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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奭在汉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22]。地节三年四月戊申日(前67年5月24日[29]),刘奭被立为太子[25]。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35]),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26]。
- 全 名
- 刘奭
- 别 名
- 汉元帝
- 谥 号
- 孝元皇帝
- 封 号
- 皇太子(即位前)
- 庙 号
- 高宗(后被废除)
- 年 号
- 初元、永光、建昭、竟宁[20][32-34]
- 所处时代
- 西汉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京兆郡长安县(今陕西西安)
目录
史书凳旬坑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2]”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多应享’‘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3]”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汉元帝在位期间汉朝比较强阀验盛,但也是衰落的起点。豪强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4]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从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外戚、儒臣记询、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谜脚说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然而对于宦官兆立颈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评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誉乃她舟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前33年7月8日[20]),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12里处)。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孝元皇帝。太子刘骜登基,是为汉成帝。至光武中兴,去其庙号[1]。
元帝时期受儒家贤良文学财政思想的影响,减少了政府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干涉。由于自然灾害频发,地主豪强势力对财源的侵占,以及土地兼并形势发展,财政收入渐少的形势是明显的。为此,元帝注重财政蓄积,不断推行节俭政策,如压缩皇室开支、毁郡国庙以减少宗庙祭祀费用、废除徙陵国策(汉初以来在帝陵附近重新建立县邑和迁徙关东豪民来守陵的政策)等。史载元帝时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但是,对于地主、豪强和商人的势力,重儒的元帝并没有加以约束。汉政府缩减国营事业以满足他们对财源的要求,而放弃徙陵不但肯定土地兼并的合理性,也加速他们对公私田的掠夺进程,以至于豪民坐大,中民破产,大量小农破产流亡,从而在根本上损害了以编户为基础的财政体系。[16]
- 经略匈奴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最后形成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与北匈奴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北匈奴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5]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扶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建昭三年(前36年),新一任西域都护甘延寿及其部将陈汤对北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40年,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丝绸之路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应当肯定。[5]
元帝时,呼韩邪单于仍依附汉朝,并获得汉朝的物资援助。一些匈奴大臣劝其北去,汉使韩昌、张猛担心呼韩邪单于北去后难以约束,就与呼韩邪单于杀白马为盟,约定:“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尽管公卿们认为这一盟约辱国,但元帝还是追认了这一盟约。等郅支被汉朝诛杀之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为消灭政敌而高兴,又畏惧汉朝的威力。[17]
- 管理西域
汉元帝时,在西域重新设置了戊己校尉一职,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其时西域服从汉朝,唯独罽宾自恃绝远,其王乌头劳屡杀汉使。元帝时,汉朝立的新王阴末赴又杀汉朝赵德使团中副使以下七十余人,随后遣使上书谢罪,但汉元帝将其视为绝域,不接受,在县度遣散其使者,拒绝往来。[18]
- 平定西羌
- 放弃珠崖
初元元年(前48年),朱崖土著再次反叛,元帝出兵讨伐,但数年没有平定。贾捐之提议放弃朱崖,元帝认为放弃朱崖会“亏先帝功德”,派王商询问其详细理由,贾捐之遂上《弃珠崖议》。丞相于定国也鉴于“关东困乏,民难摇动”而赞成弃珠崖。最终元帝于初元三年(前46年)下诏撤销珠崖郡。[14-15]
- 汉宣帝刘询:乱我家者,太子也!
- 班固:①壮大,柔仁好儒。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②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宾礼故老,优繇亮直。外割禁囿,内损御服,离宫不卫,山陵不邑。阉尹之疵,秽我明德。[12]
- 崔寔: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
- 司马光: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7]
- 王夫之:论者徒见萧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张)焉、(匡)衡。乃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汉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断,然而无所伤于天下,石显仅逞于异己,而恶不及于民,国之元气未斵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凤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为篡弑之阶,然非元帝之宠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凤以大权,而帝无遗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虽然,其所自来,抑岂非元帝隐伏之咎肇于不测哉?帝以成帝耽燕乐为不能胜大位,而欲立山阳王,识之早也。重易国储,闻史丹之谏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负荷,而不择贤臣以辅正之,幸傅昭仪而迟回于山阳,遘重疾而忽忽不定,闻史丹之谏,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辅之言,无托孤之遗命,以听哲妇孺子之自求亲信,而王凤进矣。……元帝不能顾命史丹,而使凤得以私劳惑庸主,亦其暱爱山阳而愤然不恤之咎与!故曰:隐伏之咎,肇于不测也。[9]
- 毛泽东: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掘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
刘奭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他太过拘谨,优柔寡断,信用宦官弘恭、石显等,统治期间,自然灾害不断,社会危机日深,土地兼并之风盛行,昭宣二帝的中兴之业就此开始衰败。
汉元帝还是皇太子时,最宠爱的姬妾是司马良娣。不幸的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司马良娣一病而逝,临终前她悲伤地对刘奭说:“我的死并非寿数已尽,而是其她那些良娣、良人们嫉妒我,轮番诅咒的结果啊!”那一年刘奭才25岁,对这话深信不疑。司马良娣死后,刘奭伤痛欲绝,大病一场,病好以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而且痛恨那些姬妾,一个也不肯见面。时间一长,连汉宣帝也知道儿子仇视自己的姬妾,为了帮助儿子从痛苦中解脱,就命令王皇后挑选几个出身良家、年轻貌美的宫女去服侍皇太子,以求博得太子的欢心。
王皇后挑选了王政君等五人,乘太子来拜见宣帝时,叫人悄悄地问太子:“这几个宫女怎么样?”太子由于思念司马良娣,对她们一个也不感兴趣,然而既是皇后派人询问,只得勉强答道:“其中一个还可以吧。”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很近,又独独穿了一件与众不同的、镶着绛色边缘的掖衣,那人以为是指她,就禀告了王皇后。王皇后立即令人将王政君送进太中,当上了太子妃,不久生下儿子刘骜,这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堂堂大汉王国的皇太子,能够如此钟情于一个“良娣”,令人顿生怜悯之情;而他最心爱的这个“良娣”却又不幸早逝,使“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刘奭几乎对所有美女都丧失了兴趣,也是一种不幸。
归附汉朝的属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曾三次入长安朝觐汉皇,并自请为婿,元帝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王嫱,字昭君,西晋时因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昭君虽然仪容雅丽,举止端庄,但因未受皇帝封诰,所以在后宫的地位极其卑微,不受重视。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宫女一样,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但当历史提供机会时,她主动请行,自愿远嫁匈奴。在临行前举行的欢送仪式上,元帝见昭君丰容靓妆,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不禁大为悔恨,很想把她留下,但天子又难言失信,只得让她随呼韩邪出塞而去。
昭君的事迹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几十个字,但在稗官野史中的记载却非常多,而且更富于传奇色彩。《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段传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由于画工毛延寿的卑劣行径,误了昭君的青春,害得她背井离乡,远嫁异域。[5]
陵冢为覆斗形,底部周长640米,高27.5米。陵西北500米处有王皇后墓。陵东北500米处有28座陪葬墓,排列有序,东西4行,每行7座,俗称"二十八宿"。南边一组陪葬墓原先可能有7座,又叫"七妃冢"。现存陪葬墓18座,主要陪葬者有王凤、王莽妻和冯奉世等。1996年在陵北500米处出土了一批玉器文物,有玉马、玉狮、玉熊、玉辟邪、玉鹰和玉俑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