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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舟婶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兵断旋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辨剃兆祖,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柜妹脚,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讲体兵山,不由舟揖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1]
《仇国论》中,谯周举了两个虚构的国家“因余”和“肇建”为例子,因余是小国,肇建是大国,两国世为仇敌,因余国人高贤卿问伏愚子,身为小国在面对大国时该使用什么战略,伏愚子举周文王与勾践为例子,说明与民休养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胜利,高贤卿又问:“楚汉相争之时,刘邦和项羽约定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当项羽返回时,张良认为如果人民安定下来就不会再想变动,说服刘邦追击项羽,最后取得了胜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肇建国内部有缺陷,我们趁机出兵攻击其边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烦而战胜他呢?”
伏愚子回答:“商朝与西周的时候,王纲坚固,社会安定,人民习惯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要是在那个时候,刘邦怎么可能杖剑鞭马、夺取天下呢?反观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递嬗,年年月月都改变统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强并争,力量强的收获便大,迟慢的便被吞并。我们国家和肇建都已经立国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动荡不安的时候,而有多国并立的形势,所以可以用周文王无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刘邦那样南征北讨,如果人民疲劳,国家就会瓦解,俗话说‘与其射出很多箭没有命中目标,不如谨慎发箭,不要轻易出击。
所以智者不会因为一时小利就转移目标,而是等到时机许可才一次出动,所以商汤、周武王能不战而胜,如果他们一味穷兵黩武,不能审时度势,则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翻越山谷,不用船只便能渡过孟津,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到的事了。
谯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西充)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官员,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史学名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即出自他的门下。蜀汉灭亡后降晋,在晋官至散骑常侍。后世对其褒贬不一,许多史学家对谯周诱劝刘禅不战而降的作法,给予了指责。
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生前撰写学术著作多种,计百余篇。之后,这些著作陆续散失,到唐初作《隋书·经籍志》时,时人所见的书目只有《论语注》(十卷),《三巴记》(一卷),《谯子法训》(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经然否论》(五卷)五种了。《论语注》和《三巴记》两书,今不存。能够见到的其他三种,且都是后人的辑本。《谯子法训》,原书亡佚。明人陶宗仪、清人严可均各录有辑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齐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为散条。此书以有关道德修养、男婚女嫁、治学自力等方面的内容为主,属格言性质的书籍。
《古史考》,原书亡于宋元之际。清人章宗源据诸书辑录一卷,得九十一条。该辑本刊于平津馆丛书之中,书前有孙星衍序文一篇。这是一部古史考证性质的书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据《晋书·司马彪传》记载,谯周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司马迁的《史记》纠谬。谯周认为《史记》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他凭据旧典,对此一一进行了订正。以后唐朝人把它归在考史书类,作为附录与《史记》并行于世。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的《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为章氏辑本的主要依据。 《古史考》对《史记》的考证、评述甚详。清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讲:“是书专为考《史记》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骃的《史记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产”句下引干宝语云:“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这条材料证明,只有当谯周以为作者妄记处才废而不论,可见姚氏的说法并非妄断。《古史考》对于《史记》的研究,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对史记的某些记载提出怀疑。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公伯僚列为孔子的弟子。谯周认为有误,说:“疑公伯僚是谗愬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贤之数,盖太史公误。”第二是对某些史实给予补充和解释。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嫂有“见季子位高金多”语,谯周补充说:“苏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为季子”的解释更为合理。对《齐世家》中“太公望吕尚”句,补充说:“姓姜,名牙。”对于吕尚的经历,补充说:“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在《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句,谯周解释说:“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第三是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如对吕不韦以千金行贿事论说道:“以诈获爵,故曰窃也。”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评论说:“观太史公此论,是其爱奇之甚。”其实,《古史考》所涉及的内容不止是《史记》,据章宗源讲:“(古史考)又兼及后汉事,不独纠迁书矣。”总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对后世历史考证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只是原书亡佚,后人已难看到它的全貌了。[2]
姜维主张以武克国,用武力侵占别人的领土,借此削弱魏、吴的国力,复兴汉室。
谯周则认为蜀国国力太弱,讨伐别的国家,简直是徒劳无益,不但不能削弱别国国力,反而削弱自己的国力。所以谯周在《仇国论》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句话:“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意思是:大国的能力强,就可以讨伐别的国家;小国的国力弱,就应该体恤人民的疾苦,壮大自己的国力,使人民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方能成为大国,振兴汉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