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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出生于栎阳王宫。秦孝公迁都咸阳以后，秦惠文王被立为太子。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以太子身份继承国君之位。秦惠文王巩固权力之后，不断向外扩展领土。公元前330年至公元前328年，秦国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并在黄河的东岸建立了东进的前进基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自称秦王，次年更元，成为第一位称王的秦国国君。当政期间，任贤用能、选拔人才，任用张仪连横六国，提拔樗里疾、司马错，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为秦朝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时年四十六岁，安葬于公陵。[17-18]
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连横破合纵，是其一生中最大的亮点。使秦国在与列国之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多次逆转危势，击溃五国灭秦之兵。秦惠文王修筑上郡塞长城，北控洛河河谷，东制牛武川，西扼任家台川，是陕北通向关中的必经之地，成为当时秦国北界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15][19]
- 秦惠王
- 惠文
- 嬴
- 赵
- 战国
- 栎阳王宫
目录
嬴驷为太子时，一度触犯了禁条。当时正值有人反对新法，法令行不通。[4]商鞅说：“法令行不通在于宫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处罚他的师傅。”这样一来，法令便畅行无阻，秦国越治越好，但却得罪了太子。等到秦孝公去世，太子登基，一想起当年受罚之事就很不高兴。加之这时商鞅威望极高，家家户户都知道商君之法，[5]惠文王对商鞅有所顾忌，公子虔等一帮人就乘机捏造谣言说商鞅造反。于是，秦惠文王便派人抓捕商鞅，商鞅逃到封地起兵攻打郑县，兵败被杀，秦惠文王将商鞅的尸身车裂，并族灭其家，[6]少泪习巩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嬴驷在巩固权力之后，继承孝公遗志，东进攻魏。秦惠王八年（公元前330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破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魏以河西地予秦。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秦军攻魏，取河祖断东的汾阳（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皮氏（今山西省河津县）及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曲沃（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次年秦军乘胜攻魏，取魏蒲阳（今山西省隰县）。魏国在秦军数次强大攻势之下，又被迫割让上郡15县（今陕西东北部地区）给秦。从此，秦国不仅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而且在黄河的东岸建立了东进的前进基地。[7]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魏、赵、韩、燕、楚五定淋国联合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樗里疾破魏、赵、韩三国军于修鱼，斩首八万。暂时抵挡住东方联军的进攻。但西方的义渠又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在东西夹攻之下，秦惠文王及时改变战略，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用司马错之策攻蜀，破蜀军于葭萌关，伐灭蜀国。[14]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遣张仪自秦赴楚，阴行反间，诱使楚国绝齐。然后又设计激怒楚怀王，诱使楚国冒险出兵攻秦，使秦军在丹阳（指今陕西、河南二省间丹江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得楚地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国、蜀国的威胁。楚国从此一蹶不振。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7]秦惠文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扩大了疆域，而且针对犀首并相六国，发动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的形势，采用了张仪的连横之策，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退了六国的进攻，取得了政治外交上的胜利，为后来秦王嬴政扫灭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9]
义耻乎和店兰劝渠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是当时秦国在西北部最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义渠占有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义渠凭借骑兵特有的机动性对秦国的边境进行劫掠，甚至曾经侵入到秦国的洛河流域。正是义渠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性，才使公孙衍能够说动秦惠文王暂停攻魏而转为攻义渠。秦国对付义渠这些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烧荒，很有效果。游牧民族不敢靠近牧草被烧光的秦国边境，以避免大批马牛羊被饿死。
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趁其自相残杀，平定了义渠。义渠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国在义渠设县，义渠称臣。[10]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5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国在西北地区占有了大片的优良牧场。[10]
铲除异己，立相分权。[5]
扩疆拓土，壮大实力。秦惠文王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10]
慧眼识珠、任贤用能、甄拔人才。这是嬴驷取得重大政绩的关键。他不仅重用嬴华、异母弟公子疾、司马错等秦人，也重用了大量的外籍能臣。诸如公孙衍、张仪、魏章等魏人都能为嬴驷重用。如果嬴驷不能识人善任，不能不拘一格地重用人才良将，他绝对是不会取得重大政绩的，也绝对不会彪炳史册的。[2]
大批能臣造就了秦国在惠文王时代的辉煌，也反映了秦惠文王的识人驭人的本领。秦惠文王即位后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秦国的法治建设已基本成功，倒是独掌大权的商鞅的存在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秦国的法治建设是靠强力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说的霸术。在法治建设完成后，秦国有两个人是双重性质的，秦惠文王和商鞅。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既是法治的最强维护者，也是法治的最大危害者，而君主制下的法的象征只能是一个人。商鞅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就算秦孝公没有暗示，秦惠文王也要除掉商鞅。像商鞅这种人，秦国不用，也必然是不会让别国来用的。
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连横破合纵，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对张仪，嬴驷求之、试之、任之、信之。在秦与列国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多次逆转危势，击溃五国攻秦之兵。继孝公用商鞅之后谱写了又一页君臣合璧的华彩篇章。自此，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用士“不唯秦人”成为不变的路线。用张仪又不唯采张仪之策。当张仪与司马错对是否平蜀发生激烈辩论时，嬴驷毅然委任司马错领军平蜀，展现了嬴驷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的王者风范。[9]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