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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万字、共1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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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 在我们面前。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朝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跟。《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班固无罪开释，汉明帝赐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
汉明帝颇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秩俸为六百石，后转迁为郎。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轻”的典故。班固又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怀恨未忘。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之机，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以汉朝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字。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
纪
虽写法与《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及《平帝纪》等。由于《汉书》始记汉高祖立国元年，故将本在《史记·本纪》的人物，如项羽等，改置入“传”中；又由于汉朝东汉时期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政权——新朝，故将王莽置于“传”中，贬于传末。
表
《汉书》中的“表”共八篇，多依《史记》旧表，而新增汉武帝以后的沿革。
后二篇为《汉书》所增，包括：《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其中的《古今人物表》，班固把从三皇五帝到秦楚之际的著名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分为四类九等，表列出来；《百官公卿表》则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官制。
志
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史记》中的“书”为“志”。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将《史记》的“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将“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将“平准书”改为“食货志”。
传
至于传的篇名，除《诸侯王传》外，一律均以姓或姓名为标题。
此外，又仿“太史公自序”之意，“列传”最后一篇作《叙传》，述其写作动机、编纂、凡例等。“列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列传”各篇后均附以“赞”，即仿《史记》篇末“太史公曰”的体例，说明作者对人或事的批评或见解。
目次 |
卷次 |
卷中人物（括号人物为附传） |
|---|---|---|
陈胜项籍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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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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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耳陈余列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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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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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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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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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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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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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燕吴传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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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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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元王传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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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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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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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7 |
|
高五王传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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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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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曹参传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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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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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陈王周传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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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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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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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1 |
|
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
卷42 |
|
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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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3 |
|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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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4 |
|
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
卷45 |
|
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
卷46 |
|
文三王传第十七
|
卷47 |
|
贾谊传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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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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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盎晁错列传第十九
|
卷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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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冯汲郑传 第二十 |
卷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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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邹枚路传 第二十一 |
卷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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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田灌韩传 第二十二 |
卷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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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
卷53 |
|
李广苏建传 第二十四 |
卷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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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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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5 |
|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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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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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
|
卷57 |
|
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第二十八
|
卷58 |
|
张汤传第二十九
|
卷59 |
|
杜周传 第三十 |
卷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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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李广利传 第三十一 |
卷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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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
卷62 |
|
武五子传 第三十三 |
卷63 |
|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
卷64 |
|
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
卷65 |
|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
卷66 |
|
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
卷67 |
|
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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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68 |
|
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
卷69 |
|
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
卷70 |
|
隽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
卷71 |
|
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
卷72 |
|
韦贤传第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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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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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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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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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
卷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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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
卷76 |
|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
卷77 |
|
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
卷78 |
|
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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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9 |
|
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
卷80 |
|
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
卷81 |
|
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
卷82 |
|
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
卷83 |
|
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
卷84 |
|
谷永杜邺传 第五十五 |
卷85 |
|
何武王嘉师丹传 第五十六 |
卷86 |
|
扬雄传第五十七
|
卷87 |
|
儒林传第五十八
|
卷88 |
|
循吏传第五十九
|
卷89 |
|
酷吏传 第六十 |
卷90 |
|
货殖传 第六十一 |
卷91 |
|
游侠传第六十二
|
卷92 |
|
佞幸传第六十三
|
卷93 |
|
匈奴传 第六十四 |
卷94 |
|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第六十五 |
卷95 |
|
西域传 第六十六 |
卷96 |
西域 |
外戚传第六十七
|
卷97 |
|
元后传第六十八
|
卷98 |
|
王莽传 第六十九 |
卷99 |
|
叙传第七十
|
卷100 |
汉书叙例
储君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综九流，观炎汉之余风，究其终始，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宏赡，以为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砂，蔡氏纂集尤为牴牾，自兹以降，蔑足有云。怅前代之未周，愍将来之多惑，顾召幽仄，俾竭刍荛，匡正睽违，激扬郁滞，将以博喻胄齿，远覃邦国，弘敷锦带，启导青衿。曲禀宏规，备蒙嘉惠，增荣改观，重价流声。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驽蹇之足，终惭远致。岁在重光，律中大吕，是谓涂月，其书始就。不耻狂简，辄用上闻，粗陈指例，式存扬搉。《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爱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爱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学者又斟酌瓒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无明文，未足取信。蔡谟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自此以来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浅，不加隐括，属辑乖舛，错乱实多，或乃离析本文，隔其辞句，穿凿妄起。职此之由，与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谟亦有两三处错意，然于学者竟无弘益。
《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核古本，归其真正，一往难识者，皆从而释之。
古今异言，方俗殊语，未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流遁忘返，秽滥实多。今皆删削，克复其旧。
礼乐歌诗，各依当时律吕，修短有节，不可格以恒例。读者茫昧，无复识其断章，解者支离，又乃错其句韵，遂使一代文采，空韫精奇，累叶钻求，罕能通习。今并随其曲折，剖判义理，历然易晓，更无疑滞，可得讽诵，开心顺耳。
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六艺残缺，莫睹全文，各自名家，扬镳分路。是以向、歆、班、马、仲舒、子云所引诸经或有殊异，与近代儒者训义弗同，不可追驳前贤，妄指瑕纇，曲从后说，苟会扃涂。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亦犹康成注《礼》，与其《书》《易》相偝，元凯解《传》，无系毛、郑《诗》文。以类而言，其意可了。爱自陈、项，以讫哀、平，年载既多，综缉斯广，所以纪传表志时有不同，当由笔削未休，尚遗秕稗，亦为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随手率意，遂有乖张。今智穷波讨源，构会甄释。
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传无所存，具列如左：
伏俨字景宏，琅邪人。
刘德，北海人。
郑氏，晋灼《音义》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瓒《集解》辄云郑德。既无所据，今依晋灼但称郑氏耳。
李斐，不详所出郡县。
项昭，不详何郡县人。
晋灼，河南人，晋尚书郎。
臣瓒，不详姓氏及郡县。
郭璞字景纯，河东人，晋赠弘农太守。(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
景祐刊本校语
诏送翰林学士张观等详定闻奏，又命国子监直讲王洙与靖偕赴崇文院雠对。二年三月，靖又上言：“案颜师古叙例云：班固《汉书》，旧无注解，唯服虔、应劭等各著音义，自名其家。至西晋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二学当否，号曰《汉书集注》。永嘉之乱，此书不至江左。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见，续厕其末，掎摭前说，多引《汲冢竹书》，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凡称集解、音义，即其书也，蔡谟全取此书散入众篇，自是以来，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时，皇太子承乾命颜师古更加刊整，删繁补略，裁以己说，儒者服其详博，遂成一家。总先儒注解，名姓可见者二十有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阙载者殆半。考其附著及旧说所承注释源流、名爵、年次，谨条件以闻望德，刻于本书之末，庶令学者启卷具知。”奏可。今列之如左：
荀悦，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服虔，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应劭，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伏俨，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刘德，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郑氏，旧传晋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瓒以为郑德。今书但称郑氏。
李斐，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李奇，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邓展，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文颖，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张揖，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苏林，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张晏，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如淳，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孟康，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项昭，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韦昭，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晋灼，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刘宝，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4]
臣瓒，不知何姓。案裴骃《史记序》云，莫知氏姓。韦稜《续训》又言未详，而刘孝标《类苑》以为于瓒，郦元注《水经》以为薛瓒。姚察《训纂》云，案《庾翼集》于瓒为翼主簿、兵曹参军，后为建威将军。《晋中兴书》云，翼病卒，而大将军于瓒等作乱，翼长史江虨诛之。于瓒乃是翼将，不载有注解《汉书》。然所采众家音义，自服虔、孟康以外，并因晋乱灭，不传江左。而《高纪》中瓒案《茂陵书》、《文纪》中案《汉禄秩令》，此二书亦复亡失，不得过江，明此瓒是晋中朝人，故得具其先辈音义及《茂陵书》《汉令》等耳。蔡谟之江左，以瓒二十四卷散入《汉书》，今之注也。若谓为于瓒，乃是东晋人，年代前后了不相会，此瓒非于足可知矣。又案《穆天子传》目录云，秘书校书郎傅瓒校古文《穆天子传》，已记《穆天子传》者，汲县人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今《汉书音义》臣瓒所案，多引《汲书》以驳众家训义，此瓒疑是傅瓒。瓒时职典校书，故称臣也。颜师古曰，后人斟酌瓒姓，附之傅族耳，既无明文，未足取信。
郭璞，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蔡谟，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崔浩，以下内容同《汉书叙例》
颜籀，字师古，雍州万年人。唐中书侍郎，兼通直散骑常侍、秘书少监、弘文馆学士，封琅邪县子。
二年九月校书毕，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损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5]
《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原因。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灭亡，将《高帝纪》置于首篇。《汉书》中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西汉末年刘歆著《三统历谱?世经》，构建了一套系统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主要观点之一便是以“汉为尧后”。《汉书?高帝纪》据此整理自唐尧至刘邦的具体世系，系统宣扬“汉为尧后”。但刘歆宣扬“汉为尧后”说，是希望刘汉皇朝能像唐尧禅位于虞舜一样禅位于王莽，因而是为了服务于汉政权和平过渡的政治需要；而班固宣扬“汉为尧后”说，则是有鉴于刘邦“无土而王”，需要从神意角度做出历史解说，为刘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高帝纪》所述刘氏世系并非班固凭空杜撰，而是依据《左传》的记载得来的。《左传》涉及刘汉世系的记载主要有三处：一是文公十三年，叙述了刘氏先人士会逃到秦国，晋人设计将他骗回。留在秦国的部分家眷改以刘为氏。交代刘氏的来历。二是襄公二十四年，士会之孙范宣子历数自己的世系。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三是昭公二十九年，借晋史蔡墨答魏献子的话，叙述自刘氏先人刘累到成为范氏的过程。《高帝纪》糅合《左传》三处记载，外加刘向之说，补上了士会留秦一支从秦迁至魏再迁至丰的过程，而高祖正是出自该支。顾颉刚指出：“言刘氏为其后的只有《左传》和图谶，五经家则从无是说。《左传》编于刘歆之手，图谶起于哀平之间，这一说的来源也就可想而知”。班固依据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理论，勾勒出了一个自伏羲氏而至刘汉的天命王权体系，“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贴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汉书?高帝经赞》）。通过作《高帝纪》，班固依据《左传》关于刘氏世系的论述，考究出了一个自唐尧至刘邦的刘氏家族世系。班固正是借助于这两个系统的建立，从而对刘汉皇朝的历史统绪做出了神意化的解释。所以，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正统史观的主要内容。[8]
《汉书·董仲舒传》与《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董仲舒传》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汉书》将集中体现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天人三策》完整地收入《汉书·董仲舒传》，并在“赞”中列举了刘向、刘歆和刘向曾孙刘龚等人对董仲舒的评价，其中刘向的评价最高，认为董仲舒有虽伊吕不以加的“王佐之材”；而刘歆、刘龚则认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班固充分认识到了《天人三策》所宣扬的天人感应思想对西汉武帝以后整个思想界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影响。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灾异学说，被刘向、刘歆等人进一步发扬，用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由班固整理，体现东汉官方意识形态的《白虎通》中的《封禅》《灾变》总结前代学者的灾异理论说，“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白虎通·封禅》）；“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白虎·通灾变》）。集中反映班固灾异思想的《汉书?五行志》，正是通过记载董仲舒、刘向和刘歆等人的灾异理论，夹杂自己的灾异观点编成的。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两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把历史上和当时的各种自然现象和灾异与社会人事等联系起来，阐释自己对历史、政治、现实的看法。例如记述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刘向以为是由于齐桓公好色，宠信女子，以妾为妻，嫡庶数更，故致大灾。董仲舒也以为，齐国不守纲常礼教，故遭天灾惩戒。十八年“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董仲舒以为王室将乱，而诸侯莫救，未担负其保卫王室的责任，故上天降灾于四国，预示其将灭亡。刘向以为，宋、陈两国是王者之后，卫、郑两国与周同姓也，却都外附于楚国，没有尊周室之心，故天灾四国。西汉惠帝四年十月，未央宫两次发生火灾，班固借刘向之口解释为因吕太后杀赵王如意，残戮其母戚夫人，立惠帝姐姐鲁元公主的女儿为皇后，残忍暴虐，悖乱纲常，因此凌室和织室两处分别发生火灾。凌室是皇宫供养饮食之处，织室是供奉宗庙衣服之处，这两次灾祸等于告诫皇室没有供奉宗庙之德，祭祀将会断绝。后来惠帝果然无后，众大臣诛吕氏而立文帝。[8]
《史记》通记古今人物，立《陈涉世家》《项羽本纪》。《汉书》认为尊立项羽于《本纪》，冠于汉代帝王之上，不合礼法，体例不严;陈胜于秦末称王，数月而败，身死无子，所以也不应列为《世家》。因此，班书将陈、项俱改为《列传》，就是要严格维护儒家纲常礼法。
《史记》于《高祖本纪》后即继以《吕后纪》，而孝惠帝在位七年，竟然删削不载。班固认为，虽然当时朝政皆出于吕后，但惠帝并未被废，名义上还是天子，孔子修《春秋》，于鲁昭公流亡他国，每岁书“公在乾侯”，《史记》的体例与孔子修《春秋》“尊尊亲亲”的观点不合，实际上破坏了礼法秩序。此外，《汉书》大力表彰征伐匈奴的卫青、霍去病等人功绩，以及出使西域、匈奴的张骞、苏武等坚贞不屈和一心向汉的气节。例如《卫青霍去病传》记述苏建劝卫青招贤纳士，壮大势力，卫青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在《酷吏传》中对酷吏也多有回护，认为他们“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他还极力批评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乱法，其目的实际上都是在宣扬儒家“尊王攘夷”“君君臣臣”的纲常秩序。[8]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 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中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刑法志》系统地叙述了国家律令，为研究中国律法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行政区划、户口，物产、经济、民情等内容。
《汉书》史料来源，武帝前为《史记》。后一为其父书，二为各家所续《史记》，三为其它记载。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也认为：“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7]
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 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 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 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
《读汉书杂志》（清朝·王念孙），《汉书注校补》（清朝·周寿昌），长于音训和文义。《汉书疏证》（清朝·沈钦韩）， 《汉书辨疑》（清朝·钱大昭），《汉书管见》（清朝·朱一新），《汉书琐言》（清朝·沈家本），精于考证，训诂和校勘也颇有可取。《汉书窥管》（民国·杨树达），长于训诂校勘。
清末的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强，成就斐然，至 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等人的观点，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的《校书八表》、梁玉绳的《人表考》、杨守敬的《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宋代王应麟作《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对三百八十多种图书进行了详细考订，“所考证者，汉书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子非子产所杀、庄忽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逄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又收未录之书二十七种，“《易》类增《连山》、《归藏》、《子夏易传》；《诗》类增《元王诗》；《礼》类增《大戴礼》、《小戴礼》、《王制》、《汉仪》；《乐》类增《乐经》、《乐元语》；《春秋类》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归》、《素王妙论》；法家增《汉律》、《汉令》；纵横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传》、《甘氏岁星经》、《石氏星经》、《巫咸五星占》、《周髀》、《星传》……”，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书艺文志》的学术著作。王应麟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忠臣》归入“阴阳家”是不恰当的，又考定皇甫谧所云《伊尹汤液》即《汉书·艺文志》之《汤液经法》。又如：“老子指归不著录隋志：十一卷，严遵撰。列子释文云：遵，字君平，作指归十四篇，演解五千文。”清人姚振宗又作《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补书三十四种。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分为纪12篇，主要记载西汉帝王的事迹；表8篇，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等；志1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传70篇，主要记载各类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
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书”，《汉书》改称“志”。
《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
《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开创断代史体例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汉朝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汉朝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汉朝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确立书志体
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开创目录学
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汉书·艺文志》还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的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保存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中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神化汉朝西汉时期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汉朝东汉时期的正统性和神化汉朝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 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汉书》的版本很多，唐朝以前的版本多已佚失。
清朝刊印的“殿本”和“局本”都是《汉书》较好的版本。
颜师古注《汉书》是集注本。
一是北宋仁宗时期刊刻的景祐本。据王先谦《汉书补注叙例》:“颜注《汉书》，至宋仁宗景祐二年，韶州余靖为秘书丞，奏言文字舛讹，命与王沫同校。靖撰《刊误》一书，增入江南张泌校说六条，所谓景祐刊误本也。”因该本改正之处颇多，故又称其为“景祐刊误本”。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卷二中评论曰:“唯是乃景祐二年监本，独存北宋时面目。惜补板及剜损处无从取证，然据是可以求其添改之迹。”景祐本为现存最早之《汉书》刻本，此处肯定了对景祐本所做工作，但只可惜景祐本经流传数代后已不完整。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载近代商务印书馆百衲本《汉书》即以宋景祐本刊刻而成，由此可窥其大概。此本《汉书》一百二十卷:本文后题“二年九月校书毕，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损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字”，与监本首载宋景文所用参校诸本中之《景祐刊误本》合。下面将景祐本与监本做以比较:《高纪》二年六月“置中地郡”，服虔注:“中地，在扶风。”监本载:“宋祁曰，注文‘在扶风’，《刊误》改‘在’字作‘右’。”此本正作“右”。钱大昕《养新录》中《汉书考异》正监本之讹，而与景祐本相合者有十几处。现核对此本，如哀纪“二年春正月”，“二”上无“元寿”二字。《百官公卿表》“宣平侯张欧”不作“宁平俞侯”;“栾贲”不作“乐贲”。《五行志》“能者养以之福”，不倒作“之内”。《佞幸传》“龙思侯夫人”，不作“龙雒”;均对应相符。顾广圻手跋云:“是书向藏士礼居黄氏，后归艺芸书舍汪氏，钱宫詹所云景祐本，殆即于士礼居见是书也。”《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记述有宋本《前汉书》七十卷，其曰:“右宋景文公以诸本参校，手所是正，并附古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云林倪瓒在凝香阁谨阅。”与《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载相符，应为同一版本。黄丕烈题曰:“此北宋精刊景祐本汉书，为余《百宋一廛》中史部之冠，藏匿中三十来年矣，非至好不轻示人。”由此可见，宋景祐本为《汉书》善本中之精品，深为后世藏家所珍爱。此版保存了北宋版刻《汉书》的原本面貌，校刊精良，虽已失散部分内容，但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对其后的众多版本有较大影响。
另一是南宋宁宗时刊刻的庆元本，又称建安本。庆元本所依据之版本和注本，以及校刊成书情况，史籍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十七史商榷－监版用刘之同本》云:前明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甬川张邦奇修补监中十七史旧版，并添入宋辽金元，十一年七月成其《汉书》。所据建安书坊刘之同版也……余靖之后，又有宋文祁校本，凡用十六本参对而成。建安版即用景文本为正，又别采入诸家辩论凡十四家，刻于宁宗庆元中。既冠师古叙例于前，又附余靖宋祁原校所采先儒姓名书目。……其实两汉皆有三刘评论，虽与宋祁同时而祁却未采。今书已依赖之同采之得存。毛氏汲古阁版于颜注外仅存臣佖等五条，其余尽去之，不如监版所据之建安版为该备。《汉书补注叙例》又记载:“至宁宗庆元中，建安刘之问又取宋校本，更别用十四家本参校，又采入萧该《音义》、司马贞《索隐》、孙巨源《经纶集》、《学官考异》、章衡《编年通载》、杨侃《两汉博文》、《汉书刊误》、《楚汉春秋》、史义宗本《西京杂记》、朱子文《辨正》、孔武仲《笔记》、三刘《刊误》、《纪年通谱》，刻之为建安本。”
庆元本今世不多见，对后来的其他版本有较大影响，如南监本即采用建安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庆元间刊本《汉书》一百卷。其后为《汉书》目录，末有“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双行木记。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后又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的双行木记。日本学者尾崎康认为此本为黄善夫、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刊本，只不过是改刊了目录末的木记的后印本。由此可见，南宋庆元刊本《汉书》以宋祁校本为主，在此基础上又参校了熙宁本、卷子古本、史馆本、国子监本、陈和叔本、邵文伯本、谢克念本、杨伯时本、李彦中本、张集贤本、王性之本、赵德莊本、沈公雅本、王宣子本等另外十四家善本，逐一雠对。其每卷末题有“右宋景文公参校，手所是正，及数家辨疑，并附古注之末”或“宋景公自题此卷末云:除刊误已改正外，其别标志则予自得于他本，今将所标志者并附入于古注之末”(卷十二《平帝纪》后)等内容大致相同，措辞略有差异的注语，说明此刊本《汉书》基本是宗奉宋祁校本的。追其渊源，此刊本与现存刊刻时间较早、质量较好的“景祐本”又是一脉相承的。后代的明国子监本、清武英殿本都是承袭此本。此本改正了景德监本的很多错误，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中对此多有考证。此外，该刊本还将一些很有价值的名儒辩论附于宋祁的校语之后。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汉书》及西汉历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此部《汉书》流传颇为罕见，国内仅此一部。
另有始刊于南宋，毕工于元至正间的宋鹭州书院大字本。《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云:“《汉书》，宋鹭洲书院大字残本。半页八行，正文十六字，注文双行二十一字，每卷末皆记二行云。又将监本、杭本、越本及三刘宋祁诸本参校，其有同异并附于古注之下，又有正文若干字，注文若干字一行或二行在卷题后。……，字较宋景祐本尤爽目，惜仅‘景十三王传’、‘司马相如’两卷。”《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载有海宁吴槎客收藏的此本《汉书》，书云:“其行囊携得《汉书》残宋本数册，字尤悦目，在宋椠中信为佳刻。余所藏景祐本外郤(同隙)无别本可对，惟范史亦有此十六行十六字本与此本当是同出一时。卷第下撰书注，书亦分两行，蓋款式同也。其中字句之不同与注释之详略，余固未及取景祐本相勘，而纸墨精好有过之无不及矣。”可见，此残宋本与景祐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经辗转流传，已残阙不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