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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四卷，收诗一百零六题，一百八十首。此书汇集了作者奉命出使元营谈判被扣留，后逃脱辗转南下，投奔在福州的宋端宗赵昰，一路所写的爱国诗篇。因在《扬子江》诗中有“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句子，故作者将其命名为《指南录》。全书以作者赴敌谈判和虎口逃生两大壮举为主要脉络，在镇江脱逃之前，主要笔墨放在对眼前所见卖国奸臣媚敌的种种秽行的谴责方面；在镇江脱逃之后，则着力于叙述自己充满风险的逃亡过程，从而反映对南宋王朝的忠贞态度。[1][3]
此书以诗歌的形式向后人展示了一个爱国者惊人的勇气和毅力。通过这些作品，作者为坚持反抗元朝统治的宋末遗民树立了一个爱国的楷模，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3]
- 指南录
- 文天祥
- 宋末元初
- 集
- 90000
目录
《指南录》共分四卷，计一百零六题，一百八十首诗，所写内容的时限，从宋恭帝德祐二乐享年（1276）农历正月二十日文天祥赴驼她欢临安北郊元营谈判被扣留，至五月二十六日脱险抵行都福州，然后戒姜只套又转战南剑州（店再己今享懂霉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长汀）、笑拘艰龙岩等地，一直到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五月麦熟时节。此书的前三卷大多写于出使北营，镇江脱逃，以及苏北流亡、海上漂泊途中，其中苏北流亡一段生活主要写元军的追捕，也写土匪的欺凌，历尽艰险，九死一生。诗情慷慨，风格沉郁，笔调伤痛，在抒写救国壮志的同时，有时不免流露和章失策后的沮丧、懊恼以至伤感的情绪。第四卷则写于到达永嘉（今浙江温州）之后，诗情如潮，节奏轻快，设色明朗、笔调昂扬。此书真实记录了一位以身许国、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的悲壮心凶垫声，表现了文天祥高贵的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全书始终。[4]
自序 | ||||
后序 | ||||
第一卷 | ||||
赴阙 |
所怀 |
自叹 |
铁错 |
和言字韵 |
愧故人 |
求客 |
纪事 |
纪事 |
纪事 |
信云父 |
则堂 |
思蒲塘（陈） |
思方将军 |
唆都 |
二王 |
气概 |
使北 |
||
第二卷 | ||||
杜架阁 |
闻鸡 |
命里 |
留远亭 |
平江府 |
无锡 |
吊五木 |
哭尹玉 |
常州 |
镇江 |
渡瓜洲 |
吊战场 |
回京口 |
思小村（刘） |
沈颐家 |
第三卷 | ||||
脱京口 |
定计难 |
谋人难 |
踏路难 |
得船难 |
绐北难 |
定变难 |
出门难 |
出巷难 |
出隘难 |
候船难 |
上江难 |
得风难 |
望城难 |
上岸难 |
入城难 |
真州杂赋 |
天下赵 |
题苏武忠节图 |
议纠合两淮复兴 |
出真州 |
至扬州 |
贾家庄 |
扬州地分官 |
思则堂先生 |
高沙道中 |
至高沙 |
发高沙 |
稽庄即事 |
泰州 |
卜神 |
旅怀 |
怀则堂实堂 |
贵卿 |
怀太夫人 |
即事 |
纪闲 |
声苦 |
即事 |
发海陵 |
闻马 |
如皋 |
闻谍 |
哭金路分应 |
|
第四卷 | ||||
怀杨通州 |
海船 |
发通州 |
石港 |
卖鱼湾 |
即事 |
北海口 |
出海 |
渔舟 |
扬子江 |
使风 |
苏州洋 |
过扬子江心 |
入浙东 |
夜潮 |
乱礁洋 |
夜走 |
绿漪堂 |
过黄岩 |
至温州 |
长溪道中和张自山韵 |
和自山 |
林附祖 |
呈小村 |
二月梅 |
有感呈景山校书诸丈 |
即事 |
所怀 |
自叹 |
[5] |
文天祥一生处于风雨飘摇的南宋末期。那时，北方地区正有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崛起，蒙古贵族统治者多次发动对南宋的侵略战争，严重威胁南宋的安全。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兵沿江东下，直逼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正在赣州知州任上的文天祥响应勤王号召，募集万人，起兵抗敌。他临危受命，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全国兵马。但是投降派左丞相陈宜中却假借太皇太后谢氏的名义，派人把传国王玺、降表和尚未沦陷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两广、两淮、四川等州路的地图献给元军统帅伯颜，宣告宋朝投降。临安局面顿时陷于瘫痪，城中将兵纷纷自往纳降，南宋陷入“战、守、迁皆不及施”（《指南录后序》）的困境。文天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使元营谈判，意在逼迫元兵退出临安北郊皋亭山；即使无效，也可借此探得元兵虚实，归来求救国对策。不料敌方背信弃义，将他扣留，并逼他随祈请使到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求和。北行途中，滞留京口（今江苏镇江）等待渡江，他趁机逃出魔掌，在苏北扬州、高邮、淮安一带辗转流亡，屡遭危险，虎口余生，终于到达尚未沦陷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他得到了通州知州杨师亮的支持，在石港物色了一艘贩卖私盐的船只，涉海南归，终于回到已经迁往福州的南宋朝廷。一路上，文天祥以诗纪事，抒怀，诸如应诏勤王、出使谈判、京口脱逃、苏北流亡、渡海南归等，都有诗记述，后来他将诗稿整理为《指南录》四卷。[4]
研究者大多认为《指南录》成书于宋端宗景炎元年五月（公元1276年6月）。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古代散文选》中册收《指南录后序》，在“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之后写道：“记作序的时间和诗集的命名。”又，杨德恩编《文天祥年谱》叙景炎元年五月之下，也写道：“是月编《指南录》，并作后序。”吴海发则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指南录》具体编撰和《指南录后序》写作都应当在文天祥被囚大都之后根据记忆所为，具体时间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夏。关于《指南录》诗集的题名，文天祥有一首题作《扬子江》的诗，其中有两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是说自己的爱国忠心像指南针一样，坚定不移地指着南方的宋朝。[2-4]
文天祥把自己激昂沉痛的诗情浓缩在格律严谨的诗行中。首先，诗中表现了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个人生死为轻的民族正气和以身许国的献身精神。当国事不可收拾之际，他忧心忡忡，赴敌营谈判。在敌人面前，他慷慨激昂，怒斥敌人背信弃义，使敌人胆寒，真有“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气概。如“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赴阙》）“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纪事·其一》）“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纪事·其三》）“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纪事》）他与元朝反动派相周旋，又跟宋朝的卖国贼、投降派作斗争，他深恶痛绝这班屈膝事敌的无耻政客。“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兴亡付不知。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那个是男儿。”（《真州杂赋·其七》）他痛斥为虎作伥的吕师孟叔侄，抨击把求和当作“北渡黄河衣锦游”（《使北·其一》）的逆贼贾余庆，嘲讽不知羞耻的丑类刘岊，揶揄怯懦怕死的老儒吴坚等，文天祥愤恨地说：“袖中若有击贼笏，便使凶渠面血流。”（《纪事·其三》）与此同时，他又赞扬那些为国效力的英勇之士，其中有拒绝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重臣家铉翁，歌颂他“摇首庭中号独清”（《则堂·其二》）“廷争堂堂负直声”（《使北·其五》）；有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将领杜浒，歌颂他“半生谁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视君年长，相看比惠州。”（《贵卿》）；有身陷北地，心在南宋的信云父，歌颂他“东鲁遗黎老子孙，南方心事北方身”（《信云父·其一》）；有死于战场的抗元救国将士，哀悼他“我作招魂想，谁为掩骼缘。中兴须再举，寄语慰重泉。”（《吊五木》）对这些具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他或作顶礼的膜拜，或发深沉的歌颂，或寄由衷的哀思。文天祥的恨和爱，都从对卫国斗争是否有利出发，都维系在民族命运的安危上。[4]
其次，《指南录》记录了战乱中人民遭难的惨象。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只因为敌军嗜血成性，对中原人民实行野蛮的烧杀。“平淮千里，莽为丘”，惨象使人目不忍视：“富平名委地，好水泪成川。”（《吊五木》）“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常州》）“舟人为指荒烟岸，南北今年几战场。”（《发高沙·其一》）以上写敌人的烧，再看敌军的杀：“城子河边委乱尸，河阴血肉更稀微。太行南北燕山外，多少游魂逐马蹄。”（《发高沙·其二》）“一日经行白骨堆，中流失舵为心摧。”（《发高沙·其三》）“连年淮水上，死者乱如麻。魂魄丘中土，英雄粪上花。”（《吊战场》）“不见道傍骨，委积有万千。魂魄亲蝇蚋，膏脂饱乌鸢。”（《高沙道中》）文天祥把战乱中百姓遭难的惨象写得触目惊心。诗句沉痛地向人们控诉，野蛮的民族压迫对正义的国家和民族是多么沉重的灾难。诗人这样写，意在振奋人们的抗敌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4]
再其次，《指南录》记录了诗人及其战友九死一生的痛苦经历，诗中昂扬着忠于人民、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诗人经历的出使、被扣、诱降、脱逃、追捕、流亡等，都有诗记载。他被扣之后，曾一度陷入迷惘、悔恨的痛苦深渊，“誓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所怀》）“老马翻迷路，羝羊竟触藩。”（《铁错》）不久，诗人即鼓起勇气，面对现实，展开斗争。他下定“壮心万折誓东归”的决心（《脱京口·定计难》），一定要回归南宋。他舌战群顽、怒斥敌人的不守信义、警告敌人切莫得意忘形，使敌人对文天祥“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纪事·其三》）逃脱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时夜渐阑。若使长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罗看。”（《脱京口·候船难》）文天祥打算继承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之志，逃归不成则投江殉国。逃走之后，元兵的追捕使他陷入险恶的境界，但是最为遗憾的是忠良被误作奸细，他来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城里，“约以连兵大举”，意图举行武装暴动，在敌人的后背（指临安失守之初尚未沦陷的淮阴真州等地）上猛插一刀。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却以为文天祥是敌人派遣的说客：“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出真州·其二》）“千金犯险脱旃裘，谁料南冠反见仇。”（《出真州·其八》）忠良被误为奸细，文天祥的中兴计划殆无实现的希望。为此，诗人发出“憔悴世间无告人”（《出真州·其一》）的苦叹。流亡途中，文天祥遭遇的不测竟有十八次之多，九死一生，但文天祥坚韧不拔，他抱定“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高沙道中》）的牺牲决心。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两次，一次在高邮桂公塘土围歇脚时，数千敌兵过此，“几落贼手死”（《指南录后序》）“昼阑万骑忽东行，鼠伏荒村命羽轻。隔壁但闻风雨过，人人顾影贺更生。”（《至扬州·其十五 》）要不是一场风雨的掩护，一旦被敌人发现，便无幸存的可能。另一次在高邮境内竹林避哨，遇上巡逻的敌兵，“几无所逃死”（《指南录后序》）。文天祥以诗言志：“自古皆有死，义不污腥膻。求仁而得仁，宁怨沟壑填。”（《高沙道中》）流亡途中，文天祥“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指南录后序》）。他用诗行记录了自己颠沛困苦的状况，表现了一位意志坚韧不拔、屡仆屡起，与敌人迂回拼搏，勇敢奋进的民族英雄形象。[4]
最后，《指南录》也反映了文天祥对敌人的蔑视，表现了民族的不可侮。他提及元朝时，称“北”而不称“汗”，提及元朝的官员、部队人物，称虏帅、胡骑、虎、山鼯、鬼、鞑子、虏、贼、罗刹、旃裘、腥膻、鸱鸮等。[4]
“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高沙道中》）《指南录》是文天祥用自己的热血挥洒而成的诗篇，可歌可泣，感天动地。诗中通过记录自己九死一生的艰险经历，表现作者的为国牺牲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热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的悲壮心声。[4]
爱国志士的诗首先在于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诗的一字一句无不滚动着爱国热忱，所以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是艺术上的第一个特色。兵迫修门时的焦急，面诟虏帅时的愤怒，数落吕氏时的憎恶，初进真州时的希望，真州被逐时的冤忿，出没长淮时的忧惧，侥幸脱险后的惊惶，渡海南归后的感叹，转战黄岩等地时的豪情，种种复杂的感情既真实又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4]
其次，诗篇大多运用赋的手法，作者几乎不事藻饰，不作夸张，用直抒胸臆的诗行倾泻自己汹涌澎湃的爱国感情。作者曾在《跋周汝明自鸣集》中说：“天下之鸣多矣。锵锵凤鸣，雝雝雁鸣，喈喈鸡鸣，嘒嘒蝉鸣，呦呦鹿鸣，萧萧马鸣，无不善鸣者，而彼此不能相为，各一其性也。其于诗亦然。”动物都有自己鸣叫的声音，诗人也有自己倾吐感情的方式。这不是说文天祥不用比兴手法。例如：“罗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灯火半阑珊。梦回跳出铁门限，世上一重人鬼关。”（《脱京口·出门难》）“罗刹”“人鬼关”等就是比兴手法。尽管如此，文天祥主要是用赋的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和信念，这祥的直抒胸臆丝毫不减弱诗的形象力量，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强大生命力。[4]
第三，诗篇运用了较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通过比拟、映衬，加深了诗的艺术魅力，使诗的蕴蓄更为丰富，更为厚实。例如《铁错》中有句：“武夫伤铁错，达士笑金昏。”这里连用两个历史事件，一在《资治通鉴》，一在《列子》。又如《自叹》有句：“祖逖关河志，程婴社稷功。”这里提及东晋的祖逖和春秋时晋国的程婴，文天祥拿来作比喻，既在自勉，也在激励同志。文天祥用典贴切，如水中着盐，但存盐味，不见盐迹，由于诗人熟谙史事，所以信手拈来，无生凑斧凿之痕，有巧夺天工之美。[4]
最后，整部《指南录》在每首诗前都有短小隽永的序言，或说明经过，或倾吐声情，或注明日期，或概述诗意。这样做能使这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更容易深入人心。[4]
宋末元初林景熙《读文山集》：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飞尘九溟竭。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龙庭戈鋋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苦寒尚握苏武节，垂尽犹存杲卿舌。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原中华书局编审、文论专家周振甫《为〈指南录〉（注释本）序》：文天祥的诗为宋代末期的诗歌注入新鲜的活血，为宋诗点上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句号。宋代诗人汪元量高歌道：“雪平绝塞魂何往，月满通衢骨未寒。一剑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文天祥诗中的爱国精神不朽。[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