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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洪武末年,安南内部发生叛乱。永乐初期,安南王室陈氏绝嗣,全国遍寻陈氏子弟而不得。此时安南独立时间尚短,文字、文化、节日等与祖国中国相同,归属感高。永乐五年(1407年),安南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上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12]明成祖朱棣顺应天意,响应安南人民回归祖国热切期盼,改安南为交趾,设三司,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又设太原等五州,直隶布政司,分辖二十九县。陈氏诸王被弑者咸予赠谥,建祠治冢。交趾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从此安南收复。[1-2]至明宣宗时,宣宗全面战略收缩,杨士奇、杨荣等大臣乘机进言,宣宗决计罢兵,诏尚在安南的王通等人率军八万余人北返,撤销交趾布政使司,安南从此彻底独立。
目录
“安南”这个名称,最早在唐高宗永徽六年出现,655年以后,5府都属于广州,长官称为五府(管)经略使,由广州刺史兼任[4]。唐调露元年(679年)所置安南都护府(治所在今河内)。唐初地方设州、县。岭南45州分属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5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
唐朝后期,唐朝静海节度使控制安南。唐末的905年(一说为906年),曲承裕成为唐朝静海节度使。907年,朱温后梁取代唐朝。曲承裕去世,儿子静海军行营司马权知留后曲颢(Khúc Hạo)继位。曲承裕越南史称”曲先主“。后唐覆灭,刘岩统治南汉国时期,南汉930年农历九月将安南收归为南汉领土。刘岩是个非常迷信的皇帝,他非常迷信,经常算卦,根据《周易》里的“飞龙在天”,自己造了个字-龑,上龙下天,定发音为yan(第二声),以此为自己的名字。公元937年,南汉的交州发生兵变,越南本地贵族吴权叛乱占据交州自立为节度使。后来,刘龑封儿子刘洪操为交王领兵攻打,结果刘洪操不敌阵亡。刘龑认为“不祥”,便放弃了收复交州,为日后的安南独立埋下了伏笔,公元939年,交趾人吴权击败南汉军,拓土称王。968年,交趾地区的丁部领称帝,取国号为“大瞿越”,安南正式建立了独立政权,成为国家。吴权俨然被越南尊为国父,形象被神化。据越南史籍记载,吴权出生时“异光满室”,“及长魁悟(奇伟也),目光若电,缓步如虎,有智勇,力能扛鼎。”[5]
1009年,李公蕴开创越南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李朝,统治者雄心勃勃,迫使占城、柬埔寨、老挝纳贡称臣,并在 1014 年、1022 年、1028 年、1036 年、1058、1059 年和 1060 年多次“深入宋境,焚其仓而还”,“伐宋钦州,耀兵而还。”北宋疲劳应付辽和西夏,无暇顾及西南,李朝的入侵强度一次次增加。[5]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对李朝转为采取强硬态度。李朝于太宁四年(1075年)入侵宋朝,由李常杰领兵,攻破中国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在邕州一役中,知州苏缄奋力抵抗,城破后自焚殉国。而李军则大行杀戮,在钦、廉、邕三州屠杀数十万人,并俘掳民众而回。宋朝旋即作出反击。太宁五年(1076年)三月,大宋命郭逵、赵卨等领兵,并与越南邻近的占城、真腊等国联合出击。郭逵部队夺回广源州,又于富良江(一说为梂江,一说为红河)大败越南军,击杀越南将领洪真太子。李仁宗震恐,便向宋朝要求停战,愿意归还所掳掠人众。大宋亦将广源州(已改名为顺州)交还李朝,两国重归与好。
出兵安南的决定与郑和下西洋战略意图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认为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过于草率,指责他忘记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告诫。若如此兴师动众仅仅为了给安南一个教训,那确是草率的和不负责任的,但事实告诉我们,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那就是实现明朝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存在,与郑和船队遥相呼应,从陆路和海路共同巩固西洋朝贡体系。安南地处中国大陆与中南半岛的连接处,可以允当明朝经略西洋的跳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郡县安南”后,明朝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中南半岛,近可制占城、暹罗、真腊诸国,远可控满刺加及半岛附近的苏门答刺、旧港、瓜哇、泞泥等国。郑和船队的存在是暂时的,明朝交趾省的存在是长期的。成祖谓人曰:“安南黎贼悉己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肃洁。”[13]正道出“郡县安南”最直接的影响。
另外,安南作为一个肆无忌惮挑战明朝宗主国地位的典型被兴师问罪,并被纳入明朝的直接管辖,这对西洋番国起到了杀鸡做猴的警示作用。事实上,成祖在郡县安南后,曾多次以安南之事警诫、震慑不安分的番国。“问罪之师”、“安南之鉴”震慑诸国的效果很显著。
“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同为永乐对外关系中的大事,然而后人对二者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前者被认为是朱棣外交活动中的重大失误,后者被认为是震惊世界的壮举。如果孤立地看待它们,好像确实有道理。“郡县安南”最终以失败告终,“郑和下西洋”则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若将“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两件人事联系起来看,朱棣“郡县安南”的战略意义不可低估。[6]
永乐五年(1407年)置交阯承宣布政使司,治交州府,辖交州府、北江府、谅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奉化府、清化府、镇蛮府、谅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顺化府、太原直隶州、宣化直隶州、嘉兴直隶州、归化直隶州、广威直隶州。
永乐六年(1408年)六月一日,明廷正式下诏书,把“安南”更名为“交趾布政使司”(行省),设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吕毅任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负责军务),黄中为副。太原直隶州、宣化直隶州分别升为太原府、宣化府。
永乐九年(1412年)末,置宁化直隶州。
宣德二年(1427年)废交阯布政司。然而之后史多的事实证明,宣德“弃置交趾”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和致命的。这一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在西洋地区的国际声望,动摇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失去了安南意味着失去了西洋,这一点恐怕是朱瞻基也没有料到的。[6]
1527年,后黎朝权臣安兴王(越南语:An Hưng Vương)莫登庸(Mạc Đăng Dung)胁迫黎恭皇( Lê Cung Hoàng)禅让,改元明德,仍以升龙为都,建立莫朝(Nhà Mạc )。时任黎朝右卫殿前将军的阮淦,在莫登庸篡位后率族人逃入哀牢,招兵买马图谋复兴黎朝。
1529年末,莫登庸让位给太子莫登瀛。翌年正月,登瀛正式即位,是为莫太宗,改元大正。登庸自称太上皇。1537年,黎庄宗遣使北京陈述莫氏篡位夺权,请求明朝讨伐莫氏。次年,明世宗任命仇鸾为都督,毛伯温参赞军务,屯兵镇南关,准备入越攻莫。大兵压境,1539年3月,莫登庸遣使至镇南关请降,将安南土地册及户籍献于大明。
1540年十一月初三,莫登庸与大臣数十人自缚跪拜,入镇南关向明朝官员纳地请降,明朝将安南国(越南语:An Nam quốc) 降为安南都统使司(越南语:An Nam Đô thống sứ ty)从属国降为属地,改其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听都统黜陟。
清仁宗嘉庆帝即位以后,安南的局势一度更加动荡不安,阮光平死后,儿子阮光纘继位,不仅与故广南王的后裔阮福映发生内战,还暗中支持中国广东省一带“洋盗”的活动,而嘉庆却无力象乾隆时那样耀武扬威,只得采取克制优容态度,终于酿成严重问题。“洋盗”事件从最初就有阮光纘支持的安南人参与,嘉庆深知此情,但只是说:内地人民出洋为“匪”,还无法官为禁止,何况外国人,怎么值得为这种事兴师动众去征讨该国呢?
阮光纘与阮福映交战后,都想讨好清廷以让清廷支持自己,阮光纘一改过去做法,把60多个“洋盗”解送到广东;阮福映得知,也缚送“洋盗”到广东正法。嘉庆对比,却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嘱咐粤督吉庆,说安南两派自相吞噬,与我国无关,不必过问.如果安南有人内投,自应妥为安置,如果来我国请兵,则一定要据实奏闻。对一直向自己朝觐纳贡的小国如此挑衅不理,如此内乱又公然表示不干涉,这在一向以“天朝”自居的清廷,实是少见的事。
嘉庆七年(1802年),阮福映击败阮光纘而登上国王宝座,遂遣使清朝,请求以“南越”为国名。嘉庆对此类问题.倒是非常敏感,立即指令军机处:以“南越”二字册封,断不可行。因为南越名,包罗甚广,考查前史,如今的广东、广西地界,都包括在内。嘉庆认为,阮福映即使领有整个安南,也不过是交趾故地,怎么竟敢称为南越,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于是,嘉庆让军机处密饬广东、广西一带海道边关的地方官留心防备,以防阮福映图谋不轨。
中国国民政府还在国际间开展活动,推动同盟各国支持越南独立。[7]中美之间对于越南独立问题有所讨论。1942年8月3日,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与蒋介石谈话中表示:罗斯福反对战后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他提出,对于一些落后国家,战后可以由临近的两三个国家联合托管,并承诺在若干时期后,恢复自由。认为此办法是使越南“不再沦为殖民地的保证”,居里表示,这一问题与中国关系很大,中国可能就是这两三国之一。[8]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讨论了越南独立问题。蒋介石表示,战后越南不能交给法国,法国统治越南近百年,并没有尽到训练越南人的责任,法国在越南只有取而无予。罗斯福提议,战后将越南归还中国,蒋介石未予接受。罗斯福复提议对越南实行国际托管,由中、美、英、法、俄、菲各派1人,加上越南2人,组成托管机构,训练越南人成立自治政府。蒋对此表示原则赞成。蒋介石进而提议,中美应共同努力帮助越南战后取得独立地位,提议发表一份宣言,主张越南战后独立,但未为罗斯福接受,战后越南独立问题遂被搁置。[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