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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曾任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以著述为事，撰写《后汉书》。后又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权力之争，于元嘉二十二年遇害。[60][61]
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曾删取众家后汉史书，著《后汉书》纪传80卷，独创了党锢、文苑、逸民等新的类传。本传所载《狱中与诸甥侄书》，主张文章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有进步意义。另有《文选》所录的《乐游应诏》等诗作。原有集，已佚。[60]
目录
范晔出生于士族家庭（顺阳范氏家族），曾祖范汪，东晋安北将军，撰有《尚书大事》《范东阳方》等，进爵武兴县侯，传至伯父范弘之；祖父范宁，东晋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经学大家，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父亲范泰，东晋中书侍郎，后得刘裕信任，屡被升迁，亦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1]
范晔自幼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文，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义熙十年（414年），州郡征召为主簿，被范晔拒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冠军将军刘义康长史，后迁为秘书丞，因父丧离职。元嘉七年（430年），范晔服丧期满，担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兼新蔡太守。时北魏鲜卑军队围攻青州，檀道济奉命出师解围，范晔随军北伐，升任尚书郎中。[5]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下葬当晚，刘义康召集同僚旧友料理丧事，聚会于东府。时范晔的弟弟范广渊为司徒府祭酒，范晔就和王深、王广于范广渊处饮酒，开北窗欣赏挽歌为乐。刘义康大怒，降范晔为宣城太守。[6]
范晔因被贬职，郁郁不得志，就在任内整理各家关于后汉的史籍，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痛苦。通过研究史事，范晔打开了眼界，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一腔热情，范晔终于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后汉书》为文简明周详，叙事生动，书成后遂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7-8]
元嘉十五年（438年），范晔任满，调任长沙王刘义欣镇军长史，加封宁朔将军。次年，嫡母（父范泰正室）去世，按礼数范晔应立即赴丧，但范晔以患病为由，过了好久才动身，并携带妓妾同往。御史中丞刘损上表检举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宋文帝欣赏范晔的才华，并未将他治罪。[9]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曲意逢迎。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故作不知，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一次文帝宴请大臣，对范晔说：“我想唱歌，请你为我弹琴。”范晔只得奉旨弹奏，文帝歌一唱完，范晔马上停止弹奏，不肯多弹一曲。[11]
范晔虽然不曲意逢迎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左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范晔为人不藏心机，遂作《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范晔把庾炳之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沈演之比作“昏钝”的“枣膏”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范晔更为同僚所不容。[12]
元嘉十七年（440年），因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宋文帝猜忌心起，遂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贬为江州刺史。孔熙先因刘义康有恩于其父，便联络朝臣，密谋反叛，更立刘义康为帝。[13]
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孔熙先首先留意的对象。孔熙先首先结交范晔的外甥谢综，谢综为报答孔熙先，就把他引荐给了范晔。[14]孔熙先认识范晔后，倾全力伺候范晔，并拉拢范晔赌博，故意输钱。范晔贪心钱财，又欣赏孔熙先的才干，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好。[15]孔熙先见时机成熟，就尝试怂恿范晔参与谋反，被范晔拒绝。孔熙先又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刘义康也为宣城之贬向范晔频致歉意[16-17]，范晔终于参加进来，决心反叛朝廷。[18]
孔熙先精通天文，就派尼姑法静南下论道，宣扬江州将出天子（即江州刺史刘义康）[19-20]；为增加谋反成功率，孔熙先又命僧人法略改名孙景玄，到臧质军中任宁远参军[21-22]，并联络许耀（法静的妹夫，时任台城队长，在宫中值班），以为内应。[23]孔熙先又勾结大将军府史仲承祖[24]，仲承祖便将谋反计划告诉了丹阳尹徐湛之。[25]
徐湛之告诉范晔，臧质非常赞成他们的行动，必定会邀请萧思话一同举事，不用担心兵力不够，只须坐等良辰到来。[26]于是他们互相设置官职：徐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为右卫将军等，凡是他们一贯讨厌或不附从刘义康的，又另抄一本，以便将这些人处死。[27]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上疏文帝，告密范晔是政变的主谋，并呈报参与政变的名单和相关书信证据[30]，文帝随即诏书“马上逮捕，依法穷诘”。[31]当夜，文帝遣人秘密收捕谢综、孔熙先，又诏朝臣会聚东阁，质问范晔为何谋反。范晔在仓猝之际非常恐惧，慌忙否认。文帝告知其谢综、徐湛之、孔熙先等都已供认，又摆出书信证物，范晔遂承认谋反事实，表示“有负于国、罪行深重，愿被处死。”[32-33]
第二天，范晔被送入狱，询问徐湛之关押何处，才得知告密者正是徐湛之。[34]于是，范晔称病请求更换狱所，得以和谢综等人成为隔壁。范晔告诉他们告密者是徐湛之，并作诗感叹：“在生已可知，来缘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35]范晔入狱后，以为自己会被即刻处死，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未见结果，范晔以为尚有生存希望。孔熙先讥讽范晔怕死，范晔感喟地说：“可惜。满腹经纶，葬身此地。”[36]
十二月，范晔被押赴刑场，时年四十八岁。其子范蔼、范遥、范叔委等皆被株连，唯有孙子范鲁连幸免于难。[37]
《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
范晔在狱中，写了一篇《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述其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38]，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又有所创新。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首创的《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
此外，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39]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简而且周，疏而不漏”。[40]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其《后汉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惯于大量使用对句、整句，而且在句式上出现了四六相间的标准骈体形式，造句明显倾向于整齐化、骈俪化；范晔还致力于追求语言的声韵美，运用音韵的规律来润色序论的创作，其序论赞，文辞精美、音节和谐、铿锵可诵，富有音律美。
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41]
范晔是一个无神论者，反对天命论、图谶说。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42]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表明了赞同的态度。[43]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44]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范晔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他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并未对起义领袖张角等立传。[45]
据史载，范晔的作品除《后汉书》外，尚有集十五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46]，《百官阶次》一卷，《齐职仪》五十卷[47]，皆佚。存世仅有《后汉书》《双鹤诗序》[48]《乐游应诏诗》。[49]
李延寿《南史》：“夫令问令望，诗人所以作咏，有礼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观夫范、荀二公，并以学业自着，而干时之誉，本期俱不为弘。虽才则有余而望乃不足。蔚宗艺用有过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倾。”[50]
章太炎：“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
陈寅恪：“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很聪明细腻，思虑巧妙，遇到每一件器物，都会想出修饰整理的办法。他穿的衣裳用过的工具无不改变原来的尺度和样式，当时的人都向他效法学习。[57]抄范晔的家时，各种文物宝贝玩具衣服，都非常珍贵华丽，他的歌伎和小老婆都穿得很好，他母亲的住处是单调简陋的小房间，只有一个厨房装柴草。他弟弟的儿子冬天没有被子，他叔父冬天穿着一件布衣。[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