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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即位之初,由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共同辅政,李治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使得“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61]史称“永徽之治”。永徽六年(655年)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显庆二年(657年)建都洛阳,称“东都”,[12-13]采取移都就食的措施解决粮食问题[82]。在辅政大臣相继去世后,李治独断专行,拒谏饰非,“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71],致使忠良胁肩、奸佞得志,史称“前贤而后愚废”[109];同时大兴土木,劳役繁重,使得“万姓厌役,呼嗟满道”,[100]“天下莫不失望”。[71]显庆五年(660年)以来,常头晕目眩,难以理政,便让武皇后参政。[94]
- 全 名
- 李治
- 别 名
- 雉奴(小名)
- 字
- 为善
- 谥 号
- 天皇大帝(初谥)、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累谥)
- 封 号
- 晋王(即位前)
- 尊 号
- 天皇
- 庙 号
- 高宗
- 年 号
- 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弘道
- 所处时代
- 唐朝
目录
李治幼而聪慧,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睦兄弟。开始由著作郎萧德言教授《孝经》,唐太宗问道:“你认为这部《孝经》中什么最重要?”李治对答道:“孝道最为重要,幼年侍奉双亲,长大后侍奉君王,最后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君子侍奉君上,到了庙堂之上想着为国尽忠,退居在家的时候想到是劝谏君主的过错,纠正其恶。”唐太宗听闻大喜,说道:“你如果按此行事,完全能够事奉好父兄,做好臣子了。”
唐太宗晚年,由于宠爱第四子魏王李泰,而导致太子李承乾与魏王一方争夺储位。贞观十七年(643年),由于李承乾与汉王李元昌、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侯君集等人勾结,打算先下手为强起兵逼宫,结果事情败露,李承乾被废黜。唐太宗打算立四子李泰为储君,李泰许以唐太宗将“杀子传弟”,表示将来将皇位传与胞弟晋王李治。李泰又以汉王李元昌事恫吓与李元昌交好的李治,李治将此事告诉李世民,而被废的李承乾也坦承自己谋反是因为李泰对太子位有所图谋。于是李世民下定决心,带着李治驾临两仪殿,在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重臣面前因为诸子诸弟争位之事而欲拔剑自杀。长孙无忌等出面阻拦,表示晋王李治可立为储君。同年四月七日,唐太宗亲驾承天门,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5]唐太宗每次上朝,常令李治在旁边,让他观看自己决断各种政务,有时候让他参加议事,唐太宗多次称赞他的才能。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将讨伐高句丽,命令李治留守定州。等到唐太宗基本确定了发兵日期之后,李治神色悲哀,整天啼哭,因而请求驿站飞马传递自己生活工作起居的表章,并传递边境情况的报告,唐太宗都同意了。用快马奏事,从此开始。等到唐太宗大军凯旋,李治跟从唐太宗到并州。当时唐太宗生了个大毒疮,李治亲自用口吸毒脓,扶着车辇步行跟从了多日。[4]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驾崩于终南山的翠微宫。太宗临终时,特意向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我仁孝的儿子儿媳,如今就托付给两位爱卿了。[10]太子自幼仁孝,这都是你们了解的,一定要好好辅佐他!”同时又对高宗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你即位之后可以不用愁了。”[11]二十八日,李治回京。[6]
六月一日,李治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岁。六月十日,李治以舅父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令其与褚遂良同心辅政,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因此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踏盛贞观之遗风。[61]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国舅的身份辅政,凡是长孙无忌的建言,李治无不嘉奖采纳。[76]
七月三日,有关的部门请求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讳唐高宗的名讳。唐高宗因为贞观时先帝“世民”二字没有避讳,所以没有同意。有关衙门上奏道:“先帝两个名字,在礼制上不偏向某一避讳。皇上既是单名,臣下不应指斥。”唐高宗听从。
八月,河东发生地震,唐高宗下诏派遣使者前去慰问,免当地赋税三年。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英国公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八月十八日,将唐太宗安葬在昭陵。[7]九月十二日,加授鄜州刺史、荆王李元景为司徒,前安州都督、吴王李恪为司空兼梁州刺史。二十四日,赠梁国公房玄龄为太尉;赠申国公高士廉为司徒,赠蒋国公屈突通为左仆射,都可在太宗庙庭配祭。[8]
永徽四年(653年),房遗爱、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密谋拥立荆州王李元景为帝,事情败露。二月三日,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都被处死;李元景、巴陵、高阳公主都被赐以自杀。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发院旋朵配到辒州充军;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县公宇文节发配到桂州充军。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蜀王李愔等因得罪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或死或贬。[9]经过此事,唐高宗皇位的重大威胁势力被铲除。
早在李治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大他四岁的太宗才人武氏私通;唐太宗驾崩后,武氏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氏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氏便再度入宫。同年,百济侵犯新罗边境,兼并新罗大片领土,新罗派欢立探使者金法敏恳请唐高宗“诏百济令归所侵之城”。高宗于是诏令百济国王曰:“朕万国之主,岂可不恤危籓(新罗)!王(百济国王)所兼新罗之城,并宜还其本国。”然后“解患释纷,韬戈偃革,百姓获息肩之愿,无战争之劳。”若不从命,便支持新罗同百济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2]
永徽三年(652年)五月,武则天被拜为二品昭仪。她再次入宫,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对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顺。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称赞她,更加深了高宗对她的宠爱,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阶梯。而同时王皇后、萧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后,高宗决心要废王立武,改换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关大臣的意见。
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褚遂良参与过太宗很多军政大事的决策,被太宗视为“忠烈”之臣。太宗临终时,特意向他们两人托付后事,并明确表示:“我仁孝的儿子儿媳,如今就托付给两位爱卿了。[10]太子自幼仁孝,这都是你们了解的,一定要好好辅佐他!”同时又对高宗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你即位之后可以不用愁了。”[11]显然,废立皇后是非听取这二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不可的。高宗先礼后兵,自己亲自前往长孙无忌住宅表明态度,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也曾劝说长孙无忌顺水推舟,都无济于事。接着,高宗又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入内殿,征求他们对改立皇后的意见。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借口有病,根本没有入内。于志宁胆小怕事,不明确表态;褚遂良、长孙无忌坚决反对。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高宗不再考虑元老派的反对,下诏废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则天为后,皇后正式易人。不仅如此,长孙无忌、褚遂良又先后被贬官。
显庆元年(656年),李治下令重建被毁的洛阳紫微宫乾元殿与应天门,[57]并于次年(657年)正月庚寅移驾洛阳,[56]颁布《建东都诏》,称洛阳“中兹宇宙,通赋贡於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於万国”,于是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自此唐朝正式实行两京制。[12-13]
显庆三年(658年),褚遂良死于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显庆四年(659年)七月,长孙无忌于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64])被逼自杀。长孙无忌这棵大树一倒,关陇集团许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连。[9]从此以后,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约,一切都自作主张。中外以进谏为忌讳,长达20年都无人敢犯颜直谏。[71]
高宗废王立武,改换皇后的问题,已超出了皇帝家务事的范围。褚遂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皇后出身世家,而且是先帝为高宗选择的,轻易废后,即是违先帝之命,即使想要更换皇后,也要在世族大家中选择,没有必要非要是武氏。[15]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武氏出身低微。这种门第观念,反映着士族官僚与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势力的没落,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后期以来的历史潮流。高宗敢冒“违先帝之命”的风险,打破士市拳多族势力的威胁,直接掌握政权,正是他不愿任人摆布,敢作敢为的具体表现。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胆量和作为的。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李治初次感到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面对百官奏事,李治便将其中一部分交给皇后武则天决断。武则天聪明机敏,对文史皆有涉猎,处理百官所奏之事皆得到李治认可。从此李治开始将政事委任于武则天,使得武则天权势与皇帝平齐。[94]
武则天想进一步掌握政权,于是,她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培植私人势力,为自己进一步掌权做准备。李治因武后慢慢有主导政局的趋势,一度有废后的打算,未料计划被武后得知,武后向李治申诉辩解,事情遂作罢,但是协助李治拟诏的上官仪则遭族诛。这件事情过后,李治再也无由压制武后。
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让上官仪草拟诏书废后,左右侍从将此事告知武则天,武则天到唐高宗面前自诉,李治羞缩,声称是受上官仪所教,武皇后遂杀上官仪。[67]自从上官仪被杀,唐高宗每次上朝,武则天便垂帘于御座之后,预闻政事,史称“二圣临朝”[68]
乾封元年(666年),李治在泰山封禅后,下令全国各州都各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即“天下诸州各置观、寺一所”[110]。唐朝共设358个州,则此年营建道观和佛寺的数量一共716所,是隋唐道教宫观营建的高峰期。学者指出,“高祖、太宗虽尊崇道教,但尚无增置道观的举动。唐代道观的增置,始于唐高宗时期。”[112]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18]武则天鸦旬凝便向高宗提出建言十二事:劝农桑,薄赋徭;给复三辅地;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省功费力役;广言路;杜谗口;王公以降皆习《老子》;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19]高宗下诏全部实行。至于实行的效果如何,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尚难作出确切的说明。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武则天懂得文史,才能出众,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在洛水之北游玩,地势居高临下,有登高远望之美,便令韦弘机在此处修建上阳宫,[114]大致面积约8平方公里,史称“万方朝谒,无不睹之”,乃世界历史上面积最大的皇宫[115],狄仁杰上奏称其太过壮丽[80]。
李治非常悲痛,破例追尊太子李弘为皇帝,谥号“孝敬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父亲追尊儿子为皇帝的实例。李治还以天子礼仪厚葬李弘于洛阳郊区的唐恭陵,陵墓制度完全按照皇帝规格,还令百官按照给皇帝服丧的制度,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举行隆重的国葬。李治还亲自书写《睿德纪》碑刻于恭陵之侧。
唐恭陵营造极为宏大,所费巨亿,是整个中原规模最大的唐代帝陵,[102]劳役和花费都超过了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帝陵,因而导致“万姓厌役,呼嗟满道”,苦于差役百姓向负责督造唐恭陵的官员投石砸去,以逃避苦役。[99-100]
上元三年(676年),李治风疾严重,打算逊位,让天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进谏道:“陛下为何想亲自传位于天后?这天下,是高祖、太宗打下的天下,并不是陛下您自己的天下。陛下应谨守宗庙,将皇位传于李氏子孙,万万不可让国于人,私于皇后”。李治听后只好作罢。[20][69]
李治已经封禅过泰山,又想遍封五岳,便于永淳元年(682年)七月在嵩山之南建造奉天宫。李善感劝谏说:“这几年来,粮食短缺,饿殍遍野,四夷入侵,陛下却广建宫室,劳役繁重,天下无不失望。臣为此非常担忧!”李治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自从褚遂良、韩瑗死后,中外以进谏为忌讳,长达20年都无人敢犯颜直谏。直到李善感此次进谏,天下都很高兴,称之为“凤鸣朝阳”。[71]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驾到奉天宫,欲封中岳嵩山,最终因患病而终止。不久,高宗诏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任同平章事。李治从奉天宫回东都洛阳,病得很厉害,宰相以下大臣都不能晋见。[21]
同年十二月,李治下诏改元弘道,在诏书中“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111][113]当上全国共358个州,自此,李治时在全国修建的道观应已近千所。[112]李治想要亲自登上则天门(应天门)宣布诏书,然而由于气不顺而不能上马,于是召百姓在殿前宣读赦免书。十二月丁巳日(12月27日[48])当晚,李治在东都贞观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3]。宣布遗诏:“七天装在灵柩内,皇太子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园陵制度,务以节俭。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群臣上谥号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684年)八月十一日,安葬在乾陵。[21]
天宝八年(749年)增谥为天皇大圣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再增谥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3][21]
- 缓和矛盾
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李治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登基之初,就把唐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
- 人事方面
永徽二年(651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
- 编纂法律
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22]
- 独断拒谏
- 北方(突厥)
开耀元年(681年),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联兵寇边。李治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曹怀舜、李文暕为副将,率兵讨伐。两军相遇,阿史那伏念借助顺风攻击唐军,唐军被扰乱,曹怀舜等弃军逃走,唐军大败,死者不可胜数。曹怀舜等收集散兵,并用金帛贿赂阿史那伏念,与之谈和,杀牛为盟。阿史那伏念便撤兵,曹怀舜等得以回朝。
后来,裴行俭使用反间计,使得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相互猜忌,最终一同向裴行俭请罪,裴行俭许诺保阿史那伏念不死,于是突厥正式投降,裴行俭便带阿史那伏念回京师。然而,裴炎嫉妒裴行俭的功劳,唆使李治诛杀阿史那伏念。李治听信谗言,下令诛杀了阿史那伏念等西突厥降将54人。裴行俭感叹说,恐怕杀降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归附大唐了,于是称病不朝。[49]这样大规模地屠杀少数民族首领在唐朝历史上是第一次,同时这种不讲策略的处置方法无疑给突厥贵族加紧分裂活动提供了借口。[58]
李治杀害归降的突厥可汗伏念后,次年(682年)突厥余党骨咄禄等人占领黑沙城造反,自立为可汗,建立后突厥政权,将阿史德元珍等收入麾下,势力日趋壮大,乃入侵山西并州与单于府北境,杀害了岚州刺史王德茂,[50]又攻河北妫州,包围单于都护府,杀其司马张行师;又攻河北蔚州,杀其刺史李思俭,连年侵犯唐朝边境,李治只好让程务挺防守边疆。[51]
- 东北
①灭亡百济、高句丽
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邢国公苏定方平定百济,献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东都洛阳紫微城正南门——则天门,李治责问后下诏释放,百济宣告灭亡,史称“唐灭百济之战”。[14]随后,发生百济复国运动,至龙朔三年(663年),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
在百济与高句丽灭亡后,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与新罗之间又爆发了战争。新罗联合高句丽和百济的残余力量,不断蚕食和侵扰熊津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诸城。尤其是对百济故地的熊津都督府,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咸亨元年(670年)七月,新罗出动大军,一举攻陷熊津都督府八十二城。咸亨二年(671年)一月,新罗发兵攻打百济,战于熊津南,六月兵临百济加林城,与唐兵战于石门,取得了“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的战绩。由此,新罗已控制了百济故地大部分地区,逼近了位于熊津、泗沘等唐朝在百济的统治中心地区。
此时,唐朝任命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协助熊津都督府,同新罗作战。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6年)冬十一月,沙湌施得领船兵,与薛仁贵战于所夫里州伎伐浦,败绩,又进大小二十二战,克之,斩首四千余级。”
- 西域
龙朔二年(662年),在吐蕃的唆使下,西域的龟兹、疏勒两国叛唐,李治任命苏海政为𫘊海道行军大总管,率数千汉骑,并让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两部西突厥兵一同前往平叛。然而阿史那步真诬陷阿史那弥射谋反,苏海政矫旨班赐,诱杀阿史那弥射,于是西突厥十姓与唐朝离心。唐军至疏勒南,西域弓月部引吐蕃大军前来,苏海政不敢交战,倾军资贿赂吐蕃,与吐蕃约和而返,安息四镇失守。阿史那都支叛唐归附吐蕃,攻下西域的庭州。[103-104]
- 吐蕃
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吐蕃入侵西域十八州,攻陷安西都护府。李治下令放弃安西四镇之地,同时派薛仁贵率兵十余万讨伐吐蕃,战于大非川,结果唐军战败,于是吐蕃进一步吞并了唐朝的吐谷浑之地。李治又派姜恪征讨吐蕃,结果姜恪在途中病死,唐军无功而返。[52]
仪凤三年(678年),吐蕃与西突厥联兵进攻安西,李治听信刘仁轨的谗言,派没有将帅之才的李敬玄率领十八万唐军与吐蕃将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结果大败,副将刘审礼被吐蕃俘虏。[54]李治“儒仁无远略”,见到唐军多次战败,便咨询近臣,“朕未曾披甲统军,以前灭高句丽、百济时,连年用兵,当时天下就一片骚然,朕到现在才后悔。如今吐蕃入侵,怎么对付呢?”中书舍人刘祎之等具对,旦李治未能领悟,因而罢议。
仪凤四年(679年),吐蕃赞普驾崩,李治派使者吊唁。次年(680年),吐蕃的赞婆、素和贵率兵三万进攻河源,进军唐朝的良非川。李敬玄与吐蕃战于湟川,再度战败。黑齿常之率三千精骑夜袭吐蕃军营,吐蕃才引兵退去。[55]
唐高宗时期,西域遭受吐蕃与突厥的侵扰而渐趋衰退。究其原因,一是高宗朝战略决策缺乏长远思维,二是未重视以龟兹为根据地的建设,三是轻视了对吐蕃攻占吐谷浑事件的处理,而其实质则为这一时期唐王朝尚不具备打破天山南北业已形成的均势。[53]
唐高宗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9]李治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
- 大兴土木,劳役繁重
李治在位期间,于显庆元年(656年)重建隋炀帝时期的紫微宫正南门应天门[77],显庆五年又在神都苑建造合璧宫,“甚为宏壮”[78]。龙朔三年(663年),大修蓬莱宫(大明宫)[79];麟德二年(665年)在隋炀帝的乾阳殿旧址上建造乾元殿,[77]继而又在东都洛阳建造宿羽宫、高山宫、上阳宫,“莫不壮丽”,狄仁杰上奏称其太过奢侈[80]。
乾封元年(666年),李治在泰山封禅后,下令全国各州都建立一所道观和一所佛寺,“天下诸州各置观、寺一所”[110]。唐朝共设358个州,则此年营建道观和佛寺的数量一共720所,李治时期是隋唐道教宫观营建的高峰期。学者指出,“高祖、太宗虽尊崇道教,但尚无增置道观的举动。唐代道观的增置,始于唐高宗时期。”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下令在洛阳郊区按照帝陵规格为太子李弘修建唐恭陵,极为宏大,功费巨亿,是整个中原规模最大的唐代帝陵,[102]劳役和花费都超过了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帝陵,导致“万姓厌役,呼嗟满道”,苦于劳役的人民纷纷向负责督造唐恭陵的官员投石砸去,以逃避苦役。[99-100]
永淳二年(683年),李治临终之前,下诏“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度道士七人。”[111]唐朝上州共109个,每州建立三所道观,则上州共建327所道观;唐朝中州共29个,每州建两所道观,则共建28所;下州共189个,每州建一所道观,则此年全国共建574所道观。学者指出,自此“唐高宗时在全国修建的道观已近千所。”[112]
李治在位期间,由于土地承载力已处于过度饱和状态,再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关中地区的经济地位大不如前,粮食远不能满足京师人口的需要。而且唐朝前期的漕运体系尚不健全,转运江南地区的粮食到长安远比到洛阳困难得多。于是,李治便带领后妃及官员等去东都洛阳就食。
终高宗一朝,七次就食于洛阳,从显庆二年(657年)第一次就食于东都至弘道元年(683年)卒于洛阳,二十六年半的时间里,驻洛时间占到二分之一。[82]
- 控制物价
咸亨元年(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
永隆元年(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但唐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
调露元年(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
李治另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23]
唐太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贞观十二年(638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安建一座祆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李治于仪凤二年(677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 《新唐书》:①“帝既儒仁无远略,见诸将数败,乃博咨近臣,求所以御之之术。”[55]②“帝昏懦,牵于武后。”[74]③“高宗既昏懦,而继以武氏之乱,毒流天下,几至于亡。自永徽以后,武氏已得志,而刑滥矣。”[75]④“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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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
- ①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
- ②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25]
- 李善感:数年已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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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
- ①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比美贞观。
- ②只有高句丽……高宗乘其内乱,把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掉。突厥西方的疆域,本来是很广的。其最西的可萨部,已和东罗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内乱,把他戡定。分置两个都督府。其所辖的羁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对外的声威,至此可谓达于最高峰了。[29]
- 王仲荦:唐高宗一代,除了永徽四年在睦州爆发了以陈硕贞(女,自称文佳皇帝)为首的农民起义之外,政局比较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不断上升,人口从永徽三年,全国户数三百八十万,经高宗、武则天两朝,到了中宗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户,仅半个世纪,增加一倍以上。在军事上,东与新罗联军,取高句丽、百济。西面击败西突厥,俘贺鲁,一度把安西都护府设立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并在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于葱岭以西、波斯以东地区置十六个都督府,由吐火罗叶护、诃达罗支国王等兼任都督,加强了唐和中亚各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哈利发国家,可以与盛大的唐王朝相比拟。[62]
- 孟宪实: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凡他要做的事情,无不达成。没有高宗 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 无源之水。无论用“君主无为”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是实际达成的事功来衡量,他都是一个成功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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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可是太宗仍然认为,他是被迫作了错误的选择,而且怀疑意志软弱的李治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30]
- ②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23]
李治开始扶着床学走路的时候,喜欢拿着笔乱划,身边的人把纸给他让他划在纸上,人们看到李治在纸角上画出来的竟然是个“敕”字(唐朝政事堂议出的命令和政策后,由皇帝画个敕字,代表诏令)。李世民叫人把纸烧了,而且命令不许外传。[31]
显庆二年(657年)春二月,玄奘陪同李治移驾东都洛阳,同时带领了翻经僧五人、弟子各一人。李治把洛阳积翠宫提供给玄奘,作为翻译佛经场所。由于玄奘家乡在洛阳缑氏(今洛阳偃师缑氏镇),李治便准许玄奘回乡探访亲戚故旧。然而亲戚们除了姐姐还在世,其余都去世了。玄奘询问姐姐自己的父母坟墓所在地后,亲自去扫谒。然而坟地荒颓,玄奘想把父母改葬,便上疏请求李治帮助。李治便答应玄奘的请求,派人供给玄奘改葬父母所需的各种所需。于是,玄奘改葬父母,“营送威仪,并公家资给”。当时,“洛下道俗赴者万余人”,其中还应该有来自印度的“婆罗门上客”。由于洛州少林寺西北岭下的缑氏县东南凤凰谷陈村,是玄奘出生的地方,玄奘便请求李治到少林寺翻译佛经,但是少林寺距离洛阳皇宫紫微宫相对较远,李治不允许。[97-98]
据唐人杜光庭所撰《历代崇道记》记载,龙朔二年(662年),李治诏令洛州长史许力士,在洛阳邙山建造上清宫(中国第一座以“宫”命名的道观),用以镇鬼。许力士在邙山挖到一块古石碑,是西晋仙人帛和的墓碑。上清宫建造完毕后,李治下令设坛祭神,于是邙山上空出现海市蜃楼景观,“有白光遍殿,兼照层坛,太上老君现于光中,须发皆白,身着白衣,二真人夹持,良久乃隐。”百官看到后都进表称贺,李治大悦。[105]北宋贾善翔所撰的《犹龙传》亦有类似记载。[107]
邙山出现海市蜃楼不止一次。据载,仪凤四年(679年),李治让道士郑元隐等二十四人在上清宫做大型道场,李治亲临。李治、武后、诸王、公主及百官都亲见老君骑马腾空而至,[116]“乃见老君乘白马朱骏,并二青衣童子降于坛上,祥光照映”,说道:“我孙可享国运长久!(永绥宝祚,克享无期者也)”高宗激动万分,邙山之巅一片欢呼。[108]李治认为老君的降临是先祖对自己的褒扬,特下诏,令上清宫道士隶属宗正寺,也就是认可道士为皇室本家。这样一来,上清宫真正成了李唐皇室的皇家道观,道士的地位空前提高。[106]
秦鸣鹤诊断是“风毒上攻”,其实是脑瘤或脑血栓压迫视觉神经造成失明。秦鸣鹤便采用希腊罗马世界流行的针刺法为李治实施手术治疗,使脑瘤或血栓暂时消失,病情得以缓解,李治短时间内产生“吾眼明矣”的感觉,但脑瘤或血栓病灶没有彻底清除,遂于同年十二月驾崩于洛阳贞观殿。[125]
《监国求贤令》[32]
《为摄太傅高俭设榻令》[33]
《为文德圣皇后荐福令》[34]
《建东都诏》[12]
《建大慈恩寺令》[35]
《谕普光寺僧众令》[36]
《答沙门慧净辞知普光寺任令》[37]
《答张行成因旱请致仕表手制》[38]
《加潞王周王上柱国别食实封制》[39]
《定乐舞制》[40]
《旧唐书·本纪第四·高宗》
《新唐书·本纪第三·高宗》
《资治通鉴·唐纪·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42]
唐高宗李治死后葬于乾陵,后武则天死后也葬于乾陵。乾陵是位于陕西省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76公里,修建于光宅元年(684年),历经23年时间,工程才基本完工。梁山是圆锥形石灰岩山体,共有三峰,北峰最高,海拔1047.9米,乾陵就在北峰之上。梁山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中间为司马道,故而这两峰取名叫“乳峰”。
乾陵是唐代帝王陵墓中唯一发现有双重城垣的墓葬,其内城象征京城长安的皇城,外城相当于官员和土民居住的郭城,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代都城的整体格局。
出品时间 |
影视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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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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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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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
大明宫(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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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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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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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崎(幼年)
郑思仁(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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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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