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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昌彝(1803年-1876年),字蕙常,又字芗溪,[1]别号𥒸𥐦山人、茶叟、五虎山人等,福建侯官(今闽侯)人,[2]林高汉之子,[4]林则徐族弟。[3]中国近代诗人,[4]学者,诗歌评论家、[2]经学家,[4]爱国者。[1]
林昌彝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举,此后8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咸丰三年(1853年),因进呈所著《三礼通释》,特授教授之职。先后主持福建建宁、邵武两府教席。同治元年(1862年),至广州游历,曾在海门书院讲学。[2]晚年应邀到广东讲习,先在无量寺任教,后在海门书院讲学,并应广东督学刘熙载之聘襄校文集。光绪二年(1876年),卒于家中。[4]
林昌彝一生未尝通显,却始终留心世务。他痛恨英国人输入鸦片,并坚决主张抗英,曾在林则徐虎门海滩销毁鸦片时,拍手称快。林昌彝还曾应陈寿祺之约修改《福建通志》,精心撰写《拟海防十二策》,多方面论述防海之策,表现了强烈的济世情怀。[4]此外还著有诗歌评论《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海天琴思续录》,诗集《衣讔山房诗集》,文集《小石渠阁文集》及经学著作《三礼通释》《诗玉尺》《读易寡过》等。[2]
- 惠常、芗溪
- □□山人、茶叟
- 清朝
- 出生日期
- 1803年
- 逝世日期
- 1876年
- 主要作品
- 《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等
- 本 名
- 林昌彝
目录
读市壳格万卷书
林昌彝生于清嘉庆八年,其员榆父高汉,本来是一儒生,后来远赴大西洋经商。林昌彝小时候家境清贫,但其母吴氏家教甚严,每日亲自督课。林昌彝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4岁读《三字经》,11岁抄“六经”。当时家族里的人普遍认为读书无堪大用,逼吴氏让林昌彝去大西洋做生意赚钱。但吴氏坚决不答应,甚至以跳井抗争。如此,林昌彝才得以继续求学。
幼年时的林昌彝的成绩便已崭露头角,17岁县试、府试均名列前茅。20岁时,有幸得到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的赏识,拜入门下,走上以汉学治经的道路。据说,陈寿祺家中藏书有八万余卷之多,而林昌彝用了七年时间,读了个通透,“遍阅佳者,作为提要”。林昌彝曾说:“余之知做人者,先母吴太安人之所铸也;余之知读书者,陈恭甫(正是指陈寿祺)师之所铸也。”
行万里路
林昌彝的满腹经纶在其年轻时,就已传遍当地。连他的座师都曾说:“近日海内传经,鲜有如芗溪(林昌彝)之精且博也。”不过,让这位才子尴尬的是,林昌彝八次进京参加会试,都失败了。不过对于林昌彝来说,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每次会试后,他都趁归途之际,游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到了北方燕、赵地区。渐渐地,林昌彝越来越喜欢上“行万里路”,他三登泰山,两上岱岳,历史上险要之地如井陉、潼关、赤壁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同时他也寻遍那些著名风景区洞庭湖、太湖、苏杭等地。可以说这段际遇,拓展了林昌彝的视野,激发了他的豪情,打破了他狭隘的科举观念。于是林昌彝以诗为歌,“意气平生溢九州,云山万里快孤游”(摘自其《感事留别》),写下了如《登泰山观日亭》《岱岳吟》《潼关行》《武夷山霉院大隐屏》等许多赞美祖国山河壮丽的诗歌。在游历的过程中,林昌彝也结交了许多经世实用的学者,如魏源、朱琦等。渐渐地,林昌彝不在纠结于科举,他认识到八股文所涉及过于片面,感叹道:“科举之法,以八股制艺取士,皆不足据……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揣报国承担酷员微辨套心
林昌彝中举的那一年,正是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实行禁烟之时。当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林昌彝等爱国之士无不拍手称快。他痛恨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英人以鸦片流毒之物,赚去中国财宝,此天怒人怨,为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福州之地,即以金为山,拔迁茅以银为海,亦不足供逆夷所欲,况地瘠而民贫者乎?”林昌彝坚决主张抗英,认为:“洋烟流毒,中国元气已伤。救之法有二:一则绝通商,一则开海禁。绝通商,非主战不可;主和则苟安于目前,若此,则伊于胡底矣。”林昌彝与林则徐相遇后,两人意气相投,来往密切。林则徐的女儿普晴和女婿沈葆桢还成了林昌彝的学生。
不久,英国侵略者不甘失败,让舰队陆续开抵广东海面,想逼迫清庭就范。这时,林昌彝写信给林则徐,献《平夷十六策》和《破逆志》(4卷)。两书均已失传,可据林则徐回信中提及此事称:“其间规划周祥,可称尽善,此百战百胜之长策,与弟意极合。弟在粤中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端提,其两次夷船退出外港,不敢对阵,皆此法也。”认为这是“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
林则徐等爱国之士,空有破敌之策,却说服气不了被“吓破了胆”的满清王朝。林则徐被“请辞”,所用之人皆是贪生怕死、畏战偷安的主和派。主和派主和未成,鸦片战争爆发,国内数地相继失守,道光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福州就被辟为通商口岸。林昌彝对此痛恨无比,视为举国大耻。他猛烈抨击主和派:“英逆之变,主和议者是何居心。余尝见(南京)和约内容,不觉发为之指。”
当时林昌彝家中正好有一书屋面对鸟石山积翠寺,该寺被英国人所占据。林昌彝“目击心伤,思操强弓毒矢以射之,因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并名所居之楼为‘射鹰楼’。” 所谓饥鹰和恶狼指的就是英国侵略者。他又在楼头上写了一副对联:“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当时的林昌彝无奈本身条件所限,恨不得弃笔从军,参加抗英战争。江西一位才子陈偕灿见《射鹰驱狼图》后曾写到:“林生四十负奇气,读书万卷才沉雄。请缨早蕴终军志,投笔常思定远功……”
评享炼凶爱国诗
林昌彝无法投军报国,便潜心在家,闭门写书。他绘制了《射鹰图》手卷,同时写下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著作——《射鹰楼诗话》。这本书强烈表现出林昌彝爱国反侵略的愿望。前两卷集中采录了反映鸦片战争的诗篇,通过表彰作者及其作品,激励反帝爱国精神,兼及抗御入侵、抵制鸦片贩毒及商品倾销的方略。
书中评论所及以清代诗人为多,不下200人左右,尤详于嘉庆、道光两朝作者。其中对当时进步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际亮、朱琦、张维屏等给予了较多的篇幅,被收录的作者,除生平简介外,还追溯诗作源流,品评风格成就。但林昌彝并不局限于当代的名人的作品,其中不少作者不见史传,诗集不见刻本,但均被细心的林昌彝收录。除此之外,林昌彝还四处搜集各家表彰烈士的诗,对于纪念鸦片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爱国英雄,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金门把总林志等英雄的诗,均有收录。
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论诗重格、意、趣,反对无病呻吟和堆砌词藻。他通过选录、品评作品和检讨前人诗论,表达了作者的论诗主张。他论诗注重“命意”、“寄托”,强调“处处皆有作诗之人在”,提出诗“本于性情”。他肯定严羽诗有别材、别趣之说。但反对严羽“诗非关学”、“诗非关理”的提法,而赞许“诗篇虽小伎,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歌倾向,为后来被“同光体”诗派所推崇。[1]
林昌彝与魏源以及族人林则徐为挚友,留心世务。对外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每谈海氛事,即激昂慷慨"(温训《射鹰楼诗话序》)。所著,林则徐见之以为是"救世之书"(致林昌彝信)。又志在除弊振衰,所著《四臣表》实是针对朝廷"败将庸臣蚋狗纷"(《自题四臣表后》)的现实而发。林昌彝的诗集剔除掺入的他人诗作,存诗近800首。他的诗如《亭槛词三章》《市价行》中"嗷鸿百万集中野,长官携笛上高楼"等,痛斥官吏贪黩,关怀人民苦难;《杞忧》《渡海》中"弯弓我慕西门豹,射汝河氛救万蚩"等,则抒发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忧心与愤怒,表达抗击的坚强意志。作为经学家兼诗人,林昌彝的诗以雅驯之词表达愤世刺时的感情,所以"有金石气,亦有姜桂气"(陶梁评林昌彝诗),骨气坚苍,沉雄矫健。
林昌彝更突出的成就是在评诗。他在道光末年写成的《射鹰楼诗话》"意专主射鹰(隐射射英)",其次则为"有关风化者"(《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二),因此与一般的谈诗之作不同,而具有关切时务的明显倾向。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①突出表现了爱国反侵略思想
②评论诗人和诗篇
评论所及以清代诗人为多,不下 200人左右,尤详于嘉庆、道光两朝作者。其中对当时进步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际亮、朱琦、张维屏等给予了较多的篇幅,对一般诗人也能注意采摘与政治及社会相关的作品。入录作者,除简介生平,追溯诗作源流,品评风格成就外,选载原作较多。其中不少作者不见史传,诗集不见刻本,藉《诗话》可窥一斑。又由于采录较早,往往取于稿本,时而保留一些佚诗,如魏源、朱琦等人的某些作品。因此,即使对有刻本的作家,也具有一定的校勘、辑佚价值。
③表达了作者的论诗主张
通过选录、品评作品和检讨前人诗论,表达了作者的论诗主张。他论诗注重"命意"、"寄托",强调"处处皆有作诗之人在"(《诗话》卷二十一),提出诗"本于性情"(卷十九)。他肯定严羽诗有别材、别趣之说。但反对严羽"诗非关学"、"诗非关理"的提法,而赞许朱□尊所说"诗篇虽小伎,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歌倾向,为后来"同光体"所推衍。此外作者论诗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则反映了诗论的保守倾向。
④赌博、吸食鸦片之害及断烟
虽是诗话,于有关风化之事,诸如花会的赌博、吸食鸦片之害及断烟之方以及耶稣教的传播等,也都有所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