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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曾任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以著述为事,撰写《后汉书》。后又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权力之争,于元嘉二十二年遇害。[60][61]
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曾删取众家后汉史书,著《后汉书》纪传80卷,独创了党锢、文苑、逸民等新的类传。本传所载《狱中与诸甥侄书》,主张文章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有进步意义。另有《文选》所录的《乐游应诏》等诗作。原有集,已佚。[60]
目录
范晔出生于士族家庭(顺阳范氏家族),曾祖范汪,东晋安北将军,撰有《尚书大事》《范东阳方》等,进爵武兴县侯,传至伯父范弘之;祖父范宁,东晋临淮太守、豫章太守、经学大家,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父亲范泰,东晋中书侍郎,后得刘裕信任,屡被升迁,亦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1]
范晔自幼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文,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义熙十年(414年),州郡征召为主簿,被范晔拒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冠军将军刘义康长史,后迁为秘书丞,因父丧离职。元嘉七年(430年),范晔服丧期满,担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兼新蔡太守。时北魏鲜卑军队围攻青州,檀道济奉命出师解围,范晔随军北伐,升任尚书郎中。[5]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下葬当晚,刘义康召集同僚旧友料理丧事,聚会于东府。时范晔的弟弟范广渊为司徒府祭酒,范晔就和王深、王广于范广渊处饮酒,开北窗欣赏挽歌为乐。刘义康大怒,降范晔为宣城太守。[6]
范晔因被贬职,郁郁不得志,就在任内整理各家关于后汉的史籍,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痛苦。通过研究史事,范晔打开了眼界,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一腔热情,范晔终于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后汉书》为文简明周详,叙事生动,书成后遂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7-8]
元嘉十五年(438年),范晔任满,调任长沙王刘义欣镇军长史,加封宁朔将军。次年,嫡母(父范泰正室)去世,按礼数范晔应立即赴丧,但范晔以患病为由,过了好久才动身,并携带妓妾同往。御史中丞刘损上表检举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宋文帝欣赏范晔的才华,并未将他治罪。[9]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曲意逢迎。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故作不知,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一次文帝宴请大臣,对范晔说:“我想唱歌,请你为我弹琴。”范晔只得奉旨弹奏,文帝歌一唱完,范晔马上停止弹奏,不肯多弹一曲。[11]
范晔虽然不曲意逢迎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左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范晔为人不藏心机,遂作《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范晔把庾炳之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沈演之比作“昏钝”的“枣膏”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范晔更为同僚所不容。[12]
元嘉十七年(440年),因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宋文帝猜忌心起,遂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贬为江州刺史。孔熙先因刘义康有恩于其父,便联络朝臣,密谋反叛,更立刘义康为帝。[13]
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孔熙先首先留意的对象。孔熙先首先结交范晔的外甥谢综,谢综为报答孔熙先,就把他引荐给了范晔。[14]孔熙先认识范晔后,倾全力伺候范晔,并拉拢范晔赌博,故意输钱。范晔贪心钱财,又欣赏孔熙先的才干,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好。[15]孔熙先见时机成熟,就尝试怂恿范晔参与谋反,被范晔拒绝。孔熙先又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刘义康也为宣城之贬向范晔频致歉意[16-17],范晔终于参加进来,决心反叛朝廷。[18]
孔熙先精通天文,就派尼姑法静南下论道,宣扬江州将出天子(即江州刺史刘义康)[19-20];为增加谋反成功率,孔熙先又命僧人法略改名孙景玄,到臧质军中任宁远参军[21-22],并联络许耀(法静的妹夫,时任台城队长,在宫中值班),以为内应。[23]孔熙先又勾结大将军府史仲承祖[24],仲承祖便将谋反计划告诉了丹阳尹徐湛之。[25]
徐湛之告诉范晔,臧质非常赞成他们的行动,必定会邀请萧思话一同举事,不用担心兵力不够,只须坐等良辰到来。[26]于是他们互相设置官职:徐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为右卫将军等,凡是他们一贯讨厌或不附从刘义康的,又另抄一本,以便将这些人处死。[27]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上疏文帝,告密范晔是政变的主谋,并呈报参与政变的名单和相关书信证据[30],文帝随即诏书“马上逮捕,依法穷诘”。[31]当夜,文帝遣人秘密收捕谢综、孔熙先,又诏朝臣会聚东阁,质问范晔为何谋反。范晔在仓猝之际非常恐惧,慌忙否认。文帝告知其谢综、徐湛之、孔熙先等都已供认,又摆出书信证物,范晔遂承认谋反事实,表示“有负于国、罪行深重,愿被处死。”[32-33]
第二天,范晔被送入狱,询问徐湛之关押何处,才得知告密者正是徐湛之。[34]于是,范晔称病请求更换狱所,得以和谢综等人成为隔壁。范晔告诉他们告密者是徐湛之,并作诗感叹:“在生已可知,来缘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35]范晔入狱后,以为自己会被即刻处死,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未见结果,范晔以为尚有生存希望。孔熙先讥讽范晔怕死,范晔感喟地说:“可惜。满腹经纶,葬身此地。”[36]
十二月,范晔被押赴刑场,时年四十八岁。其子范蔼、范遥、范叔委等皆被株连,唯有孙子范鲁连幸免于难。[37]
《后汉书》记事上起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囊括东汉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范晔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十志,他委托谢俨代撰。谢俨卷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与范晔同以谋反罪名被杀,志稿与范晔所写的序例随之散佚。梁人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晔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
范晔在狱中,写了一篇《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述其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38],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晔特别重视史论,他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又有所创新。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宦官》《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首创的《文苑传》更是把握了汉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将孔门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学摆到了应有的位置;此外,《党锢传》《宦官传》都是为反映一代特点、概括一代大事而设立的。
此外,范晔还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编撰思想,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晔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39]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则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时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传。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顺帝时期的名人,再下是桓、灵、献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为循吏等九个杂传,最后六卷为边族列传。《后汉书》的严谨还表现在范晔能够坚持一事不两载的编撰原则,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则见于此必不见彼。全书经过范晔的悉心订核,“简而且周,疏而不漏”。[40]
范晔作史,十分讲究文采,其《后汉书》文辞优美,简洁流畅,不仅惯于大量使用对句、整句,而且在句式上出现了四六相间的标准骈体形式,造句明显倾向于整齐化、骈俪化;范晔还致力于追求语言的声韵美,运用音韵的规律来润色序论的创作,其序论赞,文辞精美、音节和谐、铿锵可诵,富有音律美。
同时,范晔使用的类叙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为一传,有时甚至打破时间界限,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皆因立论切中时弊,本人又淡泊荣辱,虽不同时代也合为一传。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书的容量,给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传机会。[41]
范晔是一个无神论者,反对天命论、图谶说。在《李通传》论中,他对李通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文鼓动刘秀起事评论说:“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臆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宗亲,以觖一切之功哉。”[42]他还在《张衡传》中收录了张衡的反图谶疏,表明了赞同的态度。[43]他把吴雄、赵兴和陈伯敬三人合载于《郭躬传》后,吴雄、赵兴两人不信巫师,故犯妖禁,非但没有族诛反而三世为官;陈伯敬矩步端膝,讳言死字,却不免刀锯,范晔通过史实论证了阴阳禁忌的荒诞。[44]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在《党锢传》中,他为二十一人立传,竭力歌颂他们的气节,对张俭、范滂、李膺等人也写得生动传神。范晔虽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对农民起义,他对黄巾起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并未对起义领袖张角等立传。[45]
据史载,范晔的作品除《后汉书》外,尚有集十五卷,《和香方》一卷,《杂香膏方》一卷[46],《百官阶次》一卷,《齐职仪》五十卷[47],皆佚。存世仅有《后汉书》《双鹤诗序》[48]《乐游应诏诗》。[49]
李延寿《南史》:“夫令问令望,诗人所以作咏,有礼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观夫范、荀二公,并以学业自着,而干时之誉,本期俱不为弘。虽才则有余而望乃不足。蔚宗艺用有过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倾。”[50]
章太炎:“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
陈寅恪:“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范晔对《后汉书》的体裁问题是动过一番脑筋的。据《隋书·魏憺传》记载,范晔著书时曾对纪传体和编年体进行过比较。他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人拟作,所以为短;纪传体,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作之。”这表明在他看来,采用纪传体写史比编年体更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能给后人提供更多的东西。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晔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这说明范书杀青虽晚,却后来居上。
范晔很聪明细腻,思虑巧妙,遇到每一件器物,都会想出修饰整理的办法。他穿的衣裳用过的工具无不改变原来的尺度和样式,当时的人都向他效法学习。[57]抄范晔的家时,各种文物宝贝玩具衣服,都非常珍贵华丽,他的歌伎和小老婆都穿得很好,他母亲的住处是单调简陋的小房间,只有一个厨房装柴草。他弟弟的儿子冬天没有被子,他叔父冬天穿着一件布衣。[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