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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出生于栎阳王宫。秦孝公迁都咸阳以后,秦惠文王被立为太子。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以太子身份继承国君之位。秦惠文王巩固权力之后,不断向外扩展领土。公元前330年至公元前328年,秦国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并在黄河的东岸建立了东进的前进基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自称秦王,次年更元,成为第一位称王的秦国国君。当政期间,任贤用能、选拔人才,任用张仪连横六国,提拔樗里疾、司马错,北伐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为秦朝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时年四十六岁,安葬于公陵。[17-18]
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连横破合纵,是其一生中最大的亮点。使秦国在与列国之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多次逆转危势,击溃五国灭秦之兵。秦惠文王修筑上郡塞长城,北控洛河河谷,东制牛武川,西扼任家台川,是陕北通向关中的必经之地,成为当时秦国北界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15][19]
- 秦惠王
- 惠文
- 嬴
- 赵
- 战国
- 栎阳王宫
目录
嬴驷为太子时,一度触犯了禁条。当时正值有人反对新法,法令行不通。[4]商鞅说:“法令行不通在于宫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处罚他的师傅。”这样一来,法令便畅行无阻,秦国越治越好,但却得罪了太子。等到秦孝公去世,太子登基,一想起当年受罚之事就很不高兴。加之这时商鞅威望极高,家家户户都知道商君之法,[5]惠文王对商鞅有所顾忌,公子虔等一帮人就乘机捏造谣言说商鞅造反。于是,秦惠文王便派人抓捕商鞅,商鞅逃到封地起兵攻打郑县,兵败被杀,秦惠文王将商鞅的尸身车裂,并族灭其家,[6]少泪习巩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嬴驷在巩固权力之后,继承孝公遗志,东进攻魏。秦惠王八年(公元前330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破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魏以河西地予秦。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秦军攻魏,取河祖断东的汾阳(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皮氏(今山西省河津县)及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曲沃(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南)。次年秦军乘胜攻魏,取魏蒲阳(今山西省隰县)。魏国在秦军数次强大攻势之下,又被迫割让上郡15县(今陕西东北部地区)给秦。从此,秦国不仅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而且在黄河的东岸建立了东进的前进基地。[7]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魏、赵、韩、燕、楚五定淋国联合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樗里疾破魏、赵、韩三国军于修鱼,斩首八万。暂时抵挡住东方联军的进攻。但西方的义渠又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在东西夹攻之下,秦惠文王及时改变战略,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用司马错之策攻蜀,破蜀军于葭萌关,伐灭蜀国。[14]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遣张仪自秦赴楚,阴行反间,诱使楚国绝齐。然后又设计激怒楚怀王,诱使楚国冒险出兵攻秦,使秦军在丹阳(指今陕西、河南二省间丹江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得楚地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国、蜀国的威胁。楚国从此一蹶不振。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7]秦惠文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扩大了疆域,而且针对犀首并相六国,发动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的形势,采用了张仪的连横之策,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退了六国的进攻,取得了政治外交上的胜利,为后来秦王嬴政扫灭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9]
义耻乎和店兰劝渠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是当时秦国在西北部最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义渠占有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义渠凭借骑兵特有的机动性对秦国的边境进行劫掠,甚至曾经侵入到秦国的洛河流域。正是义渠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性,才使公孙衍能够说动秦惠文王暂停攻魏而转为攻义渠。秦国对付义渠这些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烧荒,很有效果。游牧民族不敢靠近牧草被烧光的秦国边境,以避免大批马牛羊被饿死。
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趁其自相残杀,平定了义渠。义渠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国在义渠设县,义渠称臣。[10]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5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国在西北地区占有了大片的优良牧场。[10]
铲除异己,立相分权。[5]
扩疆拓土,壮大实力。秦惠文王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10]
慧眼识珠、任贤用能、甄拔人才。这是嬴驷取得重大政绩的关键。他不仅重用嬴华、异母弟公子疾、司马错等秦人,也重用了大量的外籍能臣。诸如公孙衍、张仪、魏章等魏人都能为嬴驷重用。如果嬴驷不能识人善任,不能不拘一格地重用人才良将,他绝对是不会取得重大政绩的,也绝对不会彪炳史册的。[2]
大批能臣造就了秦国在惠文王时代的辉煌,也反映了秦惠文王的识人驭人的本领。秦惠文王即位后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秦国的法治建设已基本成功,倒是独掌大权的商鞅的存在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秦国的法治建设是靠强力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说的霸术。在法治建设完成后,秦国有两个人是双重性质的,秦惠文王和商鞅。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既是法治的最强维护者,也是法治的最大危害者,而君主制下的法的象征只能是一个人。商鞅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就算秦孝公没有暗示,秦惠文王也要除掉商鞅。像商鞅这种人,秦国不用,也必然是不会让别国来用的。
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连横破合纵,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对张仪,嬴驷求之、试之、任之、信之。在秦与列国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多次逆转危势,击溃五国攻秦之兵。继孝公用商鞅之后谱写了又一页君臣合璧的华彩篇章。自此,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用士“不唯秦人”成为不变的路线。用张仪又不唯采张仪之策。当张仪与司马错对是否平蜀发生激烈辩论时,嬴驷毅然委任司马错领军平蜀,展现了嬴驷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的王者风范。[9]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