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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可汗,916年始建年号,建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2-3]。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灭后晋,于汴京登基称帝,改国号“大辽”,改年号为“大同”[4-5]。辽圣宗时期,太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在韩德让等蕃汉臣僚的辅佐下,对契丹社会实行了全面改革,[104]是辽的全盛之世。[103]兴宗后期,辽朝统治显露衰败迹象;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则是危机四伏。[105]1125年被金朝所灭[6-7]。辽朝亡后,辽朝宗室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建立西辽,1218年被蒙古所灭。[8]
- 中文名
- 辽朝
- 外文名
- Liao Dynasty
- 别 名
- 大辽、大契丹、大中央胡里只契丹国
- 时间范围
- 916年 至 1125年
- 货 币
- 圆形方孔钱
- 开创者
- 耶律阿保机
- 国土面积
- 4890000 km²(1111年)
- 人口数量
- 约 900 万(12世纪初)
目录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12]。后梁贞明二年(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据《新五代史》《东都事略》等中原史料记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改号大辽。[3]辽大同元年(947年,后晋开运四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占开封灭后晋,并在开封登基,“改晋国为大辽国”。[3]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又改称大契丹;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复号大辽[13-15]。
多数学者持“辽”为“镔铁”的观点,清人张穆《蒙古游牧记》以“镔铁”为“辽”之译言。有学者认为“辽”来源于辽水。也有学者认为“辽”一号得名于“辽远”之意。[100]《契丹国号解》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价,并提出了“大中”说,认为“契丹”就是“大中”,而契丹国则是“大中国”之义。[99]有学者研究“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双国号制”的意义。也有学者主张契丹是改“晋”为“大辽”,而非改“契丹”为“大辽”[20]。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辽”的时间,一般有937、938和947年三种说法[16-17]。关于辽改国号的次数,一般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见解,即辽太宗时改国号为辽,辽圣宗时复号契丹,至辽道宗时复改国号为辽[18]。从众多辽代墓志中在契丹或辽的国号前都有“大中央”或“南瞻部洲”的字样来看,到辽道宗时,俨然以中国自居了[19]。也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辽曾九改九复国号,也就是说,辽曾改国号达18次之多。
年代 |
汉文国号 |
非汉文国号 |
---|---|---|
916—937年 |
大契丹 |
大中央契丹[21-22](全称)
大契丹、契丹国、契丹(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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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982年 |
大辽(燕云汉地)
大契丹(辽朝故地)[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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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年—1065年 |
大契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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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年—1125年 |
大辽 |
契丹之名,始见于北魏。[57]而汉文记契丹事,以《资治通鉴》为最早,东晋义熙元年(406年)初,“燕王熙袭契丹”。契丹称号见于朝鲜《三国史记》更早,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已有契丹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早期契丹居于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69]分为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八部。[55][70]契丹族日益兴盛,并向南发展。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年)亲率大军攻击南下的契丹部落,俘获十余万人、数十万头牲畜,契丹部族损失惨重。[56]后又受到突厥的侵扰,因而“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隋初又分别臣附于隋朝与突厥,逐渐得到恢复,游牧于辽西地区,诸部落各自逐寒暑,随水草畜牧。[143]
六世纪前期,契丹族尚为部落阶段,于唐初形成部落联盟,君长为大贺氏,八部之间如遇有战事及征兵,诸部在一起召开会议,猎则别部,战则同行。[70]唐武德六年(623年)契丹遣使到长安,向唐高祖进贡名马、丰貂,但其政治立场仍趋向于突厥颉利可汗。[58]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大贺摩会率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唐朝皇帝曾赐给契丹首领旗鼓,后来成为契丹可汗权位的象征。[59]唐朝又于贞观三年(629年)以室韦、契丹族人置师州。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后唐太宗以契丹人为松漠都督府(在今赤峰、通辽一带),以大贺窟哥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60]
武则天执政时,契丹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十二日,李尽忠与其妻弟孙万荣反,攻陷营州,杀营州都督赵文翙,尽忠自立为无上可汗,这是契丹人首次称汗。[61]武则天派兵围剿,却被尽忠击败。[62]唐开元二年(714年),李尽忠堂弟李失活与奚族首领李大酺到长安见唐玄宗。四年(716年),唐玄宗恢复松漠府,以李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吾卫大将军。[63]开元二十年(732年),唐军大破契丹,俘获甚众,可突于逃跑,奚族投降。[64]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灭亡,契丹投降唐朝,唐玄宗赐契丹可汗迪辇组里汉名为李怀秀,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赐以静乐公主。半年后,怀秀不堪安禄山欺凌,杀公主与奚族一起反唐。之后,与安禄山多次交战,胜负参半。[65-66]唐天宝五载(746年),唐朝封胡剌可汗遥辇楷落为恭仁王,代松漠都督,楷落在位至安史之乱结束,唐朝与契丹之间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
苏可汗时契丹依附回纥,自苏可汗开始唐朝不再册封契丹首领为松漠都督。鲜质可汗时曾七次遣使至长安朝贡唐朝,昭古可汗时遣使四次。[71]会昌二年(842年)唐朝破回鹘,耶澜可汗遥辇屈戍内附。咸通年间,可汗习尔之遣使者到长安朝贡之后,契丹部落在一百年的低谷后又逐渐强大。[67]唐末,痕德廑可汗遥辇钦德时契丹征服了奚、室韦,多次入侵幽州、蓟州,结果遭割据势力刘仁恭报复。[68]痕德可汗死于天祐三年(906年)十二月。迭剌部的耶律氏家族兴起,世代担任契丹部夷离堇,权威日盛。
五代时期,随着契丹族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阶段的提高,遥辇氏部落联盟开始向耶律氏转化。耶律阿保机生于唐朝咸通十三年(872年)。[77]阿保机任遥辇氏痕德堇可汗的挞马狘沙里(扈卫官),组建侍卫亲军。阿保机迅速崛起。率领挞马部(扈卫队)战胜了小黄室韦、越兀、乌古、六奚、比沙笰等近邻小部落,阿保机的伯父被杀后,阿保机继承了伯父的于越的职位,并击溃以蒲古只为首耶律释鲁的部落豪强。相继降小黄室韦,破越兀、兀古、六奚诸部,被国人誉为“阿主沙里”(沙里,契丹语“郎君”)。[72]到了痕德廑可汗时期,耶律阿保机担任夷离堇,专事征伐,大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进大迭烈府夷离堇。[73]天复三年(903年),阿保机北攻女真,南取河东、怀远军,略地蓟北(今河北北部),升于越、总知军国事,成为部落联盟的实际操纵者。[74]天祐三年(906年)在钦德死后,阿保机不再从遥辇氏家族选择可汗,而是把旗鼓收归自己所有,自己担任了契丹部的可汗,从此,可汗的选立就转入迭剌部耶律氏家族了。[75]
唐天祐四年(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当选为契丹大首领,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述律氏,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皇后为地皇后。[76]他先后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叛乱和征服奚、室韦、阻卜等部落,并且握有蒙古地区的产盐区,在军事与经济方面都十分强盛。[23]但是随着契丹国家的发展,耶律家族内部为了争取可汗的被选举权,阿保机本家族兄弟们便首先起来反对他,由此发生了“诸弟之乱”。梁开平五年(911年)五月,阿保机弟耶律剌葛、耶律迭剌、耶律寅底石、耶律安端策划谋反,安端的妻子粘睦姑得知后就报告了阿保机,阿保机不忍心杀掉这些兄弟,就和他们登山杀牲对天盟誓,然后赦免了他们。[78]梁乾化三年(913年)五、六月,阿保机领兵进击诸弟的第三次谋乱,经过三次平叛,阿保机基本消灭了本家族的反对势力,巩固了最高统治权。[79]
神册元年(916年),群臣为阿保机上尊号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建元神册,即辽太祖。[80]辽太祖收留因河北战乱的流民,在草原上按照中原风格建立城敦以安置他们。并且任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与卢文进等汉人为佐命功臣。神册三年(918年)辽太祖建皇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的波罗城)。两年后创建契丹大字并推行之。在军事方面,他于天赞四年(925年)东征渤海国,于旧地建立东丹国以统治渤海遗民,册立皇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辽太祖一直有南征中原的意图,然而于攻灭渤海后的隔年,在回师途中病倒,最后去世。他的妻子述律皇后(述律平)宣布摄政,以皇次子耶律德光总揽朝政,屠杀政敌数百人以稳定政权。天显二年(927年,后唐天成二年)十一月,耶律德光在述律皇后的支持下即位,即辽太宗。天显五年(930年,后唐长兴元年),东丹王耶律倍南逃后唐,辽太宗统一了契丹。
天显九年(934年)四月,后唐均王李从珂废弑其主李从厚自立为帝,耶律倍自后唐上书辽太宗耶律德光请求讨伐唐末帝李从珂。[81]八月,辽太宗亲自率军南伐。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称子、割让幽云十六州为条件,乞求辽太宗出兵助其反对后唐。[82]辽太宗遂亲率5万骑兵,在晋阳城下击败后唐军,册立石敬塘为后晋皇帝。十一月,辽太宗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即晋高祖。[83]
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刘昫、卢重册为辽太宗上尊号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会同。同月,后晋使臣献上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献上图籍,至此“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辽太宗下诏,以皇都为上京,改名为临潢府,升幽州为南京。[84]割取幽云十六州后,辽太宗将幽云十六州建设成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南北面官制度,分治汉人和契丹。[85]
会同五年(942年)石敬瑭的养子晋出帝石重贵即位,他不愿向契丹臣服,上表称孙不称臣。辽太宗趁机率军南下,意图一统中国[23]。会同六年(943年)十二月,辽太宗亲自赴南京,打算率军南下中原讨伐后晋,命赵延寿、赵延昭、耶律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等州分道而进,辽太宗亲率大军跟从。[86]会同九年(946年),后晋统帅杜重威挟众将降契丹,契丹攻入开封,晋出帝被迫投降,后晋灭亡。[87]会同十年(947年)正月初一日,辽太宗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东京汴梁,于大同元年(947年)二月初一日下诏建国号为“大辽”,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88-89]虽然辽太宗有意长久经营中原地区的意图,然而因纵兵掠夺人民财物,以及不让诸位节度使返回镇地,招来中原人民的反抗。不久,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自立为帝,国号汉。[91]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后,诸镇和后晋旧将多起兵响应。广大百姓也群起反抗,大部多至数万人,小部不下千百人,攻破州县城,杀死契丹任命的官吏。澶州起义军首领王琼,攻入州城,围击契丹将领耶律郎五;东方起义军攻破宋、亳、密三州。[90]可见契丹在中原的统治难以维持。四月,辽太宗被迫引军北返,最后在栾城病逝。
辽大同元年(947年,后晋开运四年)位于中原开封的耶律吼等将领拥立耶律倍之子耶律阮为帝,是为辽世宗。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皇太后述律平想让其第三子耶律洪古(耶律李胡)继承皇位,不同意辽世宗继位。述律太后派耶律洪古与辽世宗在辽南京北部的泰德泉交战,最后辽世宗打赢了这场战争。在经过大臣耶律屋质的劝阻之下,述律太后才认同辽世宗的帝位。辽世宗在位期间,一直不忘占领中原的期望,多次对中原用兵。然而辽世宗好酒色,喜爱打猎。晚年更是任用奸佞,大兴封赏降杀,导致朝政不修,政治腐败。天禄五年(951年,后周广顺元年)九月,辽世宗协助北汉攻打后周,行军至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祥古山时,由于其他部队未到,先行驻扎在火神淀。其间喝酒、打人、打猎,众将很是不满。
辽天禄五年(951年,后周广顺元年)耶律察割发动政变,杀辽世宗并自行称帝,辽太宗之长子耶律璟和耶律屋质等率兵杀死耶律察割后,被立为帝,即辽穆宗。辽穆宗虽讨厌女色,而无所出,但却经常酗酒,天亮才睡,中午方醒,因此长时期不理朝政,国人称之为“睡王”。辽穆宗前期,朝廷内部不稳,离心离德,大臣经常发生叛乱或是南奔中原的事件:应历二年(952年,后周广顺二年)六月,萧眉古得欲叛辽南奔后周,阴谋败露,被杀。七月,政事令耶律娄国、林牙耶律敌烈等谋乱被捕后伏诛。应历三年(953年,后周广顺三年)十月,耶律洪古(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宛等人谋反,事情被察觉后被捕。应历十年(960年,北宋建隆元年)七月,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人谋反,事败伏诛。十月,耶律洪古之子耶律喜隐谋反,事败被捕,因供词牵涉耶律洪古,耶律洪古入狱而死。
由于政局动荡不安,迫使辽穆宗停止了辽太宗、辽世宗一贯执行的南伐中原政策,以恢复因长期战事而消损的国力,与南唐、北汉联合对抗遂渐强盛的后周。应历九年(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发动北伐,辽朝宁州(今河北青县)刺史王洪举城投降。周军随后攻克益津关、瓦桥关,莫州、瀛州刺史刘楚信、高彦晖也举城投降。当时周世宗欲一鼓作气,直取幽州,辽穆宗甚至有意放弃燕云十六州[24]。最后周世宗因为重病而南返,莫州、瀛州归后周领有,而辽军加强防御,不敢南下。由于辽穆宗本人喜好杀戮,经常亲手杀人。同时又爱好打猎到“竟月不视朝”,最后于应历十九年(969年,北宋开宝二年)二月被侍人所弑。耶律贤被推举为帝,即辽景宗,改元为保宁。
辽景宗勤于政事,重用贤臣如室昉、郭袭,使辽朝出现一阵清明。辽景宗对辽穆宗时谋反的皇族采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谋乱者少,上层比较稳定。辽景宗对外政策仍采不主动南伐中原、仅援北汉的方针。辽景宗前期,辽朝与北宋聘史往还,互贺节日。宋太宗赵光义统一江南后,于辽乾亨元年(979年,北宋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北汉,辽朝派数万兵支援北汉。三月,辽军在白马岭与宋军交战,被击溃,辽将耶律敌烈等人战死。六月,北汉主刘继元降宋。辽朝改变战略,把主要力量用以固守幽蓟。宋太宗乘胜进攻幽州,辽朝派耶律沙、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名将率军与宋军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成功击败宋军,宋太宗仅以身免。由于辽景宗体弱多病,有时无法上朝,军国大事大多由皇后萧绰协助处理。
乾亨四年(982年,北宋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病逝,辽圣宗耶律隆绪继位,尊母萧绰为皇太后,并由萧太后摄政。当时萧太后30岁,辽圣宗12岁,而萧太后之父萧思温于保宁二年(970年,北宋开宝三年)被害,无嗣,使得萧太后也没有外戚可以依靠。而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自重,控制朝廷,对萧太后及辽圣宗构成了莫大的威胁。萧太后先重用大臣耶律斜轸、韩德让参决大政,南面军事委派给耶律休哥,撤换一批大臣,并下令诸王不得相互宴请,要求他们无事不出门,并设法解除他们的兵权。在这些行动后,辽圣宗和萧太后的地位才稳定下来。萧太后摄政二十七年,在她执政期间进行改革,并且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少赋税,整顿吏治,训练军队,使辽朝百姓富裕,国势强盛。契丹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辽圣宗亲政后,辽朝已进入鼎盛,基本上延续萧太后执政时的辽朝风貌,反对严刑峻法,并且防止贪污事件。在文教方面,辽圣宗实行科举,编修佛经,佛教极为盛行。在位其间四方征战,对宋战争屡屡获胜,俘获号称杨无敌的宋朝名将杨业。
北宋立国之初即有意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先后于979年、986年两度北伐,皆为辽军所击败。辽圣宗为了防止高丽与北宋结盟,进而威胁辽朝东部。于统和十一年(993年,北宋淳化四年)发动高丽契丹战争以降服高丽,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的东征时最远攻入高丽开城。之后为了解决辽宋之间的长期对抗,以及避免契丹贵族威胁皇权,萧太后与辽圣宗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亲率大军深入宋境。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因宰相寇准坚持而亲至澶州(今濮阳)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击败辽军前锋,辽将萧挞凛战死。辽军恐腹背受敌,提出和约。主和的宋真宗于次年初与辽订立和约,协定宋每年赠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各守疆界,互不骚扰,成为兄弟之邦,此即澶渊之盟,从此两朝和好达一百二十年之久。之后辽圣宗结好西夏,而西夏也摇摆于宋、辽之间以图存,形成辽宋夏三朝鼎立的局势。
契丹太平十一年(1031年,北宋天圣九年)辽圣宗去世,长子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辽兴宗生母萧耨斤(即法天太后)自立为皇太后并摄政,并把辽兴宗的养母齐天皇后萧菩萨哥迫死。法天太后重用在辽圣宗时代被裁示永不录用的贪官污吏以及其娘家的人。辽兴宗因无权而不能救,母子因此结怨。法天太后对辽兴宗并不信任,打算改立次子耶律重元为帝。耶律重元把这一事告诉辽兴宗。辽兴宗怒不可遏,于重熙三年(1034年,北宋景祐元年)用武力废除法天太后,迫法天太后“躬守庆陵”,大杀太后亲信。七月,辽兴宗亲政。修建陵园安葬齐天皇后。而后,把法天太后接回来,并与她保持十里的距离,以防不测。辽兴宗母子的感情裂痕始终没有填平[23]。
辽兴宗在位时,辽朝势已日益衰落。而有辽兴宗一朝,奸佞当权,政治腐败,百姓困苦,军队衰弱。面对日益衰落的国势,辽兴宗连年征战,多次征伐西夏;逼迫宋朝多交纳岁币。但是这些反而使辽朝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辽兴宗还迷信佛教,穷途奢极。辽兴宗曾与其弟耶律重元赌博,一连输了几个城池。他对自己的弟弟耶律重元非常感激,一次酒醉时答应百年之后传位给耶律重元。皇子耶律洪基(即为后来的辽道宗),也未曾封为皇太子,只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而已。这种下了辽道宗继位后,耶律重元父子企图谋夺帝位的恶果[23]。
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使得辽朝趁机侵宋。在征求张俭的意见后,一面派其弟耶律重元和萧惠在边境制造欲攻宋的声势,一面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于重熙十一年(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正月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此即重熙增币。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在澶渊之盟规定赠辽岁币基础中,再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仁宗也委曲求全予以应允,而条件是辽朝须约束西夏与宋和谈。因此,在辽宋和好之后,辽夏关系恶化并发生战争。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均遭失败,而西夏最后愿意向辽朝称臣进贡[23]。
辽道宗继位后,清宁九年(1063年,北宋嘉祐八年)七月耶律重元听从儿子的劝说,发动叛乱,自立为帝,不久被辽道宗所平,耶律重元自尽,史称滦河之乱。辽道宗在位期间,辽政治腐败,国势逐渐衰落。道宗并没有进行改革图新,而且本人也腐朽奢侈,这时地主官僚急剧兼并土地,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辽道宗重用耶律乙辛等奸佞,自己不理朝政,耶律乙辛诬陷皇后萧观音与伶官赵惟一有染,辽道宗听信谗言而赐死皇后,史称十香词冤案。同时耶律乙辛为防将来太子耶律濬登基对自己不利,故陷害皇太子耶律濬,并将其杀害。后来,一位姓李的妇女向辽道宗进“挟谷歌”辽道宗才把皇太子的儿女接进宫。
辽大康五年(1079年,北宋元丰二年)七月,耶律乙辛乘辽道宗游猎的时候意图谋害皇孙耶律延禧,辽道宗接纳大臣的劝谏,命皇孙一同秋猎,才化解耶律乙辛的阴谋。大康九年(1083年,北宋元丰六年),辽道宗追封故太子为昭怀太子,以天子礼改葬。同年十月,耶律乙辛企图带私藏武器到宋朝避难,事败被诛。寿昌七年(1101年,北宋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辽道宗去世,皇孙耶律延禧继位,即天祚帝。当时西夏崇宗因受到北宋攻击一再向辽求援,并求天祚帝女尚公主为妻。最后辽天祚帝于乾统五年(1105年,北宋崇宁四年)将一个族女耶律南仙提升为公主嫁给夏崇宗,并派使者赴宋,劝北宋对西夏和谈。
辽天庆二年(1112年,北宋政和二年)二月十日天祚帝赴春州(故址在今内蒙突泉县突泉镇西北约60公里的宝石镇境内),召集附近女真族的酋长来朝,宴席中醉酒后令诸位酋长为他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不肯。天祚帝不以为意,但从此完颜阿骨打与辽朝之间不和。九月,完颜阿骨打不再奉诏,并开始对其他不服从他的女真部落用兵。天庆四年(1114年,北宋政和四年)春,完颜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一开始天祚帝并未将完颜阿骨打当作一个重大威胁,但是所有他派去镇压完颜阿骨打的军队全部战败。天庆五年(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金收国元年)天祚帝为了解决女真的威胁,下令亲征,但是辽军到处被女真军击败。与此同时辽朝国内也发生叛乱,耶律章奴在辽上京叛乱,虽然这场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分裂了辽朝内部。同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会宁。[25]同年秋天,金军攻下辽朝黄龙府,辽朝受到严重的打击。此后位于原渤海国的东京也发生高永昌叛乱自立。这场叛乱一直到天庆六年(1116年,北宋政和六年,金收国二年)四月才被平定。五月女真借机占领了辽东京和沈州。
天庆十年(1120年,北宋宣和二年,金天辅四年)金军攻克辽上京,守将萧挞不也投降,到保大元年(1121年,北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辽朝已经失去一半的领土。而内部又发生因为皇位继承问题而爆发的内乱,最后辽天祚帝杀他的长子耶律敖鲁斡而结束,但是这使得更多的辽军投降金朝。保大二年(1122年,北宋宣和四年,金天辅六年)正月,金军攻克辽中京,天祚帝被金兵所迫,流亡夹山。
由于位于辽南京的耶律大石与李处温等人不知天祚帝去向,他们拥立耶律淳为帝,即天锡帝,史称北辽。天锡帝降天祚帝为湘阴王,并遣大使奉表于金朝,乞为附庸。可是事未完成,他就病死,妻辽德妃称制,改年号为德兴。此时辽臣李处温父子觉得前景不妙,打算向南私通北宋的童贯,欲劫持辽德妃纳土于宋。向北私通金人,作金的内应。后她发现他们罪行而赐死之。当年十一月,辽德妃五次上表给金朝,只要允许立耶律定为辽帝,其他条件均答应。金人不许,她只好派兵死守居庸关,十一月居庸关失守,十二月辽南京被攻破。辽德妃带着随从的官员投靠天祚帝,被天祚帝诛杀[23]。
保大三年(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金天辅七年)正月,在上京的回离保(萧干)叛金,八月平定。保大四年(1124年,北宋宣和六年,金天会二年),天祚帝已经失去了辽朝的大部分土地,他自己退出漠外,他的儿子和家属大多数被杀或被俘,虽然他还打算收复首府燕州和云州,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了。保大五年二月二十日(1125年3月26日),辽天祚帝在应州被为金人完颜娄室等所俘,八月被解送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区白城子),被金太宗降为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海滨王耶律延禧病故,遗臣萧术者对故主行人臣之礼。
在辽朝覆灭后,辽朝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北召集残部,控制了蒙古高原和新疆东部一带。金天会八年(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由于受到金兵的压迫,耶律大石决定放弃蒙古高原,率部西征。天会十年(1132年,南宋绍兴二年),耶律大石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称帝,史称西辽(西方称为黑契丹或哈剌契丹),首都虎思斡鲁朵[23]。西辽曾一度扩张到中亚,成为中亚强国。皇统三年(1143年,南宋绍兴十三年),在耶律大石死后,西辽经历萧塔不烟、耶律夷列、耶律普速完、耶律直鲁古与屈出律的统治。最后兴定二年(1218年,南宋嘉定十一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灭亡,立国凡87年。
辽朝全盛时,疆域东北到今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到天津市的海河、河北省霸县、涿州、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与当时统治中原的宋朝相对峙,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辽史》称“幅员万里”。[26]
辽朝初期的疆域在今辽河流域上游一带,在辽太祖及辽太宗时期不断对外扩张,辽太祖时征服奚(今河北北部)、乌古、黑车子室韦(今内蒙古东部呼伦湖东南)、鞑靼、回鹘与渤海国。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辽太宗时取得燕云十六州,并一度占有中原。统和二十四年(1005年,北宋景德二年)辽圣宗与北宋签定澶渊之盟,最后确定了与宋的边界。
漠北地区于天显六年(931年,后唐长兴二年)设立“辖戛斯国王府”,隶属上京道;统和二十三年(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建成了镇州、防州、维州三边防城(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西南),以镇州(又称可敦城,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并驻军镇戍,开辟屯田。西北路招讨司是辽西北边疆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负责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管辖阻卜等部落。辽咸雍四年(1068年,北宋熙宁元年)设置乌古敌烈都统军司为统辖两部的最高机构,其最高长官为统军使(有时仍称都详稳),由契丹人担任。僻处今鄂嫩河及贝加尔湖东南面的萌古部,在大康十年(1084,北宋元丰七年)向辽廷遣使进贡,其酋长接受了辽廷封授的部族官称号令稳、详稳,成为辽的属部,例如,成吉思汗的五世族祖,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四世族祖必勒格被辽廷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27]辽代也筑有长城,称为辽代长城(辽边壕)。
此外,辽朝效仿宋朝路制,相继设置了八个专司理财的路,分别是:上京路、中京路、南京路、东京路、西京路、辽西路、平州路、长春路。[111-114][115-116]
辽朝如同宋,也有五京制度,主要是为控制因战争获的土地而设置的,或是因为争夺一地而设置的前进基地。
- 道
辽分5个道,每个道有一个政治中心,称为京,并以京的名称来命名道。
道下设府、州、军、城4种政区,为同一级别。
- 路
辽朝将全国划分为8个财赋路专司理财,但从辽末记载来看,八路事实上成为了辽朝州县区域的划分单位,时人谓之“契丹天下八路”。[111-112][116]
参考资料[111-114][115-117]
- 府
- 州
- 县
辽代还设有与县同级的州、军、城。
而头下军州是辽朝一种特殊建置。契丹贵族将所俘掠的人口,建立州、军安置,督迫其为主人劳作。辽诸王、外戚、大臣所领有的头下军州可建城郭,其余只能有自己的头下寨堡。头下军州多设在潢河流域契丹住地。俘户主要是河北、山西的汉人和东北地区的渤海人。头下州县名称,常采用俘户原籍州县名称,如俘卫州民,建卫州;俘三河县民,建三河县;俘密云民,建密云县等。头下军州的制度到辽圣宗时期逐渐废除。
为了统治当地汉族,辽太宗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分治汉人和契丹人、南北两面官的两院制。如《辽史》所言:“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121]
辽朝统治者实施统而有别、划区而治的政治统治:一是契丹各部族和北方诸族地区,也包括以被俘汉族人口设立投下州县城市等地区,以实行军政合一的部族体制为主。二是特殊行政区域“属国”,即太祖攻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为东丹王,设官命职“一用汉法”,主要机构设三省六部,所任官员多由契丹人、渤海人担任。三是对相继取得的幽蓟十六州及其他地域,“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仍实行州县体制,州设刺史或节度使,县设县令。[121]
辽设南面官和北面官双轨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并参照五代和宋朝的官制。官有实授、遥授之分。职事官与散官及阶、勋、宪衔、封爵、食邑户数等配套。辽代官名多有契丹语官名,如林牙即翰林,惕隐掌管皇族政教,夷离毕掌管刑狱,乙里免为诰命夫人,等等。
辽朝的法律,因俗而治,各地使用不同法律。早期有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辽朝虽先后以辽上京和辽中京作为首都,但是其政治核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这是因为辽朝的主要民族契丹族为游牧民族。由于契丹族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特性,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每年又“四时巡守”,“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皇帝在游猎地区设的行帐,以区别于皇都的宫帐。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辽太宗时,取燕云十六州后,其国土包括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为保持契丹族的骑射善战传统的经济生活,仍然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正如《辽史》中记载的“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在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县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独特特点的四时捺钵制度。契丹皇帝四时巡行的宫帐(也称牙帐),即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头下军州”是辽代有一种特殊的地方建制。“头下”一词的语源及其语义,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谈到元朝的投下时,谓“此语本出契丹”,亦即认为“头下”是契丹语的译音。契丹建国后,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者,便成为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制度的创立远早于太宗会同三年。[93]此类州的设置原则、职官铨选、税收等均与其它州有别。辽代“头下州”与“头下军州”的设立还是有一定原则的,而且会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另外,“头下军州”也集中见于辽代上京道。作为统治中心,辽朝中期以后上京地位才逐步略逊于中京。有建州资格的为横帐诸王、国舅、公主,皆为首领或贵族阶层。私奴、媵臣则属于其家兵、部曲之类。既然“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这种部曲的地位决非一般俘虏可比。有了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头下军州在地方级行政建制中的特殊地位就很清楚了。其官制系统,应当存在由朝廷任命的节度使;由“本主部曲”构成的刺史以下的职官。[92]
关于头下军州节度使的设官情况。主管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节度使以下,在徽州条中提到“节度使以下,皆公主府署”。这里面含有节度使由朝廷任命之意,与其它记载相同。而“府署”,似可理解为“本主部曲”。刺史级头下州的设官,“刺史”是沿用传统官称,又根据辽代头下州的具体需求而设的。在设官方面,无论是节度使级州城中的刺史,还是刺史级州城的主管官,“皆以本主部曲充”。当然,此类州的州主多与皇帝有密切的关系,自行任命节度使以下的官员也不会受到皇帝过分的责怪。[92]
斡鲁朵制度,即宫帐制度。“斡鲁朵”始见于突厥文碑铭(注:译文中将斡鲁朵统译为“宫”)[94],而在古代史籍中相对完整的记录,则只有《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目”:皇帝“居有营卫,谓之斡鲁朵”。它起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社会传统,属于游牧社会习惯法的范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立君主专制的政权之前,斡鲁朵就已经存在于契丹社会。帐制,在契丹生活中与部族组织形式密切相关。如《营卫志》“部族目”记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以氏族为单元是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95]
有辽一代,每位辽帝皆有自己的斡鲁朵。皇后、宗室和大臣中仅应天、承天两位皇太后各建一宫,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建有一宫,韩德让“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可视为一宫。这些斡鲁朵的所有者,或为辽帝,或为执政太后,或为亲王,或为位极人臣之大丞相。其所居之斡鲁朵,“可以说是辽朝统治者的大本营”。[97]这种特权,决定了在辽朝社会生活中斡鲁朵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很多辽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察割之乱”“重元之乱”等皆发生于斡鲁朵内。斡鲁朵是一支由辽帝亲自支配的军事力量。由隶宫部族人户组成的宫分军是辽帝维持统治重要的军事支撑。辽中后期在对邻国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宫分军又是宿卫辽朝北疆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隶宫提辖司人户是辽朝汉军的重要来源,以“家丁”的形式配合宫分军作战。[98]
皇帝所在或前朝皇帝神主所在的“行宫”,是“斡鲁朵”的核心内容,同时斡鲁朵又因其保卫皇帝的职责而有广大的外延。它包括一支规模极大的斡鲁朵军(宫分军),以及提供斡鲁朵军的斡鲁朵户(宫分户)。斡鲁朵军与征自各部族的皮室军,是捺钵扈从武力的两个主要部分,两者分属于诸斡鲁朵和北枢密院。随着年代的推进,斡鲁朵的数目逐渐增多,至辽末,已有十三个斡鲁朵,合诸斡鲁朵,自成一体系,直属于皇帝。这一体系,与掌管契丹等部族的北枢密院体系、掌管汉人、渤海等州县人户的南枢密院体系并列。与斡鲁朵之建置相应的户籍,称为“宫籍”,隶宫籍者为宫分户,是隶属于各宫院之户口。同属宫分户,相互间地位高下悬绝。[96]
辽朝先后形成五京制度。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大同市)。但只有上京是首都,其他均是陪都。至辽宋澶渊之盟后的极盛期,中京政治作用虽然加强,但仍没有改变上京首都的地位。
辽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其转徙不定、车马为家的游牧生活决定了皇帝的巡狩制,其政治中心不在首都,而在捺钵(契丹语“行在所”、“行宫”的音译)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均在捺钵随时决定,是处理政务的行政中心。因气候、自然条件的制约,四时各有捺钵之地。
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
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31]。“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史·兵卫志》)。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辽史·食货志》)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契丹人从事农业、手工业,都是由辽太祖的祖父、父亲以及伯父等传入契丹,又传授纺织。辽在各地均设群牧使司以管理官有的牲畜。辽朝皇帝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各得其所,建立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估计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朝南境。在契丹的汉人依然是以男耕女织的方法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契丹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
辽廷为了鼓励人民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契丹统和九年(991年,北宋淳化二年)1月辽圣宗时期,“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38]。辽大康元年(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9月辽道宗时期,“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39]。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他们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40]。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他们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辽代的冶铁业发达[41-42],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辽东是辽朝产铁要地,促进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的首山镇,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陶艺受唐代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缸瓦窑村窑是一处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早期,辽太祖在炭山北建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后版图扩大,建置完善,经济成分增加,范围扩大,商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辽五京相继建成后,都成了辽朝的重要商业城市。辽朝与周边各政权、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往来多以朝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由于商业的发展,辽朝境内也出现了富有的商人阶层,他们或经商于五京、州县,或来往于辽、五代诸国或宋朝,有的甚至成为代表辽朝办理交涉的使臣,如辽太宗时的回图使乔荣经商于后晋,又为辽朝商业贸易的代表,并可作为使臣与后晋交涉政务。西京归化州的韩师训也是富甲一方的商人。
辽代物价甚低,虽有盐酒之税,但各地税率并不一致。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时,已开始铸造货币。然而货币使用量不多,辽世宗时,上京还处在交易无钱而用布的状态。各地都用不同货币,如圣宗以前所铸的辽钱极少,圣宗之后稍微多了一些,但在流通货币中,所占数量仍甚少,不及百分之二,主要的是宋钱,其次是唐及五代及其他朝代的钱,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曾提到:“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用本朝铜钱。”[145];在对外交易方面,辽主要与宋和西夏等通过边境上的榷场进行互补性的交易。
年代 |
户数 |
口数 |
备注 |
---|---|---|---|
太祖神册元年(916年) |
40万户 |
200万人 |
[32] |
太宗天显元年(926年) |
57.3万户 |
286万人 |
[33-34] |
穆宗应历二年(952年) |
76万户 |
380万人 |
[35-36] |
圣宗统和十八年(1000年) |
不详 |
600万人 |
根据人口统计学中复利公式计算出 |
道宗中期 |
97万户 |
750万人 |
[37] |
天祚帝天庆元年(1111年) |
140万户 |
900万人 |
辽代人口峰值[34]
|
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辽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43]”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
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着帐郎君子弟。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辽兴宗也善为诗文,契丹重熙十九年(1050年,北宋皇祐二年)宋使赵概至辽,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在辽朝诸帝中,辽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耶律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耶律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耶律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流传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是使用契丹语创作,有金朝耶律履的译文,只是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经失传,今有耶律履的儿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在书目方面,辽设国史院,专修整历史,设官监修国士、史馆学士、修国史等,曾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二十卷、国史,又把不少汉人书籍翻译为辽朝文字,如《五代史》等。当中,辽代所写的实录成为元朝脱脱等所编写的辽史主要材料之一。
语言文字方面,汉语与契丹语都是通行的,不少文书都是以这两种语言。辽代还出现了为佛教信众学习佛经而编纂的汉字字书《龙龛手鉴》。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
契丹大字相传于神册五年(920年,后梁贞明六年)由辽太祖下令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参照汉字创制,应有三千余字;契丹小字由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参考回鹘文对大字加以改变而成。小字为拼音文字,约五百个发音符号。契丹小字较大字简便,原字虽少,却能把契丹语全部贯通。契丹族创字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觉,对其他民族也有不少影响,例如西夏创造党项文字、金朝创造女真文字、元朝创造八思巴文字。契丹字的通行直到金明昌二年(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金朝金章宗废除为止。
辽朝的宗教以佛教和萨满教为主,此外也崇拜契丹祖先和民间信仰。民族信仰有木叶山崇拜、天地崇拜与拜日神[44]、拜山神[45]等。木叶山崇拜源自契丹始祖出现与契丹八部兴起的传说,带有萨满教的文化背景[46]。契丹族于木叶山兴建契丹祖庙以祭拜始祖,最后发展成辽朝皇室的柴册仪。
辽朝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23]。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唐天复二年(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契丹神册三年(918年,后梁贞明四年)辽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赞五年(926年,后唐同光四年)辽朝灭渤海国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辽朝领有燕云十六州后,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化重心,到辽朝晚期“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
辽太宗等辽朝皇帝也采取保护佛教政策,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辽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与辽兴宗关系甚好[47]。辽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从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及佛画,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堪称佛教艺术瑰宝[23]。辽朝完成以《大般若经》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契丹大藏经》,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蜀版大藏经》,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48]。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辽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辽朝也有通行伊斯兰教,主要经由位于西域、已经伊斯兰化的喀喇汗国东传而来。统和十四年(996年,北宋至道二年)入仕辽廷的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即在辽南京(今北京)兴建牛街礼拜寺[49]。后来的西辽辽帝对伊斯兰教采取的宽容伏待政策,使伊斯兰教持续在西域发展。
辽朝绘画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耶律倍和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北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画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无名氏的《秋林群鹿图》、《丹枫呦鹿图》等名画,均为旷世珍宝。此外比较有名的尚有:耶律防曾两次使宋,见宋仁宗,“陛辞,仅一见,”即临摹如真容。萧瀜据《绘事备考》云:“好读书,亲翰墨,尤善丹青……”虞仲文据《图绘宝鉴》记载他善画人马,墨竹学文湖州(文同)。其他还有契丹族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以及汉族陈升、常思言与吴九州等人也皆以善画称。
雕塑作品刀法遒劲,栩栩如生。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灵丘觉山寺西塔院中的觉山寺塔、北京市天宁寺塔、辽宁省辽阳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观,是辽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兼唐代和宋朝之长处,雄健壮丽。辽朝用契丹文字刻制的石刻。契丹文石刻用契丹大字和小字刻制,一般分为纪功碑、建庙记、哀册文、墓志铭、题记等类。契丹大字石刻如:《辽太祖纪功碑》(残)、《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耶律延宁墓志》、《萧孝忠墓志铭》、《故太师铭石记》与《北大王墓志》等。其中《北大王墓志》(又作《耶律万辛墓志》)是契丹大字石刻中字体最工整的一件,讲述耶律万辛的事迹,本墓志使用辽代契丹大字、汉字刻印。由于刻字工整,字数较多,有利于契丹大字的解读。
辽朝散乐受唐朝和五代后晋影响极深,在此基础上与契丹族民间艺术相融合,建立起的一种类似宫廷音乐的形式。《辽史》中有记载,其演奏乐器有: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枝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与拍板等。散乐由12人组成,是一支完整的表演队伍。乐队呈两排,前排第三人下,有一低矮的舞蹈者,随着节拍翩翩起舞。
辽朝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辽朝的医药久负盛名,辽朝医生直鲁古(915年-1005年)撰有《脉诀》与《针灸书》,其中的治疗方法仍应用在临床实践中。当时具有尸体防腐保存的技术,文惟简所著的《虏廷事实》《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等文献都记载契丹人用香药、盐、矾等保存尸体的方法。1981年在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发现有保存比较完整的干尸。
辽朝的天文历法继承五代历法,并略有改进。辽朝原使用后晋马重元的调元历,契丹统和十三年(995年,至道元年)行用辽刺史贾俊的大明历。辽朝皇帝十分重视天象观测,时人并将天象与政事相连系。1971年在河北省宣化辽墓发现的彩绘星图绘有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宣化辽墓又发现两幅星图,除与前图略同外,并有十二生肖,均作人形,从中可以得知辽朝天文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契丹族原臣服唐朝,被唐朝封赏并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于五代时建立契丹国独立,入侵燕云地区但被李存勖击败,退回北方。[50]五代后唐末年,辽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请求,协助他建立后晋取代后唐,以获得燕云十六州与后晋的臣服。不久又南征中原,灭后晋以建立辽朝。至此辽朝与中原的外交关系首度转为辽朝居上,中原臣服的状态。[23]
五代时期的南方诸国中,辽与南唐交往最为密切。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后晋天福三年),辽把羊三万只,马二百匹卖给南唐,以其值买回罗、纨、茶、药等物资。双方水、陆两路的交易也很频繁,交换去的茶叶不少,惜史无确切的记载。后唐在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地开设马市,和辽进行贸易。天显六年(931年,后唐长兴二年)契丹“黑水瓦儿部至登州卖马”,交换所需要的茶叶。
之后辽朝衰退,后周与北宋为了燕云十六州又相继北伐,双方恢复对峙的局面。辽朝采取防御策略,并且扶持北汉对抗中原的北伐,屡次抵御中原的进攻。直到辽圣宗时,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度发动南征,率辽军直逼北宋的澶州。最后双方订立澶渊之盟,辽朝索得,与北宋建立大致上平等的外交关系,长达120年,双方并且加强经济和贸易往来。契丹重熙十一年(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辽兴宗乘宋夏战争后北宋内外交困之际,率重兵陈列辽宋边界,并派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
宋朝派富弼与辽方使节谈判,双方于九月达成协议,此即重熙增币。最后增加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了结这次索地之争。辽兴宗还派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再次使宋争得一个“纳”字,即岁币是宋方纳给辽方的,不是赠送的。宋臣富弼建议宋仁宗答应要求,并且要求辽朝约束西夏作为条件以破坏辽与西夏的关系,最后使辽兴宗两次亲征西夏,劳民伤财[23]。辽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内部分裂与内斗,使辽朝有意与北宋和谈。但是北宋已经与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辽王朝,所以拒绝和谈,最后辽朝亡于金朝。
辽、宋之间的贸易,从北宋初年开始若断若续地进行着。辽需要的茶是通过宋方的馈赠和贸易渠道而获得的。据《契丹国志》载:宋“至贝州(属河北)赐茶、药各一银盒”,而辽“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辽、宋订立盟约进入和平时期后,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边境陆续开放了雄州(雄县)、霸州(霸县)、安肃军(徐水)、广信军(保定西北)四处榷场,以雄州榷场最为重要。宋方输出的商品有:茶叶、瓷器、麻布、漆器、缯帛、香药、苏木等。辽方输出的商品有:羊、马、骆驼等。
参见:辽丽战争
辽朝于契丹天赞五年(926年)灭渤海国后与高丽接触。会同七年(942年)送给高丽50匹骆驼,但遭高丽太祖拒绝。辽使被放逐到孤岛,所送骆驼也都被饿死(万夫桥事件)。至此辽朝多次袭扰高丽边界,统和十一年(993年),辽圣宗率大军越过鸭绿江入侵高丽。最后双方和谈,在高丽同意断绝与宋的联盟后,辽圣宗率军北返,双方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高丽发生军变。辽圣宗趁机入侵高丽。战后,高丽继续向契丹称藩纳贡。[119]根据《契丹国志》记载,高丽(《契丹国志》记载为新罗国)每次进贡的物件有:金器二百两、金抱肚一条五十两、金钞锣五十两、金鞍辔马一匹五十两、紫花绵紬一百匹、白绵紬五百匹、细布一千匹 麄布五千匹、铜器一千斤、法清酒醋共一百瓶、脑元茶十斤、藤造器物五十事、成形人参不定数、无灰木刀摆十个 细纸墨不定数目、粳米五百石、糯米五百石、织成五彩御衣金不定数。[120]
辽朝与西北诸国保持着较为友好和睦的往来。辽朝西境的主要邻国西夏。辽夏历经河曲之战等大规模战争。长期以来,一直与辽朝保有朝贡和联姻关系。一度为辽藩属,被称为甥舅之邦。辽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早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就曾经率军西征,使西域诸国相继臣服[51]。统和年间,王太妃出师西域,契丹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北宋咸平六年)建可敦城,作为西北的边防重镇,经过多年的经营,使辽朝的势力范围涵盖漠南、漠北与西域之地。
辽朝政府对这些降附的部落属国,均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52],使的这些国家互相监督,皆不愿背叛辽朝[53]。这些都使葱岭以东的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与葱岭以西的喀喇汗国,基本上都是亲附辽朝,其与北宋的关系较疏。此外,西亚的波斯与大食在辽初也相继遣使来通好。天赞二年,波斯使来,其第二年大食使来。大食国王遣使为王子请婚,未允。次年,复遣使请婚,辽圣宗以宗室之女嫁之[54]。
因此,在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兵书中,还将中国传过去的火药与火器称为“契丹花”、“契丹火箭”等。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以契丹作为中国的称呼。
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本不同于汉人。辽朝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同于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则依旧俗生活;介于混杂地区,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契丹人的仪俗很多,如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祭山、射鬼箭等。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捺钵”,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随着一年四时,到各地巡狩,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捺钵”。其他还有“头鱼宴”、“头鹅宴”等生活习惯。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并且穿丝绢服饰,所配戴的装饰也比较多。饮酒食肉为普遍现象,居住以帐幕为主,也有居住在宫室。摔跤、击鞠(踢球)、射柳、射兔节、下围棋和双陆等均是辽人的业余活动。关于节令风俗,辽汉皆有,仍以契丹旧俗为主。例如元旦日,以弱米和白羊髓为饼。正月七日为人日,食煎饼,称为“薰天饼”。其他尚有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节日风俗大体相同。然而也有一些节令,名称虽同,却保留了契丹固有的风俗和仪式。
契丹人在五代时期就有饮茶习俗,而且茶风日炽,家家户户不可一日无茶,这与他们日常膳食结构和多寒多风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宫廷遇重大节日,尝以茶祀祖祭天地,款待宾客和使臣,而且有一套隆重、规范的礼仪。
契丹人待客是“先汤后茶”,与宋人“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恰相反。汤用中药甘草煎剂,团茶则用锯锯碎“用银、铜执壶直接煨于炉口之上”煮饮,富贵贫贱不可一日无茶。
契丹人的节日有立春、重午、夏至、中秋节、除岁节等。立春日,皇宫举行庆祝仪式。皇帝进入内殿,率臣僚拜先祖画像,献酒。皇帝在土牛前上香,三奠酒,奏乐。再持彩杖鞭土牛。司长报告春至,臣僚也持彩杖鞭土牛三周,再引节度使以上官员登殿,撒谷、豆,击土牛,臣僚依次入座,饮酒,吃春盘,喝茶。
又据《辽史·礼志》载:“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下拜。皇帝皇后复位坐,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即地神)位。宋使至……臣僚起立,御茶出,皇帝起,入阁,引臣僚东西阶下殿……臣僚鞠躬赞拜,称万岁,赞:各就坐,赞。(赞:即赞礼)两廊从人亦如之,行单(dòn,厚的意思,引申为浓厚)茶,行酒,行膳,行果。”1994年,在河北省宣化地区发现辽墓群,其中六、七、十号墓壁画中,均绘有以碾茶、煮茶、侍女敬茶的茶道程序图,佐证契丹贵族嗜茶已很普遍。
庙号 |
谥号 |
尊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年号及使用时间) |
陵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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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祖 |
昭烈皇帝 |
- |
未称帝,太祖追尊 |
- |
|
懿祖 |
庄敬皇帝 |
- |
未称帝,太祖追尊 |
- |
|
玄祖 |
简献皇帝 |
- |
未称帝,太祖追尊 |
- |
|
德祖 |
宣简皇帝 |
- |
未称帝,太祖追尊 |
- |
|
太祖 |
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
大圣大明天皇帝 |
神册916年-922年
天赞922年-926年
天显926年二月-七月
|
祖陵 |
|
太宗 |
孝武惠文皇帝 |
嗣圣皇帝 |
天显927年-938年(未改元)
会同938年-947年
大同947年二月-九月
|
怀陵 |
|
义宗 |
文献钦义皇帝 |
人皇王 |
未称帝,兴宗追尊 |
显陵 |
|
- |
章肃皇帝 |
- |
未称帝,兴宗追尊 |
- |
|
世宗 |
孝和庄宪皇帝 |
天授皇帝 |
天禄947年-951年 |
显陵 |
|
穆宗 |
孝安敬正皇帝 |
天顺皇帝 |
应历951年-969年 |
怀陵 |
|
景宗 |
孝成康靖皇帝 |
天赞皇帝 |
保宁969年-979年
乾亨979年-982年
|
乾陵 |
|
圣宗 |
文武大孝宣皇帝 |
天辅皇帝 |
乾亨982年-983年(未改元)
统和983年-1012年
开泰1021年-1021年
太平1021年-1031年
|
庆陵 |
|
兴宗 |
神圣孝章皇帝 |
钦天皇帝 |
景福1031年-1032年
重熙1032年-1055年
|
庆陵[142]
|
|
道宗 |
仁圣大孝文皇帝 |
天祐皇帝 |
清宁1055年-1064年
咸雍1065年-1074年
大康1075年-1084年
大安1085年-1094年
寿昌1095年-1101年
|
庆陵[141]
|
|
顺宗 |
大孝顺圣皇帝 |
- |
未称帝,天祚帝追尊 |
- |
|
- |
- |
天祚皇帝 |
乾统1101年-1110年
天庆1111年-1120年
保大1121年-1125年
|
乾陵 |
王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年号及使用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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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辽收国王(自封)[124]
|
耶律厮不 |
天威1216年 |
- |
耶律乞奴[127]
|
天威1216年(丞相监国) |
大辽收国王(自封)[125]
|
耶律金山 |
天德1216年-1217年 |
- |
耶律统古与[126]
|
1217年-1218年 |
- |
耶律喊舍[126]
|
1218年-12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