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0
0
全书共四卷,收诗一百零六题,一百八十首。此书汇集了作者奉命出使元营谈判被扣留,后逃脱辗转南下,投奔在福州的宋端宗赵昰,一路所写的爱国诗篇。因在《扬子江》诗中有“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句子,故作者将其命名为《指南录》。全书以作者赴敌谈判和虎口逃生两大壮举为主要脉络,在镇江脱逃之前,主要笔墨放在对眼前所见卖国奸臣媚敌的种种秽行的谴责方面;在镇江脱逃之后,则着力于叙述自己充满风险的逃亡过程,从而反映对南宋王朝的忠贞态度。[1][3]
此书以诗歌的形式向后人展示了一个爱国者惊人的勇气和毅力。通过这些作品,作者为坚持反抗元朝统治的宋末遗民树立了一个爱国的楷模,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鼓舞。[3]
- 指南录
- 文天祥
- 宋末元初
- 集
- 90000
目录
《指南录》共分四卷,计一百零六题,一百八十首诗,所写内容的时限,从宋恭帝德祐二乐享年(1276)农历正月二十日文天祥赴驼她欢临安北郊元营谈判被扣留,至五月二十六日脱险抵行都福州,然后戒姜只套又转战南剑州(店再己今享懂霉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长汀)、笑拘艰龙岩等地,一直到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五月麦熟时节。此书的前三卷大多写于出使北营,镇江脱逃,以及苏北流亡、海上漂泊途中,其中苏北流亡一段生活主要写元军的追捕,也写土匪的欺凌,历尽艰险,九死一生。诗情慷慨,风格沉郁,笔调伤痛,在抒写救国壮志的同时,有时不免流露和章失策后的沮丧、懊恼以至伤感的情绪。第四卷则写于到达永嘉(今浙江温州)之后,诗情如潮,节奏轻快,设色明朗、笔调昂扬。此书真实记录了一位以身许国、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的悲壮心凶垫声,表现了文天祥高贵的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全书始终。[4]
自序 | ||||
后序 | ||||
第一卷 | ||||
赴阙 |
所怀 |
自叹 |
铁错 |
和言字韵 |
愧故人 |
求客 |
纪事 |
纪事 |
纪事 |
信云父 |
则堂 |
思蒲塘(陈) |
思方将军 |
唆都 |
二王 |
气概 |
使北 |
||
第二卷 | ||||
杜架阁 |
闻鸡 |
命里 |
留远亭 |
平江府 |
无锡 |
吊五木 |
哭尹玉 |
常州 |
镇江 |
渡瓜洲 |
吊战场 |
回京口 |
思小村(刘) |
沈颐家 |
第三卷 | ||||
脱京口 |
定计难 |
谋人难 |
踏路难 |
得船难 |
绐北难 |
定变难 |
出门难 |
出巷难 |
出隘难 |
候船难 |
上江难 |
得风难 |
望城难 |
上岸难 |
入城难 |
真州杂赋 |
天下赵 |
题苏武忠节图 |
议纠合两淮复兴 |
出真州 |
至扬州 |
贾家庄 |
扬州地分官 |
思则堂先生 |
高沙道中 |
至高沙 |
发高沙 |
稽庄即事 |
泰州 |
卜神 |
旅怀 |
怀则堂实堂 |
贵卿 |
怀太夫人 |
即事 |
纪闲 |
声苦 |
即事 |
发海陵 |
闻马 |
如皋 |
闻谍 |
哭金路分应 |
|
第四卷 | ||||
怀杨通州 |
海船 |
发通州 |
石港 |
卖鱼湾 |
即事 |
北海口 |
出海 |
渔舟 |
扬子江 |
使风 |
苏州洋 |
过扬子江心 |
入浙东 |
夜潮 |
乱礁洋 |
夜走 |
绿漪堂 |
过黄岩 |
至温州 |
长溪道中和张自山韵 |
和自山 |
林附祖 |
呈小村 |
二月梅 |
有感呈景山校书诸丈 |
即事 |
所怀 |
自叹 |
[5] |
文天祥一生处于风雨飘摇的南宋末期。那时,北方地区正有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崛起,蒙古贵族统治者多次发动对南宋的侵略战争,严重威胁南宋的安全。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兵沿江东下,直逼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正在赣州知州任上的文天祥响应勤王号召,募集万人,起兵抗敌。他临危受命,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全国兵马。但是投降派左丞相陈宜中却假借太皇太后谢氏的名义,派人把传国王玺、降表和尚未沦陷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两广、两淮、四川等州路的地图献给元军统帅伯颜,宣告宋朝投降。临安局面顿时陷于瘫痪,城中将兵纷纷自往纳降,南宋陷入“战、守、迁皆不及施”(《指南录后序》)的困境。文天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使元营谈判,意在逼迫元兵退出临安北郊皋亭山;即使无效,也可借此探得元兵虚实,归来求救国对策。不料敌方背信弃义,将他扣留,并逼他随祈请使到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求和。北行途中,滞留京口(今江苏镇江)等待渡江,他趁机逃出魔掌,在苏北扬州、高邮、淮安一带辗转流亡,屡遭危险,虎口余生,终于到达尚未沦陷的通州(今江苏南通)。他得到了通州知州杨师亮的支持,在石港物色了一艘贩卖私盐的船只,涉海南归,终于回到已经迁往福州的南宋朝廷。一路上,文天祥以诗纪事,抒怀,诸如应诏勤王、出使谈判、京口脱逃、苏北流亡、渡海南归等,都有诗记述,后来他将诗稿整理为《指南录》四卷。[4]
研究者大多认为《指南录》成书于宋端宗景炎元年五月(公元1276年6月)。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古代散文选》中册收《指南录后序》,在“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之后写道:“记作序的时间和诗集的命名。”又,杨德恩编《文天祥年谱》叙景炎元年五月之下,也写道:“是月编《指南录》,并作后序。”吴海发则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指南录》具体编撰和《指南录后序》写作都应当在文天祥被囚大都之后根据记忆所为,具体时间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夏。关于《指南录》诗集的题名,文天祥有一首题作《扬子江》的诗,其中有两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是说自己的爱国忠心像指南针一样,坚定不移地指着南方的宋朝。[2-4]
文天祥把自己激昂沉痛的诗情浓缩在格律严谨的诗行中。首先,诗中表现了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个人生死为轻的民族正气和以身许国的献身精神。当国事不可收拾之际,他忧心忡忡,赴敌营谈判。在敌人面前,他慷慨激昂,怒斥敌人背信弃义,使敌人胆寒,真有“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气概。如“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赴阙》)“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纪事·其一》)“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纪事·其三》)“狼心那顾歃铜盘,舌在纵横击可汗。”(《纪事》)他与元朝反动派相周旋,又跟宋朝的卖国贼、投降派作斗争,他深恶痛绝这班屈膝事敌的无耻政客。“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兴亡付不知。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那个是男儿。”(《真州杂赋·其七》)他痛斥为虎作伥的吕师孟叔侄,抨击把求和当作“北渡黄河衣锦游”(《使北·其一》)的逆贼贾余庆,嘲讽不知羞耻的丑类刘岊,揶揄怯懦怕死的老儒吴坚等,文天祥愤恨地说:“袖中若有击贼笏,便使凶渠面血流。”(《纪事·其三》)与此同时,他又赞扬那些为国效力的英勇之士,其中有拒绝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重臣家铉翁,歌颂他“摇首庭中号独清”(《则堂·其二》)“廷争堂堂负直声”(《使北·其五》);有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将领杜浒,歌颂他“半生谁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视君年长,相看比惠州。”(《贵卿》);有身陷北地,心在南宋的信云父,歌颂他“东鲁遗黎老子孙,南方心事北方身”(《信云父·其一》);有死于战场的抗元救国将士,哀悼他“我作招魂想,谁为掩骼缘。中兴须再举,寄语慰重泉。”(《吊五木》)对这些具有民族气节的人物,他或作顶礼的膜拜,或发深沉的歌颂,或寄由衷的哀思。文天祥的恨和爱,都从对卫国斗争是否有利出发,都维系在民族命运的安危上。[4]
其次,《指南录》记录了战乱中人民遭难的惨象。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只因为敌军嗜血成性,对中原人民实行野蛮的烧杀。“平淮千里,莽为丘”,惨象使人目不忍视:“富平名委地,好水泪成川。”(《吊五木》)“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常州》)“舟人为指荒烟岸,南北今年几战场。”(《发高沙·其一》)以上写敌人的烧,再看敌军的杀:“城子河边委乱尸,河阴血肉更稀微。太行南北燕山外,多少游魂逐马蹄。”(《发高沙·其二》)“一日经行白骨堆,中流失舵为心摧。”(《发高沙·其三》)“连年淮水上,死者乱如麻。魂魄丘中土,英雄粪上花。”(《吊战场》)“不见道傍骨,委积有万千。魂魄亲蝇蚋,膏脂饱乌鸢。”(《高沙道中》)文天祥把战乱中百姓遭难的惨象写得触目惊心。诗句沉痛地向人们控诉,野蛮的民族压迫对正义的国家和民族是多么沉重的灾难。诗人这样写,意在振奋人们的抗敌精神,鼓舞人们的斗志。[4]
再其次,《指南录》记录了诗人及其战友九死一生的痛苦经历,诗中昂扬着忠于人民、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诗人经历的出使、被扣、诱降、脱逃、追捕、流亡等,都有诗记载。他被扣之后,曾一度陷入迷惘、悔恨的痛苦深渊,“誓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所怀》)“老马翻迷路,羝羊竟触藩。”(《铁错》)不久,诗人即鼓起勇气,面对现实,展开斗争。他下定“壮心万折誓东归”的决心(《脱京口·定计难》),一定要回归南宋。他舌战群顽、怒斥敌人的不守信义、警告敌人切莫得意忘形,使敌人对文天祥“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纪事·其三》)逃脱的机会终于出现了:“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时夜渐阑。若使长年期不至,江流便作汨罗看。”(《脱京口·候船难》)文天祥打算继承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之志,逃归不成则投江殉国。逃走之后,元兵的追捕使他陷入险恶的境界,但是最为遗憾的是忠良被误作奸细,他来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城里,“约以连兵大举”,意图举行武装暴动,在敌人的后背(指临安失守之初尚未沦陷的淮阴真州等地)上猛插一刀。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却以为文天祥是敌人派遣的说客:“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出真州·其二》)“千金犯险脱旃裘,谁料南冠反见仇。”(《出真州·其八》)忠良被误为奸细,文天祥的中兴计划殆无实现的希望。为此,诗人发出“憔悴世间无告人”(《出真州·其一》)的苦叹。流亡途中,文天祥遭遇的不测竟有十八次之多,九死一生,但文天祥坚韧不拔,他抱定“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高沙道中》)的牺牲决心。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两次,一次在高邮桂公塘土围歇脚时,数千敌兵过此,“几落贼手死”(《指南录后序》)“昼阑万骑忽东行,鼠伏荒村命羽轻。隔壁但闻风雨过,人人顾影贺更生。”(《至扬州·其十五 》)要不是一场风雨的掩护,一旦被敌人发现,便无幸存的可能。另一次在高邮境内竹林避哨,遇上巡逻的敌兵,“几无所逃死”(《指南录后序》)。文天祥以诗言志:“自古皆有死,义不污腥膻。求仁而得仁,宁怨沟壑填。”(《高沙道中》)流亡途中,文天祥“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指南录后序》)。他用诗行记录了自己颠沛困苦的状况,表现了一位意志坚韧不拔、屡仆屡起,与敌人迂回拼搏,勇敢奋进的民族英雄形象。[4]
最后,《指南录》也反映了文天祥对敌人的蔑视,表现了民族的不可侮。他提及元朝时,称“北”而不称“汗”,提及元朝的官员、部队人物,称虏帅、胡骑、虎、山鼯、鬼、鞑子、虏、贼、罗刹、旃裘、腥膻、鸱鸮等。[4]
“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高沙道中》)《指南录》是文天祥用自己的热血挥洒而成的诗篇,可歌可泣,感天动地。诗中通过记录自己九死一生的艰险经历,表现作者的为国牺牲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热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的悲壮心声。[4]
爱国志士的诗首先在于具有强烈的爱国感情,诗的一字一句无不滚动着爱国热忱,所以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是艺术上的第一个特色。兵迫修门时的焦急,面诟虏帅时的愤怒,数落吕氏时的憎恶,初进真州时的希望,真州被逐时的冤忿,出没长淮时的忧惧,侥幸脱险后的惊惶,渡海南归后的感叹,转战黄岩等地时的豪情,种种复杂的感情既真实又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4]
其次,诗篇大多运用赋的手法,作者几乎不事藻饰,不作夸张,用直抒胸臆的诗行倾泻自己汹涌澎湃的爱国感情。作者曾在《跋周汝明自鸣集》中说:“天下之鸣多矣。锵锵凤鸣,雝雝雁鸣,喈喈鸡鸣,嘒嘒蝉鸣,呦呦鹿鸣,萧萧马鸣,无不善鸣者,而彼此不能相为,各一其性也。其于诗亦然。”动物都有自己鸣叫的声音,诗人也有自己倾吐感情的方式。这不是说文天祥不用比兴手法。例如:“罗刹盈庭夜色寒,人家灯火半阑珊。梦回跳出铁门限,世上一重人鬼关。”(《脱京口·出门难》)“罗刹”“人鬼关”等就是比兴手法。尽管如此,文天祥主要是用赋的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和信念,这祥的直抒胸臆丝毫不减弱诗的形象力量,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强大生命力。[4]
第三,诗篇运用了较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通过比拟、映衬,加深了诗的艺术魅力,使诗的蕴蓄更为丰富,更为厚实。例如《铁错》中有句:“武夫伤铁错,达士笑金昏。”这里连用两个历史事件,一在《资治通鉴》,一在《列子》。又如《自叹》有句:“祖逖关河志,程婴社稷功。”这里提及东晋的祖逖和春秋时晋国的程婴,文天祥拿来作比喻,既在自勉,也在激励同志。文天祥用典贴切,如水中着盐,但存盐味,不见盐迹,由于诗人熟谙史事,所以信手拈来,无生凑斧凿之痕,有巧夺天工之美。[4]
最后,整部《指南录》在每首诗前都有短小隽永的序言,或说明经过,或倾吐声情,或注明日期,或概述诗意。这样做能使这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更容易深入人心。[4]
宋末元初林景熙《读文山集》: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飞尘九溟竭。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龙庭戈鋋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苦寒尚握苏武节,垂尽犹存杲卿舌。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原中华书局编审、文论专家周振甫《为〈指南录〉(注释本)序》:文天祥的诗为宋代末期的诗歌注入新鲜的活血,为宋诗点上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句号。宋代诗人汪元量高歌道:“雪平绝塞魂何往,月满通衢骨未寒。一剑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文天祥诗中的爱国精神不朽。[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