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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鼎芬的家庭是旧时所称的“世代书香”,他的祖和父都是读书的。清代广州科举,番禺梁氏盛极一时,兄弟祖孙翰林进士尤多。每科揭榜门前贴满报捷的名条。举人梁国琏,字漱皆,两兄国琮、国瑚,相继入翰林。国琮字希平,号俪裳,道光十八年戊戌科翰林。国瑚字希殷,号笔珊,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翰林,梁鼎芬即国琏的侄孙。[5]
梁鼎芬少失父母,依于龙氏姑姐家读书。曾就学于五品卿菊坡精舍询愚柜院长陈澧门下,并得其舅翰林院编修张鼎华教诲。梁鼎芬于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赴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房师善化龚先生(名镇湘)。鼎芬时年18岁,光绪六年庚长(1880)中进士,殿试点翰林,散馆授编修(点翰林之年22岁,入馆三年,散馆时26岁),是七品职。[5]
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在中法战争中,北洋大臣李鸿章一味主和,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指责李鸿章与法国议约时在中越问题上处理失当。梁鼎芬却因此疏开罪慈禧,以“妄劾”罪,被连降五级,到太常寺去做司乐小官,自镌一方“年二十七罢官”小印,愤而辞官。出京返粤之时,送行诗文盈筐,这时鼎芬27岁,当时有人题两句有趣之语:“梁星海辞官之年,苏老泉发愤之日”。[5]
梁鼎芬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离京回粤,次年三月[3],两广总督张之洞看重其学问风骨,荐他做惠州丰湖书院院长[5]。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冬,调长端溪书院,亦年余,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调长广雅书院,都是两广总督张之洞所荐。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调两湖总督遣缺由李瀚章继任,鼎芬以恩知他迁,与新督情谊阂隔,遂离广雅,由李瀚章另聘朱一新为院长。朱的教育宗旨,仍与鼎芬同,亦即鼎芬在丰湖主讲之宗旨。鼎芬离广雅后,养疴读书,不问世事,曾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张之洞荐长岳州书院,1897年辞岳州院长,不久又任钟山书院院夜拒叠长,两湖书院院长。[3]
梁鼎芬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奉上谕,以知府发往湖北,遇缺补用。旋任武昌府知府,历署盐法道,授安襄郧荆道,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又奉上谕,授湖北按察使,兼署鄂藩(湖北布政使)。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至光绪三十三埋举年(1907年)12月,共从政七年,在此七年中,表扬师友,举荐人才,请旌正直,请建学校,请除种族界限,各有专文。[3]
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宣统委梁鼎芬为广东宣慰使。及辛亥光复,广东人欲举他为都督,他星夜离粤赴沪,避居泥墙桥麦根路森德里一陋室。民国元年,梁鼎芬至汉口,迎端方(清钦差大臣)灵柩,寓于旅馆。有两湖旧生石龙友等三人,请他重在鄂办学,他拂袖迳去,即北上至易县梁格荘戏签拘腿战狼再,与遗老筹商崇陵种匙旬陵树事。[6]
自民国三年(1914年)起,梁鼎芬任清室的崇陵种树大臣三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成活十余万本。至1917年值毓庆宫,做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1919年11月14日,梁鼎芬在北京病逝,清赐谥“文忠”,葬在梁格荘,崇陵右旁的小山上,崇陵有种树庐,系梁鼎芬生前种树时所住[6]。临终前,他遗言不可刻其诗集:“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
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丰湖书院建楼三楹,名“丰湖书藏”,使书院藏书有4万余卷,是广东著名的书院藏书之一,并订有《丰湖书藏四约》,其他各书院也纷纷仿效建有藏书楼。他捐书给镇江“焦山书藏”藏书有1 092部。光绪末年,湖北省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的相继建立,使他产生了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想法,于1911年在家宅广州大东门内榨粉街93号太史第成乐煮立“梁祠图书馆”,所藏者十之八九为旧学书,十之一二为新学书[1]。订有规程23条及观书、抄书、借书、读书、捐书约,开放给各地学堂学生使用。他的私人藏书亦达10余万卷,藏书处有“葵霜阁”、“千钩堂”。藏书不重宋元旧椠,而以丛书、清人文集、地方志较多,尤以湖北的方志尤为详备。史传他拒绝收藏袁枚、龚自珍的作品。藏书楼名颇多,有“栖凤楼”、“毋暇斋”、“寒松馆”、“敝牛斋”等。1919年梁鼎芬去世后,其子将所存藏书二万余册,捐给了广东图书馆(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数量相当于当时省馆藏书总量的两倍。[1]
梁鼎芬生平喜读书,性嗜酒,擅长书法诗文,与张之洞、陈三立、康有为常有诗书往来。诗词多慷慨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有《节庵先生遗诗》及拜泪犁续编、《节庵先生遗稿》及剩稿、《节庵先生扇墨》等行世。
1888年,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即现广东省广雅中学),梁鼎芬为广雅书院第一任校长。1895年康有为欲在上海创强学会时,张之洞也正苦于寻求救世之道。因此,深知张之洞心思的梁鼎芬极力促成张、康合作。是年11月康有为来到江宁。此时,张之洞正因次子溺死而伤痛不已。梁鼎芬为替其排忧,生出一策,劝张之洞与康有为谈书论说“藉以排遣”。经梁鼎芬牵线,康有为在江宁居20余日,与张之洞隔日一谈,每至夜深,从而得以“合请香涛为发起人”,促成张之洞慨然应允捐资银两作为会费。
梁鼎芬还极力促成张之洞支援、赞助《时务报》创刊。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即受北京强学会牵连而停办。1896年1月20日,顽固守旧人物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北京强学会因而被查禁。张之洞闻之恐受牵连,立即电嘱停办上海强学会。但维新人士并未就此放弃维新变法宣传。黄遵宪与汪康年欲筹办《时务报》。为谋求张之洞支援,他们屡次致函梁鼎芬求援。为开报馆事梁鼎芬鼎力相助,“屡向南皮言之”,最后促使张之洞支援《时务报》,使得该报于1896年8月9日创刊,亦使张之洞救国心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释怀。
但梁鼎芬毕竟不是维新派。对待维新,他与幕主张之洞态度基本相同。他试图将维新活动纳入“中体西用”的洋务轨道,于是他又成为张之洞干预《时务报》的中介人。在《时务报》刊行过程中,梁鼎芬总是“严加匡正”。对与“中体西用”洋务纲领相契合者,表示欲作“楹贴”予以称赞;对越出“中体西用”轨迹的,则极力抑压。当1897年11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刊发《变法通议》大倡民权时,他则警示汪康年“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并责问汪“弟自云不附康,所以至是?”要求汪康年“处华夷纷杂之区……当存君国之志,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1898年康、梁组织保国会后,顽固守旧派诋毁排斥之势日盛,帝后党争如箭在弦。几经政治风雨的张之洞谙熟政局,因而深恐自己被人揭露与维新派的关系,急欲表明在政治上忠于慈禧而有别于康、梁的心迹。但他又犹豫不决,便向梁鼎芬谋求对策。梁鼎芬审时度势,认为“康梁必败”。因此,他劝张明确划清与维新派的界限。
在梁鼎芬的谋划下,张之洞便将那提倡变法的《强学篇》大加修改,易名为《劝学篇》,其内容以忠君爱国、尊经守道为说教,隐示新法不可行、旧法不可变之意。随后,梁鼎芬、朱一新等又将书中忠君卫道部分加以检注,重编成册,而后收入《翼教丛编》,成为反对维新之代表作。又将《劝学篇》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表示反对变法之态度。可见,张之洞《劝学篇》的问世与梁鼎芬的影响不无关系。
此间,张之洞还欲创办自己的舆论阵地──《正学报》,“以昌明正学,宏扬圣道”,表其忠君卫道立场。张之洞将重任委于梁鼎芬。梁鼎芬不负张之洞厚望,以笔代刀,口诛笔伐康党为“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其疏劾维新志士的文章“词气壮厉”,忠君情切,被“合刊千本,分散两湖人士”,颇有影响力。梁鼎芬的所作所为,使张之洞在戊戌政变的风波中站稳脚跟。
义和团运动时期,梁鼎芬又促成张之洞镇压自立军起义。1900年春夏之交,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时,张之洞门生、维新派唐才常等领导自立会成立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在对待自立军问题上,起初张之洞态度暧昧。当时,唐才常托人劝告张之洞接受自立军的拥护,宣布两湖独立,张之洞观望形势,不表态,也不干涉。梁鼎芬惟恐张之洞“心慈手软”,而“与佛尘合作”,故针对此事致函张之洞,以忠孝之道警示“祸将不测,看此举动,明系合伙同谋,妄思欺夺君权,破裂孔教……杀贼报国,肃清海宇,功有专属,责有专归,此等大事,当语仁公,首先料理。”并悚以危言,若“隐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此时纵有百部守约书,百处正学报,百间武备学堂,于事已恐无济。”为达到说服的目的,梁鼎芬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在梁鼎芬的苦劝下,张之洞审时度势,于1900年8月22日,在英国人配合下逮捕了唐才常等人。紧要关头,梁鼎芬又协助张之洞作出决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总之,在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梁鼎芬推波助澜,挡风遮雨,尽其能事,力助张之洞度过晚清政局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他不愧为张之洞身边智囊中最为得力的幕僚之一。
1892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建两湖书院,遂邀梁鼎芬出任史学分教,主讲中学。自此,梁鼎芬与张之洞几乎形影不离,成为张之洞创办近代教育的得力助手。1894年张之洞代刘坤一署两江总督,复聘梁鼎芬任钟山书院山长。1895年底,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梁鼎芬亦辞别钟山书院随之到湖北。湖北是张之洞悉心经营之地。自1889年任总督一直到1907年进京,张之洞督鄂近18年之久,其中尤以办教育功绩最为卓著,而梁鼎芬正是最得力的助手。张继煦在谈到张之洞督鄂时说,“惟鼎芬之于学务,……公实倚之”。
在梁鼎芬的努力下,两湖书院被改造为培养通经致用人才的新式书院。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均突破八股制的旧式书院风格。他负责制定的《两湖书院章程》则成为近代新式书院的范本。书院所聘教员皆为新旧学兼习的饱学之士,如经学教员易顺鼎,史学教员汪康年、杨锐,文学教员杨守敬等,都是旧学各有专长,新学亦有素养者。
1902年,梁鼎芬又对两湖书院进行改造,更名为两湖高等学堂,课程调整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学、理化学、财政学、兵事学等八门,使两湖书院演变为包括文、理、法三科的高等学堂,开两湖大学预科学堂设立之先河,为清末地方书院改制提供了借鉴。梁鼎芬还辅佐张之洞筹办农务、工艺、军事等各类专业学堂。1896年他辅佐张之洞创设武备学堂,次年又筹设农务学堂。在兴办各类新式学堂的过程中,鉴于师资力量不足,尤其是中学师资更为匮乏的状况,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了第一所湖北师范学堂,梁鼎芬出任监督,具体负责学校一切管理事宜。在师范学堂,梁鼎芬除设置普通课程外,还增加了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和学校管理法等学科,并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场所,湖北师范教育初具近代规模。
1904年,为进一步缓解各处学堂急缺教员的问题,梁鼎芬督同胡钧等将两湖高等学堂(原两湖书院)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分设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等,将两湖总师范学堂建成可容纳1200多人、具有近代学校性质的师范学堂。学校建成后,梁鼎芬被张之洞任命为学校监督,悉心秉承张之洞意旨,“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竭尽全力培养“读正史”、“崇正学”,志在挽救中国贫弱的育人之师。在张之洞与梁鼎芬的共同努力下,两湖总师范学堂培养出大批具有近代文化素质的师资队伍,为普及近代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梁鼎芬还协助张之洞开展近代留学教育事业。1898年,他助张之洞实现派吴禄贞、吴祖荫等20人赴日本学习军事一事。1899年他们将12名学生派往日本学习农、工、商。1902年7月,又将30名师范学生派往日本。对倡办游学二人不遗余力且乐此不疲。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梁鼎芬说:“游学东洋学生,已派20名。写信之日到,一切甚费心力。与南皮合办成此一事,……当一快也。”其欣慰之情跃然纸上。
梁鼎芬与张之洞共同创办了近代军事教育。1902年,他与张之洞商议在湖北创武高等学堂二所,一所“募德国教习三员教之”,分设战法、舆地、测绘、军械、炮队学等10门学科;另一所“略仿日本户山学校,专取在营已有阅历之武职官弁队目,而又文理明顺者充选,使之研求学术,增进智略,募日本教习五员教之”,设课目13门。他们力图通过对军事人才的培养,整饬落后废弛的武备,提高清军战斗力,从而拯救衰颓在即的清王朝。
1904年,梁鼎芬担任张之洞所创新军营务处首席提调。湖北新军的成长与他的苦心经营息息相关。他“以一身兼新军训育统领重任”,领导新教育,于新军之孕育养成,为功至伟。张之洞、梁鼎芬经办新军本来是希望维护朝廷统治。但事与愿违,湖北新军恰恰是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因而梁鼎芬“实亦间接有助于辛亥革命”。
梁鼎芬还是张之洞改革旧式教育体制的高参。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省成立全省学务处,主管全省公、私立大、中、小学堂及留学事宜。梁鼎芬即担任学务处文学堂总提调,具体掌管全省文学堂教育行政管理,负责制定与检查各学堂的课程、学生毕业年限、教职员的任用等。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相当于省教育厅一级的管学机构。1904年,张之洞在文武学堂总提调之上设学务处总提调一职,又让梁鼎芬担此重任,全权负责管理湖北全省教育工作。梁鼎芬对自己和张之洞开创的教育业绩颇感自豪,曾自题门联“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
再入庙堂之高的梁鼎芬仍操守如旧,并不看重头上这顶乌纱帽,更不因早年“建言获罪”而却步。先具折奏请化除满汉界限,继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宫觐见皇上和太后,当面弹劾慈禧晚期宠臣,指斥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同时,梁鼎芬还弹劾直隶总督袁世凯,说他“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
光绪卅四年(1908),皇帝和太后先后死去,梁鼎芬“奔赴哭临,越日即行”。当时,张之洞已以军机大臣入阁管理学部事务,但其并不前往拜谒而求进身。第二年张之洞死,梁鼎芬闻之亲往送葬直至原籍南皮。至武昌革命党人举事,梁再入北京,得到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推荐,又奉命以三品京堂候补。不久,奉派为广东宣慰使,其时南方正燃烧革命烈火,梁鼎芬无法赴任,乃两度前往梁格庄清西陵,叩谒光绪皇帝的暂安之殿,在梓宫前“瞻仰泣涕”,为表达其景仰思念之情,还在寝殿外面露宿。然而,直到宣统皇帝退位,其候补身份,也未获实授。
梁鼎芬,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法越事亟,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报。旋又追论妄劾,交部严议,降五级调用。张之洞督粤,聘主广雅书院讲席;调署两江,复聘主锺山书院;又随还鄂,皆参其幕府事。之洞锐行新政,学堂林立,言学事惟鼎芬是任。
拳祸起,两宫西幸,鼎芬首倡呈进方物之议。初以端方荐,起用直隶州知州;之洞再荐,诏赴行在所,用知府,发湖北,署武昌,补汉阳。擢安襄郧荆道、按察使,署布政使。奏请化除满、汉界限。三十二年,入觐,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又劾直隶总督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谄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威遂为我朝二百年来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心。言尽有泪,泪尽有血。奕劻、世凯若仍不悛,臣当随时奏劾,以报天恩”。诏诃责,引疾乞退。两宫升遐,奔赴哭临,越日即行,时之洞在枢垣,不一往谒也。次年,闻之洞丧,亲送葬南皮。
及武昌事起,再入都,用直隶总督陈夔龙荐,以三品京堂候补。旋奉广东宣慰使之命,粤中已大乱,道梗不得达,遂病呕血。两至梁格庄叩谒景皇帝暂安之殿,露宿寝殿旁,瞻仰流涕。及孝定景皇后升遐,奉安崇陵,恭送如礼,自愿留守陵寝,遂命管理崇陵种树事。旋命在毓庆宫行走。丁巳复辟,已卧病,强起周旋。事变忧甚,逾年卒,谥文忠。
梁鼎芬书法初学柳公权、饶爽健刚劲之气。中年后兼取法黄山谷、褚登善,细筋入骨,撇捺加长,笔道细而劲,极富创造性,风骨棱棱,颇如其人。近代简经纶评介其书法:“秀雅绝伦。” (见《琴斋论书》一文载《广东文物》)。王森然对其诗评介:“工于为诗,清辞丽句,机抒自秉,非近代摹宋诸家所及”,又评其书:“先生书体,早年近黄、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写崇陵全徽碑,豪迈变为谨饬矣”(见《近代名家评传》)。麦华三评其书:“笔力则力透纸背,而墨彩则凸出纸上,透逸之气,扑人眉宇,匪唯用笔之精,兼得用墨之妙” (见《岭南书法丛谈》一文载《岭南书论》上卷)。陈永正以为:“梁氏书法,最佳者仍是他的信札,随意写成,流利飘逸,行书中有草意者尤为杰出”(见《岭南书法史》)。观其作品,用笔多用侧锋入,斩钉截铁,起笔干净利落,精熟练达,瘦劲古雅。晚年曾留下“我生孤苦,学无成就, 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世也”的多次遗言,故其真迹传世甚少。
五老峰前松有鹤;
百尺楼上人如龙。
行人看尽东西水;
我佛能谈南北朝。
——赠钲江焦山寺僧云帆
能论佛法先无我;
解说儒书尚有人。
——赠焦山寺僧鹤洲
运甓习勤,当念陶公栽柳意;
同舟共济,敢忘士雅渡江心。
往事忆觚棱,身别修门二十载;
新阳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
三见快园花,小住都欣春满户;
——题武昌盐法道署快阁
望断玉峰影,前生傥是顾宁人。
——挽于式枚
徐园壬子春,同拾落花齐下泪;
——挽麦孟华
密策释兵权,报国同心知我最;
归魂恋亲草,题图无句负公多。
——挽瞿鸿禨
零落雨中花,春梦惊回栖凤宅;
绸缪天下事,壮心销尽石鱼斋。
——题武昌夫人居处栖凤斋,石鱼斋为梁读书精舍名
胡安定教学者,爱若子弟,有如父兄。
——题武昌师范
为学通汉宋,为政贯中西,一代大师成相业;
其心质鬼神,其才兼文武,九州正论在人间。
——挽张之洞
升沉由天,毁誉由人,叹一代奇才,沦落至此;
寤寐于朝,醒醉于世,想平生风仪,凄怆何如。
——挽张佩纶
甲申之捷,庚子之电,战功先识孰能齐,艰苦一生,临殁犹闻忠谏语;
——挽张之洞
【斋中读书】
圣人去我远,存者六籍纷。遗迹非口授,从生观甚勤。
往往一师说,反复万口云。吾闻易蛊象,育德而振民。
苟徇所不屑,戈矛已相因。前有千年书,后有万载人。
何以立天地,上答君与亲。愿持白日心,光明照星辰。
为学如登山,来万陟者仅。徐行必无踬,阔步不到峻。
多病光阴负罪身,天恩今许作闲人。堂堂千载蹉跎去,了了余生涕泪新。
足茧风尘鬓有丝,政行井邑口成碑。众人欲杀我何忍,作吏能狂斯已奇。
【出都留别往还】
白云迢递心先往,黄鹄飞骞世岂知。兰佩荷衣好将息,思量正是负恩时。
【重至长沙写哀】
浮世蓬根不道怜,秋怀到此更追牵。再寻旧巷悲回辙,独泫愁春泪彻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