||
生父 |
杜审言长子。官至朝议大夫、兖州司马。 |
|
生母 |
崔氏 |
清河东武城人，但在杜甫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
兄弟姐妹 |
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 |
|
妻子 |
杨氏 |
|
长子 |
杜宗文 |
小名熊儿。 |
次子 |
小名骥子。 |
|
幼子 |
—— |
天宝十四年饿死。 |
女儿 |
杜甫至少有二个女儿[59]，有一女凤儿。[45]
|
|
表格内容参考资料[44][58][63]
|
||
关于杜甫的著作，《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有《杜甫集》60卷，唐代宗时，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6卷，惜均不存。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迄于清末，见于著录的各类杜集，有400多种，流传至今的200多种。唐代以后，有两次注杜高潮：
- 一为两宋时期，号为“千家注杜”。今传杜集最早者为北宋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的《杜工部集》20卷。此后杜集补遗、增校、注释、批点、集注、编年、分体、分类、分韵之作，皆祖此本。南宋有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又称《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而最有价值的是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此本仅存明抄残本26卷，全本则有今人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65]
对于杜甫的死因，文学、史学存在五种观点：
一、消化不良
据《旧唐书》《新唐书》的《杜甫传》记载，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15][18][48-49]
二、病死说
三、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托名唐朝李观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赐死杜甫，然唐玄宗在宝应元年（762年）已经去世。
四、自沉于水
五、食物中毒
主词条：杜甫墓
- 耒阳杜甫墓
据说在大历五年（770年）杜甫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后，耒阳的聂令为他治葬筑墓，背北向南，墓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唐工部杜公之墓”。唐天佑四年（907年）环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楼房，土木结构。正中主殿设杜甫檀香木雕像，东、西廊房十数间，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书院。
- 偃师杜甫墓
杜甫的遗愿是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在诗人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城关镇杜楼村城关三中学校院内北部）。墓葬四周种植树木。墓冢呈八角形，高2米，周长32米，青砖围砌。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所立碑一通，上书“唐工部拾遗少陵杜文贞公之墓”，另有重修、拜谒碑刻数十通。墓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74]
杜公（杜甫）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剑门诸祠。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今陕西省西安城南长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为明代创建，解放后全面修整，辟为“杜甫纪念馆”。
位于河南郑州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50]。占地34亩，座北向南，主体建筑有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整个景区种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树成荫、松柏辉映，巍伟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邙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纪念馆，陈列历代杜诗版本和研究杜诗的论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别”诗意画等。
江阁园林区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主阁共分四层，高18米。2002年长沙市政府决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个建筑全面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随后向市民进行试开放。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为杜甫所建草堂，后经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