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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奭在汉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22]。地节三年四月戊申日（前67年5月24日[29]），刘奭被立为太子[25]。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35]），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26]。
- 全 名
- 刘奭
- 别 名
- 汉元帝
- 谥 号
- 孝元皇帝
- 封 号
- 皇太子(即位前)
- 庙 号
- 高宗(后被废除)
- 年 号
- 初元、永光、建昭、竟宁[20][32-34]
- 所处时代
- 西汉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京兆郡长安县（今陕西西安）
目录
史书凳旬坑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2]”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多应享’‘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3]”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汉元帝在位期间汉朝比较强阀验盛，但也是衰落的起点。豪强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4]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从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外戚、儒臣记询、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谜脚说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然而对于宦官兆立颈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誉乃她舟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前33年7月8日[20]），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12里处）。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孝元皇帝。太子刘骜登基，是为汉成帝。至光武中兴，去其庙号[1]。
元帝时期受儒家贤良文学财政思想的影响，减少了政府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干涉。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地主豪强势力对财源的侵占，以及土地兼并形势发展，财政收入渐少的形势是明显的。为此，元帝注重财政蓄积，不断推行节俭政策，如压缩皇室开支、毁郡国庙以减少宗庙祭祀费用、废除徙陵国策（汉初以来在帝陵附近重新建立县邑和迁徙关东豪民来守陵的政策）等。史载元帝时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但是，对于地主、豪强和商人的势力，重儒的元帝并没有加以约束。汉政府缩减国营事业以满足他们对财源的要求，而放弃徙陵不但肯定土地兼并的合理性，也加速他们对公私田的掠夺进程，以至于豪民坐大，中民破产，大量小农破产流亡，从而在根本上损害了以编户为基础的财政体系。[16]
- 经略匈奴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最后形成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与北匈奴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北匈奴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5]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扶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其部将陈汤对北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丝绸之路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应当肯定。[5]
元帝时，呼韩邪单于仍依附汉朝，并获得汉朝的物资援助。一些匈奴大臣劝其北去，汉使韩昌、张猛担心呼韩邪单于北去后难以约束，就与呼韩邪单于杀白马为盟，约定：“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尽管公卿们认为这一盟约辱国，但元帝还是追认了这一盟约。等郅支被汉朝诛杀之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17]
- 管理西域
汉元帝时，在西域重新设置了戊己校尉一职，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其时西域服从汉朝，唯独罽宾自恃绝远，其王乌头劳屡杀汉使。元帝时，汉朝立的新王阴末赴又杀汉朝赵德使团中副使以下七十余人，随后遣使上书谢罪，但汉元帝将其视为绝域，不接受，在县度遣散其使者，拒绝往来。[18]
- 平定西羌
- 放弃珠崖
初元元年（前48年），朱崖土著再次反叛，元帝出兵讨伐，但数年没有平定。贾捐之提议放弃朱崖，元帝认为放弃朱崖会“亏先帝功德”，派王商询问其详细理由，贾捐之遂上《弃珠崖议》。丞相于定国也鉴于“关东困乏，民难摇动”而赞成弃珠崖。最终元帝于初元三年（前46年）下诏撤销珠崖郡。[14-15]
- 汉宣帝刘询：乱我家者，太子也！
- 班固：①壮大，柔仁好儒。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②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宾礼故老，优繇亮直。外割禁囿，内损御服，离宫不卫，山陵不邑。阉尹之疵，秽我明德。[12]
- 崔寔：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
- 司马光：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7]
- 王夫之：论者徒见萧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张）焉、（匡）衡。乃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汉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断，然而无所伤于天下，石显仅逞于异己，而恶不及于民，国之元气未斵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凤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为篡弑之阶，然非元帝之宠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凤以大权，而帝无遗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虽然，其所自来，抑岂非元帝隐伏之咎肇于不测哉？帝以成帝耽燕乐为不能胜大位，而欲立山阳王，识之早也。重易国储，闻史丹之谏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负荷，而不择贤臣以辅正之，幸傅昭仪而迟回于山阳，遘重疾而忽忽不定，闻史丹之谏，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辅之言，无托孤之遗命，以听哲妇孺子之自求亲信，而王凤进矣。……元帝不能顾命史丹，而使凤得以私劳惑庸主，亦其暱爱山阳而愤然不恤之咎与！故曰：隐伏之咎，肇于不测也。[9]
- 毛泽东：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掘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
刘奭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此开始衰败。
汉元帝还是皇太子时，最宠爱的姬妾是司马良娣。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司马良娣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奭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她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那一年刘奭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刘奭伤痛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
王皇后挑选了王政君等五人，乘太子来拜见宣帝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很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王皇后立即令人将王政君送进太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也是一种不幸。
归附汉朝的属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曾三次入长安朝觐汉皇，并自请为婿，元帝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天子又难言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5]
陵冢为覆斗形，底部周长640米，高27.5米。陵西北500米处有王皇后墓。陵东北500米处有28座陪葬墓，排列有序,东西4行，每行7座，俗称"二十八宿"。南边一组陪葬墓原先可能有7座，又叫"七妃冢"。现存陪葬墓18座，主要陪葬者有王凤、王莽妻和冯奉世等。1996年在陵北500米处出土了一批玉器文物，有玉马、玉狮、玉熊、玉辟邪、玉鹰和玉俑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