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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史趋局陵腊洪雄夜阿轿集
五十淋项五卷（浙江汪罪判射启淑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鉴》，已著录。其文集世有两本。一本仅十八卷，乃明程敏政从秘阁借阅，因为摘录刊行，非其完本。此本五十五卷，与《宋史·艺文志》卷目相符，盖犹当时旧帙也。祖禹平生论谏，不下数十万言。其在迩英，守经据正，号讲官第一。史称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故本传载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类皆湛深经术，练达事务，深有裨於献纳。惟其中论合祭天地一事，祖禹谓分祭之礼，自汉以来不能举行。又谓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曰，尤未易行。同时苏轼等据《周礼》以分祭为是，而祖禹与顾临坚持之。後卒从祖禹之议。盖其君习於宴安，而议者遂为迁就之论，诚不免於贤者之过。然其大端伉直，持论切当，要自无愧於醇儒，固不以一瑕掩也。当时以贾谊、陆贽比之，良亦庶几云。
据说，范祖禹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因此被命名为范祖禹。范祖禹从小是孤儿，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范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心不已，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他都面容凄惨，心情抑郁。整日里闭门读书，从不干预人事。后来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叔祖父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
范祖禹在仁宗嘉年间，中进士甲科。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洛阳十五年，一心撰写《资治通鉴》，不事进取，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也十分看重范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没去拜谒。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书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建议哲宗恢复讲读。不久，范祖禹迁任起居郎，又召任中书舍人。吕公著死去，召拜右谏议大夫，首次上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蔡确得罪，范祖禹上书，建议宽厚对待大臣。蔡京在蜀地任职，范祖禹上书批评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不久，他又兼任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上书论述监、司、守、令官职的重要性。
哲宗绍圣年间，章执掌朝政，有意恢复王安石、吕惠卿时期颁行的新法，范祖禹上书皇帝，极力证明章不可大用，皇帝没有听从，于是范祖禹请求离开京城去地方。皇帝当时准备重用范祖禹，但朝廷内外反对的人为数不少，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不久，有人上奏论范祖禹在撰修《神宗实录》时刊落事迹、变乱美恶，再加上曾经上书谏禁中雇乳媪事，于是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二地；不久，又迁往宾州、化州二地安置，很快死去，卒年五十八岁。
据记载，范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但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往往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从不模棱两可。在皇宫里侍从皇帝，“守经据正，献纳尤多。”范祖禹为皇帝讲解《尚书》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拱手而立，再三吟诵，直到皇帝“首肯再三”，才肯罢休。每次为皇帝进讲之前，一定要端正衣冠，好似在皇上面前一般，命子弟在一旁侍立，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被苏轼誉为皇帝的第一号讲官。范祖禹除参预编撰《资治通鉴》外，还独自撰有《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特别是《唐鉴》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
范祖禹的诗文集被称为《范太史集》，共五十五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范祖禹的文集，“世有两本，一本仅十八卷”，是明朝人程敏政从秘阁中借阅时摘钞而成，不是全本。《四库全书》收存的五十五卷本，与《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记载的卷目基本相符，大概是宋朝时的旧本。在五十五卷的《范太史集》中，卷一至卷三是诗歌；卷四至卷六是表状、札子；卷七至卷十二是表；卷十三至卷二十六是奏议；卷二十七是进故事；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三为翰林词章；卷三十四是启状；卷三十五是赋、论、策问；卷三十六是记、序、铭、书、传；卷三十七是青词、祭告文、诔文、哀词等；卷三十八至卷五十五为墓志铭、神道碑、皇族墓志铭、石记、皇族石记等。
在《范太史集》三卷的诗歌中，大多是应酬的诗作，如《文潞公生日》、《送赵清宪入蜀》、《和蜀公八十岁自咏》等。有一些是为别人撰写的挽词，如《王岐公挽词》三首，《司马温公挽词》五首，《太皇太后挽词》二首，基本上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有一些诗是范祖禹的工作、生活实录，如《夜直闻御沟声》：“银河秋泻月明中，云卷风吟下碧空，终夕玉堂魂梦冷，蜀江声绕水晶宫。”有的诗表现了范祖禹寂寞冷落的情怀，如《多病》，“多病心牢落，惊秋飒然。风干桐叶地，雨冷菊花天。归隐荒江汉，新旧府涧。西都长梦想，何日赋归田。”
有的诗描写了蜀地的自然风光，如《资水》，“资水通巫峡，谁家万里船。随云排楚气，隐几上吴天。神女迷朝雨，湘娥泣暮烟。何时一飞楫，长啸下牢边。”有的诗是咏史诗，表达了范祖禹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如《四皓》，“南山石壁陵苍苍，中有四老眉如霜。中原龙虎困格斗，九霄鸾凤高飘翔。赤精斩蛇入咸阳，南极老人转遁藏。一朝相顾下云，共为羽翼安储皇。白云黄鹄高飞扬，虽有缴安能伤。君王慷慨但饮酒，戚姬起舞无辉光。古人不见虽已远，吾将杖策登崇岗。”表达了对汉初四皓的崇敬之情。
在《范太史集》中，占绝大篇幅的是表状、札子、奏议，这也是集中的精华所在。范祖禹“平生论谏不下数十万言”，本传中记载他的奏疏多达十五六篇，大多数奏议、表状“类皆湛深经术，练达事务，有裨于献纳”。这些奏议都是关于当时朝廷的军国大事、人事任免等，由此可以看出范祖禹对于当时朝政的观点和看法，是研究、了解北宋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范祖禹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在卷十九《荐士札子》中，他认为“报国之忠，莫如荐贤，负国之罪，莫如蔽贤”，把能否荐贤作为衡量大臣忠奸的标准之一。
范祖禹特别重视君德，认为皇帝的学习十分重要，在《劝学札子》里建议皇帝“以学为急务”，“夫学者，所以学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汲汲于学。”范祖禹在政治上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的，这在他的奏议中也有反映，如《论常平札子》、《再论常平札子》中就批评王安石实行青苗法带来的种种弊政，“京西、陕西艰食尤甚，唐、邓人民相食，遗弃男女，流离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饥民群行，劫米坐法流配者系累相属。”建议恢复以前的常平仓制度。
从卷三十六至卷五十五，共有二十卷，这里大都是为当时人写的记、序、铭、传、哀词、诔文、墓志铭、神道碑等，记载了大量的北宋人物的事迹，是研究北宋政治、社会史的第一手材料，如卷三十八《秘书丞刘君墓碣》记载北宋史学家刘恕的生平，“道原（刘恕字）少颍悟俊拔，读书过目即成诵”，“为人强记，经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道原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今端明殿学士司马公（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请同编修，道原于魏晋以后事尤能精详考证前史差谬，司马公悉委而取决焉。”基本上勾画了刘恕一生的重要事情，成为《宋史·刘恕传》的主要参考材料。当然在这些基志铭、神道碑里也不乏溢美之辞，特别是在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三的皇族墓志铭中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