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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此处的“玄”字，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指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儒家哲学思潮。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鉴于自汉至晋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上都无变化的情况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可能凭空冒出一个与儒学对立并引导当时观念形态的玄学。事实上,被后世认为的"玄学家",彼时都自认为在致力于经学,并做出很多成绩,"玄学"之名是在魏晋之后出现的。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一直有谈论形而上学的传统,并以伦理纲常为自然之道。后来佛学也属两晋谈玄的内容,因此把玄学简单地称作"新道家",是一种误会。[1]
玄学至东晋后不减反增更是风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于学官，南朝宋齐两代的官方四学都包括玄学，梁、陈两代又盛行讲论“三玄”之风，故而东晋南朝都应当是玄学的流行期。[2]社会各阶层习《庄》之风蔚为大观，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此风一直到隋才慢慢停息。“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入隋乃息[3]。”
目录
主要的玄学大师有：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王戎、刘伶、山涛、向秀、阮咸）
即“玄远之学”，它以儒家立场综合儒道立论，把《老子》、辩请洪她《庄子》杠格胶、《周易》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还用他们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谅局》、《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狼翻主”的哲学本体论。魏晋玄学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朝朴学共同构成了棵巩中国思想史的不同发展阶段。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梦觉、本迹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道家所具备重视，而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家虽然重视《老子》一书，但认为老不及圣（孔子），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定射击主要阶段：
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等祖述老庄。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 《老子注》 、 《老子指略》 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 《周易略例》四部。 其中 《老子指略》 、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
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頠、杨泉等“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
东晋玄学（约317～ 420年）以张湛、韩伯、陶渊脚习悼明、袁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东晋时期，佛学蓬勃发展起来，玄学与佛学互相影响，佛学者谈玄，玄学者论佛，成为一时风尚。言其合流，固是当时学术发展之大趋势。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逐渐合流，并被佛学所取代。
郎擎霄《庄子学案》概述说：当时达官名士，多宗老庄如魏王弼、何晏、山涛、阮籍、嵇康、向秀、郭象，晋王济、王衍、卢谌、庾数、庾亮、桓石秀、司马彪、崔馔、李颐，宋戴顺、李叔乏、齐祖冲之、徐白珍，梁江轿、伏曼客、掼埸、严植之、刘昭、庾曼倩，陈周弘正、徐陵、全缓、张讥、陆瑜，北魏程骏、邱晏，北齐杜弼其最著者也。这是一个不小的名单，但并非全部。社会各阶层习《庄》之风蔚为大观，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此风一直到隋才慢慢停息。“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入隋乃息[3]。”这是就整个老庄而言的，老庄实不可分。玄学至东晋后不减反增更是风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于学官，南朝宋齐两代的官方四学都包括玄学，梁、陈两代又盛行讲论“三玄”之风，故而东晋南朝都应当是玄学的流行期。[2]
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养生可谓是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
在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因玄学与般若学相近，当时僧人也高谈玄学。佛教到东晋时，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中国寺僧，渐具规模。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时北方世乱，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研究般若，毗昙，提倡弥陀净土，一时名贤大集，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五分、四分等律。诸宗经论于是大备。僧肇是东晋时期的著名佛学家,他以"即体即用"的理论贡献,在中国哲学和佛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由于其出入于佛玄之间的思想特色,学界历来对其佛学玄学化问题评判不一。通过对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不真空论》的解读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僧肇佛学与魏晋玄学有不同的理路、不同的理论建构和不同的境界追求,从而使两者有内容实质上的区别,而"即体即用"的中道空观是僧肇佛学虽运用了玄学但没有玄学化的根本原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