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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劭出身官宦世家，少时勤学，博览多闻。汉灵帝时，举孝廉出身，辟车骑将军何苗掾。[7]中平六年（189年），官拜泰山太守。初平二年（191年），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军，使得郡内平安。建安二年（197年），担任袁绍的军谋校尉。后于邺城去世。[19-20]
应劭有感于旧章湮没、书记罕存，搜集记录所见所闻，著有《汉官仪》10卷，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为所立。又著民俗著作《风俗通义》31卷，内容主要是考释物类名号、时俗嫌疑等，文章叙述简明，通俗易懂，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今仅存10卷。还著有《汉书集解音义》等。[1]
目录
中平二年（185年），凉州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东进袭扰三辅。当时，朝廷派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西征，皇甫嵩奏请征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候邹靖上疏谏言：“乌桓兵力很弱，应该招募鲜卑人。”朝廷将奏议交予四府讨论，大将军掾韩卓认为：“乌桓兵力弱，而且与鲜卑世代为仇，如果乌桓被发，鲜卑一定会袭击乌桓的家。乌桓听说后，也会迅速返回施救。这样，不但无益于实际，还会挫伤三军斗志。邹靖居住的地方距离边塞很近，了解他们的情况。如果令邹靖招募鲜卑五千轻骑兵，征剿贼寇，一定能发挥作用。”应劭驳斥：“鲜卑远在大漠以北，与犬羊为伴，没有部落君长，居住帐篷，天性贪婪，性情残暴，罔顾信义，因此才会多次侵犯汉朝边郡亭障，致使边郡几无宁日。只有在双方互市贸易时，鲜卑才会低头屈服，为的是获取中原的珍奇货物，并非真的畏惧汉朝武威，怀念汉室恩义。一旦获得需要的货物，转瞬间他们就会重新侵害边郡。所以，朝廷只是把他们当作异族看待，未曾把他们当作内附民族，原因在于此。以前匈奴反叛朝廷，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征鲜卑灶击照五千骑兵；武威郡太守赵冲也率领鲜卑，征讨叛羌。斩获叛逆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愈发骄横，多次违反禁令，如果以军令约束，则会愤怒作乱，如果听之任之，又会大肆抢掠、祸害百姓，诸如劫掠居民，拦截商旅，吃掉他人的牛羊，抢夺他人的兵器、战马。得到的赏赐很多，却不肯回去，还想用赏赐购买铁器，边将不答应，他们就把得到的缣帛聚拢在一起，欲放火焚烧。边将恐惧，担心他们会造反，慌忙解释、抚慰，不敢拒绝他们的要求。而今，边寇还未殄灭，羌寇又聚在一起，成为边患，决策一旦失误，将追悔莫及！臣愚以为，可以招募陇西一带坚守善道、不会反叛的羌、胡，挑选其精壮勇敢者，多给予赏赐。陇西郡太守李参遇事冷静，有谋略，一定能调动他们，为朝廷效死力。在此关键时刻，应该采取稳妥措施，不可仓促间，草率行事。”韩卓与应劭相互诘难，互不相让。刘宏下诏，将奏议交予朝中百官廷议，他们都赞成应劭的建议。[8]
应劭后来担任营陵令，在任五月。[36]
中平六年（189年），应劭从营陵令迁为泰山郡太守。[10][13][36]
初平二年（191年）十一月，青州黄巾三辣体判十万众进入泰山郡。应劭率领文武官员，连续与黄巾军作战，前后斩首数千级，获生口老弱一万余人，缴获二千辆辎重车。黄巾军退出郡界，泰山郡恢复安宁。[11-12]
李傕雅提归辩、郭汜把持朝政时，徐州刺史陶谦与应劭及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汝南太守徐璆等人上奏记于朱儁，欲图推举他为太师，讨伐李傕、奉迎天子。李傕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之计，徵召朱儁入朝，陶谦等人的计划因此中止。[37]
兴平元年（194年），前太尉曹嵩榜组驼与儿子曹德从琅琊郡进入泰山郡华县，当时领兖州的曹操让应劭派兵迎接他们过去。应劭的兵还没到，徐州牧陶谦因为怨恨曹操多次攻打徐州，就派数千骑（一作数十骑）追击，掩捕曹嵩家，曹嵩家误以为是应劭来迎，没有防备，结果都被陶谦派的人杀害。应劭害怕曹操会杀自己，于是弃官投奔冀州牧袁绍。[14-16]
起初，汉安帝时，河间人尹次、颍川人史玉因为杀人犯法被判为死刑。尹次的哥哥尹初和史玉的母亲军来到郡府，请求代替亲人去死，随后上吊自杀。尚书陈忠认为罪疑从轻，提议免去尹次、史玉的死罪。应劭追驳陈忠，认为明正典刑，有可存者。其驳议收录在档案，驳议如下：“《尚书》讲：‘天秩有礼，上古圣王制定五服五章。天讨有罪，上古圣王制定五刑五用。’荀子讲：‘制定刑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禁暴除恶，防患于未然。封赏爵位，确定官职，赏罚符合规定，才能名实相符。’如果德不与位相符，能不与官相称，赏赐不是酬答有功之人，刑罚不是针对有罪之人，就会有不祥后果。杀人者死罪，伤人者判刑，从上古百王以来，都有严格的规定。高祖入关时，虽约法三章，然而杀人的死罪也没有宽降。天下太平，更要严肃法律，杀人者，必须判处重刑，只有在天下大乱时，才会使用轻刑。《尚书》讲：‘刑罚有时轻，有时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尹次、史玉在太平盛世，为个人私怨，竟然手持兵器，拦路杀人，残忍至极。朝廷恩德深厚，尹次、史玉被捕，直到冬季，才处以死刑。尹次的哥哥尹初，史玉的母亲军，狡黠顽劣，妄图以自杀代替罪犯伏法。在往昔，召忽在公子纠死后自杀。孔子评价：‘死于沟壑，无人过问。’晁错的父亲，认为儿子执法严酷，害怕祸及家族，自杀殒命。班固认为：‘不如赵括的母亲保全其宗。’《左传》说：‘仆妾愤然自杀，不能表现义理，而是在世间没有留恋而已。’古代圣王制定刑罚设置监狱，是按照天象，实施杀戮犹如雷霆般威严。上天有德，以温和、仁慈、祥和、恩惠，抚育万物生长。在春季，青草枯萎，是灾象；在秋季，花木繁华，也是灾象。而今，无罪之人尹初、军身死，而挽救应该处死的罪犯尹次、史玉，这与季节反常、草木枯黄，又有何区别？陈忠不懂得制定刑法的目的，只是以一时之仁，引述《周礼·甫刑》八议。《周礼·甫刑》赦免罪犯的八议，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以自杀代替他人抵罪？如果从感情出发决定重刑轻判，为罪犯求得活命，以一死了之，就可以罔顾刑法，这只会破坏法制，扰乱法理，朝廷将会追悔莫及。”应劭撰写的驳议有三十篇，都是这一类文章。[17]
应劭又删定法律条令，制定《汉仪》。建安元年（196年），应劭奏上，说：“国之大事，没有比载籍更重要。载籍是为了决嫌疑，明是非，赏罚的分寸，比较恰当，使后代人有所借鉴。所以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辞官后，朝廷每次有政议，数次派廷尉张汤亲至他住的陋巷，问其得失。于是写下《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件事，动以经对，说得很详尽了。逆臣董卓，颠覆王室，烧毁书籍，没有剩下一点，开天辟地以来，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今大驾东征，巡视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几代受恩，受福不浅，窃不自量力，贪少云补，撰写《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和《春秋断狱》共二百五十篇。删去重复之处，成为简洁之文。又集驳议三十篇，分类编辑，共八十二事。见之于《汉书》的有二十五处，《汉记》四处，都删叙润色，以全本体。有二十六处，博采古今理玮之士，文章有光彩，德义也可观。有二十七篇，是臣所创造。不能说必合道衷，心有所思，聊以表述罢了。从前郑人以干鼠为璞玉，卖给周人；宋国的愚夫也以燕石为宝，缇緁十重。看到的人掩口大笑，斯文之族，多半像这。《左氏》实云虽有大国姬妾，也不抛弃陋贱之人，大概是用来代替匮乏哩。因此敢露顽劣之才，附于明哲之后。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可以供给圣听，希陛下日理万机之余，随便翻阅。”汉献帝刘协认为很好。[18]
建安二年（197年），朝廷下诏，拜应劭为袁绍军谋校尉。当时，朝廷已迁都许县，旧的典章制度缺失，宫洒糊嘱中档案稀少，应劭对此慨然叹息，收集整理所闻，著《汉书官礼仪故事》。凡是朝廷制度，以及百官上朝时的礼仪，这些都是应劭的贡献。[19]
起初，应劭的父亲应奉担任司隶校尉，朝廷令诸官府、郡国，各上之前名臣的画像、赞辞嘱您。应劭连缀其名，编为《状人纪》。又论当时行事，著《中汉辑序》。应劭撰写《风俗通》，在书中编辑各种物类名称，详加解释。这套书籍，虽然没有成为典籍，但为后世人留下各种物类的详细介绍，当时人叹服应劭博闻多识。应劭生前著述，有一百三十六篇，又对班固编撰的《汉书》做了集解，这些书籍皆流传于时。应劭后来在邺城去世。[20]
应劭博学多识，平生著作11种、136卷，现存《汉官仪》《风俗通义》等。《风俗通义》存有大量泰山史料，如《封泰山禅梁父》篇记述泰山封禅轶事，《五岳》篇详载了岱庙，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辑入《后汉书·祭祀志》，为应劭所引用的马第伯《封禅仪记》是中国最早的游记文学作品之一。
汉末大儒郑玄也在袁绍那里待过。应劭曾在郑玄面前自赞：“故泰山太守应仲瑗，向您北面称弟子如何？”郑玄笑道：“仲尼的学生，要考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颜回、端木赐这些人向来不炫耀自己的官衔和门第。”应劭听后面有惭色。[35]
关于应劭的字，《应氏谱》、范晔《后汉书》、谢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皆记载应劭字仲远；《续汉书》、《文士传》皆记载应劭字仲援；《汉官仪》则记载应劭字仲瑗。《隶续》刘宽碑阴上又有“故吏南顿应劭仲瑗”。《水经注》也记载“应仲瑗”。[5][7][13][34]
《后汉书·卷四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