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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昌彝（1803年-1876年），字蕙常，又字芗溪，[1]别号𥒸𥐦山人、茶叟、五虎山人等，福建侯官（今闽侯）人，[2]林高汉之子，[4]林则徐族弟。[3]中国近代诗人，[4]学者，诗歌评论家、[2]经学家，[4]爱国者。[1]
林昌彝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举，此后8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咸丰三年（1853年），因进呈所著《三礼通释》，特授教授之职。先后主持福建建宁、邵武两府教席。同治元年（1862年），至广州游历，曾在海门书院讲学。[2]晚年应邀到广东讲习，先在无量寺任教，后在海门书院讲学，并应广东督学刘熙载之聘襄校文集。光绪二年（1876年），卒于家中。[4]
林昌彝一生未尝通显，却始终留心世务。他痛恨英国人输入鸦片，并坚决主张抗英，曾在林则徐虎门海滩销毁鸦片时，拍手称快。林昌彝还曾应陈寿祺之约修改《福建通志》，精心撰写《拟海防十二策》，多方面论述防海之策，表现了强烈的济世情怀。[4]此外还著有诗歌评论《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海天琴思续录》，诗集《衣讔山房诗集》，文集《小石渠阁文集》及经学著作《三礼通释》《诗玉尺》《读易寡过》等。[2]
- 惠常、芗溪
- □□山人、茶叟
- 清朝
- 出生日期
- 1803年
- 逝世日期
- 1876年
- 主要作品
- 《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等
- 本 名
- 林昌彝
目录
读市壳格万卷书
林昌彝生于清嘉庆八年，其员榆父高汉，本来是一儒生，后来远赴大西洋经商。林昌彝小时候家境清贫，但其母吴氏家教甚严，每日亲自督课。林昌彝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4岁读《三字经》，11岁抄“六经”。当时家族里的人普遍认为读书无堪大用，逼吴氏让林昌彝去大西洋做生意赚钱。但吴氏坚决不答应，甚至以跳井抗争。如此，林昌彝才得以继续求学。
幼年时的林昌彝的成绩便已崭露头角，17岁县试、府试均名列前茅。20岁时，有幸得到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的赏识，拜入门下，走上以汉学治经的道路。据说，陈寿祺家中藏书有八万余卷之多，而林昌彝用了七年时间，读了个通透，“遍阅佳者，作为提要”。林昌彝曾说：“余之知做人者，先母吴太安人之所铸也；余之知读书者，陈恭甫（正是指陈寿祺）师之所铸也。”
行万里路
林昌彝的满腹经纶在其年轻时，就已传遍当地。连他的座师都曾说：“近日海内传经，鲜有如芗溪（林昌彝）之精且博也。”不过，让这位才子尴尬的是，林昌彝八次进京参加会试，都失败了。不过对于林昌彝来说，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每次会试后，他都趁归途之际，游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到了北方燕、赵地区。渐渐地，林昌彝越来越喜欢上“行万里路”，他三登泰山，两上岱岳，历史上险要之地如井陉、潼关、赤壁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时他也寻遍那些著名风景区洞庭湖、太湖、苏杭等地。可以说这段际遇，拓展了林昌彝的视野，激发了他的豪情，打破了他狭隘的科举观念。于是林昌彝以诗为歌，“意气平生溢九州，云山万里快孤游”（摘自其《感事留别》），写下了如《登泰山观日亭》《岱岳吟》《潼关行》《武夷山霉院大隐屏》等许多赞美祖国山河壮丽的诗歌。在游历的过程中，林昌彝也结交了许多经世实用的学者，如魏源、朱琦等。渐渐地，林昌彝不在纠结于科举，他认识到八股文所涉及过于片面，感叹道：“科举之法，以八股制艺取士，皆不足据……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揣报国承担酷员微辨套心
林昌彝中举的那一年，正是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实行禁烟之时。当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林昌彝等爱国之士无不拍手称快。他痛恨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英人以鸦片流毒之物，赚去中国财宝，此天怒人怨，为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福州之地，即以金为山，拔迁茅以银为海，亦不足供逆夷所欲，况地瘠而民贫者乎？”林昌彝坚决主张抗英，认为：“洋烟流毒，中国元气已伤。救之法有二：一则绝通商，一则开海禁。绝通商，非主战不可；主和则苟安于目前，若此，则伊于胡底矣。”林昌彝与林则徐相遇后，两人意气相投，来往密切。林则徐的女儿普晴和女婿沈葆桢还成了林昌彝的学生。
不久，英国侵略者不甘失败，让舰队陆续开抵广东海面，想逼迫清庭就范。这时，林昌彝写信给林则徐，献《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4卷)。两书均已失传，可据林则徐回信中提及此事称：“其间规划周祥，可称尽善，此百战百胜之长策，与弟意极合。弟在粤中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端提，其两次夷船退出外港，不敢对阵，皆此法也。”认为这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
林则徐等爱国之士，空有破敌之策，却说服气不了被“吓破了胆”的满清王朝。林则徐被“请辞”，所用之人皆是贪生怕死、畏战偷安的主和派。主和派主和未成，鸦片战争爆发，国内数地相继失守，道光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福州就被辟为通商口岸。林昌彝对此痛恨无比，视为举国大耻。他猛烈抨击主和派：“英逆之变，主和议者是何居心。余尝见(南京)和约内容，不觉发为之指。”
当时林昌彝家中正好有一书屋面对鸟石山积翠寺，该寺被英国人所占据。林昌彝“目击心伤，思操强弓毒矢以射之，因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并名所居之楼为‘射鹰楼’。” 所谓饥鹰和恶狼指的就是英国侵略者。他又在楼头上写了一副对联：“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当时的林昌彝无奈本身条件所限，恨不得弃笔从军，参加抗英战争。江西一位才子陈偕灿见《射鹰驱狼图》后曾写到：“林生四十负奇气，读书万卷才沉雄。请缨早蕴终军志，投笔常思定远功……”
评享炼凶爱国诗
林昌彝无法投军报国，便潜心在家，闭门写书。他绘制了《射鹰图》手卷，同时写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著作——《射鹰楼诗话》。这本书强烈表现出林昌彝爱国反侵略的愿望。前两卷集中采录了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篇，通过表彰作者及其作品，激励反帝爱国精神，兼及抗御入侵、抵制鸦片贩毒及商品倾销的方略。
书中评论所及以清代诗人为多，不下200人左右，尤详于嘉庆、道光两朝作者。其中对当时进步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际亮、朱琦、张维屏等给予了较多的篇幅，被收录的作者，除生平简介外，还追溯诗作源流，品评风格成就。但林昌彝并不局限于当代的名人的作品，其中不少作者不见史传，诗集不见刻本，但均被细心的林昌彝收录。除此之外，林昌彝还四处搜集各家表彰烈士的诗，对于纪念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爱国英雄，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金门把总林志等英雄的诗，均有收录。
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论诗重格、意、趣，反对无病呻吟和堆砌词藻。他通过选录、品评作品和检讨前人诗论，表达了作者的论诗主张。他论诗注重“命意”、“寄托”，强调“处处皆有作诗之人在”，提出诗“本于性情”。他肯定严羽诗有别材、别趣之说。但反对严羽“诗非关学”、“诗非关理”的提法，而赞许“诗篇虽小伎，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歌倾向，为后来被“同光体”诗派所推崇。[1]
林昌彝与魏源以及族人林则徐为挚友，留心世务。对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每谈海氛事，即激昂慷慨"（温训《射鹰楼诗话序》）。所著，林则徐见之以为是"救世之书"（致林昌彝信）。又志在除弊振衰，所著《四臣表》实是针对朝廷"败将庸臣蚋狗纷"（《自题四臣表后》）的现实而发。林昌彝的诗集剔除掺入的他人诗作,存诗近800首。他的诗如《亭槛词三章》《市价行》中"嗷鸿百万集中野，长官携笛上高楼"等，痛斥官吏贪黩，关怀人民苦难；《杞忧》《渡海》中"弯弓我慕西门豹,射汝河氛救万蚩"等,则抒发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忧心与愤怒，表达抗击的坚强意志。作为经学家兼诗人，林昌彝的诗以雅驯之词表达愤世刺时的感情，所以"有金石气，亦有姜桂气"（陶梁评林昌彝诗），骨气坚苍，沉雄矫健。
林昌彝更突出的成就是在评诗。他在道光末年写成的《射鹰楼诗话》"意专主射鹰（隐射射英）"，其次则为"有关风化者"（《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二），因此与一般的谈诗之作不同，而具有关切时务的明显倾向。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①突出表现了爱国反侵略思想
②评论诗人和诗篇
评论所及以清代诗人为多，不下 200人左右，尤详于嘉庆、道光两朝作者。其中对当时进步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际亮、朱琦、张维屏等给予了较多的篇幅，对一般诗人也能注意采摘与政治及社会相关的作品。入录作者，除简介生平，追溯诗作源流，品评风格成就外，选载原作较多。其中不少作者不见史传，诗集不见刻本，藉《诗话》可窥一斑。又由于采录较早，往往取于稿本，时而保留一些佚诗，如魏源、朱琦等人的某些作品。因此，即使对有刻本的作家，也具有一定的校勘、辑佚价值。
③表达了作者的论诗主张
通过选录、品评作品和检讨前人诗论，表达了作者的论诗主张。他论诗注重"命意"、"寄托"，强调"处处皆有作诗之人在"（《诗话》卷二十一），提出诗"本于性情"（卷十九）。他肯定严羽诗有别材、别趣之说。但反对严羽"诗非关学"、"诗非关理"的提法，而赞许朱□尊所说"诗篇虽小伎，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歌倾向，为后来"同光体"所推衍。此外作者论诗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则反映了诗论的保守倾向。
④赌博、吸食鸦片之害及断烟
虽是诗话,于有关风化之事,诸如花会的赌博、吸食鸦片之害及断烟之方以及耶稣教的传播等，也都有所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