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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显学
- 墨家学说
- 杨朱学派
- 来 历
- 《孟子.滕文公》
- 有关玄学
- 新道家
- 释 义
- 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学说,学派
- 分 类
- 儒学与墨学
目录
显学强调存在就是现实,对于显学研究的成就根源于对发展变化和谐治理制衡的理解。显学根于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提供治理管理的意见与建议,而忽视了对自身是否完善的探索而使得自身容易发生主观的错误,带来新的错误。当然弃设虹显学的不足可以通过玄学来丰富。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也只有扬长避短确定诊断发挥正确的部分,适时改变完善服务于对现实发展需要的实践。遵循宇宙发展创建的规律,无论曾经存在还是连虹再现存在,都应该得到发展;显学无仔备疑应该成为未来创建的重要内容。
《庄子·骈拇》云:“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棰辞二字据王叔岷说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韩非子·六反》:墓朽挨“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由此可知,杨朱学派当积极参与了战国时期关于坚白同异的论辩。可惜的是,杨朱学派在这方面的见解和贡献已无法考知了。
古希腊哲学是极阿旬户富纯理论探索精神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哲学是“自由的学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学术”,换言之,“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而中国古代哲学大多是“致用”的学术。先秦哲学中最富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色彩的学术问题,大概就是坚白同异之辩了。杨朱学派“游心”于坚白同异之辩,韩非断其“不可以为官职之令”,甚至连避世的庄子学派也批评杨朱学派“敝跬誉无用之言”,则杨朱学派之富于纯理论精神实在已无可怀疑了。[1]
《庄子·天下篇》的“百家之学”,《荀子·非十二子》的“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篇》的“天下十豪”,《韩非子·显学篇》的儒墨,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中的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班固《汉书·艺文志遥晚》中的儒家、道家、阴殃拜主榆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刘勰《文心雕龙》的诸遥府陵子。
“显学”之意始见于《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显学”之名后见于《韩非子》,指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然而韩非举儒墨为显学是为了要秦王废除批判两家指出两家之害,而同样影响巨大的道法则没有列举,私心颇大。
韩非子·显学第五十 原文: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馀岁,虞、夏二千馀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於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於臧获,行直则怒於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徵敛於富人以布施於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民,执操不侵,怨言过於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於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途,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发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祸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者?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徵於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副痤则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徵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杨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名思想家,字子居,卫国人,生平已不可考。在当时各家的著述如《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他的行踪多在鲁、宋、梁一带。据《庄子》记载,他曾经见过老子。其活动的年代,比墨子稍后,而又早于孟子。有云他是老子弟子,或为道家别支。其学说在当时相当著名,但早已散佚不存,散见于《孟子》、《列子》及《淮南子》中。
《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可知春秋之世,杨朱之学与墨学齐驱,并属显学。杨子之学,曾风靡宇内,然却如昙花一现,后继无人。实则杨朱殁后,老庄之徒兴,其一方既能踵杨子之余绪,又能发其所未发,自是杨朱之名,遂为庄子所掩。
杨朱的思想在战国初年一度风行,与儒、墨两家形成鼎足而三的形势。
杨朱的思想概略,可从以下四方面见之:
首先,从其中心要旨而论,杨朱学说实在是以“我”作为自然的中心。他认为人的生命,往往由于外界的蒙蔽、组织所拘束,因而无法明察生命的真象,使个人失去主体性。于是杨朱主张探求内在自我安身立命的境界,以摆脱社会的束缚,偏向于个人人性的追求。他认为只有重视人类本有的自然性,人才会快乐,才能“全生(性)保真”。
其次,在政治方面,杨朱既然反对社会的束缚,所以在政治上也反对强权独占的霸道,主张“天下为公”,要“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另外,他认为一切外在的道德刑法,皆不可妨害一个人的自由。政府只是象征式的,不可对个人过份约束。由此可见杨朱的政治观是放任自由的。
第三,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杨朱极力主张个人的“为我”主义。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的意思是说社会是由各个“我”所组成,如果人我不相损、不相侵、不相给,那么天下便无窃位夺权之人,便无化公为私之辈,这样社会便能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