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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道(1570年-1626年),[1]字小修,一作少修,别字冲修,[1]号凫隐居士,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人。与兄宏道、宗道并称“三袁”,明代文学家、吏部郎中。[5]“公安派”领袖之一。[2]
袁中道少有文才,十余岁时,作《黄山》《雪》二赋,长达5000多字。长大后,宦游京师,结交四方名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袁中道中进士,官自徽州(今属安徽)教授,历任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南京吏部郎中等职。[5]天启三年(1623年)八月三十日,袁中道病逝于南京,终年五十六岁。
目录
明隆庆四年(1570年)五月七日,袁中道出生,十六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誉您懂拒,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中道成年时,两个哥哥都先后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以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求询,主张创新而称承放说誉文坛。他随着两个哥哥,广交提倡革新的名流学者。
万历十六年(1588年),他来到京城,交游更广,诗文益进。经李贽的推荐,大同巡抚梅国桢慕名数次函邀他去做客,他回信说:“明公厩马万匹,不以一骑逆予,而欲坐召国士,胡倨也!”于是梅国桢派专人,备好马,再次迎请袁中道。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中道漫游塞上,梅待之为上宾。陪同打猎、游览,他每作一诗,梅赞扬说:“真才子也!”离开塞上后,继游齐、鲁登泰山,观日出。这年九月,袁中道到吴县,又遍游吴越名胜。不久,他的诗集刊行于世。这部诗集,一时成为“公安派”作品的样板。“凡吴中名流、高衲、歌儿、老妪,无不口小修为名士,而公亦到处题咏不辍”。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袁希纸中道在顺天乡试考中举人。之后去敬仔数次殿试均名落孙山,如是更加纵情山水,学禅悟道,以诗酒自娱。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袁中道在沙市买木船一只,取名“帆凫”,装上干粮、书籍、字画,顺长江而下,观石首绣林,怀华容古道,登洞庭君山,吊赤壁古战场,上黄鹤楼,步晴川阁,访六朝故都金陵,宿镇江甘露寺。再转船北上,饱览运河风光,又游到北京。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九月,袁宏道病逝,他悲恸过度,害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同年冬,他隐居玉泉山,读书学佛,修身养性,还建造一座柴紫庵作为居所,再不想远游了,但昔日处世之志仍然不移。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袁中道终于得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
袁中道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世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绩稍逊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较两兄晚殁,后来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不瑕诗序》)。这是他与两兄稍异之处。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牍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反对复古拟古,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写性灵。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
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各有特色。游记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受李贽、徐渭等影响极深,对复古主义给予猛烈抨击,认为时有变化,文有古今,文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做到“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极力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充分表现了作者个性。创作以小品文成就最为突出,自由抒写,清新活泼。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中道生前曾多次去谒见过著名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求教问学,写过不少赞颂李的诗文。李被朝廷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迫害致死后,他冒着风险为李立传(《李温陵传》)。对传主的人品学问,革新精神,倍加尊崇。
文学思想
袁中道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
理论核心
在《小修诗叙》中,袁中道提出了公安派的理论核心“独抒性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学主张“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提出是对张扬个性的肯定,对文学的主体—人的肯定,它包含了富于时代气息的内涵“性灵”指纯真、活泼、自然的人性,是真的性情“性灵”也指人的各种生活欲望和情感的流露“性灵”体现于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不拘格套”。指独特的富有独创性的个性表现。
中郎认为人当追求真正的“性灵”,任达放诞,如云舒风卷般自由而且,真正的“性灵”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张扬捐狂,更是心灵上的无牵无挂无碍,如“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人一旦人了尘俗,太多的俗务便如蛛丝缠身,束缚越来越多,而真心却越来越遥不可及。故“ 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而俗世中的人“ 追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桔,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人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同上文章也是这样,为文若有太多的拘束, 则其离真正的性情亦远矣。中郎持此论当与其禅思有关。
他性喜佛老,融合了禅宗与净土宗,思想中深受“明心见性”的影响,而其“ 性灵”就是此“心性”的体现。“性灵” 的提出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明中后期是一个几乎与魏晋相类似的混乱时代政治黑暗腐败,人性受到沉重的压抑。当人性受到阻碍无法发展,便转而求于内这种对于内心真实的探索,追求诉诸于文字便为“性灵” 。另外, “独抒性灵”的内涵亦受到同时代稍前的李贽的“童心说”的深刻影响。在明万历及后的文坛上,“性灵说”与“童心说”并驾齐驱,一齐驱动诗文向性情转变,追求个性上的更高程度的自由与解放。在中国,儒道传统一直占据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贡献
袁中道“性灵说”的提出是明代中后期文坛上的一股新潮流, 给近代文艺史开拓了新的创作空间“ 性灵” 把文学的主体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过形式的高度, 也把文学的抒情功能重新赋予文学而“ 性灵” 对于人的各个层次的情感欲望的肯定也为近代美学最终突破古典美学着了先鞭当然,。由于其一味强调“ 性灵” “ 不拘格套” ,使文章免不了最终流于街口巷语,过于鄙但,这是后话。