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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健师从于大儒薛瑄，于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登进士第，历庶吉士、翰林编修、翰林修撰、少詹事，并担任太子朱祐樘（明孝宗）的讲官。孝宗即位后，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参预机务，累迁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弘治十一年（1498年），升为首辅，连加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孝宗病重时，受遗命辅弼太子朱厚照（明武宗）。武宗即位后，耽于享乐，刘健联合群臣奏请诛杀宦官刘瑾等“八虎”未成，只得致仕归家。不久，便被列为“奸党”之首，后削籍为民。刘瑾被诛后复官，于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年）逝世，年九十四。获赠太师，谥号“文靖”[3]。《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刘文靖公奏疏》[4]。
- 刘健
- 刘希贤、刘晦庵、刘文靖、刘洛阳
- 希贤
- 晦庵
- 汉族
- 出生日期
- 1433年2月27日[1]
- 逝世日期
- 1526年12月9日[1]
- 主要作品
- 《刘文靖公奏疏》《晦庵集》
- 追 赠
- 太师
- 谥 号
- 文靖[3]
- 任首辅时间
- 1498年－1506年
目录
刘健生于明宣宗宣德八年二月八日（1433年2月27日[1]），是三原（今陕西三原龙桥镇）教谕刘亮的第三子。受父亲影响，刘健少年时就端正持重，善于交游，曾与同乡阎禹锡、白良辅同游天下，并跟随理学家薛瑄读书。[5][45]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三月，刘健登进士第，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天顺六年（1462年）九月，授翰林编修。[53]他进入翰林院后，闭门读书，谢绝交游，众人都称其为木头。但这段经历使得刘健得以熟读经书，逐渐生出了经世济民之志。[6]
天顺八年（1464年）八月，新即位的明宪宗命刘健回京参与撰写《英宗实录》，十一月刘健抵京，因丧期未满，请求让自己终制，宪宗不准。成化三年（1467年）八月，《英宗实录》书成，刘健升为翰林院修撰。[8][53]
成化九年（1473年）十一月，受命参预编纂《宋元续通鉴纲目》。成化十年（1474年）八月，与庶子黎淳共同主持顺天府乡试。成化十二年（1476年）六月，因修撰九年秩满，转升右春坊右谕德。次年（1477年）四月，《宋元续通鉴纲目》书成，升左春坊左庶子。七月，与翰林院侍读周经主持应天府乡试。[53]
随后，刘健迅速得到升迁。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刘健担任《明宪宗实录》的总裁官。二月，同知经筵事，为日讲侍班大臣。弘治三年（1490年）三月，任殿试读卷官。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弘治六年（1493年）三月，再任殿试读卷官。弘治七年（1494年）八月，因三年秩满，加升太子太保，改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进阶荣禄大夫，得赐玉带、麟袍。弘治八年乙卯（1495）二月，与首辅徐溥一同举荐李东阳、谢迁入阁。八月，作为副使，持节册封衡王妃沈氏。弘治九年（1496年）三月，任殿试读卷官。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刘健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官。同月，孝宗御文华殿，召徐溥、刘健等阁臣议政。四月，任副使，持节册封雍王妃吴氏。八月，孝宗御平台，召刘健等阁臣议政。十二月，任副使，持节册封寿王妃徐氏。弘治十二年（1499年）三月，三任殿试读卷官。[10][53]
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月，《大明会典》书成，刘健进官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赠先祖三代官，接替徐溥成为内阁首辅。[11]刘健学问博大精深，敢于谏言，以天下为己任。同年，受孝宗宠信的太监李广因劝孝宗修建万岁山毓秀亭而招致灾祸一事畏罪自杀。李广死后，其贪赃罪行被揭露。刘健与阁臣李东阳、谢迁上疏说：“古代帝王没有不遇到灾害而恐惧的，向来奸人佞臣炫惑圣明皇帝的视听，贿赂流行，赏罚失当。灾异的积累，正是这些原因，现在所幸首恶消除，陛下开始醒悟，然而余恶尚未除尽，过去的积弊尚未革除，臣愿意奋发有为于政事，举荐贤才，贬退奸恶，赏罚分明。凡是所应当施行的，果断处置毫不犹豫，不再因循守旧，以免后悔。”孝宗正赞赏接纳刘健的意见，而李广同党蔡昭等随即取到圣旨，给予李广祭祀安葬和祠堂牌匾，刘健等极力劝谏，但孝宗仅停赐祠堂牌匾而已。[13][49]
当时，北京、南京的言官在奏疏中指论时政，时常对朝臣加以弹劾，刘健作为首辅，从不加罪这些言官。国子监生江瑢弹劾刘健、李东阳阻塞言路。孝宗为了安慰刘健、李东阳，将江瑢下狱，刘、李二人不计较私人恩怨，大力为江瑢辩护，将他救了出来。他的为人，使朝中上下十分信服。[13]
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尽职尽责，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开始的时候孝宗还不是全部接受，后来由于他们所奏都见成效，于是再有所奏，孝宗无所不纳，还尊敬地称呼刘健为“先生”。刘健每次进见，孝宗都屏退左右和他密谈。无论是刘健提出或是罢免文武大臣，还是他所建议实行的政治措施，孝宗绝大部分都能接受。[17]
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月，鞑靼骑兵南下侵犯明朝，大同镇告急，京师戒严。四月至六月间，孝宗屡召刘健等阁臣至平台议边情军政，最终决定罢黜遂安伯陈韶等三人，另用颇有武干且“清慎守法”的镇远侯顾溥总督团营，以整顿京营军务。孝宗在位末期，倦于上朝，刘健等人屡次以此进言，但孝宗并不采纳，只是颔首而已。[14]
弘治十四年（1501年）二月，为副使，持节册封荣王妃刘氏[53]。同年，孝宗想增加军饷，让大臣们商议。刘健力主减轻百姓负担，通过缩减宫廷费用、土木工程、裁减冗官等保证军饷供应。这些建议都被孝宗接受。[15]
弘治十五年（1502年）三月，第四次任殿试读卷官。四月，因年已七十，自请辞职，孝宗不允。[53]
弘治十六年（1503年），因纂修《大明会典》功，再进官少师兼太子太师，改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还因陪同郊祀天地，和李东阳、谢迁一同获赐玉带、蟒衣，这也是明朝内阁大臣受赐蟒衣的开始。[16]五月，因九载考绩，获孝宗玺书奖谕，加特进，兼支大学士俸。[53]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刘健第五次任殿试读卷官。四月，孝宗召他商议政事。五月，孝宗病重，召刘健等入乾清宫。刘健入宫后，孝宗从病榻上坐起来，自叙即位以来所经历的事情，并令近侍作了记录。接着，孝宗拉着刘健的手嘱托道：“先生辅助朕很辛苦，朕深为感激。东宫（此处指太子朱厚照）聪明，但年龄尚幼，贪图逸乐，先生应常劝他读书学习，辅助成为一个明君。”刘健等闻言欷歔不已，“顿首受命而出”。次日，孝宗驾崩，太子朱厚照即位，即明武宗。[48]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七月，武宗进拜刘健为左柱国，支正一品俸；赐诰命，并再赠其祖上三代如其官。十二月，受命为《孝宗实录》总裁官。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刘健同知经筵事；行籍田礼。七月，为副使持节行册迎夏皇后。九月，为副使行册妃礼。[53]
孝宗死后，刘健等奉遗诏辅政。武宗被身边以刘瑾为首的宦官诱惑，贪玩享乐，不理政事。刘瑾等“八虎”乘机干预朝政。刘健等人多次上书要求武宗上朝处理政务，清理后宫的玩乐设备，武宗总是表面答应，实际并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在后宫玩乐。身负先帝重托的刘健看着年轻的武宗这么不争气，十分自责，于是只得上书请求退休，武宗婉言相留，但仍然不理朝政。于是，刘健等人不断上疏，指出政令错误的地方，尤其指斥贵戚、宦官。由于奏章很多，呼声很高，武宗迫不得已，假装命令下面商议。刘健十分失望，再次请求退休回家养老，李东阳、谢迁也跟着提出退休，武宗没有办法，只得按刘健等的意见处理朝政。[18]
刘健等人眼看武宗被宦官诱惑，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于是接连上奏，决心铲除“八虎”，朝中大臣纷纷响应。刘瑾等人非常害怕，于是哭着向武宗求救。武宗听信他们的哭诉，非常恼怒，于是下令将部分反对宦官很积极的官员下狱。“八虎”不仅没有除掉，刘瑾还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大权在握。在努力没有结果的情形下，失望的刘健、谢迁再次请求致仕归家，这次武宗批准了。[19]十月，刘健致仕，得赐宝镪、袭衣，武宗下敕允许其驰传还乡；有司每月拨给公廪五石，每年拔给夫隶八名，供他役使。[53]
刘健回家后，刘瑾等人更加嚣张，增设特务机构，四处活动，镇压异己，排斥忠臣，引进私党，大肆掠夺农民土地，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广、江西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退休在家养老的刘健痛心疾首，却毫无办法。而刘瑾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想陷害刘健。在他致仕的第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等人诬陷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而刘健位列第一。[20]
正德四年（1509年）二月，刘健举“怀才抱德”之士案，被削职为民。五月，刘瑾又指摘刘健等修《大明会典》多有糜费，于是夺去其一切官职勋封。十二月，被追夺诰敕及受赐玉带服色等。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因刘瑾被诛，刘健官复原职。[21][53]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明世宗朱厚熜专门命行人来慰问刘健，把他比做北宋名臣司马光、文彦博，并大加赏赐[26]。这年刘健年满九十，世宗下诏命令大臣专门到刘健家里送上束帛、饩羊、上尊等，并封他的孙子刘成学为中书舍人。[22]
嘉靖五年（1526年），一向身体康健的刘健偶染疾病，随后绝粒，最终在同年十一月六日（1526年12月9日）寿终，享年九十四岁[51]。刘健死后，留下数千言的奏章，劝世宗正身勤学，亲近贤才，远离奸佞。世宗闻讯后，十分惊愕悲悼，为其辍朝一日，派官员按例赐祭葬，并追赠刘健为太师，谥号“文靖”。[1][23]
刘健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开始入阁，参预政事[9]，后为内阁首辅。弘治十四年（1501年），他借鞑靼南侵，孝宗下旨廷议的时机上奏说：“国家的财富生产是有限度的，而今光禄寺一年费用增加了数十倍，各种织造都讲究新奇玲巧，供奉僧侣的斋费一天就达巨万，太仓的储备怎么够供应的呢？皇宫内府动辄四五十万，宗藩、贵戚兼并土地、夺占盐利，其数目以千万计，加之大兴土木，苛捐杂税必然征收不已。单是就冗官的俸禄，内府工匠的饭费，岁增月积，越来越多，没有止境，这样资财那能不匮乏呢？而今陕西、辽东边患刚发生，湖南、广东、贵州又兴军旅，不知如何筹措应付？望陛下断绝无益的费用开支，躬行节俭，为内外官员带个好头，让群臣为国家社稷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讲求兴利除弊之策，这是天下人所盼望的。”刘健的建议为孝宗所采纳，次年（1502年）四月就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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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简机构，裁撤冗官，提高办事效率。具体来说，对不称职或闲散官员实行革职，其中一部分人还要论罪谪戍，全国共有五百余人被革职。二是对晋升冗滥的中下级官吏实行降职使用，从三品至八品各降一到两级，并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调动，使官吏离开了自己经营多年的基地，从而有利于廉洁执政。三是迫令致仕，对各级应到退休年龄而没有退休的官吏，令其照原官致仕。通过这一番整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大大精减了，办事效率提高了，同时也节省了财政开支。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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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经筵，恢复一日三朝制。孝宗继位后，在刘健等人的督促下，孝宗恢复了在文华殿听课的制度，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日三天，由侍讲官给皇帝和大臣们讲课，讲授内容是历朝历代的兴废得失，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并结合现实，颂扬或批评时政。刘健以自己特有的身份，鼓励讲官要直言不讳。他说：“如果唯恐伤时，而劝戒少颂扬多，虽日日进讲，又有何益？”在他的支持下，一时言路大开，在朝中形成了勇于批评时政的风气。与此同时在刘健的倡仪下，孝宗恢复了早朝、午朝、晚朝的朝仪。这一制度是在明初创业伊始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但后世皇帝多有废止。孝宗继位后，百业待兴，有许多事情需要及时奏报研究处理，这样在刘健的倡导下，恢复一日三朝，这一制度的恢复表明了孝宗朝君臣决心励精图治、安邦兴国的决心。
孝宗朝，凡是选拔或罢黜文武大臣、科税屯田、监税马政等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是刘健提出并具体组织实施的。在刘健等人的努力下，孝宗所实行的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45]
在“弘治中兴”的过程中，刘健以其深厚的理学底蕴、果敢的为政风格、刚正的人格魅力，以及与孝宗的特殊关系，产生了独特而突出的作用[57]。因此，《明史》称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24]但由于理学存在的僵化倾向，使得以孝宗和刘健等为代表的弘治君臣，在以这种思想意识和致政风尚从事治国致政过程中，表现出了相对保守、拘于祖制而缺乏变革气势的缺陷。因此，研究者认为，“弘治中兴”背后更多的是人为对“祖制”的强化，而非顺应时势做出的变革举措所引发的“中兴”气象。[56]
白良辅：“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贤予远甚。”[12]
陈献章：“孔子日：人之生也直，阁之生也幸而免。刘文靖广之以诗日：王网一紊国风深，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著龟万古在人心。喷，斯言也，判善恶于一言，决兴亡于万代，其天下国家治乱之符验欤！”[27]
李东阳：“先生以实学笃行，生明圣世，为大臣元老，方使朝信道、工信度、史信事，以施实政于天下。”[50]
朱厚熜：“卿资禀醇正，器识恢宏。粤自早年，究心理学，上探河洛之传。登名贤科，蜚英艺苑。劳勤茂著，闻望弥隆，遂以硕德长才，受知于我孝宗皇帝。简自圣心，擢居政府。朝夕献替，不诡不随。培植人才，爱惜善类。宣达民隐，慎守彝章。延访于便殿，赐问于平台。危言党论，禆益弘多。是致弘治十有八年之间，政事清明，实惟卿与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至于顾命之际，推诚付托，至切至专。卿感激知遇，益竭劳瘁。故当武宗皇帝改元之初，随事纳忠，曲为匡救。其毅然不可回之气，往往形于词色。厘革宿弊，斥逐群小。直道难容，告老而归。高风大节，播在天下。中遭权奸，横加谗抑。旋复昭雪，人咸钦仰之不置。乃今年近九旬，体履康泰，全名盛福。求之当代，实鲜其伦。惟昔宋之名贤，如司马光、文彦博辈，皆卿乡哲。揆其始终进退之大义，卿亦不多让焉。……卿有嘉谟至计，尚无所隐，以辅朕之不逮，期于海内。又安共享太平之福，而卿亦永有令誉于无穷矣。”[26]
杨一清：
- 惟我国朝文臣，得谥文靖者三人，尚书萧山魏公年九十六，顾未得柄用，不甚显。少师宜兴徐公显矣，寿纔七十二耳。公位极人臣，寿至九十有四，功成身退，完名以归其乡者，二十年有奇。谓为古今之仅见者然耶！[52]
- 在昔孝皇，天下文明。乃眷旧学，登之弼丞。公为元宰，式总枢衡。帝曰良哉，兹作朕股肱。惟李与谢，引之同升。沃心造膝，言听谏行。如辅车相依，如耦在耕。不识不知，以迓熙平。玉几既凭，顾命丁宁。爰相武庙，惟弘治是承。有弗循度，不遗力以争。群枭在廷，挠我凤鸣。请借尚方，谢先帝之灵。岂能干没，默以为容。谗谮猬兴，帝则谅只。诏允归休，优游桑梓。以其余龄，导乡人孙子。谓我余忠，庶几在此。天锡之上寿，待绥治理。我皇中兴，念旧德当礼。勑使存问，于公之里。尚询兹黄发，公则巳矣。嵩卭郁郁，伊洛弥弥。我志我铭，以备公终始。[52]
费宏：“孝宗敬皇帝临御十有八年，敬天法祖，任贤使能，中国乂安，四夷宾服。其继体守成，治化之美，上媲圣祖，驾轶帝王。一时辅臣则有若太师晦庵刘文靖公、西涯李文正公、太傅木斋谢文正公。至于孝庙始终，明良相值，于斯为盛。”[12]
廖道南：
- 弘治间，予从先大夫游京邸，饫闻文靖刘公当国，正色率下，凡诸僚宷谒私宅者，不与交一言。及入朝，事关大义，累几千言不缺。及子登甲科，列史馆，公尚无恙，卒无一言干求恩泽，岂古之所谓大臣与。[54]
- 嵩岳峨峨，汴河汤汤。伊洛瀍涧，回绕北邙。惟彼东都，元气攸萃。爰有大老，锺兹间气。耿耿大节，侃侃正言。力诋邪说，中扼权奸。公考正命，公神不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54]
唐枢：“英、景震严，梁栋森列，不有其后，几其替矣。而宪孝相承仁厚贤明之治，又能灌洽而培植之，几四十年。丰芑流长，阿菁道茂，萃发于一时。是以硕才辈出，文明化光，猗欤盛矣。当是时海内晏安，含哺鼓腹，郁郁乎太平气象，不知帝力之何有？究厥所自，其谁以为遗也？独念诸君子保泰之功，能备九三之德，悉艰贞之义乎？夫后以裁成，辅相以左右，民陂平复往，不可不畏耳。”[28]
王世贞：
- 孝庙时，最多名臣。辅弼则刘文靖公健、谢文正公迁、丘文庄公浚、李文正公东阳。[31]
- 弘治修宪宗实录，刘文靖健以侍郎学士总裁，正德修孝宗实录，文靖复以少师总裁。……刘公首尾十九年，尤为盛事。[44]
屠隆：“商文毅辂、彭文宪时、刘文靖健、谢文正迁、杨文懿守陈、王文恪鏊、吴文定宽风骨峻，整德器渊，涵才不露，锋颖功不计岁月，外示凝然，中怀凛然。招之不来，麾之不去，有古大臣之风焉。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30]
孙奇逢：“健之论列，所关朝政国体，如诏遣中官于武当山设像修醮，因健等上疏，已之。诏建寺塔于朝阳门外，因健等上疏，罢之。又罢撰真人杜永祺诰命及封号。凡浮图异端，蠧财惑众，一切摈不得逞，直曰：‘我祖宗相传以治天下，尧舜周孔之道而已。’庶几乎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与。至上问李梦阳言事若何，辄对曰：‘此狂妄小人耳。’亦未免失言。其不为同乡徇情面，亦当另有说，如事在当从而必不从，以示公，则偏亦甚矣。祁奚举子，未尝有咎其私者，春秋责备贤者之意。”[47]
刘永澄：“我朝刘文靖、谢文正（谢迁）及近日王山阴（王思任），皆侃侃谔谔、退不逾时，赵兰溪（赵志皋）则病疏累数十上，而不获请。岂前三君子见知之浅，而兰溪结主之深，三君子能苦口犯颜，而兰溪不能故也。进退之机，亦可见于此矣。”[35]
王夫之：
- 故陈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为善，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圜中。蝉噪而知其为夏，蛩吟而知其为秋，时至则鸣，气衰则息，安能举宗社生民以随之震动？而士自修其素业，民自安其先畴，兵自卫其职守，贤者之志不纷，不肖之奸不售。容光普照，万物自献其妍媸，识之所周，道以之定。故曰：“天下之动，贞于一者也。”……前乎此者丙吉，后乎此者刘健，殆庶几焉。其他虽有煌炫之绩，皆道之所不许也。[36]
- 刘瑾一导淫之小竖耳，非有荧惑宫闱、动摇神器之危机也。韩文倡之，李梦阳成之，九卿随声而和之，刘、谢居中而应之；李东阳、王鏊俯仰其闲，亦非素结瑾以徼荣者；而参差(巨柄)[互持]，竟以空朝廷而长宵人之气。[46]
张廷玉等：
- 东阳以诗文引后进，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25]
蔡东藩：“嗣主践阼，八竖弄权，刘健等矢志除奸，力争朝右，不得谓非忠臣，但瑾等甫恃主宠，为恶未稔，果其徙置南京，睽隔天颜，当亦不致祸国，必欲迫之死地，则困兽犹斗，况人乎？尚书许进之言，颇耐深味，惜乎刘健等之未及察也。要之嫉恶不可不严，尤不可过严，能如汉之郭林宗，唐之郭汾阳，则何人不可容？何事不可成？否则两不相容，势成冰炭，小人得志，而君子无噍类矣。明代多气节士，不能挽回气运，意在斯乎？”[38]
刘俊虎：“从弘治元年到正德元年，他入阁十九年，其中作为首辅八年，对明朝中叶弘治、正德两朝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弘治时期，他辅佐明孝宗，君臣上下同心，刷新政治，励精图治，使明王朝在经历了三代暮气和没落之后又呈现出一派‘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中兴气象。同时他又是在专制高压下敢于犯颜死谏的为数不多的一位直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阉祸愈烈的明代，他还是第一个敢于站出来和宦官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内阁首辅。”[58]
翟爱玲：“（刘健）以其深厚的理学底蕴、果敢的为政风格、刚正的人格魅力，以及与明孝宗的特殊关系，在辅成‘中兴之治’中产生了独特而突出的作用。但秉持理学精神的刘健最终也只能在辅成‘守成’的范围内发挥其政治作用与影响。”[57]
据《明史》记载，刘健气度威严，以身作则。退朝后，同事私下晋见，他不说一句话。一次，许进等七人想要推选焦芳入吏部，刘健说：“老夫不久之后归田，这个位置就是焦芳的了，恐怕诸公都要受他迫害。”后来许进等人果然遭到焦芳的排挤。当时，阁臣李东阳用诗文引导后来人，海内人士都击掌谈论文学。唯独刘健执意教人研究经学，寻求性理的根源。[24]
嘉靖初年，杨一清再次复出。途经洛阳时，他首先拜谒闲居的刘健。刘健出迎作揖道：“你无法甘于澹泊，被时局所引诱，他日王上（朱厚熜）轻视我们这些人，这个先例就从你开始了。”说罢，一边呵叱一边走入府中，让自己的子弟接待他。何乔远评道：“自刘洛阳前辈风第。”[40]
关系 |
姓名 |
简介 |
|---|---|---|
曾祖父 |
刘绍祖 |
|
曾祖母 |
翟氏 |
|
祖父 |
刘荣 |
赠官与刘绍祖相同。 |
祖母 |
曹氏 |
赠一品夫人。 |
父亲 |
刘亮 |
|
嫡母 |
张氏 |
赠一品夫人。 |
生母 |
白氏 |
赠一品夫人。 |
原配 |
王氏 |
赠一品夫人。 |
继室 |
张氏 |
生平不详。 |
长子 |
刘来 |
|
次子 |
刘东 |
|
三子 |
刘杰 |
张氏所生。 |
孙子 |
刘成恩 |
|
孙子 |
刘成学 |
因门荫任中书舍人。 |
曾孙 |
刘望之 |
举进士。 |
曾孙 |
刘得之 |
生平不详。 |
表格参考资料：[12][25][41]
- 生、卒年与寿龄
关于刘健生、卒年与寿龄的记载，在明清的各种史籍中出现了重复、散乱的现象。[51]
刘健辞世不久后，由其门生故吏所撰的《刘文靖公行状》《赠太师谥文靖刘公健墓志铭》《赠太师谥文靖刘公神道碑铭》中基本采纳了他“生宣德八年二月八日，卒嘉靖五年十一月六日，春秋九十有四”的说法。嘉靖中期以后陆续出现的各种刘健传记对其记载较为简略，基本不载生年，偶尔提及卒年，对其寿龄的记载，也由九十四岁误记出了九十三岁（以何乔远《名山藏》为代表）、一百七岁（以郎瑛《七修类稿》为代表）等不同的版本。而1985年洛阳刘氏续修《家谱》中记有刘健“生于正统癸丑二月八日”，但随后又记“嘉靖丙戌九十四岁十一月初六日卒于家”，明显前后记载不一，与各种史料记载及其史事也相差甚远。可见《家谱》所记“正统癸丑”应系“宣德癸丑”之误。[51]
以上这些错误的记述影响到了近代以来的一些年里碑录之作，使其承袭了明清时期对刘健的生、卒年及寿龄的含糊记述。直到现代以后，对刘健生、卒年与寿龄的记载才渐显明确，确定了宣德八年二月八日（1433年2月27日）生，嘉靖五年十一月六日（1526年12月9日）卒，享年九十四岁的说法[42]。[51]
- 死因
关于刘健的死因，刘龙《行状》记：“公素善调摄，晚年少疾。偶称不怪，遂绝粒，至于大病。”杨一清《神道碑》中先记其“以疾卒于家”，后又承刘龙《行状》之说称“公素善调摄。少疾，偶不怿，遂绝粒，至属纩”。明人温如春《祠堂记》、陆深《知命录》中则说刘健无疾而终。此后明、清记述中，就形成了“以疾而终”与“以寿而终”两说。后世学者则认为刘健虽然身体健康状况素来良好，但以九十四岁高龄，在临终前偶染疾病，并且不食，应该属于寿终前的正常表现。故此，刘健“以寿而终”的可能性更大。[51]
明清时期关于刘健的传记资料较为丰富，大致如下：
- 刘龙《刘文靖公行状》[53]
- 温如春《太师谥文请刘公祠堂记》[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