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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把宫商角徵羽主祝称为五声耻愉页档寒或五音,大致相当乃乃希于现代音乐简谱上的1(do)2(re)3(mi)5(sol)6(la)。从宫到羽,按照音的高低排列起来,形成一个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就是五声音阶上的五个音级:宫商角徵羽12356后来再加上变宫、变徵,称为戒燥订厚七音狱脚乎。变雄体境宫、变徵大致和现代简谱上的7(ti)和#4(fis)相当[背姜阿1],这样就形成一个七声音阶。
作为音级,宫商角徵羽等音只有相对音高,没有绝对音高。这就是说它们的音高是随着调子转移的。但是相邻两音的距离却固定不变,只要第一级音的音高确定了,其他各级的音高也就都确定了。古人通常以宫作为音阶的起点,《淮南子·原道训》说:"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宫的音高确定了,全部五声音阶各级的音高也就都确定了。七声音阶的情况也是这样。
律,本来指用来定音的竹管[3],旧说古人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以确定乐音的高低,因此这十二个标准音也就叫做十二律。十二律各有固定的音高和特定的名称,和现代西乐对照,大致相当于C#CD#DEF#FG#GA#AB等十二个固定的音。从低到高排列起来,依次为:
C#CD#DEF
#FG#GA#AB
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六阳律,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六阴律。阳律为律,阴律为吕。黄钟为元声,余声则依十二律的次序循环计算,每隔八位,照黄钟管之长或加或减三分之一以得之。如自黄钟算到第八位为林钟,黄钟管长九寸,三分损一,得六寸,即为林钟管之长;自林钟算到第八位为太簇,林钟管长六寸,三分益一得八寸,即为太簇管之长;自太簇算到第八位为南吕,太簇管长八寸,三分损一得五寸三分点三强,即为南吕管之长,如此类推。这就叫隔八相生法。
律管的长度是固定的。长管发音低,短管发音高。蔡邕《月令章句》说:"黄钟之管长九寸,孔径三分,围九分。其余皆稍短(渐短),唯大小无增减。"十二律管的长度有一定的数的比例:以黄钟为准,将黄钟管长三分减一,得六寸,就是林钟的管长;林钟管长三分增一,得八寸,就是太簇的管长;太簇管长三分减一,得5寸,就是南吕的管长;南吕管长三分增一,得7寸,就是姑洗的管长[6];以下的次序是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中吕。除由应钟到蕤宾,由蕤宾到大吕都是三分增一外,其余都是先三分减一,后三分增一。这就是十二律相生的三分损益法。十二个律管的长度有一定的比例,这意味着十二个标准音的音高有一定的比例。
徵羽宫商角
56123
音阶的第一级音不同,意味着调式的不同:以宫为音阶起点的是宫调式,意思是以宫作为乐曲旋律中最重要的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音;以徵为音阶起点的是徵调式,意思是以徵作为乐曲旋律中最重要的居于核心地位的主音;其余由此类推。这样,五声音阶就可以有五种主音不同的调式。
《管子·地员》里的那段话是:
用算式可以表示如下:
1×3×3×3×3=9×9=81(宫)
81×4/3=108(徵)
108×2/3=72(商)
72×4/3=96(羽)
96×2/3=64(角)
五音生克的次序是: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宫;徵克羽、羽克宫、宫克商、商克角、角克徵。
根据同样的道理,七声音阶可以有七种主音不同的调式。《孟子·梁惠王下》:"'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招就是韶(舞乐),徵招、角招就是徵调式舞乐和角调式舞乐。《史记·刺客列传》载:"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目,发尽上指冠。"这里所说的变徵之声就是变徵调式,羽声就是羽调式。以上的记载表明,不同的调式有不同的色彩,产生不同的音乐效果。
上文说过,宫商角徵羽等音只有相对音高,没有绝对音高。在实际音乐中,它们的音高要用律来确定。试以宫调式为例,用黄钟所定的宫音(黄钟为宫),就比用大吕所定的宫音(大吕为宫)要低。前者叫做黄钟宫,后者叫做大吕宫[8]。宫音既定,其他各音用哪几个律,也就随之而定。例如:理论上十二律都可以用来确定宫的音高,这样就可能有十二种不同音高的宫调式。商角徵羽各调式仿此,也可以各有十二种不同音高的调式。
总起来说,五声音阶的五种调式,用十二律定音,可各得十二"调",因此古人有所谓六十"调"之说。所以《淮南子·原道训》说:"五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根据同样的道理,七声音阶的七种调式,用十二律定音,可得八十四"调"。了解到这一点,那么古书上所说的"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这一类的话就不难懂了[9],所指的不过是不同音高的不同调式而已。
有一点需要注意:无论六十"调"或八十四"调",都只是理论上有这样多的可能组合,在实际音乐中不见得全都用到。例如隋唐燕乐只用二十八宫调[10],南宋词曲音乐只用七宫十二调,元代北曲只用六宫十一调,明清以来南曲只用五宫八调。常用的只有九种,即五宫四调,通称为"九宫":
古书上又常常提到八音。《尚书·舜典》说:"八音克谐。"《周礼·春官·大司乐》说:"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所谓八音,是指上古的八类乐器,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依《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金指钟(bó),石指磬,土指埙(xūn),革指鼓鼗(tǎo),丝指琴瑟,木指(zhùyǔ),匏指笙,竹指管箫。由此可见八音和五声、七音是不同性质的。
这些五声、十二律、八音……都有其象征意义。《礼记·乐记》就认为从一个地区的音乐可以看出社会风尚来。它里面说: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乐髓新经》更发展说:宫声沉厚粗大而下,为君声。调则国安,乱则荒而危。合口通音谓之宫,其声雄洪,属平声。商声劲凝明达,上而下归于中,为臣声。调则刑罚不作威令行,乱则其官坏。开口吐声谓之商,音将将然,仓仓然。角声长而通彻,中平而正,为民声。调则四民安,乱则人怨。声出齿间谓之角,喔喔确确然。徵声抑扬流利,从下而上归于中,为事声。调则百事理,乱则事隳。齿合而唇启谓之徵,倚倚然,然。羽声而远彻,细小而高,为物声。调则仓廪实、庶物备,乱则匮竭。齿开唇聚谓之羽,诩诩然,酗酗然。
我国乐律,历代有不少变更,这里没有必要加以叙述。
我国音乐有悠久的历史,我国乐律知识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非常精微,这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人对乐律的理解还有不正确的一面,我们学习古代乐律,对这一点也应该有所了解。古人把宫商角徵羽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如果以四季为纲排起表来,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是:
四季春夏季夏秋冬
五声角徵宫商羽
五方东南中西北
五行木火土金水
这种配合关系,可举两条旧注来说明。《礼记·月令》郑玄注:"春气和,则角声调。"所以角配春。《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角,木也;位在东方。"所以角配木,配东,其余由此类推。显而易见,这样解释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古人对于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的具体配合既然有了一种传统的了解,那么古典作家的作品在写到某个季节时连带写到和这个季节相配的音名和方位,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欧阳修《秋声赋》之所以说"商声主西方之音",就是因为古人以秋季、商音和西方相配的缘故。
孟春之月,律中太簇;
仲夏之月,律中蕤宾;
仲秋之月,律中南吕;
所谓"律中",据《礼记·月令》郑玄注就是"律应","律应"的征验则凭"吹灰"。吹灰是古人候气的方法,据说是用葭莩的灰塞在律管里,某个月份到了,和它相应的律管里的葭灰就飞动起来了。欧阳修《秋声赋》"夷则为七月之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种方法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也成了典故。
陶潜《自祭文》说:"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是指季秋九月。杜甫《小至》:"吹葭六动飞灰"[12],小至是冬至的前一天,仲冬之月,律中黄钟,诗人的意思是说:"冬至到了,律中黄钟,黄钟管的葭灰飞动了。"韩愈《忆昨行》:"忆昨夹钟之吕初吹灰。"意思是说"想起了二月的时候",因为仲春之月律中夹钟。
关于古代乐律,我们就说到这里。
古人把"乐"看得极重。[1]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经过周公的一番改造,礼乐文明把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虞、夏、商、周各族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共同习俗的华夏民族就这样诞生了。
注释:
[2]夔(kuí),人名,相传为舜的掌管音乐的官。
[4]这样对照,只是为了便于了解,不是说上古的黄钟就等于现代的C,上古黄钟的绝对音高尚待研究。其余各音和今乐也不一一相等。黄钟、夹钟、林钟、应钟的钟字又作锺;太簇又作太蔟、太族、大族、大蔟、泰簇、泰族;中吕又作仲吕;姑洗的洗,读xiǎn;无射又作亡射,射,读yì。
[5]这是晚周的尺度,一尺长约23厘米。
[8]古书上有时候说"奏黄钟""歌大吕"等等,虽只提律名,实际上指的是黄钟宫、大吕宫等等。
[9]见《周礼·春官·大司乐》。
[10]前人把以宫为主音的调式称之为宫,以其他各声为主音的调式统称之为调。例如八十四调可以分称为十二宫七十二调,也可以合称为八十四宫调。隋唐燕乐所用的二十八宫调包括七宫二十一调。
[11]这里所列的"调"的名称是传统惯用的俗名。和上古的"调"对照,大致是:
[12],玉制的律管。前人说这里的"六"包举六律六吕十二个管,其实是指黄钟管。诗人为了和上句"刺绣五纹添弱线"的"五纹"相对,所以说"六"。诗歌用词灵活,不可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