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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史趋局陵腊洪雄夜阿轿集
五十淋项五卷(浙江汪罪判射启淑家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鉴》,已著录。其文集世有两本。一本仅十八卷,乃明程敏政从秘阁借阅,因为摘录刊行,非其完本。此本五十五卷,与《宋史·艺文志》卷目相符,盖犹当时旧帙也。祖禹平生论谏,不下数十万言。其在迩英,守经据正,号讲官第一。史称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故本传载所上疏至十五六篇,而集中章奏尤多。类皆湛深经术,练达事务,深有裨於献纳。惟其中论合祭天地一事,祖禹谓分祭之礼,自汉以来不能举行。又谓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曰,尤未易行。同时苏轼等据《周礼》以分祭为是,而祖禹与顾临坚持之。後卒从祖禹之议。盖其君习於宴安,而议者遂为迁就之论,诚不免於贤者之过。然其大端伉直,持论切当,要自无愧於醇儒,固不以一瑕掩也。当时以贾谊、陆贽比之,良亦庶几云。
据说,范祖禹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因此被命名为范祖禹。范祖禹从小是孤儿,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范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心不已,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他都面容凄惨,心情抑郁。整日里闭门读书,从不干预人事。后来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叔祖父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
范祖禹在仁宗嘉年间,中进士甲科。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洛阳十五年,一心撰写《资治通鉴》,不事进取,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也十分看重范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没去拜谒。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书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建议哲宗恢复讲读。不久,范祖禹迁任起居郎,又召任中书舍人。吕公著死去,召拜右谏议大夫,首次上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蔡确得罪,范祖禹上书,建议宽厚对待大臣。蔡京在蜀地任职,范祖禹上书批评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不久,他又兼任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上书论述监、司、守、令官职的重要性。
哲宗绍圣年间,章执掌朝政,有意恢复王安石、吕惠卿时期颁行的新法,范祖禹上书皇帝,极力证明章不可大用,皇帝没有听从,于是范祖禹请求离开京城去地方。皇帝当时准备重用范祖禹,但朝廷内外反对的人为数不少,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陕州。不久,有人上奏论范祖禹在撰修《神宗实录》时刊落事迹、变乱美恶,再加上曾经上书谏禁中雇乳媪事,于是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二地;不久,又迁往宾州、化州二地安置,很快死去,卒年五十八岁。
据记载,范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过”。但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往往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从不模棱两可。在皇宫里侍从皇帝,“守经据正,献纳尤多。”范祖禹为皇帝讲解《尚书》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时,拱手而立,再三吟诵,直到皇帝“首肯再三”,才肯罢休。每次为皇帝进讲之前,一定要端正衣冠,好似在皇上面前一般,命子弟在一旁侍立,先按讲其说,“开列古义,参之时事,言简而当,无一长语,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被苏轼誉为皇帝的第一号讲官。范祖禹除参预编撰《资治通鉴》外,还独自撰有《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特别是《唐鉴》十二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
范祖禹的诗文集被称为《范太史集》,共五十五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范祖禹的文集,“世有两本,一本仅十八卷”,是明朝人程敏政从秘阁中借阅时摘钞而成,不是全本。《四库全书》收存的五十五卷本,与《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记载的卷目基本相符,大概是宋朝时的旧本。在五十五卷的《范太史集》中,卷一至卷三是诗歌;卷四至卷六是表状、札子;卷七至卷十二是表;卷十三至卷二十六是奏议;卷二十七是进故事;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三为翰林词章;卷三十四是启状;卷三十五是赋、论、策问;卷三十六是记、序、铭、书、传;卷三十七是青词、祭告文、诔文、哀词等;卷三十八至卷五十五为墓志铭、神道碑、皇族墓志铭、石记、皇族石记等。
在《范太史集》三卷的诗歌中,大多是应酬的诗作,如《文潞公生日》、《送赵清宪入蜀》、《和蜀公八十岁自咏》等。有一些是为别人撰写的挽词,如《王岐公挽词》三首,《司马温公挽词》五首,《太皇太后挽词》二首,基本上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有一些诗是范祖禹的工作、生活实录,如《夜直闻御沟声》:“银河秋泻月明中,云卷风吟下碧空,终夕玉堂魂梦冷,蜀江声绕水晶宫。”有的诗表现了范祖禹寂寞冷落的情怀,如《多病》,“多病心牢落,惊秋飒然。风干桐叶地,雨冷菊花天。归隐荒江汉,新旧府涧。西都长梦想,何日赋归田。”
有的诗描写了蜀地的自然风光,如《资水》,“资水通巫峡,谁家万里船。随云排楚气,隐几上吴天。神女迷朝雨,湘娥泣暮烟。何时一飞楫,长啸下牢边。”有的诗是咏史诗,表达了范祖禹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如《四皓》,“南山石壁陵苍苍,中有四老眉如霜。中原龙虎困格斗,九霄鸾凤高飘翔。赤精斩蛇入咸阳,南极老人转遁藏。一朝相顾下云,共为羽翼安储皇。白云黄鹄高飞扬,虽有缴安能伤。君王慷慨但饮酒,戚姬起舞无辉光。古人不见虽已远,吾将杖策登崇岗。”表达了对汉初四皓的崇敬之情。
在《范太史集》中,占绝大篇幅的是表状、札子、奏议,这也是集中的精华所在。范祖禹“平生论谏不下数十万言”,本传中记载他的奏疏多达十五六篇,大多数奏议、表状“类皆湛深经术,练达事务,有裨于献纳”。这些奏议都是关于当时朝廷的军国大事、人事任免等,由此可以看出范祖禹对于当时朝政的观点和看法,是研究、了解北宋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范祖禹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在卷十九《荐士札子》中,他认为“报国之忠,莫如荐贤,负国之罪,莫如蔽贤”,把能否荐贤作为衡量大臣忠奸的标准之一。
范祖禹特别重视君德,认为皇帝的学习十分重要,在《劝学札子》里建议皇帝“以学为急务”,“夫学者,所以学治天下,王者之事也。故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汲汲于学。”范祖禹在政治上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的,这在他的奏议中也有反映,如《论常平札子》、《再论常平札子》中就批评王安石实行青苗法带来的种种弊政,“京西、陕西艰食尤甚,唐、邓人民相食,遗弃男女,流离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饥民群行,劫米坐法流配者系累相属。”建议恢复以前的常平仓制度。
从卷三十六至卷五十五,共有二十卷,这里大都是为当时人写的记、序、铭、传、哀词、诔文、墓志铭、神道碑等,记载了大量的北宋人物的事迹,是研究北宋政治、社会史的第一手材料,如卷三十八《秘书丞刘君墓碣》记载北宋史学家刘恕的生平,“道原(刘恕字)少颍悟俊拔,读书过目即成诵”,“为人强记,经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道原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今端明殿学士司马公(司马光)受诏修《资治通鉴》,奏请同编修,道原于魏晋以后事尤能精详考证前史差谬,司马公悉委而取决焉。”基本上勾画了刘恕一生的重要事情,成为《宋史·刘恕传》的主要参考材料。当然在这些基志铭、神道碑里也不乏溢美之辞,特别是在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三的皇族墓志铭中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